中国进行系统改革的压力已经是“与小时俱增”。执政党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因此系统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执政党创新。近年来执政党打出了村级直选、干部推荐票制度、巡视制度、党务公开和县权透明等一系列“组合拳”，执政能力和先进性显著增强。另一方面，直选和推荐票制度带来的拉票贿选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腐败和贫富分化等问题依然严峻，脱离群众等危险始终伴随，系统改革步伐有滞后于民众诉求的倾向。
　　当前,“顶层设计”首要任务就是寻找政治技术创新滞后于民众诉求的原因。
　　从常识角度看，一个完整的政治体制可划分为四个环节：选拔政治领导人、政治决策、管理（包括政策实施和民众参与）和监督。选举固然十分重要，但解决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腐败和贫富分化等问题更多取决于政治體制的后三个环节，特别是监督环节。当难以遏制的拉票贿选等问题使系统改革被迫放缓时，政治体制的后三个环节也将错失改革良机，导致系统改革滞后于人民群众的期待。
　　
　　解决信息不对称
　　制度的本质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透明类举措。无论是中国古代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透明类举措的有机组合，包括保甲制、谏官制、产权私有制、市场竞争、媒体监督、用文凭作为能力“信号”、政治教育、党务公开和县权透明等。这些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本质上都是遏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透明类举措。
　　“信息不对称”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例如在菜市场中，卖韭菜的菜贩掌握自己的菜是否施用过有害农药物（毒韭菜）的信息，而买菜的顾客不掌握。这种菜贩相对于顾客的信息优势就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带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道德风险是指借助信息优势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做坏事。上述例子中个别菜贩偷偷销售毒韭菜就是道德风险。贪污腐败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指开始只有少数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做坏事，逐渐其他人因担心吃亏而效仿，即逆淘汰。最初只有少数菜贩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销售毒韭菜，获得高额利润，逐渐发展到多数菜贩都担心自己“被不公平竞争”，而被迫加入到销售毒韭菜的行列。拉票贿选范围不断扩大就是逆向选择的典型。
　　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带来大量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今天，民众反映强烈的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归咎于信息不对称：假药和地沟油，污染和假数据，因资源配置不公造成的贫富分化，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民生工程的回扣和分肥，无一例外可以用信息不对称解释。随着逆向选择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人为防止被逆淘汰，被迫选择“潜规则”，这种“逼良为恶”的循环逐渐演变为全社会的道德危机。潜规则肆虐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崩溃。
　　为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社会崩溃，制度应运而生。因此，本文把直选、推荐票制度和差额选举称为选举类举措，而把这三种制度之外的其他制度举措称为透明类举措。
　　直选、推荐票制度和差额选举只能解决领导人选拔这第一个政治环节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选举类举措的样板—村级直选和干部推荐票制度并没有实现改革初衷，在个别地方反而造成家族势力坐大，贿选拉票之风愈演愈烈。广东乌坎事件就是明证。村级直选并没有解决监督问题，直选出的干部两次借助信息不对称偷偷变卖集体用地，损害了村民利益。
　　而中国民众目前最强烈的社会问题主要由政治决策、管理和监督环节的信息不对称造成，必须通过多种透明类举措的有机组合来解决。
　　这样分类还可以初步回答长期以来困扰人类社会的重大制度难题。
　　为什么大规模直选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伴随着制度绩效的低下？答案是这些国家忽略了透明类举措的推进，导致政治体制的决策、管理和监督环节的信息不对称无法有效克服，贪污腐化横行。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频繁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因为这些国家的制度设计透明类举措推进不力，客观上纵容拥有信息优势的各类精英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例如政治精英与金融精英勾结，制定有利于金融资本的政策。
　　
　　新的“农村包围城市”
　　目前学术界已为系统改革提供了多种方案，但是多年来始终无法成为改革共识。笔者认为，为了打破僵局，应该用多种透明类举措重点解决司法系统、各级党委政府、国企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潜规则”和贪污腐败问题，超越“主义之争”，使系统改革加速前行。
　　当年的共产党人以“农村包围城市”这种“离经叛道”的新战略最终获得成功。今天，如果把选举类举措比喻成执政党创新的“城市”，那么，透明类举措就是“农村”。今天需要新的“农村包围城市”。
　　新“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以“阳光透明”为核心价值观，阳光透明是最有效的“防腐剂”，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改革共识。并且，在可能出现的经济困难时为中国社会提供“社会安全阀”和“政治稳压器”。2012年，伴随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探底，长期以高速增长和充分就业赢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中国模式必将面临空前挑战。透明类举措的及时推进将赋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之外的合法性支撑。
　　而且，新“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完全在现有政体框架内实施推进，改革风险系数可以降到最低。
　　
　　从顶层设计到操作实施
　　透明类举措还有很多，而目前需要推进两个关键的透明类举措。
　　第一个是建立强制惩罚机制，为“阳光透明”进行制度化保障。否则即使信息透明，各种道德风险如果得不到惩罚，逆向选择无法遏制，信息对称将昙花一现。近年来个别地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虽然曝光，但缺乏强制惩罚机制，基层利用舆论热点求新求变的特点，用“拖字诀”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严重损害了干群关系和党的形象。
　　选举可以看作是一种强制惩罚机制―谁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取私利就不选谁。另一种更为稳妥、且不冲击“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制惩罚机制是以河北成安县和吉林白城市探索的“民意否决制”为蓝本的“双激励机制”。县以下基层各级党委主要领导在任期结束、拟提拔或调整前接受尽可能多的辖区民众否决投票，一人一票，否决票过半数不能提拔或重用。
　　双激励机制类似社会主义市场改革闯关时采用的“价格双轨制”，保持了党管干部提名的连续性，同时把提拔否决权交给普通民众，使基层干部对上对下都要负责，有利于建立强制惩罚的机制，同时也符合中组部《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当中干部离任要接受群众评议的理念。
　　第二个是建立自我竞争机制，来分化瓦解既得利益对“阳光透明”改革的阻力。这个难题也被称为“拔起自己头发离开地面”。可借鉴在保险业广泛采用的“甄别”模式，通过干部自愿竞争来克服信息不对称。在稳妥周全的前提下，提拔率先公布“三公”消费、率先实现财政预算透明、率先实现政府决策民主化的优秀干部，激励更多干部为个人事业进步而自愿放弃谋取私利，主动推进透明类举措，逐渐形成干部利益自我削弱，突破既得利益格局的良性竞争机制。
　　2012年，中国再一次面临历史性的抉择。面对经济困难，执政党如果以“阳光透明”这一得到广泛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和有效遏制腐败等政绩来凝聚民心，提供愿景，将实现“上下同欲者胜”，使中国平稳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