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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著名学者劳伦斯·迈耶认为：“一个现代政治体系会在许多方面受到其国家历史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的恐怕要算是这个体系的政治文化了。”［1］从党的十七大提出实行大部制改革，到现如今的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出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的第七次机构改革拉开了序幕，这次改革不仅是制度框架结构上的又一次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结构框架的调整，以期达到彻底转变职能、提高行政效能的目的。回顾以往大部制改革所走过的历程，其成效虽然显著，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果说，此前和此次的改革硬框架已搭建而成，那么，如何从内涵上理顺框架结构所运行的机制环境，实现职能的彻底转变、结构的真正优化、效能的确实提高，就成为我们当前必须重视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要想取得大部制改革的终极价值目标，建设与其相匹配的行政文化至关重要。
美国著名学者劳伦斯·迈耶认为：“一个现代政治体系会在许多方面受到其国家历史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的恐怕要算是这个体系的政治文化了。”［1］从党的十七大提出实行大部制改革，到现如今的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出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的第七次机构改革拉开了序幕，这次改革不仅是制度框架结构上的又一次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结构框架的调整，以期达到彻底转变职能、提高行政效能的目的。回顾以往大部制改革所走过的历程，其成效虽然显著，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果说，此前和此次的改革硬框架已搭建而成，那么，如何从内涵上理顺框架结构所运行的机制环境，实现职能的彻底转变、结构的真正优化、效能的确实提高，就成为我们当前必须重视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要想取得大部制改革的终极价值目标，建设与其相匹配的行政文化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