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文角度谈《周礼》郑注“辨然不疑惑也”的校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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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周礼·天官·小宰》“六曰廉辨”郑玄注“辨,辨然不疑惑也”,清人孙诒让指出 “辨然”之后脱一“不”字。“辨然不”即“辨然否”。孙氏之说可从,但未详究其致误之由。今考察汉人相关的表述特点以及抄本时代重文号使用情况,可知这一现象乃是重文号脱漏造成的。掌握重文号使用特点对于校勘古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辨然不疑惑;然不(否);重文号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3-0083-03
  《周礼·天官·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六曰廉辨。”“六曰廉辨”,郑玄注:“辨,辨然不疑惑也。”贾公彦疏:“云‘辨,辨然不疑惑也’者,谓其人辨然于事,分明无有疑惑之事也。”[1]654清人孙诒让对此曾作如下分析:
  惠栋云:“‘辨然不’,‘不’读为否。《汉官仪》解博士云:‘士者,辨于然否’是也。”案:惠说是也。然此疑当作“辨,辨然不,不疑惑也”,今本脱一“不”字。《白虎通义·爵》篇引《传》曰:“通古今,辨然不,谓之士。”《说苑·修文》篇云:“辨然不,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辨然不”,即“辨然否”也。然不既辨,故能不疑惑。《大史》注亦云“考案读其然不”是也。贾疏谓“其人辨然于事,分明无有疑惑之事”,盖所见本已脱“不”字,故不得其解。[2]178-179
  孙氏所言理据兼备,可信。因此所谓“辨然不疑惑”,当是“辨然不,不疑惑”之误。但孙氏仅从文献校勘角度判定郑注“辨,辨然不疑惑”脱一“不”字,对于其致误之由未作详究。我们对此试做补证。
  《说文解字》:“辨,判也。”段玉裁注:“古辨、判、别三字义同也。”[3]180《周礼·夏官·大司马》:“设仪辨位,以等邦国。”郑玄注:“辨,别也。 别尊卑之位。”《礼记·曲礼上》:“分争辨讼,非礼不决。” 郑玄注:“分、辨,皆别也。”由此可知,“辨”作动词用的基本词义是“分辨”、“辨别”,其所带宾语大概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普通名词,一种是语义相对的成分。 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A组“辨”所带宾语为普通名词“四时之叙”、“位”、“物”、“姓”、“人事之经济”,并且没有可以与之经常成对出现而又意义相反的词。而B组“辨”的目的是区别“阴阳”、“吉凶”、“美恶”、“白黑”、 “贵贱”,此时“辨”的宾语由至少一对经常成对出现的单音节词充当,而且这组单音节词意义是对立的。另外,当“辨”所带宾语为一对经常成对出现的意义对立的单音节词时,一般这对单音节词对举出现,即此时“辨”的宾语一般是至少一对单音节词,而非一个单音节词。
  “然否”同时出现的例子,汉代作品中不在少数,如:
  (1)明辨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王充《论衡》)
  (2) 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王充《论衡》)
  (3) 论说辨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王充《论衡》)
  (4)心善则能辨然否。(王充《论衡》)
  (5)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司马迁《史记》)
  (6)郑玄曰:“问者,问审然否也。”(司马迁《史记》)
  上述之例说明汉代“然否”连言之例不在少数,“然”、“否”也是一组可以经常成对出现的意义对立的单音节词。郑玄注曰:“辨然不疑惑”,显然句读应为“辨然,不疑惑”。“然否”经常连用,前面我们说到这种情况下,“辨”的宾语一般是意义对立的单音节词组成的词组,而非一个单音节词。因此我们推断,郑注“辨”的对象当是“然否”,而非“然”,所以该句应为“辨然不,不疑惑”即郑注“辨然不疑惑”“然”下脱一“不”字。
  类似脱文现象亦见于汉代其他文献。《说苑·修文》:“辨然通古今之道,谓之士。”[4]161向宗鲁先生将此处校订为“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并解释说:
  “然”下,旧脱“否”字。卢曰:“‘否’脱,据《白虎通·爵》篇补。”案,卢校是也,今據补。爱艮案:《白虎通·爵》篇: “‘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辩然否,谓之士’”。陈立《疏证》云:“《说苑·修文》篇‘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繁露·服制》篇:‘夫能通古今,别然否,乃服此也。’《玉篇·士部》引《传》曰:‘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5]479
  向先生引证翔实可靠,所说可信。向氏与孙氏都是从文献校勘角度判定“然”下脱一“否”字,没有深究造成脱文的缘由。关于“辨然通古今之道”,“然”下脱“不(否)”字的成因,我们推测可能是:
  从文献用字方面来看,古代文献中“否”经常写作“不”[6]。正如《白虎通·爵》篇与《玉篇·士部》同引《传》文而分别写作“否”、“不”,《说苑·修文》原貌可能写作“辨然不,通古今之道,谓之士”。古书中“不”、“否”经常通用,因此,“辨然不”即“辨然否”。
  前面提到“然否”连言在汉代文献中常见,后世抄手可能不知“辨然不”为汉人成语,不熟悉“辨然不”的组合而以之为“辨然,不通古今之道”,如此则文义不通,因此在誊录时容易根据己意误删“不”。此外,古书中“不”字作为副词也是极易脱漏的,裘锡圭先生曾提到同为汉代作品的《论衡》一书中“脱‘不’字之例屡见”[7]336。因此若抄手以为“辨然,不通古今之道”,则“不”字作为副词可能也容易脱漏。
  《说苑·修文》中 “然”下脱一“不(否)”字之例,说明汉代其他文献中也存在“然”下脱一“不(否)”字的现象,这就说明郑玄注“辨然不疑惑”“然”下脱“不(否)”是可能的。即此条可为孙诒让提出的郑注为“辨然不,不疑惑也”提供佐证。
  至于后世看到的《周礼》郑注写作“辨,辨然不疑惑也”,应该是由传抄过程中重文号脱漏导致的。
  古书中重文号最常见的写法是“=”(金文中少数亦作“-”)。裘锡圭先生提到古代常用重文号来代替单字、词语乃至句子的重复构成的重文。重文号的书写形式及其位置导致其在传抄过程中容易脱漏,造成种种错误,从而导致文义不贯。补出重文号,则可“上窥旧典之真原,下纠俗本之纰缪”[8]。   清人俞樾最先注意到因重文号导致传写有误并用以校读古书,他在《重文作二画而致误例》条下提到古人在字下加“=”画以标示重文,因而抄写时易误,并举例加以说明。后来于省吾先生也根据这一规律校读过古书(见《重文例》一文)。裘锡圭先生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到重文号的使用,并据此纠正了古书中很多的错误。(参看《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论衡>札记》、《马王堆医术释读琐议》等文章)张涌泉先生说:“敦煌写本中的重文号,不但形状繁杂,而且用法多变,既易误录,亦易误脱。”[9]391因此,他在其专著《敦煌写本文献学》中专列一章论述重文符号,并据以校读敦煌写本文献。“《孟子·告子上》篇:‘异于白马之白也。’按:上‘白’字当重读。”[10]19-20其原貌盖为“异于白=马之白也”,抄写者抄脱重文号,导致文义不通。清人俞樾据文义增补重文,则文义通顺。是以此例为重文号脱漏,而非有脱文。
  《论衡·语增》:“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裘锡圭先生说:“此文本当作‘考察前后,效验自列。效验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11]334裘先生以为今本《语增》之面貌由“效验”二字下的重文号脱漏所致。此外,裘先生以为贾谊《新书·道德说》中“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独玉也”应读为“诸生者,皆生于德。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独玉也”[12]500。盖抄写过程中“德”字下的重文号脱漏,遂成今本之貌。
  上述几例与《周礼》郑注“辨,辨然不疑惑也”相似,都是因重文号脱漏而致误。孙诒让怀疑郑注“辨,辨然不疑惑也”脱一“不”字,是正确的,应是传抄过程中重文号脱漏导致的。
  综上所述,郑注“辨然不疑惑”之“辨”,义为“别也”。“辨”作“别”之义,“辨”的宾语是一组经常成对出现、意义对立的单音节词时,一般这组单音节词对举出现,即此时“辨”的宾语一般由至少两个单音词组成,而非一个单音节词。“然”、“否”就是这样的一组词,并且汉代文献中有不少“然否”连言的例证,说明“然否”常对举出现,所以郑注“辨”的是“然否”,而非“然”。我们由此可以推斷郑注“辨然不疑惑”当是脱“不(否)”。
  《说苑·修文》篇“辨然通古今之道,谓之士”“然”下脱一“否”字的原因,我们推测可能是因为后世抄写者不知汉代“然否”连言而且“辨然不”为汉代成语而据己意误删“不”字。同为汉代作品的《说苑·修文》 “然”下脱一“否”字说明郑注“辨然不疑惑”“然”下脱“不”是可能的。
  重文号的书写形式及其位置决定了其在抄写过程中容易脱漏,从而导致文义不贯。指出重文则可以纠正因重文号脱漏导致的错误,因此学者们对重文多有研究并用以校读古书。孙诒让以为郑注脱一“否”字是正确的。究其致误之由,盖由重文号脱漏导致《周礼》郑注“辨,辨然不疑惑也”之面貌。补出“不”字重文,作“辨,辨然不=疑惑也”,似颇文从字顺。
  注 释:
  [1](清)阮元:《十三经注疏》(阮刻本影印本),中华书局,1980年。
  [2](清)孙诒让:《十三经清人注疏—周礼正义》(第一册),中华书局,1987年。
  [3](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经韵楼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4](汉)刘向:《新序 说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 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
  [6] 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
  [7] 裘锡圭:《<论衡>札记》,《裘锡圭学术文集—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8] 于省吾:《重文例》,《燕京学报》,1949年第37期。
  [9] 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
  [10](清)俞樾等:《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1956年。
  [11]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12] 裘锡圭:《再谈古书中与重文有关的误文》,《裘锡圭学术文集—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责任编辑:杨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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