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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一雪我百年国耻!
在这场关乎中华民族危亡的卫国战争中,许多优秀的黔藉儿女,如王若飞等,奔赴延安革命圣地,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英勇杀敌。更多的贵州子弟,义无反顾地投入正面战场,对日作战。在“七七事变”发生后,黔军部队即在第一时间出动了11个整编师约10余万人离黔抗战。贵州儿女对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辉煌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贵阳解放后,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贵州省志·民政志》中记载的两座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就铭刻着贵州子弟在抗战中的碧血青史,也寄托着贵阳人民,乃至全省人民对抗战阵亡将士的哀思!
“文化革命前耸立在云岩境内三桥街上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六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就是贵阳城区内两座纪念碑之一。这座纪念碑虽然在“破四旧”时被红卫兵毁掉了,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却留在许多贵阳人的心中……
一纸家书视死如归
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六军,是由“七七事变”刚一发生就出黔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一〇三师和一二一师在抗战初期合并组建而成。由原一〇三师师长,贵州桐梓人何知重升任中将军长,原一二一师师长,贵州绥阳人吴剑平升任中将副军长。
当时中日两军的武器装备相比,日军强于我军。而国内各军武器装备相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又比所谓“杂牌”队伍强。黔军的武器装备更差。因此,黔军将士是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誓死捍卫国土的决心开赴前线的。
据《绥阳县文史资料选辑》载,第一二一师师长吴剑平在前线,写信给绥阳县名流陈凤楼嘱托称“凤楼老叔尊鉴: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日人大部进逼,意在达其侵略中国实行其大陆政策之野心,我国人已忍无可忍,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乃决心起而抗战……在最后的将来,恐亦要加入前线,此次国难临头,正是报国之日,死而无憾!”他已下定了必死抗战的决心,如此之举,并非个例。
与新四军并肩战斗
《贵州省文史资料选辑》刊载了第一二一师三六一团少校团附黄复英的回忆文章《一二一师参加抗日及其前后的回忆》,讲述了三六一团与新四军并肩战斗的故事:“1939年,一二一师担任江防任务。同年中秋后,日寇进犯长沙,我军为牵制敌人,策应长沙会战,在鄂西向敌人发动佯攻,守备汉水的一二一师于夜间强渡襄河,到敌后与新四军在大洪山区取得联系,密切配合,捕捉战机歼灭敌人。在应城田店与从应城来的敌寇遭遇,激战终日,在敌人陆空联合进攻下,我团二营四连连长聂成钧(遵义人)壮烈牺牲。”
松山歼敌扬我军威
说到我黔军部队在抗战中战绩最辉煌的战例,除了一四〇师(黔军)参战的台儿庄大战,我军以伤亡、失踪七千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寇一万余人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和在武汉保卫战中,黔军一二一师等部队全歼日寇一个加强联队,被国民政府举为范例记入战史和取得的各次战役战绩外。在攻克滇西松山日寇阵地,打通国际援华生命线的战役中,黔军部队立下的赫赫战功,受到了当时盟军首脑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赞扬,最为使黔人自豪。
我们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是东方主战场。1944年夏,第八军接替第七十一军担负主攻松山的任务。第八军军长何绍周是“七七事变”后率领第一〇三师出黔抗战的师长,贵州兴义人。第八军统辖的第一〇三师、八十二师均系“黔军”。
因松山如攻不下,滇缅公路不能打通,会影响抗日总反攻。远征军司令卫立煌转蒋介石紧急命令,严令第八军限期攻克松山,如逾期不克、军、师、团长应以贻误军机领罪。远征军司令卫立煌恐何绍周掉以轻心,还亲书“绍周:勿以熟相欺,以身试法。”给何绍周。
在拔出松山外围25公里内星罗棋布的日军工事后。第八军第一〇三师采取了埋炸药炸掉日军在松山顶主阵地的战法,使日军修建在松山顶的主阵地被完全炸毁,不可一世的日军松井联队长以下3400多人,除4人奄奄一息被俘外,全部被彻底消灭。
松山战役结束后,中国陆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在昆明对参战有功人员授勋,其中,军长何绍周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第八军第一〇三师在松山战场大垭口为埋葬在那里的该师六百余名将士忠骸建了公墓并立碑刻记。1939年,经报请国民政府批准,第八十六军决定在贵阳三桥建一座阵亡将士纪念碑,以慰为国捐躯的抗日阵亡将士英灵。为接待各方来此祭奠八十六军抗战阵亡将士英灵和该军在役和退役官兵,在纪念塔旁修建了一座房屋作“接待站”。其建筑为八角形,当地百姓习惯称叫“八角房”。
可惜的是,这座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于“文革”中被毁。
在这场关乎中华民族危亡的卫国战争中,许多优秀的黔藉儿女,如王若飞等,奔赴延安革命圣地,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英勇杀敌。更多的贵州子弟,义无反顾地投入正面战场,对日作战。在“七七事变”发生后,黔军部队即在第一时间出动了11个整编师约10余万人离黔抗战。贵州儿女对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辉煌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贵阳解放后,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贵州省志·民政志》中记载的两座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就铭刻着贵州子弟在抗战中的碧血青史,也寄托着贵阳人民,乃至全省人民对抗战阵亡将士的哀思!
“文化革命前耸立在云岩境内三桥街上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六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就是贵阳城区内两座纪念碑之一。这座纪念碑虽然在“破四旧”时被红卫兵毁掉了,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却留在许多贵阳人的心中……
一纸家书视死如归
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六军,是由“七七事变”刚一发生就出黔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一〇三师和一二一师在抗战初期合并组建而成。由原一〇三师师长,贵州桐梓人何知重升任中将军长,原一二一师师长,贵州绥阳人吴剑平升任中将副军长。
当时中日两军的武器装备相比,日军强于我军。而国内各军武器装备相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又比所谓“杂牌”队伍强。黔军的武器装备更差。因此,黔军将士是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誓死捍卫国土的决心开赴前线的。
据《绥阳县文史资料选辑》载,第一二一师师长吴剑平在前线,写信给绥阳县名流陈凤楼嘱托称“凤楼老叔尊鉴: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日人大部进逼,意在达其侵略中国实行其大陆政策之野心,我国人已忍无可忍,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乃决心起而抗战……在最后的将来,恐亦要加入前线,此次国难临头,正是报国之日,死而无憾!”他已下定了必死抗战的决心,如此之举,并非个例。
与新四军并肩战斗
《贵州省文史资料选辑》刊载了第一二一师三六一团少校团附黄复英的回忆文章《一二一师参加抗日及其前后的回忆》,讲述了三六一团与新四军并肩战斗的故事:“1939年,一二一师担任江防任务。同年中秋后,日寇进犯长沙,我军为牵制敌人,策应长沙会战,在鄂西向敌人发动佯攻,守备汉水的一二一师于夜间强渡襄河,到敌后与新四军在大洪山区取得联系,密切配合,捕捉战机歼灭敌人。在应城田店与从应城来的敌寇遭遇,激战终日,在敌人陆空联合进攻下,我团二营四连连长聂成钧(遵义人)壮烈牺牲。”
松山歼敌扬我军威
说到我黔军部队在抗战中战绩最辉煌的战例,除了一四〇师(黔军)参战的台儿庄大战,我军以伤亡、失踪七千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寇一万余人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和在武汉保卫战中,黔军一二一师等部队全歼日寇一个加强联队,被国民政府举为范例记入战史和取得的各次战役战绩外。在攻克滇西松山日寇阵地,打通国际援华生命线的战役中,黔军部队立下的赫赫战功,受到了当时盟军首脑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赞扬,最为使黔人自豪。
我们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是东方主战场。1944年夏,第八军接替第七十一军担负主攻松山的任务。第八军军长何绍周是“七七事变”后率领第一〇三师出黔抗战的师长,贵州兴义人。第八军统辖的第一〇三师、八十二师均系“黔军”。
因松山如攻不下,滇缅公路不能打通,会影响抗日总反攻。远征军司令卫立煌转蒋介石紧急命令,严令第八军限期攻克松山,如逾期不克、军、师、团长应以贻误军机领罪。远征军司令卫立煌恐何绍周掉以轻心,还亲书“绍周:勿以熟相欺,以身试法。”给何绍周。
在拔出松山外围25公里内星罗棋布的日军工事后。第八军第一〇三师采取了埋炸药炸掉日军在松山顶主阵地的战法,使日军修建在松山顶的主阵地被完全炸毁,不可一世的日军松井联队长以下3400多人,除4人奄奄一息被俘外,全部被彻底消灭。
松山战役结束后,中国陆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在昆明对参战有功人员授勋,其中,军长何绍周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第八军第一〇三师在松山战场大垭口为埋葬在那里的该师六百余名将士忠骸建了公墓并立碑刻记。1939年,经报请国民政府批准,第八十六军决定在贵阳三桥建一座阵亡将士纪念碑,以慰为国捐躯的抗日阵亡将士英灵。为接待各方来此祭奠八十六军抗战阵亡将士英灵和该军在役和退役官兵,在纪念塔旁修建了一座房屋作“接待站”。其建筑为八角形,当地百姓习惯称叫“八角房”。
可惜的是,这座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于“文革”中被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