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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队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可追溯到1874年侵略台湾前后。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有3项谍报活动最为著名：一是神尾光臣侦得清政府军机处情报；二是石川伍一搞到“高升号”兵船向朝鲜运兵的具体日期；三是宗方小太郎侦获北洋舰队14艘军舰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这3项情报活动，为日军夺得制海权，并最终赢得这次战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入20世纪，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需求，日本对华谍报工作也逐渐提升到战略的高度。
测绘，往往意味着战争的到来
日本是第一个翻译《孙子兵法》的国家，因此日本间谍特别推崇这部兵书，并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奉为圭臬。其中“用间篇”中关于间谍是“三军所恃而动也”“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被日本发展到了极致，这也是近代以来，日本一时在军事上扩张成功的原因之一。自清末民初，从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的顾问青木宣纯、坂西平八郎，到为孙中山、孙传芳、张作霖担任顾问的佐佐木到一、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他们既是顾问，也是间谍。比如佐佐木到一在孙中山广东大本营偷到了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广东、广西地图。冈村宁次利用任孙传芳军事顾问的机会，偷到了一份比例尺为五万分之一的长江中下游地图，为1938年进攻武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为了搜集中国情报，为战争做准备，1906年，日本政府设置了一个特殊的机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它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但涉足的却是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满铁”最鼎盛的时期有情报收集人员4500人，其中专门分管对华情报搜集与宣传的人员达2000多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满铁”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小贩、医生、学者，以“浪人”身份来到中国，在旅行考察的掩护下展开情报搜集工作，为日军做出侵华决策提供依据。而情报中，日军“司令部”规定各种暗号：“卖药”或“经商”暗指测绘，“营业额”的意思是绘图进度，“损失”则代表误差。由于“满铁”的情报机构庞大、经费充足、人员众多，所搜集的情报也细致详尽，甚至连某人“性格温厚笃实，喜爱盆景、书画、古董、小鸟，不吸烟不饮酒，人称‘好好先生’，对日亲近”等信息也详细记录在案。
1931年6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兵要地志调查，勘探战时日军沿兴安岭斜向纵段的宿营、给养、给水、行动的难易情况，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查有日文和中文军用地图各一份，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表册三份：一册为调查中国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驻屯地点，营房景况等；一册是调查蒙旗、县人口等；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等。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4人处死，这就是“中村事件”，也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之一。
1931年夏，驻沈阳日军则经常以互访、参观、学习、会餐、联欢为名，对东北军营区及周围地形进行公开侦察。而东北军去日本兵营回访时，却只准参观外貌，其余都高悬“禁入”二字。此后日军得寸进尺，常常有武装的士兵，三五成群，借参观名义，强行进入北大营。到了9月初，日本情报人员屡到东北军政机关和军事要害部门进行侦察，如“长官公署、兵工厂、粮秣厂、财政各厅，均有木屐草履之足迹”。
通过各种侦察，日军基本上搞清了东北军的兵力部署。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和准备以后，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翌日占领整个沈阳城。占领沈阳不久，日本关东军即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沈阳情报机关，其头子即是被国际新闻界称为“满洲间谍大师”的土肥原。土肥原早在日驻华使馆当助理时，就开始了对华的间谍活动。他利用会说4种中国方言之便，一方面网罗一帮汉奸提供情报，一方面在沈阳、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开设妓院，设立情报据点。当时，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这样谈到土肥原：“历史将清楚地证明，在中国制造事端、寻机挑衅是日本军队的既定政策。而土肥原大佐积极参与了所有这些阴谋活动。他手法高超，不断地在中国人之间制造纠纷，为侵略铺平道路。他只要在任何地方稍稍一露面，无论把话说得多动听，都是要出现事故的前兆。”
毫不夸张地说，“九一八”事变前，土肥原参与策划的各种阴谋，收集各种情报，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日军在东北设有庞大的间谍特务网，其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另外，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也是专门從事所谓“秘密战”的特务组织，其触角和耳目很广，构成了遍及全东北和察蒙的日本关东军间谍特务网。
“九一八”事变前，仅满铁本社调查课就编辑出版了《满铁调查资料》104种、《资料汇存》12种、《交涉资料》20种、《调查报告》20卷、《法律制度及习惯》11种、各种小册子70余种，还有俄文翻译资料、汉译调查资料，以及有关东北和华北的各种经济统计等等。1932年，满铁经济调查会成立，在其存在的4年多时间里，所完成的调查、计划和资料总共达1882件，其中起草方案829件、资料1053件，并分门别类编辑成册。这些浩繁的调查资料，涉及中国东北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可谓无孔不入，它为日本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测绘，往往意味着战争的到来。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对华军事测绘都进入高峰期。“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派出千余人潜入中国各地，进行非法测绘。不仅如此，日本还派出飞机偷偷在中国东北实施航拍，因为这些航拍照片难以定位，所以日本又偷偷派出大量人员，携带测量器材，测量一些地面控制点，然后在航拍照片上找到这些地面控制点实施校准，这样就可以较精确地推算出航拍照片的方位和地理坐标。“中村事件”中，中村绘制这个山区的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就是为了测量地面控制点，从而帮助校准日军航拍绘制的军用地图。日本人就是这样基本完成了中国东北1∶20万军用地图的测绘，并靠它侵占中国东北。 “七七”事变后，中国从缴获的日军军用地图上发现，他们测绘的军用地图，比中国军队使用的军用地图要精准得多，连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标注的非常清楚。一些当地人都很少知道的小路在日本军用地图上竟然标注得清清楚楚，结果在战斗中使中国军队一再遭受不应有的失败。
至今，不少学者仍然惊叹日军“兵要地志”的准确、翔实。“日军的部分兵要地志图，甚至比今天的谷歌地图还详细。”2014年，陕西发现千余张日军侵华地图，建于1932年的陇海铁路，以及当时通车不久的西潼公路，都清晰地标注在了日军作战地图上。有媒体记者曾对日军旧地图进行判读，准确找到了地图上标注的山洞、寺庙，以及山间小溪流。每张地图上，一座山丘、一条小溪、一个村庄、一块水田、一条小路、一座庙宇、一片树林……都画得清清楚楚。抗战老兵章明也曾回忆，1950年秋，他在湖南宜章随某警卫排搜集革命历史文物，排长就是靠一份日军地图来确定行军路线的。
“我们干什么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美国间谍学者罗威说：“日本在华的间谍网，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及。”20世纪30年代初任法国驻华使馆武官卡瑟维尔少校也说过：“几乎每一个在华的日本人都是日本的间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无限扩张且不断向中国内地与机要单位深入，活动也逐渐表面化。
1933年夏，蒋介石开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外国最先知道这个消息的是日本，随后，日本间谍们化装成旅游避暑者、考察访问者、乞丐乃至化缘和尚、云游道士来到庐山，侦探训练的情况。此后又有人向蒋介石报告，日本的舰船已经开到九江，到庐山避暑的日本人也多了起来。熟悉日本的蒋介石气愤地对身边人说：“日本人欺人太甚，我们干什么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为侦探中国南海的情报，日本海军特地在沿海渔民间宣传日本军人最喜欢南澳环岛的风景，日本军舰每次游弋到厦门、汕头，有时停在南澳岛附近买新鲜鸡蛋、蔬菜，待中国渔船靠近后，即雇中国渔船做向导以测量水的深浅，以拍摄岸上风景为名，登岸拍照，获取地形资料。为了收买向导，日军每次给渔船5元、10元不等，渔人大喜，以后每有日舰停泊，大小渔船皆趋往等候雇佣。
为侦察中国的空军力量，1937年春，日本东京、神户等地的佛教界假观光团的名义来华，该团中有若干团员为军事专家。这批人对参观寺庙与佛教交流不感兴趣，他们到镇江金山寺没看几眼却提出到焦山去，因中国军队正在此修筑工事，中方婉拒了他们的要求。在杭州灵隐寺，他们心不在焉，走马观花，而在参观笕桥航空学校及其他有关军事设施和军事机关时，却四处打探，不顾中方的要求，拍摄了照片。1937年6月，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喜多诚一根据驻九江的谍报员小尾大尉窃得的中国1936年10月编成的“空军各队一览表”，综合从驻沪外国军事人员手中获得的情报，编成了“支那现用飞机（包括民用机）调查”一览表。
“普通”活动才是日军对华谍报活动的核心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许金生说：“日本在中国的谍报活动，绝对不是由几个传奇人物、在某一段时间简单完成的。从日军1872年派员来华谍报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止，无时无刻不在收集情报。与一些所谓著名间谍吸人眼球的‘神秘’活动相比，在这近70年中，有组织、有计划的不为人知的‘普通’活动才是日军谍报活动的核心构成部分。”“日本在山东驻扎的时间很长，我看过一本关于山东的情报调查书籍，连当地妇女头上的发髻样式都考察得十分清楚。我还整理出版了1909年-1937年间，日本外务省对中国的报纸、通讯社调查情况。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每个城市发行了哪些报纸、有哪些通讯社、党派倾向、主编主笔是谁，调查得清清楚楚。”
1928年，日军先后派出了第六师团、朝鲜军下属的一个混成旅团和一个飞行中队、第三十团等入侵山东济南、胶济铁路沿线，有组织地对占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谍报活动，臭名昭著的战犯谷寿夫曾下令收集对华作战资料用做“特种研究”。根据部分书面谍报报告，日军在军情、兵要地理、航空、气象、交通、资源等方面收获很大，其中不少报告还是根据实地演练所获经验教训写成的。报告还总结了黄河上中国式船桨的特点和用法、各种工具渡河法以及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利弊。谷寿夫曾说：“黄河因其特性作为作战上的一大障碍，渡河堪称难事。因此本师团进行渡河作战，当然完全是第一次尝试。”可以说这种“第一次尝试”，完全是进攻性的“研究”，目的在于研究如何“敌前强行渡河”入侵中国南方。
当然，日本政府在间谍工作上也不惜投入巨资。1936年，日本间谍经费的预算高达2484万日元，而实际的支出可能要高出好几倍。日本间谍的薪水与政府官员一样，也分为月薪、津贴两部分，级别越高，月薪自然也越高。例如，中佐情报官的月薪高达300元，少佐情报官的月薪也有270元，而大尉一级的间谍，如1936年郑州特务机关机关长志贺秀二，月薪200元，外加六成的津贴，即120元，实际每月薪水为320元。至于间谍的活动经费，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志贺秀二每月另有活动经费900元。日本的重要间谍手中都有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款项，以备随时拉拢中国要员，收买机要文件或者应付其他场合的紧急行动。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很多日本的谍报工作者、驻华武官，在变成“中国通”之后，开始将重心放在谋略之上，游走于各军阀之间，企图让军阀为日本效力，或者通过为军阀提供武器军火的方式达到对抗蒋介石的目的。
“七七”事变爆发前，潜伏在中国的日本间谍，其工作分平时与战时两种。平时工作主要是：调查各地驻军军队数量及其变动情形；注意各地的交通情形及其一切建筑、电话、电报等各种设备配置；详细调查当地天然资源、银行及商业状况等；调查当地民众抗日组织内部及测验民众的抗日情绪；结交当地领袖，掌握其品格及特性，以便利用。战时工作主要是：侦查及军事行动；进行扰乱后方及破坏工作；收买汉奸；挑拨离间军阀与政客关系等。
1937年1月，国民政府在郑州破获过一个日本特务机关，据抄出的日本特务机关工作纲要，这一时期日谍和汉奸在河南的主要任务和行动目的是：1.巧妙地操纵居住在天津的朝鲜人，深入河南贩卖商品和毒品；2.策动河南黄河以北各县独立，利诱某某为自治区长官，促其加速进行；3.勾结民团土匪，供应枪械弹药，使他们到处奸淫抢掠，扰乱社会治安；4.散布谣言，编印反动口号，动摇当地人心；5.建立无线电台，传递情报，并妨碍或窃取中国的电信；6.搜觅中国的秘密军事文件和地图等；7.收买当地驻军和失意军人。
不择手段，情报就是战斗力
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许多日军将帅往往亲自“踩点”探路。1936年秋，松井石根等人以旅游者的身份由上海出发，沿沪宁铁路线到达南京，他们走走停停看看，目的就是为进攻南京熟悉地形。一年后松井石根以华中派遣军司令的身份指挥部队由上海杀向南京。无独有偶，坂垣征四郎1936年也在晋北进行了一次“旅行”，他避开险要雁门关，徒步由河北蔚县经山西灵丘到达太原。一年后，他以第五师团长的身份指挥日军沿这条路线进攻山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日本天皇裕仁询问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解决中国事变，需要多长时间？”杉山元答道：“只需要一个月。”当然，历史的发展未能如日本人所愿，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日本在情报方面的自信。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军事行动，都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一条是公开的军事战线，另一条则是隐蔽的情报战线。当时日本情报部门在中国活动的有军部、政府、宪兵三大系统。如伪满洲国保卫局，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参谋部情报科，宪兵队，警察署的特高课等。此外，日本还有以“机关”“公馆”名义出现的諜报机构，如松、竹、梅、兰机关等等；以及由日本谍报机关直接控制的汪伪特工总部、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新民会中央总部调查部等。 1939年8月，日本在上海成立了统管华中地区的特务机构“梅机关”，直属日本内阁和陆军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还建立了一个直属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岩井公馆与其他军事情报机关不同，不搞行动，而专门结交中国进步文人，以从事文化活动为名，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安排袁殊、恽逸群等人冒着极大危险打入岩井公馆，成为延安在沦陷区的重要耳目。这期间，他们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1941年6月13日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报告（后来苏共中央为此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及时向延安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等等。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间谍的活动，侧重于軍队运输、军情、防御工事、后方接济、救护等情报的刺探，散布谣言，扰乱后方。“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以后，大批的间谍和被他们收买的汉奸到处活动：为日机施放信号，在饮水中撒毒，散布谣言，有的混到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打听消息，由日本间谍机关驱使，进行有计划的破坏抗战活动。
据统计，1937年天津日本租界内的白面馆和吗啡馆就有173家之多，而上海的法租界、虹口、北四川路等处的总数则在天津之上。在北平、太原及长江沿岸各城市，都遍布日本人所开设的白面馆和吗啡馆，乃至于北平附近的小城镇如长辛店、丰台等，都有日本间谍开设的白面馆。日本间谍选择开设毒品店，主要是利用吸毒成瘾者自控力差，易于收买利用并刺探情报。日本间谍在各地还开设了大量的药房、理发店、料理店等。凡是有这些店铺的地方，总要在所处城市周边到处悬挂其广告牌，这种广告牌表面上看是广告，实际上却起着军事上的标记作用。抗战中，国民政府反间谍部门就发现，在日军军用地图上，这类广告牌都被当作战时标记使用。日本占领华北后，间谍活动还渗透到了抗日根据地。
1938年秋武汉会战后，日本发现中国的抵抗能力比他们想象的要顽强得多，于是日本又令其间谍机关想办法进行“经济谋略”。1939年8月，日本成立了能户研究所。到1940年夏，能户研究所已经能够伪造出几乎分不清真假的中国法币。这些伪币运到中国后，由特务将真钞与伪钞适当混合，然后运到广州、上海等地的间谍机关，用其参与黄金、汽油、桐油、钨等战略物资的抢购。当时，日军正在进行湘桂作战，这些伪钞运到后，解决了作战经费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日本间谍用这些伪钞收买了大批丧失民族气节的变节分子，充当汉奸特务，破坏中国的抗战。
利用会道门等封建迷信组织破坏抗战，是日本间谍的又一重要手段。为此，华北的日本特务机关专门设立了会道门工作部。如1938年年初，陕甘宁边区的佛教会、一心会组织头目，利用群众迷信心理，帮助汉奸工作，他们说：“加入一心会、佛教会，日本来了能保障安居乐业，给日本当兵每月可发饷30元。日本是保宣统皇帝登基，人民不应该参加抗战，打倒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引诱群众脱离抗战阵营。华北地区的长毛道，则对八路军与国民党中央军竭尽污蔑之能事：“今天掌天下，只有我们才行，八路军中央军不顶用。”“西北喧天一窝猴，没有君主乱出头，东北出了真君子，只见君子不见猴。”这些非驴非马的“讲经传道”，与日本侵华灭华的宣传如出一辙。
日军利用汉奸也是费了心神的。抗战部队走到哪里，日本间谍和汉奸就跟到哪里。《八路军军政杂志》曾专文披露日本特务“收买某些民族意识比较薄弱或者无知少识的商人、小贩、妇女、儿童、流氓烟痞，甚至一部分抗属，并施以威胁利诱的办法，进行特务活动，专门刺探抗日军民的动向”。粟裕率新四军支队挺进江南时，说过：“汉奸密探密布，对我军事情况颇为详悉。我军行动，敌人每日甚至随时都可以知道。因此它的空军也是随时跟踪我军的。”据说，傅作义在前方指挥作战，也是一直有日本飞机在天上紧盯，每次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日本飞机会立刻把轰炸目标转到新地方。1938年，陈赓带领八路军一部进入华北时，也感叹，华北汉奸遍地都是，真是不得了！
在众多日本间谍中，女间谍尤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侵华力量。她们使用的武器不光是手枪、子弹和匕首，还有美色、肉体和机敏多变的手腕。抗战时期，除了大家熟知的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谋划刺杀蒋介石的“帝国之花”南造云子，以及是是非非的李香兰，还有一大批活跃的日本重要女间谍：河原操子、阪西惠子、金井芳子、中岛成子、小野菊子……她们鲜为人知，却在侵华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实，日本在派遣间谍进入中国东北的同时，日本情报机构还在天津、上海、北京和汉口等地开办大量高级妓院，把一大批女间谍派往这些妓院，她们被统称为“大陆阿菊”。“大陆阿菊”们年轻貌美，引来许多中国的达官贵人、纨绔子弟、高级军官和秘密社团头目，成为日本情报机构的“猎物”。
战后，日本从未停止对华间谍活动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在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同时，决定烧毁重要机密文书。据此，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海军部、陆军省、海军省等中枢机关所在的东京市各地，焚烧机密文书的浓烟不断。同样，抗战期间日本对华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机构“兴亚院”以及后来合组的“大东亚省”在东京本部的重要机密文书，也被同样地烧毁了。
就这样，侵华战争中众多原始的系统的情报资料被人为焚毁，但这并不能掩盖和抹杀日本间谍在华犯下的罪恶。
20世纪60年代，日本情报机构根据《中国画报》封面刊出的一张“铁人”王进喜的照片和相关报道，揭开了大庆油田的秘密。
据2002年6月的《经济参考报》，日本对我国尤其是山东大葱的种植情况了如指掌，对于种植面积、产量、出口量、市场价格及市场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也分析的头头是道……日本人在“友好往来”中窃取经济情报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日本还敏锐地掌握外部世界的动向，并根据蛛丝马迹，最快最准确地了解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革命、中国逮捕“四人帮”、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逝世、叶利钦总统辞职等重大国际事件。对于这些大事，中国和苏联等国家和地区尚未报道，日本就发布独家新闻，令世界瞩目。而近几年，我国政府也屡次抓获以旅游为名从事非法测绘、拍摄的日籍间谍。就在2016年12月，日媒还偷拍到我国在建国产航母的高分辨率照片，这让国人警醒之余，也不得不再次惊叹日本人的间谍水平。
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在长期的侵华战争中，所进行的间谍与谋略活动远远不止以上提到的那些，但仅仅从这些活动中，我们也足以看到侵略者的处心积虑和不择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清末以来，日本经过对中国一系列试探、挑衅、战争后，在获得了巨大战争利益的同时，也充分享受了欺侮中国的心理快感。对华间谍活动本是手段，侵略中国、独享利益、称霸亚洲，获得欧美强国的认同才是其背后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只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才能让觊觎者彻底抛弃幻想；也只有牢记历史教训，警钟长鸣，才是对“七七”事变爆发80周年最好的纪念。
进入20世纪，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需求，日本对华谍报工作也逐渐提升到战略的高度。
测绘，往往意味着战争的到来
日本是第一个翻译《孙子兵法》的国家，因此日本间谍特别推崇这部兵书，并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奉为圭臬。其中“用间篇”中关于间谍是“三军所恃而动也”“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被日本发展到了极致，这也是近代以来，日本一时在军事上扩张成功的原因之一。自清末民初，从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的顾问青木宣纯、坂西平八郎，到为孙中山、孙传芳、张作霖担任顾问的佐佐木到一、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他们既是顾问，也是间谍。比如佐佐木到一在孙中山广东大本营偷到了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广东、广西地图。冈村宁次利用任孙传芳军事顾问的机会，偷到了一份比例尺为五万分之一的长江中下游地图，为1938年进攻武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为了搜集中国情报，为战争做准备，1906年，日本政府设置了一个特殊的机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它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但涉足的却是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满铁”最鼎盛的时期有情报收集人员4500人，其中专门分管对华情报搜集与宣传的人员达2000多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满铁”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小贩、医生、学者，以“浪人”身份来到中国，在旅行考察的掩护下展开情报搜集工作，为日军做出侵华决策提供依据。而情报中，日军“司令部”规定各种暗号：“卖药”或“经商”暗指测绘，“营业额”的意思是绘图进度，“损失”则代表误差。由于“满铁”的情报机构庞大、经费充足、人员众多，所搜集的情报也细致详尽，甚至连某人“性格温厚笃实，喜爱盆景、书画、古董、小鸟，不吸烟不饮酒，人称‘好好先生’，对日亲近”等信息也详细记录在案。
1931年6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兵要地志调查，勘探战时日军沿兴安岭斜向纵段的宿营、给养、给水、行动的难易情况，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查有日文和中文军用地图各一份，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表册三份：一册为调查中国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驻屯地点，营房景况等；一册是调查蒙旗、县人口等；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等。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4人处死，这就是“中村事件”，也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之一。
1931年夏，驻沈阳日军则经常以互访、参观、学习、会餐、联欢为名，对东北军营区及周围地形进行公开侦察。而东北军去日本兵营回访时，却只准参观外貌，其余都高悬“禁入”二字。此后日军得寸进尺，常常有武装的士兵，三五成群，借参观名义，强行进入北大营。到了9月初，日本情报人员屡到东北军政机关和军事要害部门进行侦察，如“长官公署、兵工厂、粮秣厂、财政各厅，均有木屐草履之足迹”。
通过各种侦察，日军基本上搞清了东北军的兵力部署。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和准备以后，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翌日占领整个沈阳城。占领沈阳不久，日本关东军即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沈阳情报机关，其头子即是被国际新闻界称为“满洲间谍大师”的土肥原。土肥原早在日驻华使馆当助理时，就开始了对华的间谍活动。他利用会说4种中国方言之便，一方面网罗一帮汉奸提供情报，一方面在沈阳、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开设妓院，设立情报据点。当时，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这样谈到土肥原：“历史将清楚地证明，在中国制造事端、寻机挑衅是日本军队的既定政策。而土肥原大佐积极参与了所有这些阴谋活动。他手法高超，不断地在中国人之间制造纠纷，为侵略铺平道路。他只要在任何地方稍稍一露面，无论把话说得多动听，都是要出现事故的前兆。”
毫不夸张地说，“九一八”事变前，土肥原参与策划的各种阴谋，收集各种情报，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日军在东北设有庞大的间谍特务网，其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另外，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也是专门從事所谓“秘密战”的特务组织，其触角和耳目很广，构成了遍及全东北和察蒙的日本关东军间谍特务网。
“九一八”事变前，仅满铁本社调查课就编辑出版了《满铁调查资料》104种、《资料汇存》12种、《交涉资料》20种、《调查报告》20卷、《法律制度及习惯》11种、各种小册子70余种，还有俄文翻译资料、汉译调查资料，以及有关东北和华北的各种经济统计等等。1932年，满铁经济调查会成立，在其存在的4年多时间里，所完成的调查、计划和资料总共达1882件，其中起草方案829件、资料1053件，并分门别类编辑成册。这些浩繁的调查资料，涉及中国东北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可谓无孔不入，它为日本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测绘，往往意味着战争的到来。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对华军事测绘都进入高峰期。“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派出千余人潜入中国各地，进行非法测绘。不仅如此，日本还派出飞机偷偷在中国东北实施航拍，因为这些航拍照片难以定位，所以日本又偷偷派出大量人员，携带测量器材，测量一些地面控制点，然后在航拍照片上找到这些地面控制点实施校准，这样就可以较精确地推算出航拍照片的方位和地理坐标。“中村事件”中，中村绘制这个山区的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就是为了测量地面控制点，从而帮助校准日军航拍绘制的军用地图。日本人就是这样基本完成了中国东北1∶20万军用地图的测绘，并靠它侵占中国东北。 “七七”事变后，中国从缴获的日军军用地图上发现，他们测绘的军用地图，比中国军队使用的军用地图要精准得多，连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标注的非常清楚。一些当地人都很少知道的小路在日本军用地图上竟然标注得清清楚楚，结果在战斗中使中国军队一再遭受不应有的失败。
至今，不少学者仍然惊叹日军“兵要地志”的准确、翔实。“日军的部分兵要地志图，甚至比今天的谷歌地图还详细。”2014年，陕西发现千余张日军侵华地图，建于1932年的陇海铁路，以及当时通车不久的西潼公路，都清晰地标注在了日军作战地图上。有媒体记者曾对日军旧地图进行判读，准确找到了地图上标注的山洞、寺庙，以及山间小溪流。每张地图上，一座山丘、一条小溪、一个村庄、一块水田、一条小路、一座庙宇、一片树林……都画得清清楚楚。抗战老兵章明也曾回忆，1950年秋，他在湖南宜章随某警卫排搜集革命历史文物，排长就是靠一份日军地图来确定行军路线的。
“我们干什么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美国间谍学者罗威说：“日本在华的间谍网，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及。”20世纪30年代初任法国驻华使馆武官卡瑟维尔少校也说过：“几乎每一个在华的日本人都是日本的间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无限扩张且不断向中国内地与机要单位深入，活动也逐渐表面化。
1933年夏，蒋介石开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外国最先知道这个消息的是日本，随后，日本间谍们化装成旅游避暑者、考察访问者、乞丐乃至化缘和尚、云游道士来到庐山，侦探训练的情况。此后又有人向蒋介石报告，日本的舰船已经开到九江，到庐山避暑的日本人也多了起来。熟悉日本的蒋介石气愤地对身边人说：“日本人欺人太甚，我们干什么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为侦探中国南海的情报，日本海军特地在沿海渔民间宣传日本军人最喜欢南澳环岛的风景，日本军舰每次游弋到厦门、汕头，有时停在南澳岛附近买新鲜鸡蛋、蔬菜，待中国渔船靠近后，即雇中国渔船做向导以测量水的深浅，以拍摄岸上风景为名，登岸拍照，获取地形资料。为了收买向导，日军每次给渔船5元、10元不等，渔人大喜，以后每有日舰停泊，大小渔船皆趋往等候雇佣。
为侦察中国的空军力量，1937年春，日本东京、神户等地的佛教界假观光团的名义来华，该团中有若干团员为军事专家。这批人对参观寺庙与佛教交流不感兴趣，他们到镇江金山寺没看几眼却提出到焦山去，因中国军队正在此修筑工事，中方婉拒了他们的要求。在杭州灵隐寺，他们心不在焉，走马观花，而在参观笕桥航空学校及其他有关军事设施和军事机关时，却四处打探，不顾中方的要求，拍摄了照片。1937年6月，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喜多诚一根据驻九江的谍报员小尾大尉窃得的中国1936年10月编成的“空军各队一览表”，综合从驻沪外国军事人员手中获得的情报，编成了“支那现用飞机（包括民用机）调查”一览表。
“普通”活动才是日军对华谍报活动的核心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许金生说：“日本在中国的谍报活动，绝对不是由几个传奇人物、在某一段时间简单完成的。从日军1872年派员来华谍报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止，无时无刻不在收集情报。与一些所谓著名间谍吸人眼球的‘神秘’活动相比，在这近70年中，有组织、有计划的不为人知的‘普通’活动才是日军谍报活动的核心构成部分。”“日本在山东驻扎的时间很长，我看过一本关于山东的情报调查书籍，连当地妇女头上的发髻样式都考察得十分清楚。我还整理出版了1909年-1937年间，日本外务省对中国的报纸、通讯社调查情况。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每个城市发行了哪些报纸、有哪些通讯社、党派倾向、主编主笔是谁，调查得清清楚楚。”
1928年，日军先后派出了第六师团、朝鲜军下属的一个混成旅团和一个飞行中队、第三十团等入侵山东济南、胶济铁路沿线，有组织地对占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谍报活动，臭名昭著的战犯谷寿夫曾下令收集对华作战资料用做“特种研究”。根据部分书面谍报报告，日军在军情、兵要地理、航空、气象、交通、资源等方面收获很大，其中不少报告还是根据实地演练所获经验教训写成的。报告还总结了黄河上中国式船桨的特点和用法、各种工具渡河法以及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利弊。谷寿夫曾说：“黄河因其特性作为作战上的一大障碍，渡河堪称难事。因此本师团进行渡河作战，当然完全是第一次尝试。”可以说这种“第一次尝试”，完全是进攻性的“研究”，目的在于研究如何“敌前强行渡河”入侵中国南方。
当然，日本政府在间谍工作上也不惜投入巨资。1936年，日本间谍经费的预算高达2484万日元，而实际的支出可能要高出好几倍。日本间谍的薪水与政府官员一样，也分为月薪、津贴两部分，级别越高，月薪自然也越高。例如，中佐情报官的月薪高达300元，少佐情报官的月薪也有270元，而大尉一级的间谍，如1936年郑州特务机关机关长志贺秀二，月薪200元，外加六成的津贴，即120元，实际每月薪水为320元。至于间谍的活动经费，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志贺秀二每月另有活动经费900元。日本的重要间谍手中都有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款项，以备随时拉拢中国要员，收买机要文件或者应付其他场合的紧急行动。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很多日本的谍报工作者、驻华武官，在变成“中国通”之后，开始将重心放在谋略之上，游走于各军阀之间，企图让军阀为日本效力，或者通过为军阀提供武器军火的方式达到对抗蒋介石的目的。
“七七”事变爆发前，潜伏在中国的日本间谍，其工作分平时与战时两种。平时工作主要是：调查各地驻军军队数量及其变动情形；注意各地的交通情形及其一切建筑、电话、电报等各种设备配置；详细调查当地天然资源、银行及商业状况等；调查当地民众抗日组织内部及测验民众的抗日情绪；结交当地领袖，掌握其品格及特性，以便利用。战时工作主要是：侦查及军事行动；进行扰乱后方及破坏工作；收买汉奸；挑拨离间军阀与政客关系等。
1937年1月，国民政府在郑州破获过一个日本特务机关，据抄出的日本特务机关工作纲要，这一时期日谍和汉奸在河南的主要任务和行动目的是：1.巧妙地操纵居住在天津的朝鲜人，深入河南贩卖商品和毒品；2.策动河南黄河以北各县独立，利诱某某为自治区长官，促其加速进行；3.勾结民团土匪，供应枪械弹药，使他们到处奸淫抢掠，扰乱社会治安；4.散布谣言，编印反动口号，动摇当地人心；5.建立无线电台，传递情报，并妨碍或窃取中国的电信；6.搜觅中国的秘密军事文件和地图等；7.收买当地驻军和失意军人。
不择手段，情报就是战斗力
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许多日军将帅往往亲自“踩点”探路。1936年秋，松井石根等人以旅游者的身份由上海出发，沿沪宁铁路线到达南京，他们走走停停看看，目的就是为进攻南京熟悉地形。一年后松井石根以华中派遣军司令的身份指挥部队由上海杀向南京。无独有偶，坂垣征四郎1936年也在晋北进行了一次“旅行”，他避开险要雁门关，徒步由河北蔚县经山西灵丘到达太原。一年后，他以第五师团长的身份指挥日军沿这条路线进攻山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日本天皇裕仁询问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解决中国事变，需要多长时间？”杉山元答道：“只需要一个月。”当然，历史的发展未能如日本人所愿，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日本在情报方面的自信。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军事行动，都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一条是公开的军事战线，另一条则是隐蔽的情报战线。当时日本情报部门在中国活动的有军部、政府、宪兵三大系统。如伪满洲国保卫局，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参谋部情报科，宪兵队，警察署的特高课等。此外，日本还有以“机关”“公馆”名义出现的諜报机构，如松、竹、梅、兰机关等等；以及由日本谍报机关直接控制的汪伪特工总部、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新民会中央总部调查部等。 1939年8月，日本在上海成立了统管华中地区的特务机构“梅机关”，直属日本内阁和陆军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还建立了一个直属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岩井公馆与其他军事情报机关不同，不搞行动，而专门结交中国进步文人，以从事文化活动为名，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安排袁殊、恽逸群等人冒着极大危险打入岩井公馆，成为延安在沦陷区的重要耳目。这期间，他们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1941年6月13日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报告（后来苏共中央为此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及时向延安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等等。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间谍的活动，侧重于軍队运输、军情、防御工事、后方接济、救护等情报的刺探，散布谣言，扰乱后方。“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以后，大批的间谍和被他们收买的汉奸到处活动：为日机施放信号，在饮水中撒毒，散布谣言，有的混到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打听消息，由日本间谍机关驱使，进行有计划的破坏抗战活动。
据统计，1937年天津日本租界内的白面馆和吗啡馆就有173家之多，而上海的法租界、虹口、北四川路等处的总数则在天津之上。在北平、太原及长江沿岸各城市，都遍布日本人所开设的白面馆和吗啡馆，乃至于北平附近的小城镇如长辛店、丰台等，都有日本间谍开设的白面馆。日本间谍选择开设毒品店，主要是利用吸毒成瘾者自控力差，易于收买利用并刺探情报。日本间谍在各地还开设了大量的药房、理发店、料理店等。凡是有这些店铺的地方，总要在所处城市周边到处悬挂其广告牌，这种广告牌表面上看是广告，实际上却起着军事上的标记作用。抗战中，国民政府反间谍部门就发现，在日军军用地图上，这类广告牌都被当作战时标记使用。日本占领华北后，间谍活动还渗透到了抗日根据地。
1938年秋武汉会战后，日本发现中国的抵抗能力比他们想象的要顽强得多，于是日本又令其间谍机关想办法进行“经济谋略”。1939年8月，日本成立了能户研究所。到1940年夏，能户研究所已经能够伪造出几乎分不清真假的中国法币。这些伪币运到中国后，由特务将真钞与伪钞适当混合，然后运到广州、上海等地的间谍机关，用其参与黄金、汽油、桐油、钨等战略物资的抢购。当时，日军正在进行湘桂作战，这些伪钞运到后，解决了作战经费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日本间谍用这些伪钞收买了大批丧失民族气节的变节分子，充当汉奸特务，破坏中国的抗战。
利用会道门等封建迷信组织破坏抗战，是日本间谍的又一重要手段。为此，华北的日本特务机关专门设立了会道门工作部。如1938年年初，陕甘宁边区的佛教会、一心会组织头目，利用群众迷信心理，帮助汉奸工作，他们说：“加入一心会、佛教会，日本来了能保障安居乐业，给日本当兵每月可发饷30元。日本是保宣统皇帝登基，人民不应该参加抗战，打倒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引诱群众脱离抗战阵营。华北地区的长毛道，则对八路军与国民党中央军竭尽污蔑之能事：“今天掌天下，只有我们才行，八路军中央军不顶用。”“西北喧天一窝猴，没有君主乱出头，东北出了真君子，只见君子不见猴。”这些非驴非马的“讲经传道”，与日本侵华灭华的宣传如出一辙。
日军利用汉奸也是费了心神的。抗战部队走到哪里，日本间谍和汉奸就跟到哪里。《八路军军政杂志》曾专文披露日本特务“收买某些民族意识比较薄弱或者无知少识的商人、小贩、妇女、儿童、流氓烟痞，甚至一部分抗属，并施以威胁利诱的办法，进行特务活动，专门刺探抗日军民的动向”。粟裕率新四军支队挺进江南时，说过：“汉奸密探密布，对我军事情况颇为详悉。我军行动，敌人每日甚至随时都可以知道。因此它的空军也是随时跟踪我军的。”据说，傅作义在前方指挥作战，也是一直有日本飞机在天上紧盯，每次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日本飞机会立刻把轰炸目标转到新地方。1938年，陈赓带领八路军一部进入华北时，也感叹，华北汉奸遍地都是，真是不得了！
在众多日本间谍中，女间谍尤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侵华力量。她们使用的武器不光是手枪、子弹和匕首，还有美色、肉体和机敏多变的手腕。抗战时期，除了大家熟知的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谋划刺杀蒋介石的“帝国之花”南造云子，以及是是非非的李香兰，还有一大批活跃的日本重要女间谍：河原操子、阪西惠子、金井芳子、中岛成子、小野菊子……她们鲜为人知，却在侵华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实，日本在派遣间谍进入中国东北的同时，日本情报机构还在天津、上海、北京和汉口等地开办大量高级妓院，把一大批女间谍派往这些妓院，她们被统称为“大陆阿菊”。“大陆阿菊”们年轻貌美，引来许多中国的达官贵人、纨绔子弟、高级军官和秘密社团头目，成为日本情报机构的“猎物”。
战后，日本从未停止对华间谍活动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在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同时，决定烧毁重要机密文书。据此，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海军部、陆军省、海军省等中枢机关所在的东京市各地，焚烧机密文书的浓烟不断。同样，抗战期间日本对华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机构“兴亚院”以及后来合组的“大东亚省”在东京本部的重要机密文书，也被同样地烧毁了。
就这样，侵华战争中众多原始的系统的情报资料被人为焚毁，但这并不能掩盖和抹杀日本间谍在华犯下的罪恶。
20世纪60年代，日本情报机构根据《中国画报》封面刊出的一张“铁人”王进喜的照片和相关报道，揭开了大庆油田的秘密。
据2002年6月的《经济参考报》，日本对我国尤其是山东大葱的种植情况了如指掌，对于种植面积、产量、出口量、市场价格及市场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也分析的头头是道……日本人在“友好往来”中窃取经济情报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日本还敏锐地掌握外部世界的动向，并根据蛛丝马迹，最快最准确地了解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革命、中国逮捕“四人帮”、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逝世、叶利钦总统辞职等重大国际事件。对于这些大事，中国和苏联等国家和地区尚未报道，日本就发布独家新闻，令世界瞩目。而近几年，我国政府也屡次抓获以旅游为名从事非法测绘、拍摄的日籍间谍。就在2016年12月，日媒还偷拍到我国在建国产航母的高分辨率照片，这让国人警醒之余，也不得不再次惊叹日本人的间谍水平。
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在长期的侵华战争中，所进行的间谍与谋略活动远远不止以上提到的那些，但仅仅从这些活动中，我们也足以看到侵略者的处心积虑和不择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清末以来，日本经过对中国一系列试探、挑衅、战争后，在获得了巨大战争利益的同时，也充分享受了欺侮中国的心理快感。对华间谍活动本是手段，侵略中国、独享利益、称霸亚洲，获得欧美强国的认同才是其背后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只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才能让觊觎者彻底抛弃幻想；也只有牢记历史教训，警钟长鸣，才是对“七七”事变爆发80周年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