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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香港“古惑仔”电影曾经盛极一时，如今，虽然此类型电影的势头已不像当年劲猛，但影像之后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笔者试图从导演自身所处的香港这一国际大都市独具的多元文化入手，分析探讨“古惑仔”电影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 古惑仔电影 文化特征 刘伟强
对“古惑仔”类型电影的喜爱由来已久，写一篇关于此种类型电影评论的念头早已萦绕于心，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2012年电影暑期档，在影院大厅无意中看到蒋丛导演的《热血街头》7月27日即将上映的海报，上面赫然印着“古惑仔”的字样，不仅勾起了笔者对中学时期狂热追捧“古惑仔”电影的种种回忆，更重要的是引发了笔者的思考。说到“古惑仔”电影，至今虽已有三十余部，但有一个人的创作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香港电影导演刘伟强，他的7部古惑仔电影（《古惑仔1.人在江湖》、《古惑仔2.猛龙过江》、《古惑仔3.只手遮天》、《古惑仔4.战无不胜》、《古惑仔5.龙争虎斗》、《古惑仔之少年激斗篇》、《古惑仔6.胜者为王》），无论在香港电影史上，还是在电影观众的心中都烙上了深深的印记，影片中陈浩南、山鸡、大天二、大飞、蕉皮以及牧师等人的形象也深入人心。现今“古惑仔”电影的势头已不像当年劲猛，虽有一些古惑仔题材的影片问世，但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商业价值都不能与前人相比。学界已有《香港黑社会电影研究》、《刘伟强类型电影研究》、《“英雄”的传承与颠覆—古惑仔系列电影研究》、《香港新生代电影导演的杰出代表——刘伟强》、《年轻且危险——古惑仔的类型世界》、《黑白森林：香港黑社会片的社会文化症候读解》等论述，但笔者试图从文化角度入手，做一些有益的分析与探究。
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原因在文化上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呈现出中华传统文化、资本主义殖民文化、本地文化的交织和融合。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版图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两千年以来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在香港被殖民的150多年中，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对香港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给香港带来自由、民主、平等的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使得香港传统文化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
历经多年的发展，香港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地文化。在商业思潮的冲击下，香港市民的世俗意识以及文化之中追求实际的倾向比较重。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英国殖民当局比较包容，“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对文化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①回归前的香港几乎是化外地带，既没有官方意识形态，也没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控管，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政治环境，在大陆和台湾两种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中禁忌的内容，香港却可自由涉猎，不存在打压某种文化或者思想的现象，所以三种文化呈现一种相互交融的状态，不存在主流和非主流之说。
除了上述三种文化之外，香港的历史问题以及一些突发事件也在特定的时间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香港人的心态。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97年7月1日将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从此进入倒计时。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港人的心态可谓复杂而又矛盾，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英国殖民当局不甘心放弃这块富饶的殖民地，因此屡次制造事端，一时间人心惶惶，“由于港英当局在九七回归前故意制造紧张气氛，所以，面临九七回归，不少香港人忧心忡忡，忐忑不安。”②另一方面，港人对大陆政权非常陌生，甚至存在偏见，“由于西方一些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负面宣传，导致一部分香港民众对97回归抱有深深的焦虑和恐惧。”③面对所谓的“九七大限”众多港人纷纷移民，这一点在众多影视作品中也有相应的表现，回归引起的恐慌与忧虑可见一斑。将要从一个被英国统治150多年的殖民地变成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能否顺利回归？回归后究竟如何？无数的未知与疑问萦绕于港人心头。随着回归日渐逼近，主权的过渡、身份的转化以及对未来的不可知、不确定让港人产生的忧虑、恐慌与悲观达到了极致。
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世界末日”并没有出现。然而，1997年7月2日，一场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风暴开始蔓延，十月下旬，香港的股市、房地产、零售、出口等行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特区政府虽然做出了大量努力，但是其后香港的经济并没有迅速好转。雪上加霜的是，2003年“非典”又滞缓了香港的经济复苏的进程，旅游业、航班定座率、酒店入住率以及其他相关行业受到严重的打击。总体来讲，回归前后，港人的心态可以说几近不见昔日的自豪与自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灰色的焦虑与悲观。
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香港的刘伟强说过：“我从小就喜欢电影，喜欢摄影，觉得电影是能实现我梦想的职业。”④他无疑深受香港多种文化的影响与熏陶，这种独特多元的文化特征无形中渗透在了刘伟强的艺术创作当中，逐步内化并反映到了他的电影作品中，就其“古惑仔”电影而言，有三点值得探讨。
一、去权威化
在电影中最能代表权威的当属国王、父亲、黑帮老大等形象。刘伟强却在影片中对传统权威的代表一一淡化甚至嘲讽。《古惑仔》系列电影中，陈浩南所处的洪兴社团，无论是老大蒋天生还是之后的蒋天养都是被淡化的权威形象，他们始终躲在幕后，任由帮会内部各个堂口的势力的你争我斗，充其量是个“和事佬”，权威只作为一种形式或符号而存在。《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中陈浩南的汽车丢了，率领一班弟兄去找西贡的大傻要车，由于大傻的傲慢，引起了陈浩南一伙的不满，陈浩南及其兄弟开始对大傻大打出手，结果，看似强悍、霸道的西贡大傻竟被打得连连求饶，黑帮老大那种临危不乱，铁骨铮铮的传统形象荡然无存。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警察却未曾出现。《古惑仔之只手遮天》中，东星老大骆驼从荷兰回到香港摆宴，就连立法局委员都要赶来拍马屁。无论是《古惑仔之战无不胜》中山鸡争当屯门老大，还是《古惑仔之龙争虎斗》中陈浩南和司徒浩南争夺铜锣湾的地盘，如此大的帮派打斗，代表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警察也只是在一番械斗之后充当“打扫战场”的角色。即使是开枪打死靓坤的警察，也是在陈浩南“借枪杀人”的计划之中，一切似乎都是古惑仔的天下。 片中人物的“失父”和“弑父”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这种“去权威”的力度。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父亲是一个家庭的主导者，是权威的代表。如果父亲缺席，那么必然会导致子女处于无人管教的奔放状态。刘伟强电影中的人物多数是孤儿或者是成长于无父状态的单亲家庭。《古惑仔》系列中主人公陈浩南只有一个奶奶，妈妈也只是以改嫁身份出现，陈浩南加入黑帮，整天过着刀口嗜血的日子，四处厮混。自始至终也没有看到山鸡、小结巴、大天二的家人，对于蕉皮卖报纸的父母也只是一个镜头就草草了事，主人公们的种种另类行为其实都与父亲的缺席有关。
古惑仔们生存的世界就如同香港的境遇一般，古惑仔们不仅缺乏家庭和社会的关爱，即使是加入帮会找到靠山，也要在刀口上过日子。既期望能有一个温暖的家，又害怕这个家束缚自己。而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在经济上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毕竟是英国的殖民地，受制于人，处于有家不能回的尴尬境地。明明是黄皮肤、黑眼睛的的炎黄子孙，却被割让150年，就好像无根的野草四处飘摇没有庇护。而如今面临回归，又喜又忧，对未来的担心和忧虑似乎多过了回家的喜悦。
二、对神的解构与消解
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传统的质疑与挑战，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传统，展现传统。刘伟强的类型电影对传统文化的质疑与反叛，主要表现在对关公和耶稣的解构与消解上。
关羽被尊称为武圣、关帝，“在民间信仰中，关羽是忠义双全、骁勇善战、除暴安良、正大光明的崇拜偶像，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尊‘神’”。⑤黑社会的勾当虽然见不得光但对关羽则是顶礼膜拜，“到了民国时期，一些民间团体、帮会组织都十分敬仰关羽的精神和品格，赞颂他的忠义与武勇，有所谓“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的说法，以关羽的忠义作为团结内部的纽带。清末民初的义和团、白莲教、天地会、三合会等，都特别敬重关羽。”⑥在影视作品中，经常能见到人们跪拜关公的场景，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关羽所代表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化浪潮的冲击下迅速瓦解，关帝也只是作为了一种形式而存在，不再具有任何的道德规范与约束作用。
正如《古惑仔之只手遮天》中讲到的：“江湖规矩有很多，像宗教仪式、传统，在这个年头遇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影片中两次出现关公神像，从不同的层面、角度对黑社会标榜的“忠义”进行了解构。影片一开始，乌鸦手下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要求退出黑社会，乌鸦则对其大打出手，手下忍无可忍，拿刀刺向了乌鸦，乌鸦恼羞成怒，用砍刀斩断了手下的双手。传统的手下对大哥的忠诚，大哥对手下的仁义在这里消失殆尽。正如影像所展现的那样，关公的神像被撞下神坛，乌鸦把摔在地上神像碾碎，骂道：“关老爷，拜你有个屁用，做小弟的都拿刀捅大哥了，出来混的没有一个讲义气的，你那一套过时了！”更甚的是，乌鸦和笑面虎二人合谋用枕头捂死了栽培庇护他们的老大——骆驼。现在的黑社会团体中，忠义面对利益变成了一个伪命题。影片《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中，靓坤的结拜兄弟巴闭被山鸡等人杀死后，靓坤的女友劝他不要伤心，靓坤骂道：“我伤心个屁，他还欠我两千多万，他死了我找谁要？”由此可见，传统中社团兄弟之间的关爱、互助、协作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了利益。关公除了代表忠义之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财神。靓坤将“义”（義）解释为“我为羔羊”。《古惑仔之只手遮天》在第18分钟又出现了关公神像，此时作为财神的关公神像处于屋子的中央，后景是鲜红的绸缎。导演用了一个大的特写，显得关公威严神圣。这与影片开头那尊渺小的代表忠义的关公神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变化，把现代香港社会中重利轻义的现象暴露无遗，导演的讽刺之情不言而喻。
除了对忠义化身的关帝进行解构与消解之外，《古惑仔》系列也花了大量的篇幅对耶稣基督进行了解构与消解。首先是对耶稣基督严肃性的消解。这集中体现在古惑仔们对作为耶稣教义传递者牧师的讽刺和揶揄上。在《古惑仔》系列第一部《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中就出现了一位劝人向善的牧师。急着去砍人的山鸡在电梯中与他相遇，当牧师看到山鸡不慎抖落的凶器时，规劝山鸡道“放下屠刀立地信稣”；牧师还把加入基督教会比喻为耶稣收小弟，并且说耶稣是一个没有要求的老大，你跟他连一个红包也不用给。牧师的这种近似无厘头的劝人向善的言语明显构成了对神权严肃性的一个巨大的消解。与此同时，正在牧师劝导山鸡信耶稣的时候，黑帮头目巴闭却在猥亵女服务员，无疑是对耶稣戒律的消解。在电梯中牧师对山鸡继续说教，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电梯门一开，山鸡还是毫不顾忌地冲出去并且砍死了巴闭。其次是对耶稣信条的解构。小结巴受伤之后，牧师以耶稣信条呼吁众人为小结巴祈祷，结果众人骂着脏话，一哄而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资本主义精神的两面中的‘宗教冲动力’因遭科技理性的打击和‘世俗精神’的贬斥（剥离神学外壳和斩断超验纽带）而耗尽了能量，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冒进的尺度本身，发展与变革即是一切，渎神成为社会世俗化的节日。”⑦在影片《古惑仔之只手遮天》中，淑芬引用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葡萄园主人的故事，对一出生就信耶稣的人和到80岁才信耶稣都能进天堂的这种说法进行了批评。当渎神成为了一种节日时，耶稣基督是否会有用呢？影片明显持否定的观点。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牧师成为了这种观点的实践者，牧师本来是劝人向善的，但是面对来自外部的侵害和无知的人类，耶稣的教义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牧师也只能以暴制暴，狠踹乌鸦。淑芬和陈浩南被黑社会追杀的时候，牧师聚集了一帮邻居，说道：“我传道二十多年，叫他们信耶稣他们不一定相信，但是我叫他们砍人，他们一定会去！”耶稣教义的救赎性在牧师自我否定的话语下彻底失败！其实，本身成日混在古惑仔行列中的牧师及其女儿淑芬，就是对耶稣最大的解构与消解。
割让，收回虽说只有四个字，可是时间上却已相隔150年，香港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毫无自主权与主动权，昔日被迫脱离祖国受制于英国，如今祖国强大得以回归。这无疑造成港人心中的疑惑，到底该信谁？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公还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耶稣，谁都没有庇护古惑仔，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争夺香港也无非是利益之争。港人也就难免失去了信任，失去了信仰。 三、商业性与娱乐性的融合
法国当代哲学家，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布希亚德指出“当今社会，文化已经商品化，而商品又已经符码化。”⑧在香港，文化的商品化倾向非常突出，作为香港文化的典型代表，香港电影具有鲜明的商品性色彩。电影的商业属性要求香港电影必须迎合大众，而对于大众来说，电影更多的是一种消遣和娱乐的方式，“后工业社会大众传媒改变了传统报纸和广播等语言媒体占主导的地位，转变为由图像传播媒体——电视、电影和互联网占主导的地位。于是，‘视觉愉悦’和‘感官刺激’成为后工业社会人的需求。”⑨因此香港电影盛行娱乐片，同时娱乐性也是票房收入的一个保证，两者相辅相成。
刘伟强的“古惑仔”电影商业性与娱乐性融合后产生的一个电影特征就是系列电影的复制。1996年《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取得了“上映50多天，票房累积2000多万”⑩的商业成绩，刘伟强大受鼓舞，因此又接连拍摄了多部古惑仔系列影片。这种复制性本质上都是源自商业利益的驱动，但是九七前后，港人陷入一种灰色的悲观失望情绪之中，“古惑仔”电影此时便成了人们最佳的娱乐消遣品，成为安抚情绪的精神鸦片。随着陈浩南一行人砍砍杀杀、酣畅淋漓，似乎进入了他们肆无忌惮的黑帮生活，但是而又躲在安全的环境内，通过观赏影片宣泄郁闷情绪，暂时忘却生活的苦重。
注释：
①孙慰川.论97回归前后的香港电影与黑色浪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4）.
②孙慰川.当代港台电影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100.
③孙慰川.论97回归前后的香港电影与黑色浪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4）.
④易立竟.刘伟强我还是想要名想要利.南方人物周刊，2010（36）.
⑤周征松.人神之间话关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
⑥王菊芹.关羽崇拜与关羽文化.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
⑦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补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65.
⑧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补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89.
⑨孔庆康.王家卫电影与后现代主义.焦作大学学报，2010（1）.
⑩周燕.年轻且危险——古惑仔的类型世界.当代电影，2004（3）.
参考文献：
[1]孙慰川.当代港台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2]王海洲等著.城市历史身份——香港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
[3]张希.“英雄”的传承与颠覆——古惑仔系列电影研究[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4）.
[4]周宇杰.香港黑社会电影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5-1.
[5]张华.刘伟强类型电影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6-10.
关键词： 古惑仔电影 文化特征 刘伟强
对“古惑仔”类型电影的喜爱由来已久，写一篇关于此种类型电影评论的念头早已萦绕于心，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2012年电影暑期档，在影院大厅无意中看到蒋丛导演的《热血街头》7月27日即将上映的海报，上面赫然印着“古惑仔”的字样，不仅勾起了笔者对中学时期狂热追捧“古惑仔”电影的种种回忆，更重要的是引发了笔者的思考。说到“古惑仔”电影，至今虽已有三十余部，但有一个人的创作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香港电影导演刘伟强，他的7部古惑仔电影（《古惑仔1.人在江湖》、《古惑仔2.猛龙过江》、《古惑仔3.只手遮天》、《古惑仔4.战无不胜》、《古惑仔5.龙争虎斗》、《古惑仔之少年激斗篇》、《古惑仔6.胜者为王》），无论在香港电影史上，还是在电影观众的心中都烙上了深深的印记，影片中陈浩南、山鸡、大天二、大飞、蕉皮以及牧师等人的形象也深入人心。现今“古惑仔”电影的势头已不像当年劲猛，虽有一些古惑仔题材的影片问世，但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商业价值都不能与前人相比。学界已有《香港黑社会电影研究》、《刘伟强类型电影研究》、《“英雄”的传承与颠覆—古惑仔系列电影研究》、《香港新生代电影导演的杰出代表——刘伟强》、《年轻且危险——古惑仔的类型世界》、《黑白森林：香港黑社会片的社会文化症候读解》等论述，但笔者试图从文化角度入手，做一些有益的分析与探究。
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原因在文化上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呈现出中华传统文化、资本主义殖民文化、本地文化的交织和融合。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版图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两千年以来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在香港被殖民的150多年中，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对香港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给香港带来自由、民主、平等的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使得香港传统文化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
历经多年的发展，香港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地文化。在商业思潮的冲击下，香港市民的世俗意识以及文化之中追求实际的倾向比较重。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英国殖民当局比较包容，“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对文化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①回归前的香港几乎是化外地带，既没有官方意识形态，也没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控管，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政治环境，在大陆和台湾两种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中禁忌的内容，香港却可自由涉猎，不存在打压某种文化或者思想的现象，所以三种文化呈现一种相互交融的状态，不存在主流和非主流之说。
除了上述三种文化之外，香港的历史问题以及一些突发事件也在特定的时间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香港人的心态。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97年7月1日将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从此进入倒计时。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港人的心态可谓复杂而又矛盾，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英国殖民当局不甘心放弃这块富饶的殖民地，因此屡次制造事端，一时间人心惶惶，“由于港英当局在九七回归前故意制造紧张气氛，所以，面临九七回归，不少香港人忧心忡忡，忐忑不安。”②另一方面，港人对大陆政权非常陌生，甚至存在偏见，“由于西方一些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负面宣传，导致一部分香港民众对97回归抱有深深的焦虑和恐惧。”③面对所谓的“九七大限”众多港人纷纷移民，这一点在众多影视作品中也有相应的表现，回归引起的恐慌与忧虑可见一斑。将要从一个被英国统治150多年的殖民地变成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能否顺利回归？回归后究竟如何？无数的未知与疑问萦绕于港人心头。随着回归日渐逼近，主权的过渡、身份的转化以及对未来的不可知、不确定让港人产生的忧虑、恐慌与悲观达到了极致。
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世界末日”并没有出现。然而，1997年7月2日，一场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风暴开始蔓延，十月下旬，香港的股市、房地产、零售、出口等行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特区政府虽然做出了大量努力，但是其后香港的经济并没有迅速好转。雪上加霜的是，2003年“非典”又滞缓了香港的经济复苏的进程，旅游业、航班定座率、酒店入住率以及其他相关行业受到严重的打击。总体来讲，回归前后，港人的心态可以说几近不见昔日的自豪与自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灰色的焦虑与悲观。
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香港的刘伟强说过：“我从小就喜欢电影，喜欢摄影，觉得电影是能实现我梦想的职业。”④他无疑深受香港多种文化的影响与熏陶，这种独特多元的文化特征无形中渗透在了刘伟强的艺术创作当中，逐步内化并反映到了他的电影作品中，就其“古惑仔”电影而言，有三点值得探讨。
一、去权威化
在电影中最能代表权威的当属国王、父亲、黑帮老大等形象。刘伟强却在影片中对传统权威的代表一一淡化甚至嘲讽。《古惑仔》系列电影中，陈浩南所处的洪兴社团，无论是老大蒋天生还是之后的蒋天养都是被淡化的权威形象，他们始终躲在幕后，任由帮会内部各个堂口的势力的你争我斗，充其量是个“和事佬”，权威只作为一种形式或符号而存在。《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中陈浩南的汽车丢了，率领一班弟兄去找西贡的大傻要车，由于大傻的傲慢，引起了陈浩南一伙的不满，陈浩南及其兄弟开始对大傻大打出手，结果，看似强悍、霸道的西贡大傻竟被打得连连求饶，黑帮老大那种临危不乱，铁骨铮铮的传统形象荡然无存。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警察却未曾出现。《古惑仔之只手遮天》中，东星老大骆驼从荷兰回到香港摆宴，就连立法局委员都要赶来拍马屁。无论是《古惑仔之战无不胜》中山鸡争当屯门老大，还是《古惑仔之龙争虎斗》中陈浩南和司徒浩南争夺铜锣湾的地盘，如此大的帮派打斗，代表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警察也只是在一番械斗之后充当“打扫战场”的角色。即使是开枪打死靓坤的警察，也是在陈浩南“借枪杀人”的计划之中，一切似乎都是古惑仔的天下。 片中人物的“失父”和“弑父”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这种“去权威”的力度。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父亲是一个家庭的主导者，是权威的代表。如果父亲缺席，那么必然会导致子女处于无人管教的奔放状态。刘伟强电影中的人物多数是孤儿或者是成长于无父状态的单亲家庭。《古惑仔》系列中主人公陈浩南只有一个奶奶，妈妈也只是以改嫁身份出现，陈浩南加入黑帮，整天过着刀口嗜血的日子，四处厮混。自始至终也没有看到山鸡、小结巴、大天二的家人，对于蕉皮卖报纸的父母也只是一个镜头就草草了事，主人公们的种种另类行为其实都与父亲的缺席有关。
古惑仔们生存的世界就如同香港的境遇一般，古惑仔们不仅缺乏家庭和社会的关爱，即使是加入帮会找到靠山，也要在刀口上过日子。既期望能有一个温暖的家，又害怕这个家束缚自己。而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在经济上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毕竟是英国的殖民地，受制于人，处于有家不能回的尴尬境地。明明是黄皮肤、黑眼睛的的炎黄子孙，却被割让150年，就好像无根的野草四处飘摇没有庇护。而如今面临回归，又喜又忧，对未来的担心和忧虑似乎多过了回家的喜悦。
二、对神的解构与消解
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传统的质疑与挑战，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传统，展现传统。刘伟强的类型电影对传统文化的质疑与反叛，主要表现在对关公和耶稣的解构与消解上。
关羽被尊称为武圣、关帝，“在民间信仰中，关羽是忠义双全、骁勇善战、除暴安良、正大光明的崇拜偶像，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尊‘神’”。⑤黑社会的勾当虽然见不得光但对关羽则是顶礼膜拜，“到了民国时期，一些民间团体、帮会组织都十分敬仰关羽的精神和品格，赞颂他的忠义与武勇，有所谓“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的说法，以关羽的忠义作为团结内部的纽带。清末民初的义和团、白莲教、天地会、三合会等，都特别敬重关羽。”⑥在影视作品中，经常能见到人们跪拜关公的场景，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关羽所代表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化浪潮的冲击下迅速瓦解，关帝也只是作为了一种形式而存在，不再具有任何的道德规范与约束作用。
正如《古惑仔之只手遮天》中讲到的：“江湖规矩有很多，像宗教仪式、传统，在这个年头遇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影片中两次出现关公神像，从不同的层面、角度对黑社会标榜的“忠义”进行了解构。影片一开始，乌鸦手下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要求退出黑社会，乌鸦则对其大打出手，手下忍无可忍，拿刀刺向了乌鸦，乌鸦恼羞成怒，用砍刀斩断了手下的双手。传统的手下对大哥的忠诚，大哥对手下的仁义在这里消失殆尽。正如影像所展现的那样，关公的神像被撞下神坛，乌鸦把摔在地上神像碾碎，骂道：“关老爷，拜你有个屁用，做小弟的都拿刀捅大哥了，出来混的没有一个讲义气的，你那一套过时了！”更甚的是，乌鸦和笑面虎二人合谋用枕头捂死了栽培庇护他们的老大——骆驼。现在的黑社会团体中，忠义面对利益变成了一个伪命题。影片《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中，靓坤的结拜兄弟巴闭被山鸡等人杀死后，靓坤的女友劝他不要伤心，靓坤骂道：“我伤心个屁，他还欠我两千多万，他死了我找谁要？”由此可见，传统中社团兄弟之间的关爱、互助、协作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了利益。关公除了代表忠义之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财神。靓坤将“义”（義）解释为“我为羔羊”。《古惑仔之只手遮天》在第18分钟又出现了关公神像，此时作为财神的关公神像处于屋子的中央，后景是鲜红的绸缎。导演用了一个大的特写，显得关公威严神圣。这与影片开头那尊渺小的代表忠义的关公神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变化，把现代香港社会中重利轻义的现象暴露无遗，导演的讽刺之情不言而喻。
除了对忠义化身的关帝进行解构与消解之外，《古惑仔》系列也花了大量的篇幅对耶稣基督进行了解构与消解。首先是对耶稣基督严肃性的消解。这集中体现在古惑仔们对作为耶稣教义传递者牧师的讽刺和揶揄上。在《古惑仔》系列第一部《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中就出现了一位劝人向善的牧师。急着去砍人的山鸡在电梯中与他相遇，当牧师看到山鸡不慎抖落的凶器时，规劝山鸡道“放下屠刀立地信稣”；牧师还把加入基督教会比喻为耶稣收小弟，并且说耶稣是一个没有要求的老大，你跟他连一个红包也不用给。牧师的这种近似无厘头的劝人向善的言语明显构成了对神权严肃性的一个巨大的消解。与此同时，正在牧师劝导山鸡信耶稣的时候，黑帮头目巴闭却在猥亵女服务员，无疑是对耶稣戒律的消解。在电梯中牧师对山鸡继续说教，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电梯门一开，山鸡还是毫不顾忌地冲出去并且砍死了巴闭。其次是对耶稣信条的解构。小结巴受伤之后，牧师以耶稣信条呼吁众人为小结巴祈祷，结果众人骂着脏话，一哄而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资本主义精神的两面中的‘宗教冲动力’因遭科技理性的打击和‘世俗精神’的贬斥（剥离神学外壳和斩断超验纽带）而耗尽了能量，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冒进的尺度本身，发展与变革即是一切，渎神成为社会世俗化的节日。”⑦在影片《古惑仔之只手遮天》中，淑芬引用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葡萄园主人的故事，对一出生就信耶稣的人和到80岁才信耶稣都能进天堂的这种说法进行了批评。当渎神成为了一种节日时，耶稣基督是否会有用呢？影片明显持否定的观点。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牧师成为了这种观点的实践者，牧师本来是劝人向善的，但是面对来自外部的侵害和无知的人类，耶稣的教义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牧师也只能以暴制暴，狠踹乌鸦。淑芬和陈浩南被黑社会追杀的时候，牧师聚集了一帮邻居，说道：“我传道二十多年，叫他们信耶稣他们不一定相信，但是我叫他们砍人，他们一定会去！”耶稣教义的救赎性在牧师自我否定的话语下彻底失败！其实，本身成日混在古惑仔行列中的牧师及其女儿淑芬，就是对耶稣最大的解构与消解。
割让，收回虽说只有四个字，可是时间上却已相隔150年，香港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毫无自主权与主动权，昔日被迫脱离祖国受制于英国，如今祖国强大得以回归。这无疑造成港人心中的疑惑，到底该信谁？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公还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耶稣，谁都没有庇护古惑仔，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争夺香港也无非是利益之争。港人也就难免失去了信任，失去了信仰。 三、商业性与娱乐性的融合
法国当代哲学家，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布希亚德指出“当今社会，文化已经商品化，而商品又已经符码化。”⑧在香港，文化的商品化倾向非常突出，作为香港文化的典型代表，香港电影具有鲜明的商品性色彩。电影的商业属性要求香港电影必须迎合大众，而对于大众来说，电影更多的是一种消遣和娱乐的方式，“后工业社会大众传媒改变了传统报纸和广播等语言媒体占主导的地位，转变为由图像传播媒体——电视、电影和互联网占主导的地位。于是，‘视觉愉悦’和‘感官刺激’成为后工业社会人的需求。”⑨因此香港电影盛行娱乐片，同时娱乐性也是票房收入的一个保证，两者相辅相成。
刘伟强的“古惑仔”电影商业性与娱乐性融合后产生的一个电影特征就是系列电影的复制。1996年《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取得了“上映50多天，票房累积2000多万”⑩的商业成绩，刘伟强大受鼓舞，因此又接连拍摄了多部古惑仔系列影片。这种复制性本质上都是源自商业利益的驱动，但是九七前后，港人陷入一种灰色的悲观失望情绪之中，“古惑仔”电影此时便成了人们最佳的娱乐消遣品，成为安抚情绪的精神鸦片。随着陈浩南一行人砍砍杀杀、酣畅淋漓，似乎进入了他们肆无忌惮的黑帮生活，但是而又躲在安全的环境内，通过观赏影片宣泄郁闷情绪，暂时忘却生活的苦重。
注释：
①孙慰川.论97回归前后的香港电影与黑色浪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4）.
②孙慰川.当代港台电影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100.
③孙慰川.论97回归前后的香港电影与黑色浪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4）.
④易立竟.刘伟强我还是想要名想要利.南方人物周刊，2010（36）.
⑤周征松.人神之间话关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
⑥王菊芹.关羽崇拜与关羽文化.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
⑦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补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65.
⑧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补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89.
⑨孔庆康.王家卫电影与后现代主义.焦作大学学报，2010（1）.
⑩周燕.年轻且危险——古惑仔的类型世界.当代电影，2004（3）.
参考文献：
[1]孙慰川.当代港台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2]王海洲等著.城市历史身份——香港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
[3]张希.“英雄”的传承与颠覆——古惑仔系列电影研究[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4）.
[4]周宇杰.香港黑社会电影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5-1.
[5]张华.刘伟强类型电影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