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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32年（北宋明道元年），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西京幕府中的八位名士追慕唐代白居易、刘真等“香山九老”结识洛阳龙门寺的雅事，效仿“九老”之名，自称“八老”，其中欧阳修因生性洒脱被称为“逸老”。不久后，欧阳修对这个称号感到不满，他给梅尧臣去信要求将自己的名号改为“达老”：“前承以‘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检，直欲使当此称。然伏内思，平日脱冠散发，傲卧笑谈，乃是交情已照，外遗形骸而然尔。诸君便以轻逸待我，故不能无言..必欲不遗，‘达’字敢不闻命。”在信中，欧阳修解释了自己散漫放浪的生活。他说平时的“脱冠散发，傲卧笑谈”并非是玩世不恭的轻逸之举，希望友人不要将自己误认为是散漫无行之人，自己其实是一位乐天知命的“达者”。
然而，此时年仅二十六岁的欧阳修并不能做到真正的旷达。相反，他常常因为人生的种种无奈而心生惆怅。同年，欧阳修创作了《浪淘沙》一词：“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清人黄苏点评这首词时说：“忧盛危明之意，持盈保泰之心，在天道则亏盈益谦之理，俱可悟得。大有理趣。”或许黄苏的点评有过度阐释之嫌，但不能否认，“知与谁同”怡怡是欧阳修的人生写照。
一
达者的绝唱
公元1007年（北宋景德四年）夏，欧阳修出生于四川绵阳，他的父亲欧阳观此时已56岁，作为一个将要退休的地方推官，老来得子使他激动万分。欧阳观为人老实，待人和善，每天勤读古书，一直到49岁才勉强考中进士，如果饱读诗书的他能亲自为儿子开蒙，或许欧阳修的命运会被改写，可惜欧阳修不满3岁，欧阳观便撒手人寰。母亲郑氏只能带着年幼的欧阳修远赴随州（今湖北西北部）投奔他的叔叔。不久后，郑氏自立门户，帮人做针线活贴补家用。幼年丧父、寄人篱下并没有消磨欧阳修的意志，反而为他的性格注入了一份坚韧。
欧阳修到了开蒙年纪，上不起私塾，郑氏便拿一根芦苇，在地上描了一个大大的“一”字，跟他说这个字念“一”。《宋史·欧阳修传》有载：“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这便是“欧母画获”的典故。5岁时，欧阳修开始练字，别人用毛笔练，他用荻杆练，很多人只知道欧阳修是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殊不知他的书法成就跟宋四家（苏、黄、米、蔡）不相上下。在随州，欧阳修的才学很快闻名，然而他的科举之路却很坎坷，16岁和19岁两次落榜，但歐阳修并没有灰心。很快他遇到了一个“贵人”，这位“贵人”在史书上没有太多笔墨，但却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他就是欧阳修的岳父一胥偃。胥偃曾经当过几个地方的通判，后来还做过翰林学士、开封知府。
北宋以文治国，文化氛围浓厚，宋太祖赵匡胤曾留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的祖训，可以说宋代的每一位读书人都可能是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所以宋代的豪门权贵有“榜下择婿”的风俗。当胥偃看到欧阳修并读过他的文章后，也不例外。1029年（北宋天圣七年）春，胥偃亲自出面保举欧阳修到最高学府国子监参加考试。在接下来的三场重要考试中，欧阳修接连夺得头筹，所有人都觉得状元非他莫属。欧阳修甚至借钱做了一套新衣服，当作殿试时的“状元袍”。可历史就是如此戏剧化，他的同学王拱辰也获得了殿试资格。据史载，殿试前一晚，王拱辰与欧阳修玩笑，抢他的新衣服穿，大喊“我是状元喽”，结果王拱辰真的中了状元，欧阳修仅二甲进士及第。据殿试的考官晏殊说，在讨论状元人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欧阳修锋芒太露，于是将他的成绩减了几分，以挫其锐气。
自此，欧阳修开始了他的仕途。1031年（北宋天圣九年）三月，欧阳修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在洛阳，他认识了同样年轻的梅尧臣和尹洙，成为一生至交，经常在一起喝酒赏乐、切磋诗文，效仿“香山九老”便是这时的事情。他一生三次被贬，即使在被贬后，他还深情地回忆生活在洛阳的日子“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1034年（北宋景祐元年），宋仁宗召28岁的欧阳修回东京（今开封），让他参与编修《崇文总目》。当时北宋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严重。回到朝堂，欧阳修经世致国的理想被激发，开始思考让宋朝强大的方法。1037年（北宋景祐三年），他应范仲淹之邀，加入新政阵营，积极呼吁改革，改革总是有人牺牲的，他们的尝试触犯了“旧党”的利益，很快被各种势力反扑，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仁宗惜才，于1040年（北宋康定元年）将他召回东京，专修史书。但3年后，他又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联手，推行“庆历新政”，大力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不久，改革同样失败。他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在滁州，他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醉翁亭记》的开头本特别繁杂，用了很多词汇描绘滁州的山，后来他在池溏游完泳，马上就缩写成5个字“环滁皆山也”，成为传世名句。其中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更是成为一个“达者”的千古绝唱。
1049年（北宋重熙十八年），42岁的欧阳修又被召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但5年后，又遭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仁宗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欧阳修三次被贬，被威胁，此后又被对立派诬谤，甚至被王安石不留情面地批判。但他毕竟是“达老”，乐观是他的人生态度。被贬滁州时，他经常带着吏民出去游玩，在山中野餐，《醉翁亭记》就是最好的说明。做颍州太守时，他照样寄情诗酒，后来要告别颍州时，还写信安慰当地吏民：“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1070年（北宋熙宁三年），欧阳修改号“六一居士”，自言：“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一翁老于其间。”对欧阳修来说，山穷水尽和柳暗花明之间，既有外在的境遇，也得益于他内心独有的雅趣和超脱。
二
时代的见证者 “门生故吏满天下”的名士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但论及质量，首推的还当是欧阳修。惊才绝艳如苏轼、文学成就如曾巩等不世出的大才，都是欧阳修的门生故吏。称欧阳修为“千古伯乐”，最早可追溯到《宋史·欧阳修传》：“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1057年（北宋嘉佑二年），对于参加这一年科举考试的众多学子来说，避不开一件事——崇尚古文运动，并遇到向来反对北宋前期以诗赋取士为考试标准的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他作文讲究文与道俱，以为道胜文者不难而至，他论道不尚空谈，重视实际，对宋朝的性理之学有所批评。他所讲的道，不同于他们，而类似于韩愈，也就是为人的大节，他追慕韩愈的文章，但其为人处世，坚守正道则又高于韩愈，他的文章虽不及韩愈气势磅礴，但平易朴实而又委婉真切，颇有以柔克刚的气势。
在《六一诗话》中，欧阳修宣示了他对过往科举考试的看法：“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担任当年主考官的欧阳修自然大刀阔斧地对考试内容进行了改革。这个改革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却被后世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大名鼎鼎的苏轼、曾巩正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
曾巩的坎坷科举路可谓是和欧阳修如出一辙。论及出身以及家庭底蕴，曾巩并不比苏轼逊色，曾巩家族世代为学者，其父亲曾易占是太常博士出身。曾巩遗传了家庭的良好基因，天资聪慧、记忆超群，十二岁时，就尝试写过科举《六论》。可偏偏生不逢时，曾巩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华丽的文风以及剑走偏锋的奇诡论述往往能博得考官青睐，但这并不是曾巩所擅长的文风。在1037年到1056年的将近二十年间，曾巩参加的两次科举都以落第告终，但好在，在这期间曾巩认识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伯乐欧阳修，成了他的门生。
曾巩与欧阳修认识是在曾巩第一次进京考试之后，当时的欧阳修是馆阁校勘。曾巩对于崇好古文的欧阳修向来仰慕，借助这次进京赶考的机会，曾巩给欧阳修写了第一封信《上欧阳学士书》，信中，曾巩希望欧阳修能够了解到自己的志向，并且希望歐阳修可以收自己入门。对于不第的曾巩，欧阳修并没有任何的轻视，收到曾巩的信件后，欧阳修被信件内容以及后来的《时务策》打动了，欧阳修发现，声明不显的曾巩不过是因为擅长策论而轻于盛行一时的科举时文罢了。发现曾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欧阳修很快回复曾巩，并称其为“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并写了《送曾巩秀才序》，为曾巩的屡试不第叫屈，从此将曾巩收人门下，悉心栽培。即便曾巩是个高龄落榜生，欧阳修也对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
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嘉佑二年，苏轼曾巩只不过是当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科举各科共录取了899人，其中进士388人，在这一群人中，对后世造成巨大影响的就有十多人，除了苏轼与曾巩，这份进士名单还有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章惇、吕惠卿、曾布后来成了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对当时社会发展以及后世借鉴有极大参考意义;张载创立了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程颢、程颐兄弟提出洛学，以儒学为核心，并将佛、道渗透于其中，旨在从哲学上思辨“天理”与“人欲”，主导两宋交际的哲学思想。此外，当届科举还出了九名宰执，文官出身的王韶甚至主导了宋夏之间的熙河大捷。
嘉佑二年，由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无论从含金量还是影响力，在这千年的科举史中，都可称得上巅峰时代。以欧阳修为核心，他串联了这个黄金时代的每个人，他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甚至是主导人。可即便如此，无论是在当时人还是后世人眼中，文学上他的声名不如他的学生苏东坡，政坛上他的政绩不如好友范仲淹……而“知与谁同”的感慨也一直伴随着欧阳修。
三
自由的灵魂
1063年（北宋嘉祐八年），欧阳修五十七岁，好友尹洙和梅尧臣已逝世多年，想到相继湮没于时间洪流中的他们，他思绪万千，这也让他深刻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与岁月的无情。在《跋唐韩覃幽林思》中，他再次表达了“知与谁同”的感慨：“余在洛阳，凡再登嵩岳。其始往也，与梅圣俞、杨子聪俱。其再往也，与谢希深、尹师鲁、王几道、杨子聪俱。当发箧见此诗以入集时，谢希深、杨子聪已死，其后师鲁、几道、圣俞相继皆死。盖游嵩在天圣十年，是岁改元明道，余时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盖三十一年矣。游嵩六人，独余在尔，感物追往，不胜怆然。”
的确，随着年岁的增长，欧阳修对命运的无常与生命的脆弱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在欧阳修五十岁之后的书简中，疾病与衰老成为他与友人谈论最多的话题，比如《与王文公》中的“某自新春来，目益昏，耳亦不聪，大惧难久于笔砚”;又比如《与李留后》中的“某自过年，如陡添十数岁人，但觉心意衰耗，世味都无可乐，百事勉强而已”。
虽然欧阳修这时还在一如既往地履行着一位朝廷官员所应尽的职责，而且屡获升迁，位望日隆，但他对世俗名利提出了深深的质疑：“车马九门来扰扰。行人莫羡长安道。丹禁漏声衢鼓报。催昏晓。长安城里人先老。”直白地点出富贵利禄对个体生命的侵蚀。身体的衰老、京城的喧器与功名的羁绊让欧阳修倍感倦怠。不过，欧阳修毕竟是“达老”，他一方面深切地感受到生命悲风的侵袭，一方面又努力寻求精神上的快乐，“暗想浮生何时好。唯有。清歌一曲倒金樽”。应该以何种态度去面对生命易逝？欧阳修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既然人生的宿命无法逃避，那么不妨在短暂的浮生里去尽情享受快乐。欧阳修在词中不止一次地用这种欢乐的歌唱来抵御生命的悲风：“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千金莫惜买香醪。且陶陶”。
这种对人生欢乐的追求与贪恋，给后人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抓住每一个机会享受快乐的生命。欧阳修的这些词句并非酒酣耳热之际的一时信笔，而是来自对命运的深刻思考，在《仲氏文集序》中，欧阳修专门探讨了儒家的“知命”观。在欧阳修看来，所谓的“知命”，并非是说一个人可以清楚地知晓自己的命运。恰恰相反，命运本身其实是不可知晓的，只有一个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知命”。
人生的宿命虽然无法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生注定是一场悲苦的旅行，真正的智者不是想方设法逃避命运的人，而是那些坦然地接受命运，并能在逼仄的境遇中享受人生佳酿的“达”者。
1071年（北宋熙宁四年），彼时欧阳修已是太子太师，位高权重，但他却急流勇退申请退休，举朝上下惊愕惋惜。其实，这不过是他悟透命运本质之后的必然结果。在无法逃避的宿命面前，欧阳修希望能保持精神的自由，以一种更为平静豁达的方式度过人生的最后旅程。致仕居颍期间，欧阳修为自己的《采桑子》联章词添写了一篇序言，序言中列举了前代名士的种种旷逸之举。欧阳修为历史长河中这些鲜活而精彩的个体生命而感动，在他们身上，欧阳修看到了一个人应该如何超越现实，以获得心灵上的自由与快乐：“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已有，其得已多”。此时的欧阳修已经能够坦然地面对命运的安排，接受生命的赠予，从而也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他在《采桑子》中写道：“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在天容水色的涵盖辉映下，世间万物都显现出本真的面。那些听惯了急管繁弦的鸥鹭，悠然自得地闲眠湖中，如同不再为荣辱穷达所动、以亡机之心栖息于天地之间的达者。举目四望，广袤的湖面与皎洁的月色相互照映，融为一体，现实中的一切枷锁迎风而解。轻舟之上，只有个无限自由的灵魂。
1072年（北宋熙宁五年），欧阳修病逝，谥号文忠。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仅从文学成就而言，有人评价他“300年大宋王朝无人能出其右”，但政坛上他的名声却并不突出。从文学层面来看，他是清醒自由的，但从国家层面来看，他又甘愿在朝堂上几度沉浮。观宋之世，德才兼备，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士大夫大有人在，这大概与宋文官政治、重文轻武的祖宗家法有关。朝廷以礼待士子，士子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富有入世精神并胸襟坦荡，欧阳修也不能免俗。心向自由，，身兼天下，这种矛盾一直让欧阳修有种“知与谁同”的感慨，或许这就是时代赋予他的特殊性。
然而，此时年仅二十六岁的欧阳修并不能做到真正的旷达。相反，他常常因为人生的种种无奈而心生惆怅。同年，欧阳修创作了《浪淘沙》一词：“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清人黄苏点评这首词时说：“忧盛危明之意，持盈保泰之心，在天道则亏盈益谦之理，俱可悟得。大有理趣。”或许黄苏的点评有过度阐释之嫌，但不能否认，“知与谁同”怡怡是欧阳修的人生写照。
一
达者的绝唱
公元1007年（北宋景德四年）夏，欧阳修出生于四川绵阳，他的父亲欧阳观此时已56岁，作为一个将要退休的地方推官，老来得子使他激动万分。欧阳观为人老实，待人和善，每天勤读古书，一直到49岁才勉强考中进士，如果饱读诗书的他能亲自为儿子开蒙，或许欧阳修的命运会被改写，可惜欧阳修不满3岁，欧阳观便撒手人寰。母亲郑氏只能带着年幼的欧阳修远赴随州（今湖北西北部）投奔他的叔叔。不久后，郑氏自立门户，帮人做针线活贴补家用。幼年丧父、寄人篱下并没有消磨欧阳修的意志，反而为他的性格注入了一份坚韧。
欧阳修到了开蒙年纪，上不起私塾，郑氏便拿一根芦苇，在地上描了一个大大的“一”字，跟他说这个字念“一”。《宋史·欧阳修传》有载：“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这便是“欧母画获”的典故。5岁时，欧阳修开始练字，别人用毛笔练，他用荻杆练，很多人只知道欧阳修是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殊不知他的书法成就跟宋四家（苏、黄、米、蔡）不相上下。在随州，欧阳修的才学很快闻名，然而他的科举之路却很坎坷，16岁和19岁两次落榜，但歐阳修并没有灰心。很快他遇到了一个“贵人”，这位“贵人”在史书上没有太多笔墨，但却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他就是欧阳修的岳父一胥偃。胥偃曾经当过几个地方的通判，后来还做过翰林学士、开封知府。
北宋以文治国，文化氛围浓厚，宋太祖赵匡胤曾留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的祖训，可以说宋代的每一位读书人都可能是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所以宋代的豪门权贵有“榜下择婿”的风俗。当胥偃看到欧阳修并读过他的文章后，也不例外。1029年（北宋天圣七年）春，胥偃亲自出面保举欧阳修到最高学府国子监参加考试。在接下来的三场重要考试中，欧阳修接连夺得头筹，所有人都觉得状元非他莫属。欧阳修甚至借钱做了一套新衣服，当作殿试时的“状元袍”。可历史就是如此戏剧化，他的同学王拱辰也获得了殿试资格。据史载，殿试前一晚，王拱辰与欧阳修玩笑，抢他的新衣服穿，大喊“我是状元喽”，结果王拱辰真的中了状元，欧阳修仅二甲进士及第。据殿试的考官晏殊说，在讨论状元人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欧阳修锋芒太露，于是将他的成绩减了几分，以挫其锐气。
自此，欧阳修开始了他的仕途。1031年（北宋天圣九年）三月，欧阳修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在洛阳，他认识了同样年轻的梅尧臣和尹洙，成为一生至交，经常在一起喝酒赏乐、切磋诗文，效仿“香山九老”便是这时的事情。他一生三次被贬，即使在被贬后，他还深情地回忆生活在洛阳的日子“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1034年（北宋景祐元年），宋仁宗召28岁的欧阳修回东京（今开封），让他参与编修《崇文总目》。当时北宋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严重。回到朝堂，欧阳修经世致国的理想被激发，开始思考让宋朝强大的方法。1037年（北宋景祐三年），他应范仲淹之邀，加入新政阵营，积极呼吁改革，改革总是有人牺牲的，他们的尝试触犯了“旧党”的利益，很快被各种势力反扑，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仁宗惜才，于1040年（北宋康定元年）将他召回东京，专修史书。但3年后，他又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联手，推行“庆历新政”，大力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不久，改革同样失败。他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在滁州，他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醉翁亭记》的开头本特别繁杂，用了很多词汇描绘滁州的山，后来他在池溏游完泳，马上就缩写成5个字“环滁皆山也”，成为传世名句。其中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更是成为一个“达者”的千古绝唱。
1049年（北宋重熙十八年），42岁的欧阳修又被召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但5年后，又遭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仁宗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欧阳修三次被贬，被威胁，此后又被对立派诬谤，甚至被王安石不留情面地批判。但他毕竟是“达老”，乐观是他的人生态度。被贬滁州时，他经常带着吏民出去游玩，在山中野餐，《醉翁亭记》就是最好的说明。做颍州太守时，他照样寄情诗酒，后来要告别颍州时，还写信安慰当地吏民：“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1070年（北宋熙宁三年），欧阳修改号“六一居士”，自言：“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一翁老于其间。”对欧阳修来说，山穷水尽和柳暗花明之间，既有外在的境遇，也得益于他内心独有的雅趣和超脱。
二
时代的见证者 “门生故吏满天下”的名士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但论及质量，首推的还当是欧阳修。惊才绝艳如苏轼、文学成就如曾巩等不世出的大才，都是欧阳修的门生故吏。称欧阳修为“千古伯乐”，最早可追溯到《宋史·欧阳修传》：“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1057年（北宋嘉佑二年），对于参加这一年科举考试的众多学子来说，避不开一件事——崇尚古文运动，并遇到向来反对北宋前期以诗赋取士为考试标准的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他作文讲究文与道俱，以为道胜文者不难而至，他论道不尚空谈，重视实际，对宋朝的性理之学有所批评。他所讲的道，不同于他们，而类似于韩愈，也就是为人的大节，他追慕韩愈的文章，但其为人处世，坚守正道则又高于韩愈，他的文章虽不及韩愈气势磅礴，但平易朴实而又委婉真切，颇有以柔克刚的气势。
在《六一诗话》中，欧阳修宣示了他对过往科举考试的看法：“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担任当年主考官的欧阳修自然大刀阔斧地对考试内容进行了改革。这个改革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却被后世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大名鼎鼎的苏轼、曾巩正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
曾巩的坎坷科举路可谓是和欧阳修如出一辙。论及出身以及家庭底蕴，曾巩并不比苏轼逊色，曾巩家族世代为学者，其父亲曾易占是太常博士出身。曾巩遗传了家庭的良好基因，天资聪慧、记忆超群，十二岁时，就尝试写过科举《六论》。可偏偏生不逢时，曾巩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华丽的文风以及剑走偏锋的奇诡论述往往能博得考官青睐，但这并不是曾巩所擅长的文风。在1037年到1056年的将近二十年间，曾巩参加的两次科举都以落第告终，但好在，在这期间曾巩认识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伯乐欧阳修，成了他的门生。
曾巩与欧阳修认识是在曾巩第一次进京考试之后，当时的欧阳修是馆阁校勘。曾巩对于崇好古文的欧阳修向来仰慕，借助这次进京赶考的机会，曾巩给欧阳修写了第一封信《上欧阳学士书》，信中，曾巩希望欧阳修能够了解到自己的志向，并且希望歐阳修可以收自己入门。对于不第的曾巩，欧阳修并没有任何的轻视，收到曾巩的信件后，欧阳修被信件内容以及后来的《时务策》打动了，欧阳修发现，声明不显的曾巩不过是因为擅长策论而轻于盛行一时的科举时文罢了。发现曾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欧阳修很快回复曾巩，并称其为“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并写了《送曾巩秀才序》，为曾巩的屡试不第叫屈，从此将曾巩收人门下，悉心栽培。即便曾巩是个高龄落榜生，欧阳修也对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
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嘉佑二年，苏轼曾巩只不过是当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科举各科共录取了899人，其中进士388人，在这一群人中，对后世造成巨大影响的就有十多人，除了苏轼与曾巩，这份进士名单还有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章惇、吕惠卿、曾布后来成了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对当时社会发展以及后世借鉴有极大参考意义;张载创立了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程颢、程颐兄弟提出洛学，以儒学为核心，并将佛、道渗透于其中，旨在从哲学上思辨“天理”与“人欲”，主导两宋交际的哲学思想。此外，当届科举还出了九名宰执，文官出身的王韶甚至主导了宋夏之间的熙河大捷。
嘉佑二年，由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无论从含金量还是影响力，在这千年的科举史中，都可称得上巅峰时代。以欧阳修为核心，他串联了这个黄金时代的每个人，他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甚至是主导人。可即便如此，无论是在当时人还是后世人眼中，文学上他的声名不如他的学生苏东坡，政坛上他的政绩不如好友范仲淹……而“知与谁同”的感慨也一直伴随着欧阳修。
三
自由的灵魂
1063年（北宋嘉祐八年），欧阳修五十七岁，好友尹洙和梅尧臣已逝世多年，想到相继湮没于时间洪流中的他们，他思绪万千，这也让他深刻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与岁月的无情。在《跋唐韩覃幽林思》中，他再次表达了“知与谁同”的感慨：“余在洛阳，凡再登嵩岳。其始往也，与梅圣俞、杨子聪俱。其再往也，与谢希深、尹师鲁、王几道、杨子聪俱。当发箧见此诗以入集时，谢希深、杨子聪已死，其后师鲁、几道、圣俞相继皆死。盖游嵩在天圣十年，是岁改元明道，余时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盖三十一年矣。游嵩六人，独余在尔，感物追往，不胜怆然。”
的确，随着年岁的增长，欧阳修对命运的无常与生命的脆弱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在欧阳修五十岁之后的书简中，疾病与衰老成为他与友人谈论最多的话题，比如《与王文公》中的“某自新春来，目益昏，耳亦不聪，大惧难久于笔砚”;又比如《与李留后》中的“某自过年，如陡添十数岁人，但觉心意衰耗，世味都无可乐，百事勉强而已”。
虽然欧阳修这时还在一如既往地履行着一位朝廷官员所应尽的职责，而且屡获升迁，位望日隆，但他对世俗名利提出了深深的质疑：“车马九门来扰扰。行人莫羡长安道。丹禁漏声衢鼓报。催昏晓。长安城里人先老。”直白地点出富贵利禄对个体生命的侵蚀。身体的衰老、京城的喧器与功名的羁绊让欧阳修倍感倦怠。不过，欧阳修毕竟是“达老”，他一方面深切地感受到生命悲风的侵袭，一方面又努力寻求精神上的快乐，“暗想浮生何时好。唯有。清歌一曲倒金樽”。应该以何种态度去面对生命易逝？欧阳修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既然人生的宿命无法逃避，那么不妨在短暂的浮生里去尽情享受快乐。欧阳修在词中不止一次地用这种欢乐的歌唱来抵御生命的悲风：“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千金莫惜买香醪。且陶陶”。
这种对人生欢乐的追求与贪恋，给后人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抓住每一个机会享受快乐的生命。欧阳修的这些词句并非酒酣耳热之际的一时信笔，而是来自对命运的深刻思考，在《仲氏文集序》中，欧阳修专门探讨了儒家的“知命”观。在欧阳修看来，所谓的“知命”，并非是说一个人可以清楚地知晓自己的命运。恰恰相反，命运本身其实是不可知晓的，只有一个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知命”。
人生的宿命虽然无法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生注定是一场悲苦的旅行，真正的智者不是想方设法逃避命运的人，而是那些坦然地接受命运，并能在逼仄的境遇中享受人生佳酿的“达”者。
1071年（北宋熙宁四年），彼时欧阳修已是太子太师，位高权重，但他却急流勇退申请退休，举朝上下惊愕惋惜。其实，这不过是他悟透命运本质之后的必然结果。在无法逃避的宿命面前，欧阳修希望能保持精神的自由，以一种更为平静豁达的方式度过人生的最后旅程。致仕居颍期间，欧阳修为自己的《采桑子》联章词添写了一篇序言，序言中列举了前代名士的种种旷逸之举。欧阳修为历史长河中这些鲜活而精彩的个体生命而感动，在他们身上，欧阳修看到了一个人应该如何超越现实，以获得心灵上的自由与快乐：“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已有，其得已多”。此时的欧阳修已经能够坦然地面对命运的安排，接受生命的赠予，从而也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他在《采桑子》中写道：“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在天容水色的涵盖辉映下，世间万物都显现出本真的面。那些听惯了急管繁弦的鸥鹭，悠然自得地闲眠湖中，如同不再为荣辱穷达所动、以亡机之心栖息于天地之间的达者。举目四望，广袤的湖面与皎洁的月色相互照映，融为一体，现实中的一切枷锁迎风而解。轻舟之上，只有个无限自由的灵魂。
1072年（北宋熙宁五年），欧阳修病逝，谥号文忠。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仅从文学成就而言，有人评价他“300年大宋王朝无人能出其右”，但政坛上他的名声却并不突出。从文学层面来看，他是清醒自由的，但从国家层面来看，他又甘愿在朝堂上几度沉浮。观宋之世，德才兼备，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士大夫大有人在，这大概与宋文官政治、重文轻武的祖宗家法有关。朝廷以礼待士子，士子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富有入世精神并胸襟坦荡，欧阳修也不能免俗。心向自由，，身兼天下，这种矛盾一直让欧阳修有种“知与谁同”的感慨，或许这就是时代赋予他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