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文章分析了元代文献资料，并结合蒙元时期曾游历过蒙古地区的外国旅行家留下的游记，以及蒙元时期所绘的图像资料，探讨了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坐具，认为这种坐具是蒙元时期设在诸王斡耳朵(宫帐)中“宝座”的一种；此外，文章还说明了此坐具的源流及特点。
关键词：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坐具；蒙元时期；宝座
中图分类：K8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7)03-0032-06
一 引 言
蒙古攻克西夏后，沙州之地首先成为术赤之子拔都的封地，忽必烈即汗位后不久，在西夏故地设立行省，开始将河西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至元十四年(1277)，复立州。十七年(1280)，升为沙州路总管府”。
察合台汗国的阿鲁浑汗之子出伯、合班兄弟为首的一批察合台系诸王及其部民投奔忽必烈，被安置在哈密、沙州、瓜州、罗布泊一带，并最终以此为封地，形成了自己的兀鲁思(小汗国)。“大德八年(1304)，辛丑，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从此出伯及出伯家族以诸王身份出任河西地区的军事统帅重任，直至1372年明朝大将冯胜西征，敦煌归属明朝。也就是说沙州地区被出伯家族统治了一个世纪之久。敦煌石窟中保存有此时期修建的洞窟或重修前代洞窟，保留了一部分元代所绘的壁画内容，部分是元代蒙古族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绘有蒙古族贵族供养人的坐具，这对元代坐具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到目前为止，一些学者对元代家具进行了许多研究，但很多问题尚待更深入地进行探讨。元代家具继承了唐宋风格还是辽金风格，是否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等问题上有许多争论，而且元朝帝国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的家具风格也有差异，南方以文雅“宋风”家具占主导地位，北方主要是蒙古族统治者使用的“西北风格”的家具占主导地位。本文主要探讨元代北方地区蒙古族统治者使用的坐具为重点，试图说明榆林窟第6窟明窗前室西壁北侧和南侧所绘蒙古族供养人坐具与元代设在各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之关系，并进一步说明其坐具的源流及其特点。
二 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坐具与
蒙元时期“宝座”之关系
榆林窟现存元代开凿的洞窟有第4、27等窟，元代重修的洞窟有第2、3、6、10、15、18、29、39、41等窟。榆林窟第6窟是唐代开凿，五代、宋、西夏、元、清、民国初重修的穹隆顶大佛窟，甬道有清修阶道上达崖面；西壁上部开券顶明窗外接乎顶前室，前室有券顶甬道通崖面。此窟明窗前室西壁北侧和南侧绘有蒙古族男女供养人像，他们盘腿坐于一张极低、无腿的长方形坐具上。此坐具有栏杆式高靠背，坐具后部高靠背两侧有向前延伸的侧围栏，后栏杆式高靠背较高，两侧栏杆较低。高靠背上部呈半椭圆形，椭弧部以连续的小弧纹构成。靠背两端伸出部位向上翻卷，呈灵芝纹(云纹，如意纹)似的翘头。坐具座面前沿绘有连续的回纹和小佛。此坐具的形制与蒙元时期设在各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很相似。
13世纪中叶法国旅行家鲁布鲁克到拔都汗的斡耳朵(宫帐)时看到：“他正坐在宝座上，宝座长而宽，好像一张床，全部涂以金色，并较地面为高……”同时期到过蒙古地区的另外一名意大利旅行家柏朗嘉宾描述贵由汗的斡耳朵(宫帐)：“人们在这里还用木板搭了一个高台，台上安排有皇帝的宝座，宝座是用象牙制作而成的，雕刻得令人仰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金子、宝石和珍珠。”他到拔都的斡耳朵(宫帐)时目睹到：“他坐在高高的如同宝座一样的位置上，由他的一位王妃陪同；其他人，包括他的兄弟或者他的儿子及其他品级较低微者都坐得较低，即幕帐中间的一条长凳子上；其他人都在他们后面席地而坐……”
从上述外国旅行家目睹的情况来看，蒙元时期各大汗斡耳朵(宫帐)中已有了多种坐具之类的家具，其中宝座最引人注意，雕饰得十分华丽，也有用象牙、金、宝石等贵重材料装饰的。元朝建立后拥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匠队伍，蒙古大军西征后，中亚各族工匠、青年、妇女、学者、技工等跟随成吉思汗从中亚来到中国，聚集在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元史》卷122载：“太宗时期，仍命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元史》卷17载：“(至元三十年)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户。所以元庭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各行工匠。《元史》卷90载；“犀象牙局，秩从六品。大使，副使，直长各一员，司吏一人。掌两都宫殿营缮犀象龙床卓器系腰等事。”“牙局，提领一员，管勾一员。掌宫殿象牙龙床之工。”此“宝座”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长而宽，像一张床，大汗与正妃子同坐于宝座之上，其他妃子与大臣都不能享用此坐具，说明此坐具也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又一位西方旅行家鄂多立克看到：“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皇后坐在他的左手；矮一级坐着他的两个妃子}而在阶级的最低层，立着他的宫室中的所有其他妇女。”这足以说明宝座很宽大，蒙古族习于盘腿坐，供两个人盘腿而坐的坐具一定很宽大。从榆林窟第6窟壁画中看到，蒙古族男女供养人盘腿坐于一张像床一样的坐具之上，两人之间也有一定的距离，看似此坐具的体积很大，与旅行家看到的“宝座”形制颇相似，只是没有繁缛华丽的雕饰而已。
宋人赵珙《蒙鞑备录·军装器械》载：“成吉思之仪卫，建大纯白旗以为识认。外此并无他旌幢，惟伞亦用红黄为之。所坐乃金裹龙头胡床。”这里所说的“金襄龙头胡床”就是蒙元时期设在各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说明当时南北家具风格不同，南人称北方蒙古族统治者宫帐中的坐具为“胡床”。《元史》卷144《福寿传》载：“(至正)十五年，(福寿)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十六年三月，大明兵围集庆，福寿数督兵出战，尽闲诸城门，独开东门以通出入，而城中势不复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崩溃，福寿乃独据胡床坐凤凰台下指麾左右。”作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的福寿所坐的坐具也被称为“胡床”，这里所说的“胡床”也许就是元代诸王显贵宫帐中的“宝座”的一类，南人把此坐具也称为“胡床”。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详细描述了忽必烈在中原建立的宫殿内摆设的家具，说大明殿中设“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诸王百僚怯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宝云殿设“寝殿楠木御榻，东夹紫檀御榻”，隆福殿中设“正殿缕金龙樟木御榻，从臣坐重列前两旁。寝殿亦设御榻，裀褥咸备”。这里描述的“御榻”，即“宝座”。看来当时的“御榻”既是坐具又是卧具。设在正殿中的是坐具，设在寝殿中的是卧具，形制相同。“御榻”上备有金缕裀褥，并设有后位，此坐具体块雄厚，这与壁画中供养人坐具的形制相似。因为上述坐具是皇帝宫殿中的“御榻”，所以装饰讲究，雕刻细密，雕有七宝云龙纹，诸王显贵则不能雕有龙纹，所以雕有蒙古族最偏爱的灵芝纹(云纹、如意纹)者多见。皇帝“御榻”用料昂贵，有紫檀、樟木、楠木等。 熊梦祥《析津志·家具之属》载：“(元大都的家具有)铁络、量罐、椛架、马槽、大小木櫃、镫檠、盤、橱、矮卓、矮床、门匡、窗隔……”这里所提到的“矮床”很可能是帐中摆设的坐具或卧具，形制是低矮的。从而得知，作为皇帝坐具或卧具的七宝云龙御榻、缕金龙樟木御榻、楠木御榻等的形制也是低矮的。
元代不仅宫中设有“御榻”、“宝座”，御用的车上也设“宝座”。《元史》卷78载：“腰舆。制以香木。后背作山字牙，嵌七宝粧云龙屏风，上施金圈焰明珠，两旁引手。屏风下施雕镂云龙床。坐前有踏床，可贴锦褥一。”从形制上看此“腰舆”后有屏风，两旁有引手，前有踏床，上铺有锦褥，也与“宝座”的形制相似。此“腰舆”装饰也非常华丽，这也是元代社会喜奢侈，尚富丽的体现。
皇帝宫殿中“宝座”的最突出的特点是用料昂贵，雕刻精细，镶各种金银宝石，显得金碧辉煌、气派非凡。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釉里赭花卉纹宝座高24.1cm、长29.3cm、宽15.3cm，属景德镇窑。座面呈长方形；后背为三扇屏风，左右各一扇，共计五扇屏风；四足为云头转珠纹，宝座整体满饰花卉蔓草纹，给人的感觉是造型饱满，形体重厚，雕饰繁复，雄壮奔放。此宝座是典型的元代宫廷坐具。那么其他诸王显贵斡耳朵中(宫帐)的“宝座”是什么样的呢?西方人所绘《旭烈兀汗在沙弗尔罕》一图中，旭烈兀汗与正妃子同坐于“宝座”之上，“宝座”有高靠背和侧围板，座面呈长方形，没有腿，较地面为高，座上铺有带花纹的坐褥，座前放着一个踏脚板。“宝座”的靠背和围板上雕饰的花纹不太清楚，只能看见座面前沿绘有花纹。拉施特《史集》抄本插图中多处绘有蒙元时期各大汗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其形制大致相同，多三面围栏式，后栏较高，两个侧栏杆较低，后靠背以上下两部分组成。
不同处在于有的栏杆式，有的栏杆带围板，靠背上部分表现的曲线不同。看来皇帝宫殿中的“宝座”与各大汗、诸王显贵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形制相似，只是质地、雕刻技艺等方面有差异。元代蒙古族质孙服也有此种情况，宴会时上自百官，下至乐工、仪卫，都穿同样颜色的质孙服，只能从质孙服的质地、佩饰、花纹等方面区别他们的身份与地位。
《异域志》中记载鞑靼风俗时说：“其风俗以鞍马为家，水饮草宿，无城郭房屋。”蒙古族从室韦时期始逐水草而迁徙，帐中家具非常简便，以耐用、低矮的家具为主，蒙古族入驻中原后建立都城，一部分统治者开始定居生活，从此家具的种类丰富起来了。贵族和富裕之家帐中有床，贫苦牧民则只能在地上铺毡而睡。为此，坐具也能成为分辨拥有者身份的标志。从上述文献中得知，皇帝御榻的形制是低矮的，图片中看到的旭烈兀汗与其他诸汗斡耳朵(宫帐)中宝座的形制也以低矮为主。从而推测出，皇帝的宝座与诸汗诸王显贵宝座的形制相似，只是质地与雕饰不同而已。从形制来看，敦煌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所坐的坐具很可能是蒙元时期设在各诸王、显贵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的一种。
三 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坐具的源流及其特点
汉代、三国时期家具的类型发展到床、榻、几案、屏风、橱、箱和衣架等。出于席地而坐的习俗，睡眠的床、榻在形制上较矮。到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由于佛教的影响和民族的融合，家具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那时普遍的仍是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但床榻的尺度有了加高，床上有帐架。到两宋时期，家具因受到宋代文人文化的直接影响，呈现出一种与唐代宏博华丽的风格不同的结构简洁工整、装饰文雅隽秀的风格。宋代箱形结构床榻、带屏床榻、四足平板榻等大多方方正正，比例优美，多数以直线部件榫卯而成，而这些直线部件都是按照严谨尺度刻意推敲出来的，以庸代床榻相比足有所增高。到元代，家具风格与宋代相比风格迥异，元代统治者尚武，追求豪华，崇尚游牧文化中豪放无羁、雄壮华美的审美趣味。所以元代家具造型上厚重而粗大、装饰上繁复而华美。此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元代“宝座”体形硕大，雕饰繁褥华丽，多有三面式围栏，座面更趋低矮。五代以前的榻，大多无围，只有供睡觉的床才多带围子。两宋时期的床榻大体还保留着唐、五代的遗风，大多无围子。元代宝座的三面式围栏形制与辽金的床榻颇相似。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同处一个时代，然而辽、金的家具却比中原地区有所发展，床榻上面都装有栏杆和围板。辽朝灭亡后，一部分契丹人投附蒙古，并最终融入蒙古民族。西方旅行家柏朗嘉宾看到蒙古地区的契丹人时说：“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的各行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鲁布鲁克东行纪》中记载蒙古地区的工匠时说：“另一个是契丹人的城区，他们全是工匠。”又载：“这些契丹人身材矮小，他们说话中发强鼻音，而且和所有东方人一样，长着小眼睛，他们是各种工艺的能工巧匠……”说明契丹人在蒙古地区从事手工业者极多，而且工艺精湛。契丹人融入蒙古民族中的同时把家具风格带到了蒙古地区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元代家具直接或间接受到辽金家具风格影响。
元代坐具虽与辽金坐具相似，但具有显著的本民族特色，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族将固有的审美趣味带到各个领域，这在家具上也有所体现。
(1)围栏形制
元代“宝座”几乎都有围栏，多三面式，但三面围栏的高低不同，后面围栏较高，侧面的围栏较低一些，后围栏多分上下两部，上部呈弓形、半椭圆形等，两端伸出部位有翘头，这与蒙古族极喜用曲线的特殊审美情趣有一定的关系。下部呈长方形，侧围栏多呈长方形。辽金床榻的三面围栏高度相等，床周围有间柱，即嵌有栏杆也有围板，床体有箱形壶门结构和四足形结构。
(2)雕饰
蒙古族长期以来受游牧文化的熏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习惯，这在家具上有所体现，尤其是在雕刻、纹饰等方面最具特色。蒙元时期，蒙古族雕刻艺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有许多优秀的国内外雕塑家集中在元大都。雕刻种类也很丰富，有圆雕、浮雕、薄肉雕、平雕、透雕等。在家具上主要运用圆雕和浮雕，让各种形象凸出在背景上，立体感极强。家具中“宝座”上的雕刻很有特色，主要表现在三面围板上，有时也表现在坐具腿部。我们从壁画中看到，坐具后围栏呈半椭圆形，椭弧部以连续的小弧纹构成，两端有伸出的向上翻卷的翘头，立体感极强。据上述文献记载，大汗的“宝座”上雕刻龙凤等纹，再涂金银、镶各种宝石，显得更加富丽堂皇。
蒙元时期工艺品上表现最多的纹样属云纹(即如意纹)，其次是卷草纹，家具也不例外，坐具的围板上或腿部极力表现如云气流动般的气势，这有可能缘于游牧民族崇尚大自然，崇尚流动的云气等因素。
(3)床榻体形硕大
圆浑、粗放、体块雄厚是元代坐具的又一显著特色。从壁画和绘画中看出，宝座的体块非常大，像一张大床，两个人盘腿坐在其上，也显得很宽松，加上围板上的雕刻，更显雄伟、豪放、华丽，这也是游牧民族审美习惯的集中体现。
(4)座面低矮
蒙古族从室韦时期始过着逐水草而迁徙，住穹庐、毡帐的游牧生活，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帐篷内家具简便，习于席地而坐，家具也随之以低矮为主。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生活方式渐向汉族靠拢，家具的品种多起来了，但长期游牧文化熏染造就的审美习惯却保留下来，一时难以改变。从汉代至唐宋辽金，床榻的高度有着不断加高的趋势，但到元代又趋于低矮，这与蒙古族统治者的审美趣味有很大的关系。
关键词：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坐具；蒙元时期；宝座
中图分类：K8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7)03-0032-06
一 引 言
蒙古攻克西夏后，沙州之地首先成为术赤之子拔都的封地，忽必烈即汗位后不久，在西夏故地设立行省，开始将河西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至元十四年(1277)，复立州。十七年(1280)，升为沙州路总管府”。
察合台汗国的阿鲁浑汗之子出伯、合班兄弟为首的一批察合台系诸王及其部民投奔忽必烈，被安置在哈密、沙州、瓜州、罗布泊一带，并最终以此为封地，形成了自己的兀鲁思(小汗国)。“大德八年(1304)，辛丑，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从此出伯及出伯家族以诸王身份出任河西地区的军事统帅重任，直至1372年明朝大将冯胜西征，敦煌归属明朝。也就是说沙州地区被出伯家族统治了一个世纪之久。敦煌石窟中保存有此时期修建的洞窟或重修前代洞窟，保留了一部分元代所绘的壁画内容，部分是元代蒙古族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绘有蒙古族贵族供养人的坐具，这对元代坐具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到目前为止，一些学者对元代家具进行了许多研究，但很多问题尚待更深入地进行探讨。元代家具继承了唐宋风格还是辽金风格，是否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等问题上有许多争论，而且元朝帝国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的家具风格也有差异，南方以文雅“宋风”家具占主导地位，北方主要是蒙古族统治者使用的“西北风格”的家具占主导地位。本文主要探讨元代北方地区蒙古族统治者使用的坐具为重点，试图说明榆林窟第6窟明窗前室西壁北侧和南侧所绘蒙古族供养人坐具与元代设在各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之关系，并进一步说明其坐具的源流及其特点。
二 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坐具与
蒙元时期“宝座”之关系
榆林窟现存元代开凿的洞窟有第4、27等窟，元代重修的洞窟有第2、3、6、10、15、18、29、39、41等窟。榆林窟第6窟是唐代开凿，五代、宋、西夏、元、清、民国初重修的穹隆顶大佛窟，甬道有清修阶道上达崖面；西壁上部开券顶明窗外接乎顶前室，前室有券顶甬道通崖面。此窟明窗前室西壁北侧和南侧绘有蒙古族男女供养人像，他们盘腿坐于一张极低、无腿的长方形坐具上。此坐具有栏杆式高靠背，坐具后部高靠背两侧有向前延伸的侧围栏，后栏杆式高靠背较高，两侧栏杆较低。高靠背上部呈半椭圆形，椭弧部以连续的小弧纹构成。靠背两端伸出部位向上翻卷，呈灵芝纹(云纹，如意纹)似的翘头。坐具座面前沿绘有连续的回纹和小佛。此坐具的形制与蒙元时期设在各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很相似。
13世纪中叶法国旅行家鲁布鲁克到拔都汗的斡耳朵(宫帐)时看到：“他正坐在宝座上，宝座长而宽，好像一张床，全部涂以金色，并较地面为高……”同时期到过蒙古地区的另外一名意大利旅行家柏朗嘉宾描述贵由汗的斡耳朵(宫帐)：“人们在这里还用木板搭了一个高台，台上安排有皇帝的宝座，宝座是用象牙制作而成的，雕刻得令人仰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金子、宝石和珍珠。”他到拔都的斡耳朵(宫帐)时目睹到：“他坐在高高的如同宝座一样的位置上，由他的一位王妃陪同；其他人，包括他的兄弟或者他的儿子及其他品级较低微者都坐得较低，即幕帐中间的一条长凳子上；其他人都在他们后面席地而坐……”
从上述外国旅行家目睹的情况来看，蒙元时期各大汗斡耳朵(宫帐)中已有了多种坐具之类的家具，其中宝座最引人注意，雕饰得十分华丽，也有用象牙、金、宝石等贵重材料装饰的。元朝建立后拥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匠队伍，蒙古大军西征后，中亚各族工匠、青年、妇女、学者、技工等跟随成吉思汗从中亚来到中国，聚集在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元史》卷122载：“太宗时期，仍命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元史》卷17载：“(至元三十年)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户。所以元庭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各行工匠。《元史》卷90载；“犀象牙局，秩从六品。大使，副使，直长各一员，司吏一人。掌两都宫殿营缮犀象龙床卓器系腰等事。”“牙局，提领一员，管勾一员。掌宫殿象牙龙床之工。”此“宝座”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长而宽，像一张床，大汗与正妃子同坐于宝座之上，其他妃子与大臣都不能享用此坐具，说明此坐具也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又一位西方旅行家鄂多立克看到：“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皇后坐在他的左手；矮一级坐着他的两个妃子}而在阶级的最低层，立着他的宫室中的所有其他妇女。”这足以说明宝座很宽大，蒙古族习于盘腿坐，供两个人盘腿而坐的坐具一定很宽大。从榆林窟第6窟壁画中看到，蒙古族男女供养人盘腿坐于一张像床一样的坐具之上，两人之间也有一定的距离，看似此坐具的体积很大，与旅行家看到的“宝座”形制颇相似，只是没有繁缛华丽的雕饰而已。
宋人赵珙《蒙鞑备录·军装器械》载：“成吉思之仪卫，建大纯白旗以为识认。外此并无他旌幢，惟伞亦用红黄为之。所坐乃金裹龙头胡床。”这里所说的“金襄龙头胡床”就是蒙元时期设在各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说明当时南北家具风格不同，南人称北方蒙古族统治者宫帐中的坐具为“胡床”。《元史》卷144《福寿传》载：“(至正)十五年，(福寿)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十六年三月，大明兵围集庆，福寿数督兵出战，尽闲诸城门，独开东门以通出入，而城中势不复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崩溃，福寿乃独据胡床坐凤凰台下指麾左右。”作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的福寿所坐的坐具也被称为“胡床”，这里所说的“胡床”也许就是元代诸王显贵宫帐中的“宝座”的一类，南人把此坐具也称为“胡床”。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详细描述了忽必烈在中原建立的宫殿内摆设的家具，说大明殿中设“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诸王百僚怯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宝云殿设“寝殿楠木御榻，东夹紫檀御榻”，隆福殿中设“正殿缕金龙樟木御榻，从臣坐重列前两旁。寝殿亦设御榻，裀褥咸备”。这里描述的“御榻”，即“宝座”。看来当时的“御榻”既是坐具又是卧具。设在正殿中的是坐具，设在寝殿中的是卧具，形制相同。“御榻”上备有金缕裀褥，并设有后位，此坐具体块雄厚，这与壁画中供养人坐具的形制相似。因为上述坐具是皇帝宫殿中的“御榻”，所以装饰讲究，雕刻细密，雕有七宝云龙纹，诸王显贵则不能雕有龙纹，所以雕有蒙古族最偏爱的灵芝纹(云纹、如意纹)者多见。皇帝“御榻”用料昂贵，有紫檀、樟木、楠木等。 熊梦祥《析津志·家具之属》载：“(元大都的家具有)铁络、量罐、椛架、马槽、大小木櫃、镫檠、盤、橱、矮卓、矮床、门匡、窗隔……”这里所提到的“矮床”很可能是帐中摆设的坐具或卧具，形制是低矮的。从而得知，作为皇帝坐具或卧具的七宝云龙御榻、缕金龙樟木御榻、楠木御榻等的形制也是低矮的。
元代不仅宫中设有“御榻”、“宝座”，御用的车上也设“宝座”。《元史》卷78载：“腰舆。制以香木。后背作山字牙，嵌七宝粧云龙屏风，上施金圈焰明珠，两旁引手。屏风下施雕镂云龙床。坐前有踏床，可贴锦褥一。”从形制上看此“腰舆”后有屏风，两旁有引手，前有踏床，上铺有锦褥，也与“宝座”的形制相似。此“腰舆”装饰也非常华丽，这也是元代社会喜奢侈，尚富丽的体现。
皇帝宫殿中“宝座”的最突出的特点是用料昂贵，雕刻精细，镶各种金银宝石，显得金碧辉煌、气派非凡。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釉里赭花卉纹宝座高24.1cm、长29.3cm、宽15.3cm，属景德镇窑。座面呈长方形；后背为三扇屏风，左右各一扇，共计五扇屏风；四足为云头转珠纹，宝座整体满饰花卉蔓草纹，给人的感觉是造型饱满，形体重厚，雕饰繁复，雄壮奔放。此宝座是典型的元代宫廷坐具。那么其他诸王显贵斡耳朵中(宫帐)的“宝座”是什么样的呢?西方人所绘《旭烈兀汗在沙弗尔罕》一图中，旭烈兀汗与正妃子同坐于“宝座”之上，“宝座”有高靠背和侧围板，座面呈长方形，没有腿，较地面为高，座上铺有带花纹的坐褥，座前放着一个踏脚板。“宝座”的靠背和围板上雕饰的花纹不太清楚，只能看见座面前沿绘有花纹。拉施特《史集》抄本插图中多处绘有蒙元时期各大汗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其形制大致相同，多三面围栏式，后栏较高，两个侧栏杆较低，后靠背以上下两部分组成。
不同处在于有的栏杆式，有的栏杆带围板，靠背上部分表现的曲线不同。看来皇帝宫殿中的“宝座”与各大汗、诸王显贵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形制相似，只是质地、雕刻技艺等方面有差异。元代蒙古族质孙服也有此种情况，宴会时上自百官，下至乐工、仪卫，都穿同样颜色的质孙服，只能从质孙服的质地、佩饰、花纹等方面区别他们的身份与地位。
《异域志》中记载鞑靼风俗时说：“其风俗以鞍马为家，水饮草宿，无城郭房屋。”蒙古族从室韦时期始逐水草而迁徙，帐中家具非常简便，以耐用、低矮的家具为主，蒙古族入驻中原后建立都城，一部分统治者开始定居生活，从此家具的种类丰富起来了。贵族和富裕之家帐中有床，贫苦牧民则只能在地上铺毡而睡。为此，坐具也能成为分辨拥有者身份的标志。从上述文献中得知，皇帝御榻的形制是低矮的，图片中看到的旭烈兀汗与其他诸汗斡耳朵(宫帐)中宝座的形制也以低矮为主。从而推测出，皇帝的宝座与诸汗诸王显贵宝座的形制相似，只是质地与雕饰不同而已。从形制来看，敦煌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所坐的坐具很可能是蒙元时期设在各诸王、显贵斡耳朵(宫帐)中的宝座的一种。
三 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坐具的源流及其特点
汉代、三国时期家具的类型发展到床、榻、几案、屏风、橱、箱和衣架等。出于席地而坐的习俗，睡眠的床、榻在形制上较矮。到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由于佛教的影响和民族的融合，家具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那时普遍的仍是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但床榻的尺度有了加高，床上有帐架。到两宋时期，家具因受到宋代文人文化的直接影响，呈现出一种与唐代宏博华丽的风格不同的结构简洁工整、装饰文雅隽秀的风格。宋代箱形结构床榻、带屏床榻、四足平板榻等大多方方正正，比例优美，多数以直线部件榫卯而成，而这些直线部件都是按照严谨尺度刻意推敲出来的，以庸代床榻相比足有所增高。到元代，家具风格与宋代相比风格迥异，元代统治者尚武，追求豪华，崇尚游牧文化中豪放无羁、雄壮华美的审美趣味。所以元代家具造型上厚重而粗大、装饰上繁复而华美。此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元代“宝座”体形硕大，雕饰繁褥华丽，多有三面式围栏，座面更趋低矮。五代以前的榻，大多无围，只有供睡觉的床才多带围子。两宋时期的床榻大体还保留着唐、五代的遗风，大多无围子。元代宝座的三面式围栏形制与辽金的床榻颇相似。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同处一个时代，然而辽、金的家具却比中原地区有所发展，床榻上面都装有栏杆和围板。辽朝灭亡后，一部分契丹人投附蒙古，并最终融入蒙古民族。西方旅行家柏朗嘉宾看到蒙古地区的契丹人时说：“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的各行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鲁布鲁克东行纪》中记载蒙古地区的工匠时说：“另一个是契丹人的城区，他们全是工匠。”又载：“这些契丹人身材矮小，他们说话中发强鼻音，而且和所有东方人一样，长着小眼睛，他们是各种工艺的能工巧匠……”说明契丹人在蒙古地区从事手工业者极多，而且工艺精湛。契丹人融入蒙古民族中的同时把家具风格带到了蒙古地区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元代家具直接或间接受到辽金家具风格影响。
元代坐具虽与辽金坐具相似，但具有显著的本民族特色，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族将固有的审美趣味带到各个领域，这在家具上也有所体现。
(1)围栏形制
元代“宝座”几乎都有围栏，多三面式，但三面围栏的高低不同，后面围栏较高，侧面的围栏较低一些，后围栏多分上下两部，上部呈弓形、半椭圆形等，两端伸出部位有翘头，这与蒙古族极喜用曲线的特殊审美情趣有一定的关系。下部呈长方形，侧围栏多呈长方形。辽金床榻的三面围栏高度相等，床周围有间柱，即嵌有栏杆也有围板，床体有箱形壶门结构和四足形结构。
(2)雕饰
蒙古族长期以来受游牧文化的熏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习惯，这在家具上有所体现，尤其是在雕刻、纹饰等方面最具特色。蒙元时期，蒙古族雕刻艺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有许多优秀的国内外雕塑家集中在元大都。雕刻种类也很丰富，有圆雕、浮雕、薄肉雕、平雕、透雕等。在家具上主要运用圆雕和浮雕，让各种形象凸出在背景上，立体感极强。家具中“宝座”上的雕刻很有特色，主要表现在三面围板上，有时也表现在坐具腿部。我们从壁画中看到，坐具后围栏呈半椭圆形，椭弧部以连续的小弧纹构成，两端有伸出的向上翻卷的翘头，立体感极强。据上述文献记载，大汗的“宝座”上雕刻龙凤等纹，再涂金银、镶各种宝石，显得更加富丽堂皇。
蒙元时期工艺品上表现最多的纹样属云纹(即如意纹)，其次是卷草纹，家具也不例外，坐具的围板上或腿部极力表现如云气流动般的气势，这有可能缘于游牧民族崇尚大自然，崇尚流动的云气等因素。
(3)床榻体形硕大
圆浑、粗放、体块雄厚是元代坐具的又一显著特色。从壁画和绘画中看出，宝座的体块非常大，像一张大床，两个人盘腿坐在其上，也显得很宽松，加上围板上的雕刻，更显雄伟、豪放、华丽，这也是游牧民族审美习惯的集中体现。
(4)座面低矮
蒙古族从室韦时期始过着逐水草而迁徙，住穹庐、毡帐的游牧生活，较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帐篷内家具简便，习于席地而坐，家具也随之以低矮为主。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生活方式渐向汉族靠拢，家具的品种多起来了，但长期游牧文化熏染造就的审美习惯却保留下来，一时难以改变。从汉代至唐宋辽金，床榻的高度有着不断加高的趋势，但到元代又趋于低矮，这与蒙古族统治者的审美趣味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