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 从拆迁队长到“专职钉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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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的拆迁队长应聘成为“专职钉子户”,他想要的是什么?
  成为自己曾经的“对手”,面对的则是当初的自己,他如何感悟这戏剧性的转换?
  现在的拆迁还是他熟悉的拆迁吗?他胜算几何?
  
  “鸟巢”背后,一片北京闹市中的荒岛。大地在冬夜沉睡,残存的几间屋子里,尚有不寐的人。“汇发楼”差不多是这片价值45亿的地皮上的最后留存物,几处拒绝被拆迁的门市房,早已断水断电、停业多时。
  “鱼堡”餐厅开在“鸟巢”斜对面,被称为“职业钉子户”的老陆守在一团漆黑里。
  屋子冷得像个冰柜,烛影重重,渗着一股色拉油的味道,黄色的手电筒用透明胶带绑在吊灯上,向麻将桌投去一弧昏暗的光。两张餐椅合到一起就是床,棉被铺在上面。没有水,无法打扫,煤灰越积越多。
  老陆神出鬼没。时常不接手机,怎么找也没影儿,但大多数时候,他像一枚军绿色的硕大的钉子,硬梆梆地杵在店门口,等待来犯之“敌”。隆冬的北京,风刮得呜啊呜的。
  他成为周围人议论的话题,因为仅仅在几年前,这“钉子”还是一把油光闪亮的、负责拨“钉子”的“钳子”。
  
  被逼出来的“招聘”
  
  “鱼堡”的店主秦荣,是在国贸上班的80后白领。去年7月,她在这里租下了一爿60平米的店铺经营餐饮,签的三年合同。谁知一年过去,眼见餐厅刚开始盈利,“噩耗”传来——这排楼房就要拆了。
  这栋楼在奥运前就已完成了一次拆迁,房屋的产权公司新奥集团为增加收益,将这栋“拆而未除”的汇发楼暂且留存下来,租给东方凯晟商贸有限公司,再由二房东东方凯晟转手租给秦荣等小老板们。
  现在,汇发楼要真正拆除了,这意味着餐厅一年来的数十万投资都成了泡影,东方凯晟只愿意补偿寥寥数万,秦荣说“完全是杯水车薪”。
  于是,这位乌鲁木齐女孩,开始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的维权。
  四个月里,她几番找到新奥集团副总经理郭再斌,说理不行,哭着哀求也没用;她请媒体朋友吃饭,朋友说,别人几百万、几千万的案子还管不过来,“这事儿没什么新闻价值”;最后,她拿着上访材料来到位于正义路的国家信访局,里边黑压压的人,许多人为拆迁而来。信访局工作人员态度和蔼地收下了材料,对秦荣说,这事儿你得打官司,留在这儿没用。
  从信访局归来,处处碰壁的秦荣悟出一个道理:房子才是她最后的砝码,得24小时留人。
  她在天涯、猫扑等论坛发了一个“绝对史上最牛招聘”的帖子,招聘拆迁钉子户,应聘者需有相关拆迁经验,底薪1000元/月。另有2%提成,包吃包住。
  原本只想找人帮着看店,没料到记者呼啦啦就来了,她无意中创造了“新闻价值”。
  招聘职业钉子户的消息上了报纸和电视后,应聘者源源不断地找上门来。其中一位叫杨帅的天津大学生,带着行李来到店里。他说自己比较早熟,“社会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希望)尽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好一点”。
  虽然感动,秦荣并不认为一个学生能和社会闲杂人等抗衡。这些天,曾有黑衣人上门,打伤了楼北边湖南米粉店的老板,而后整栋楼遭遇断水断电,楼中间菊华居老板的热带鱼也被冻死了。打110成了家常便饭,但警察只管维护现场秩序,管不了断水断电。
  “不能蛮干,能长期蹲守,最好像《蜗居》里的钉子户李阿婆,装傻充愣。”秦荣这样描述她的理想人选。
  
  拆迁队长的“经验”与忐忑
  
  陆大任没有看《蜗居》,他看的是电视新闻,里面正在讲秦荣招聘的事情。他“脑子一热”,就打了应聘电话。电话接通那一刻,就注定了他是这次招聘的不二人选,也让时下备受关注的拆迁话题出现一个兼具辛酸感与戏剧性的场景。
  12月初的一天夜里,秦荣接待了前来面试的陆大任。一开场,这位电话里“声音很沉稳”的中年人就反问“考官”:“你们有没有信心坚持到最后?”
  陆大任的问题给秦荣打了一剂强心针,她笑了。
  “只要你不走,我绝对不走。”陆大任搁下这句话。
  举手投足间,行伍出身的陆大任带有少许的“匪气”,很难嗅到大学中文系带出来的书卷气。
  陆大任今年45岁,眉毛浓黑,长长地龇着,有些稀疏的头发已经花白一片,加之他偏偏又戴着一顶暗红色的老人帽,周围人习惯称其为老陆。在公交车上,会有人给老陆让座,这让他很不爽:“我有那么老吗?”
  老陆的脸倒是饱满又生动,朋友说他挺像喜剧演员范伟,只不过是大号的。
  老陆不缺钱。一个多月前,他刚刚在原单位办了“内退”,来到北京,妻子和孩子都移民澳大利亚了,他被拒签。老陆却并不沮丧,而是有所解脱,“好不容易送走了‘三个皇帝’,获得解放。”
  老陆早年喜欢写点诗歌投稿,大学毕业后进入太原一家事业单位工作。1990年代后期,他感觉到全民下海的浪潮,“社会发烫了”,“50多个人的单位,开会就几个人。”
  陆大任也试着做起生意,最初是倒腾烟酒,“大年三十儿,还拉着一大卡车挂历,从广州往山西赶”。之后的一个契机,老陆接手了拆迁的“买卖”,“当时这是个肥缺儿”。
  那时没有“钉子户”一说,有的只是为数不多的“难缠户”。陆大任对自己摆平难缠户很有信心。
  “扔死鸡、砸玻璃、堵下水道、断水断电,都是最常见的做法。”他看不上这些“下三滥”的路数,他的做法是“打擦边球”。比如在危房100米开外搞爆破,轰隆一震,危房震出裂缝,也就相应贬了值;或在紧挨钉子户的房子上施工,伪造机械事故,“预制板吊在空中,看屋里人一出门,就哐当一声掉下去,说是意外,不小心砸到他们家房子了,其实这么一弄,房子都快垮了。”
  人不肯出门怎么办?老陆会让开发商找几个本地青年进行“培训”,在自己指挥下,两个人一组,把屋里的人抱出去,“出手不要重,但一定死死抱住不松手”,其他人趁机迅速把家具搬出来。
  那时拆的大多是平房,半个小时就完事,房子一推,钱一搁,人再哭天抢地,也没拆迁队的事了。说起自己当年的“损招”,老陆捂住嘴,有点不好意思。
  也有一次出了大事。当时是在太原,老陆把价码谈好,立马开工,一个不知道补偿金已经到位的中年妇女突然冲出来,一头撞在推土机明晃晃的铲头上。血流了一地,闹出了人命,老陆为此赔了6万块。
  很难有人想到,拆迁队长的身份竟让老陆几年间暴富,积累了不少于500万的财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挖空心思地挣钱,心满意足地数钱,四十来岁的人,看上去比同龄人苍老一个辈分。
  几年前,他决心远离这个行当,越远越好。当他看到秦荣的招聘启事,心里一动,似乎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
  
  “神奇的老陆”
  
  北京的严冬里,当年的拆迁队长坐在断水断电的黑屋子里,说着自己的故事,偶有触动。车影驶过,像一出皮影戏在他脸上流动。“这是我欠钉子户的债。”他说。
  在老陆之后,信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上海市民徐达也获得了秦荣的信任。徐达是一名即将退休的计算机工程师,“世博会”动迁中,他为没有得到安置的96岁的特困户姨妈起诉31次,4年后也没有得到法院的明确答复。他说自己有过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体验,希望秦荣不至于那么无助。他告诉秦荣,会帮她以信访方式讨要补偿款,每个月象征性地拿100元“工资”,事成后全部捐给对抗“钓鱼执法”的上海司机孙中界。
  自此,陆大任和徐达成为秦荣的得力助手,徐达负责写信上诉;陆大任坐镇店里,对付暴力拆迁,被媒体称为“文武钉子户”。
  老陆习惯于裹一件长过膝的军大衣,举一面“钉子户”白旗,一个淡蓝色口罩略显神秘地把半张脸藏起来。他很高兴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历史,而且这个“过来人”对完成使命自信满满,他没有预料到,做一个理想主义者远比向现实妥协困难。
  原以为每天还可以吹吹暖气,看看电视,大不了24小时盯守。来到这排黑森森的屋子里,老陆才发现“艰苦得像抗战”。98%的时候,老陆在和无边无际的时间抗争。
  下午5点钟天就黑了,黑暗无比漫长。睡不着,老陆就坐着,日复一日。零点半到零点四十,看市政环卫车从北向南开过去;凌晨一点半到一点四十,环卫车又从南往北缓缓开过来。有时老半天没车经过,静得发慌,于是,偶尔有车轮擦过路面的唰唰声,也成了华丽的凡德伊小乐章。另一些时候,一辆黑色商用车突然在视野中慢下来,老陆立马睁大眼睛甄别,一旦“敌人”来袭,得立马拨打110。
  让人尤其不痛快的是也许无所不在的监视,包括想象中的和确实潜伏着的。每当老陆想到有一双隐形的眼睛正看着自己扒拉几口新疆拌面,等着自己打一个盹,心里就毛悚悚的。
  “鱼堡”在汇发楼的南头,和它一起24小时坚守的,还有中间的菊华居和北头的湖南米粉店。老陆说,这种结构决定了拆迁队强拆无望。但苦日子得一天天捱,菊华居的老板娘冻得鼻子通红,“熬鹰似的”,她用感冒的鼻音说。
  白天闲暇的时候,老陆会出一些怪招。
  他在鱼堡的玻璃大门上,公示“断水断电×天”的字样,日日更新。还在他睡觉的地方贴上卡通体、白纸黑字的“严防死守”,“死”字匕首上那一撇,被画成一张人的笑脸,“要乐观点嘛。”
  12月19日这天下午,他举着自制的白旗到地铁4号线里“散步”去了。上面的中文写着“钉子户”,还写着他打听得来的英文“Nail”。老陆说这是“恶心人的小把戏”,当年一位开酒吧的朋友欠钱不还,他也是用印传单的招数达成目的的。
  秦荣和驻守“鱼堡”的店员们对老陆层出不穷的点子很是惊讶,称他为“神奇的老陆”。
  面对“神奇的老陆”,记者们总会翻来覆去问同一个问题:如何完成从拆迁队队长到职业钉子户的角色转变?
  开始老陆不乏豪言壮语,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为了“永远抹不去的心痛”“社会和谐共享”“让钉子户事业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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