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算，本届绿公司年会（以下简称绿年会），来参会的120位议程嘉宾所管理的公司，他们每年创造的商业交易额超过五万亿人民币，像这样“含金量”极其巨大的年会，放在全球都极其罕见。一场价值五万亿的年会，它的使命和愿景是怎样？这些企业家又是通过何种方式聚合到一起？
　　在本届绿年会举办前夕，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老丛林，新丛林
　　《齐鲁周刊》：绿公司年会的创办动因是什么？为何来到济南举办？
　　程虹：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的第一年，也即2006年，我们就开始讨论举办这个年会。把一群顶级企业家集合起来做什么？大家很快达成了共识，要传播企业家精神，弘扬商业正气。绿公司指的是一个大的商业生态圈，它包含了商业本身，包含了人文生态，包含了自然环境生态。作为一个企业，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兼顾到这样一个良性生态圈的建立。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都是各行业领军型的公司，他们在战略上的前瞻性是很够的，很早就发现企业的发展，如果只关心自己的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是不够的，需要在更高层面上关心一个生态的链条，这是我们组织绿公司年会的初心。
　　年会最初的两年是在北京举办，因为我们理事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到第三年，我们希望能够走出来，能扎到基层，到很多地方巡回传播这样的理念。扎实性上，我们要在论坛组织和创办的方式上，尽量寻求一点不一样的内容。
　　至于为何落户济南，我们主要考虑几个指标，一个是要从国家大的经济发展战略上来选择省份。我们去年去辽宁，它是一路一带的一站，今年来山东，这个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桥头堡；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自己设定的路线图。之前去过西部，广西，云南，辽宁，基本上都不是经济发达地区，今年我们觉得是时候在经济发达地区举办一届，所以最终确定在山东举办。
　　《齐鲁周刊》：本届绿年会的主题是“绿丛林：商业新秩序”，在您看来，如今的商业秩序发生了哪些改变？
　　程虹：丛林法则就是传统的商业法则，就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最近几年，整个商业生态在发生非常快速本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的创业公司，经过十年、二十年的积累式发展之后，他们在第三个十年，正好到了一个二次升级的时间窗口，这是企业的变化。
　　另外，人才结构的变化。大量80后、90后年轻人已经成为职场人群最核心的力量，他们接受了非常好的基础和高等教育，有些人的教育已经是国际化的，企业家们的视野也越来越全球化，这些因素都导致整个商业生态的丛林发生了变化。
　　新丛林和老丛林最大的差异，我本人的看法，就是由原来的竞争关系到今天的竞合关系。优胜劣汰其实更像一个零和竞争原理，我多一点你就少一点，我好一点你可能就坏一点。但是新的丛林法则是一个竞合的关系：竞争合作并行。比如说今天的BAT，他们在互联网生态圈上确实有一些边界的冲突和竞争，但是又有一些部分在合作，联合发起了很多新的科技项目。
　　《齐鲁周刊》：2013年时，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柳传志先生关于“在商言商”的表述曾经引起过一些争论，这一次将“在商言商”作为年会目标，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程虹：柳总的“在商言商”是内部会议上讲的，他有一个上下关联的语境，但是后来被不完整的传播之后，被断章取义解读为了好像企业家们在追求一己之利。
　　我们今年重提这四个字，第一个原因是，在我们看来，“商”意味着专业性，做好公司本身这件事情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事，所以企业家们也需要强调专业精神。第二个，“商”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商业生态，其实一家公司一定不是在一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单一循环或者是单一诉求中成长起来的，它一定是要兼顾到所有的社区环境、文化环境，关注到它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关系来取得协同效益的最大化，这样的公司才有可能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基业长青。
　　“和而不同”的价值观
　　《齐鲁周刊》：今年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十周年，其成立初衷是什么？
　　程虹：2006年底的时候，我参与筹划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当时俱乐部的首创者叫刘东华，他也是一位媒体人。俱乐部成立的一个诱因是因为公益。SARS爆发的时候，印度洋海啸的时候，周围企业家都自发做了一些公益慈善捐赠。
　　在这两件事情之后，大家忽然觉得当人类共同灾难来临时，企业家特别需要一个组织来共同做一些事情，同时也为企业家们提供一个精神交流的园地。
　　企业家是一个财富血液循环的泵，除此之外，他们更加关心创造物质财富之外有什么非物质的东西。比如说今天还有谁能看到胡雪岩创造的物质财富？但是今天流传的是胡雪岩关于商业的一些理念。时间会让很多物质的存在很快翻篇，真正能够抗得住时间的东西，往往是非物质的东西。
　　《齐鲁周刊》：我们选择企业家的入会门槛是什么？
　　程虹：我们有一个软硬指标，硬性指标就是看企业规模和吨位，在细分行业里面是不是做到数一数二的位置，必须是领先型的公司。其次，这是一个创始人俱乐部，他应该是一个企业的创始人，应该有一些独到的商业智慧。软的指标，他要有好的口碑，要有公益慈善的历史记录。此外，所有入会理事需要两位理事联名推荐，80%的人同意才可以，所有理事都必须投票，如果反对票数超过20%，则不能入会。
　　《齐鲁周刊》：俱乐部怎样关注正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家？
　　程虹：俱乐部两年之前成立了二级平台，叫中国绿公司联盟，那个平台上也已经有100多家企业了，绿公司联盟是中等规模高速成长的公司，它们跟我们的理事企业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价值链作用。 　　《齐鲁周刊》：俱乐部对入会企业家的商业理念、价值观有何要求？
　　程虹：君子和而不同，“和”就是指价值观上要保持高度一致，大家都认同企业家精神是推动商业成功和商业进步的最重要力量，商业诚信是商业成功的最重要力量，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主张。“不同”，就是说在很多观点和解决方案上，我们鼓励多样性和多元化。
　　从“无冕之王”到秘书长
　　《齐鲁周刊》：您曾经是媒体人，现在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创始人、秘书长，这两种身份之下，您对企业家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
　　程虹：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媒体人首先要强调自己是第三方的身份，要保持客观、中立，不能人云亦云，甚至不能有情感的偏移。但作为一个秘书长，我已经不是第三方，我觉得我是大家当中的一个分子，是大家的帮助者和支持者。在转换身份的过程中，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是很苦恼的，因为必须首先在心里摘掉无冕之王的感觉。
　　但当我成为一个服务平台上的一员，我就知道只是简单的发表评论是不行的，因为我认识的这群人，他们是一些劳动者，他们都在田间地头耕地，我压根儿不会种地，我就在地边上，老在那指手画脚，我觉得这个不对。当然媒体的批评是企业成长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它可以让一切变得更透明，更有效率。
　　《齐鲁周刊》：您是山东人，您所接触到的鲁商都有哪些特质？
　　程虹：其实我更关注一个大的群体，比如欧洲和北美、日本这些地方，这些企业家表现出来的特质和中国企业家特质有着哪些共性和差异。我还真的没有太多投入精力看看鲁商、浙商、川商，国内的区域文化所带来的商帮文化的差异。
　　当然，我对山东人是有理解和体会的。山东人厚重，有担当意识，这种担当意识有可能被外界解读为一种干的多，说的少，就是所谓的低调。俱乐部内部也有几位山东籍的企业家，我觉得他们共同的特质就是耿直、敦厚、不爱张扬，这可能跟儒家文化有关系。
　　《齐鲁周刊》：您接触这么大批企业家里面，女性企业家的特质又是怎样？
　　程虹：经常会接到一些女性领导力活动邀请什么的，我很少参加过，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领导力不应该分性别。俱乐部目前只有两位女理事，很快，HTC董事长王雪红女士将会成为俱乐部的第三位女理事，她也会到济南来，在此之前我们有龙湖的吴亚军女士，还有依文的夏华女士。
　　在中国企业家群体当中，女企业家占比不是很多。但是女性高管占比趋势，特别是董事会成员女性占比，这个数据在全球是呈现上涨趋势的。如今，智能机器人正在快速发展，在机器将要取代大部分工作的前提下，人的优势是什么？我认为基于情感的一些决策，是机器人无法做出的。男性的优势在于理性和基于逻辑的判断力，这种优势有时会酿成很不好的结果。你看次贷危机，金融产品公式写的极其漂亮，但是把每一个漂亮的产品串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经济学上这叫联合谬误，每一个点都是对的，但是串在一起错了。
　　这个时候，我们简单的相信数理逻辑是不够的，它一定要搭载上人的非理性判断，我把它解读成情商或者情感参与的决策。女性在情感和情商决策上是有先天优势的，你很难用一个数学公式分析，可如今很多大型公司在董事会愿意给女性保留一些位置，这并不是女权斗争得来的结果，这是本来简单的一个生物学优势，刚好跟这个时代的需求呼应，所以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