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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唐山大地震》能够成为主流电影的商业化样本,而非无法超越的巅峰。
《唐山大地震》自7月22日内地公映以来,票房已破6亿,轻松超越《建国大业》,坐上了国产商业电影票房的头把交椅,成为今年以来继《阿凡达》之后吸金能力最强的商业电影。伴随票房而来的有泪水也有口水,称赞的很多、谩骂的不少。《唐山大地震》成为一个社会话题、它的公映成为一个文化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在影片全国公映前揭开了这部影片的投资、运行与利润分配模式,即唐山市政府与华谊兄弟等影视公司共同运营并分配票房收入,其中唐山市政府以一半的出资额,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专栏作家老愚对《唐山大地震》的这种运作方式颇有微词,对影片中政治权力的加盟更是愤愤不平。“政府为收‘维稳’之利,从投资、宣传再到营销,可谓不遗余力。”老愚说出了很多反对者的心声。参差多态,本应该是健康理想的市场氛围,但我们需要看到市场反响热烈的缘由。
蹩脚的主流电影
赵汀阳严正地提醒我们政治要想获得合法性与正当性,至少必须包括以下两项最重要的内容:利益和文化政治。所以,任何国家都需要它的主流价值观念和精神谱系。文化政治的推行方式是多样的,电影也可以成为它的方式之一。
持自由主义态度的观众总希望,政治与市场绝缘,主流意识形态不要出现在商业电影中。这自然只会是一种美好而无法实现的愿望,因为在他们最向往的自由王国——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商业电影的全面渗透同样概莫能外。
1994年,《阿甘正传》在美加两地共获得了近3.3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曾经有一位教授告诉我,这部电影非常糟糕,原因不在于它的叙事拙劣,恰恰在于它技巧娴熟地向美国乃至世界观众推销美国主流价值观,以驯服臣民。所谓的“影评人”还乐此不彼地将它推荐上各种荣誉榜单。上述学者的确道出了影片的核心,但全世界的观众都“心甘情愿”掀起“阿甘热”。可见,影片中是否有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阴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将它与观众的心理需求融合在一起。
中国人总不情愿将古老的文化政治与新兴的文化消费形式联系起来,因为主旋律电影并没有深入理解中国百姓的内心,也难让中国人由心底里赞同,更别提让老百姓自己掏钱买票去看。中国发展主旋律电影已经几十年,少有电影找到了官方与民间关注的结合点,从《孔繁森》、《云水谣》、《张思德》、《抉择》到明星云集的2009版《建国大业》,虽然依靠特殊的体制保证了观众数量(大部分为团体购票),终究也没能成为百姓认可的经典影片。
诚实的商业样本
平心而论,在这群带着脚镣跳舞的导演中,冯小刚跳得最好。《唐山大地震》的票房足以证明这个论断。冯小刚是诚实又精明的商人和导演。一部要弘扬主旋律的电影,不一定就要关心天下、国家,更无必要将所谓的“小家”和“大家”对立起来,为“大家”舍“小家”,结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弄得观众口服心不服。普通观众真正关心的永远是自己的小家、自身的眼前利益,至于关心天下命运,只是酒足饭饱之后的消遣。这一点费孝通早在他的《乡土中国》里提出来,并以此揭露了儒家的“家—国—天下”伦理体系的困境和逻辑悖论。家、国、天下三者构成了水纹的差序格局。家处于这一同心圆格序的核心位置,越往外扩,情感依赖就越小。亲人是人际关系中“善”的最后堡垒,只有家庭的和睦温暖才是中国伦理价值体系的牢固根基。
正是因为影片中的那位苦情妈妈与女儿、养父母与女儿之间的情感纠葛,牵动了中国观众的心绪,赢得了泪水和掌声,所以不少人骂冯小刚利用中国人的眼泪赚钱。影片的确有煽情之嫌,可它终究是一部商业片,它的最终目的是盈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商业电影就可以不讲道德,它应该符合观众内心的健康期望,毕竟它会让生活在焦虑麻木之中的当代人重新温习自己的亲情。这是中国式的深厚情感,只有中国人才能看懂、才能感动。
对于这部吸金大片,国家广电总局已经决定将其作为中国的电影代表作角逐奥斯卡,参评最佳外语片奖。官方显然过于乐观,这种积蓄已久的企盼心情可以理解,对它的艺术水准总还需要客观看待。票房与需求相关,与艺术水准却无必然关联,否则,那些一流的艺术作品也不会被束之高阁。
人贵有自知之明。冯小刚算得上是一个。在广电总局宣布《唐山大地震》为候选时,冯小刚表示没必要去报名,去了也选不上。他很明白自己的电影是应时应势之作,不论是影片中的价值观还是艺术水准,都不符合奥斯卡的评审要求。说白了,电影这么拍对唐山市政府的意义是扩大影响力,对华谊兄弟就是赚钱。
那些想拍主旋律商业电影的导演们,也许真该学学冯小刚的诚实,诚实地面对自己和观众。希望《唐山大地震》能够成为主流电影的商业化样本,而非无法超越的巅峰。
《唐山大地震》自7月22日内地公映以来,票房已破6亿,轻松超越《建国大业》,坐上了国产商业电影票房的头把交椅,成为今年以来继《阿凡达》之后吸金能力最强的商业电影。伴随票房而来的有泪水也有口水,称赞的很多、谩骂的不少。《唐山大地震》成为一个社会话题、它的公映成为一个文化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在影片全国公映前揭开了这部影片的投资、运行与利润分配模式,即唐山市政府与华谊兄弟等影视公司共同运营并分配票房收入,其中唐山市政府以一半的出资额,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专栏作家老愚对《唐山大地震》的这种运作方式颇有微词,对影片中政治权力的加盟更是愤愤不平。“政府为收‘维稳’之利,从投资、宣传再到营销,可谓不遗余力。”老愚说出了很多反对者的心声。参差多态,本应该是健康理想的市场氛围,但我们需要看到市场反响热烈的缘由。
蹩脚的主流电影
赵汀阳严正地提醒我们政治要想获得合法性与正当性,至少必须包括以下两项最重要的内容:利益和文化政治。所以,任何国家都需要它的主流价值观念和精神谱系。文化政治的推行方式是多样的,电影也可以成为它的方式之一。
持自由主义态度的观众总希望,政治与市场绝缘,主流意识形态不要出现在商业电影中。这自然只会是一种美好而无法实现的愿望,因为在他们最向往的自由王国——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商业电影的全面渗透同样概莫能外。
1994年,《阿甘正传》在美加两地共获得了近3.3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曾经有一位教授告诉我,这部电影非常糟糕,原因不在于它的叙事拙劣,恰恰在于它技巧娴熟地向美国乃至世界观众推销美国主流价值观,以驯服臣民。所谓的“影评人”还乐此不彼地将它推荐上各种荣誉榜单。上述学者的确道出了影片的核心,但全世界的观众都“心甘情愿”掀起“阿甘热”。可见,影片中是否有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阴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将它与观众的心理需求融合在一起。
中国人总不情愿将古老的文化政治与新兴的文化消费形式联系起来,因为主旋律电影并没有深入理解中国百姓的内心,也难让中国人由心底里赞同,更别提让老百姓自己掏钱买票去看。中国发展主旋律电影已经几十年,少有电影找到了官方与民间关注的结合点,从《孔繁森》、《云水谣》、《张思德》、《抉择》到明星云集的2009版《建国大业》,虽然依靠特殊的体制保证了观众数量(大部分为团体购票),终究也没能成为百姓认可的经典影片。
诚实的商业样本
平心而论,在这群带着脚镣跳舞的导演中,冯小刚跳得最好。《唐山大地震》的票房足以证明这个论断。冯小刚是诚实又精明的商人和导演。一部要弘扬主旋律的电影,不一定就要关心天下、国家,更无必要将所谓的“小家”和“大家”对立起来,为“大家”舍“小家”,结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弄得观众口服心不服。普通观众真正关心的永远是自己的小家、自身的眼前利益,至于关心天下命运,只是酒足饭饱之后的消遣。这一点费孝通早在他的《乡土中国》里提出来,并以此揭露了儒家的“家—国—天下”伦理体系的困境和逻辑悖论。家、国、天下三者构成了水纹的差序格局。家处于这一同心圆格序的核心位置,越往外扩,情感依赖就越小。亲人是人际关系中“善”的最后堡垒,只有家庭的和睦温暖才是中国伦理价值体系的牢固根基。
正是因为影片中的那位苦情妈妈与女儿、养父母与女儿之间的情感纠葛,牵动了中国观众的心绪,赢得了泪水和掌声,所以不少人骂冯小刚利用中国人的眼泪赚钱。影片的确有煽情之嫌,可它终究是一部商业片,它的最终目的是盈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商业电影就可以不讲道德,它应该符合观众内心的健康期望,毕竟它会让生活在焦虑麻木之中的当代人重新温习自己的亲情。这是中国式的深厚情感,只有中国人才能看懂、才能感动。
对于这部吸金大片,国家广电总局已经决定将其作为中国的电影代表作角逐奥斯卡,参评最佳外语片奖。官方显然过于乐观,这种积蓄已久的企盼心情可以理解,对它的艺术水准总还需要客观看待。票房与需求相关,与艺术水准却无必然关联,否则,那些一流的艺术作品也不会被束之高阁。
人贵有自知之明。冯小刚算得上是一个。在广电总局宣布《唐山大地震》为候选时,冯小刚表示没必要去报名,去了也选不上。他很明白自己的电影是应时应势之作,不论是影片中的价值观还是艺术水准,都不符合奥斯卡的评审要求。说白了,电影这么拍对唐山市政府的意义是扩大影响力,对华谊兄弟就是赚钱。
那些想拍主旋律商业电影的导演们,也许真该学学冯小刚的诚实,诚实地面对自己和观众。希望《唐山大地震》能够成为主流电影的商业化样本,而非无法超越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