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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 301起，
受害人数807人。几乎每一个案子，都面临着发现难、取证难、
指控难、心理修复难的现实困境
6月1日晚间，中兴通讯发布公告称，因独立非执行董事鲍毓明由于个人原因辞职，导致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公司董事会已收到公司股东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提交的一项临时提案，提案为选举新独立非执行董事。
今年4月，原中兴通讯独立董事、杰瑞集团副总裁鲍毓明因涉嫌性侵未成年“养女”，陷入舆论漩涡。随后，受该负面事件影响，杰瑞集团与鲍毓明解除了劳动合同，中兴通讯也收到了鲍辞去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申请。
她对这个社会极度不信任
李星星（化名）和鲍毓明相识于2015年，当时李星星刚满14岁。出生于1972年的鲍毓明那年已是43岁，两人相差29岁。
彼时，李星星是辍学少女，鲍毓明是“海归”硕士，且具有中国律师资格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资格。
《中国慈善家》注意到，2015年8月，有人在网上发帖为弟求女：“我弟弟都四十多岁了，一直想领养一个小孩，最好是女孩，哪里有？”
在众多跟帖者中，有一位网友回复上述帖子：“善良可爱漂亮的女孩？可以详述了解一下你弟弟是做什么的吗？不是坏人只是做善事给想要孩子的，需要家的牵个线。”
这条跟帖中，留下的QQ号与鲍毓明提供给媒体的与李母亲聊天记录中李母所使用的QQ号一致。
一位母亲为何将自己十几岁的闺女交给一个四十多岁、社会地位悬殊的单身男子抚养？
对于这个引发最多质疑的问题，李星星的母亲鲜有回应，媒体报道也存在多种说法。一个说法是，李星星出身于单亲家庭，从小磕磕碰碰成长不顺，迷信的母亲就想给李星星找个养父来“冲灾”。而另一种说法是，李母觉得鲍毓明“可靠”“确实就像个爸爸”，学问高，如果把女儿交给他教育，肯定比自己带在身边要好。
多名帮助过李星星的人士告诉《中国慈善家》，李星星特别忌讳提起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位早期给过李星星援助的法律人士说，李星星一直不愿意让志愿者和她家人联系。
“你一定要把你妈妈的电话给我，你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有些事情我们还要和你妈妈沟通。”彼时这位法律人士这样对李星星说。
而李星星答称，“你不用找她，我自己就能处理。”
上述人士说，这是这个案子最特别之处，一个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父母却很少露面，“没有任何存在感”。
不过，整理媒体零碎的报道，仍可以勾勒出李星星的出身。
据财新报道，李星星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母在南京打工，母亲生性腼腆，脚有残疾，曾在南京做小生意维持生计。李星星出生后就被送到农村和爷爷一起生活，属于典型的“留守儿童”。爷爷去世后，她又回到父母身边。
父亲经常打她（这是李星星父亲在新闻报道中唯一出现的一次），此外，李星星还有一个弟弟。
鲍毓明对外表示，刚认识李星星时，她向自己诉苦身世：“从小被遗弃，亲情是最大的遗憾。”
面对外界的疑问，李母几乎拒绝了所有媒体采访，而帮助过她的人也不愿意多谈。
李星星2019年年初对外发出求助时，也不愿意提及家人。
有一次需要住院，某机构给她捐助，但必须获知受助人家庭信息，这被李星星拒绝了。最后，该机构还是通过其他途径打听到李母的联系方式。
救助机构联系上李母，却发现李母什么都不愿意多谈。
“我们当时是一个帮扶小组，有律师、有心理咨询师，有社工机构，有心理干预机构，后来，我们无一例外的都被拉黑了。”上述机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慈善家》，目前已无法联系到李星星。
不过，这位工作人员对此表示理解：“我并没有怪她。向我们求助的时候，她甚至不告诉我们她的真实名字。她对这个社会极度不信任。一方面她需要大家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又没办法给予帮助她的人信任。”
“我觉得她特别可怜，整个人都是矛盾的，确实小小年纪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东西。”一位志愿者说。这位志愿者也是在早期帮助过李星星，也被她拉黑。
谁在说谎？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批评，鲍毓明先是抛出了自己和李星星的聊天记录。在聊天记录中，李星星多次提到“亲爱的”“结婚”等亲昵的说法;她还提到让鲍毓明等她两年，约定去拍婚纱照。
2016年12月16日，李星星发文字说：“我以为叔叔是遇到喜欢的人了，不想理我了，不想要我了而已。”2017年4月8日，李星星发文字说：“叔叔，可以请求您一下吗？我可以叫您一次爸爸吗？”2017年7月25日，李星星问：“您愿意等我两年吗？”
鲍毓明称：“我2017年10月就带她见了我父母，告诉父母等她到了年龄就结婚，也征得了父母同意。她也和我约定2019年高考完就来烟台上大学，再也不分开。2019年初我还按她说的送了订婚钻戒。”
对此，李星星对媒体表示，QQ号是鲍毓明用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册的，知道密码，此前经常登录使用，不排除鲍毓明“自己跟自己对话”。
鲍毓明通过中间人书面回复媒体时称，“李星星喜欢缠着我聊天，我工作很忙，和她聊时间短了她都会不高兴。我经常嘱咐她好好学习注意吃好穿暖，不断资助她，她喜欢什么我就买什么，喜欢叫我什么就叫什么，可以说要星星不给月亮，她不止一次说过我是对她最好的人，我们彼此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今年5月1日，鲍毓明在微博中寫道：“你可能在某个时刻欺骗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
当天，鲍毓明再度发长文“十问韩某”（韩某即李星星），从李星星一米七的身高问起，提到李星星对自己的感情、到戳穿“谎言”、再到自己如何仁至义尽、“要星星不给月亮”，环环相扣，并抛出有乘车记录、聊天记录、照片等证据链条。 “十问”中，鲍毓明说李星星威胁过自己，要让他“在全世界出名”。
5月2日他再发布两篇微博，一篇指责李星星及其“同伙”“处心积虑将我包装成强权和妖魔”，另一篇则称韩某在初次见面时“看上去就跟成年人无异”，且“当时也没有与其发生任何关系”。
在电影《狩猎》中，刚刚和妻子离婚的卢卡斯就职于一家托儿所，心地善良个性温和的他很快就受到了同事和孩子们的喜爱，其中，一个名叫卡拉的早熟女孩对卢卡斯尤为亲近。面对女孩幼稚而单纯的示好，卢卡斯只能婉转地拒绝，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卡拉报复性的谎言让他背负起了性侵女童的罪名，一时间，这个好好先生成为了整个小镇排挤和压迫的对象。
显然，鲍毓明此前抛出的聊天记录加上“十问韩某”，将自己描绘成了卢卡斯一样的人物。
对于“鲍毓明案”中网友最关心的“到底有没有和李星星发生性关系”，“十问”中却只字未提。在给媒体的回复中，对于这个问题他以“隐私”为由拒绝回答。
曾代理过该案的一位律师告诉《中国慈善家》，看了“十问韩某”后，只有两个字来形容他：“渣男”。“鲍毓明绝不是被下了套的猎物。你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是不是和未成年的李星星发生关系了，为什么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李星星的说法也几乎全遭到鲍毓明的否定。
“我家里是有监控的，我们俩生活状态一清二楚。我说的话都是有证据的，她说的话都是胡编乱造，你让她拿证据她绝对拿不出来，因为她是胡编的，我说的话，要么有搜索记录、聊天记录，要么有电话录音，要么有视频监控。”法律专业出身的鲍毓明自称，“做法律的不说瞎话”。
不过，五一节过后，鲍毓明清空了自己微博的所有内容。
没有“完美的受害人”
鲍毓明对媒体表示，李星星偶尔会非常出格地“闹”——在深夜给他发一个在玄武湖的定位说想自杀，并附有血淋淋的照片，“但当我赶回家才发现，照片是网上下载的”。
对于网传的李星星有抑郁和自杀倾向，多位帮助过李星星的法律人士予以证实。
“星星患上抑郁症应该是真的，因此还住院了，住院费也是我们机构给出的。”曾经援助过李星星的律师李莹告诉《中国慈善家》，刚开始，李星星拒绝住院。
2019年4月底，李星星通过别人介绍，找到经常关注公益案件的李莹律师。当时，李星星正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经常想到自杀。
有一次，李星星在南京又产生自杀的念头，李莹和团队马上联系当地的朋友，找到了她，才阻止悲剧的发生。
“这个事情出来后我就和她母亲说，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去让她住院，先做心理方面的治疗，否则再出现自杀的情况，后果会不堪设想。”李莹说。
那个时候，李星星也找了几家媒体，诉说自己的遭遇。但因为媒体判定她的控诉只是一面之辞，因而没有引起关注。
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该案确实有很多不利于李星星的证据，甚至有相互矛盾的证据。
自从2019年年初李星星对外求助以来，她更换了好几位律师。被她“弃用”的律师无一例外都会被“拉黑”。
李星星目前的代理律师吕孝权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李星星肯定是一个受害人，这一点不能否认。
“无论这起案件有多复杂，我们可以还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案发时李星星仅仅是个十四岁左右的孩子，鲍某明与她有持续了将近三、四年畸形的性关系。结合她的年龄、智力水平、正常认知状态、成長的经历，双方的角色地位、身份背景、相处模式等等各种因素，这个孩子在这样一个案件中是什么样的处境，我觉得真的是难以想象。所以，她的受害人角色是毫无疑问的。”吕孝权说。
谈及案发时未成年被害人是否自愿问题，吕孝权表示，在性别暴力案件中，不应该苛求被害人是一个“完美的受害人”，在这样的未成年人伦理暴力案件当中更是如此。
“退一步讲，即使真的有相关证据说明她是同意的，这就真的是她的真实意愿吗？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一种表面上的自愿，还是应当结合全部因素，综合分析判断是否是内心真实的意愿？”吕孝权说。
吕孝权透露，目前李星星在南京配合警方开展调查。
取证极其困难
李莹曾代理的一起案件中，受害女童只有7岁，公安表示女童提供的证据因为不稳定且有矛盾之处，不能拿来当证据使用。
“我们问警察，能不能通过我们的专业人员协助来获得证据？公安机关经过研究，同意我们采集的证据可以作为参考证据。”李莹说。
当天，李莹团队的专业心理咨询人员专门带受害女童去公园玩，让她产生信任感。之后，到了一个温馨的环境，她才愿和“姐姐”说事情发生的经过。李莹说，这个7岁女孩在整个过程表现出的“警觉性”让人印象深刻——她要求询问人员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拉上窗帘，以“悄悄话”的方式聊天。
由此可见，在性侵未成年儿童案件中，取证工作有多难。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熟人作案。而熟人作案往往不止一次，多次性侵中很可能不是每一次都有反抗——加害人肯定会有温情的时候，有可能会对受害人形成一种“洗脑”作用;或者会有一些做法让受害人或是不懂或是不敢、不能反抗。
“2019年1月，星星刚向我们求助时，就告诉过我们鲍毓明是她的养父。”一位介入过此案的志愿者告诉《中国慈善家》。这位志愿者回忆说，李星星曾向他们透露，当时李星星报警后，给她做笔录的是一位男性警察，而鲍毓明也在场，并没有将二人隔开。李星星还说，鲍毓明似乎和这位警察很熟悉。
“这是不对的。”这位志愿者说，在这种情况下，做笔录的时候应该有女性民警和受害人的监护人在场;而且，应该是由受过心理学训练的人来进行询问。“要让受害人觉得安全和信任。”
《中国慈善家》采访的数位专业人士均表示，即便见识过很多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但相比之下这个案子也是“相当罕见。“此前不认识的两家人，母亲将十多岁的闺女以送养方式给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未婚男人，导致孩子被侵害，这一切非常不合情理。” 也因此，法律人士怀疑鲍毓明案中存在“金钱交易”，甚至是有“卖女”的情节。不过，目前公开的线索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
4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称：针对鲍某某涉嫌性侵一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已派出联合督导组赴山东，对该案办理工作进行督导。
目前，时间已经过去两个月，有关方面尚未公布案件进展。
现实困境
最高检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决定起诉4151人，同比上升2.2%。
“女童保护”公益项目针对2019年性侵儿童案例进行了统计：2019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 301起，受害人数807人，年龄最小的4岁。
每一个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身心遭到重创的孩子。而这一个个案子，面临着发现难、取证难、指控难、心理修复难的现实困境。
在301起案件中，熟人作案212起，占比70.43%;陌生人作案82起，占比27.24%;有7起未标明人际关系。
律师李莹告诉《中国慈善家》，她曾代理过一个案子，受害人是一个未成年女孩小丽。8岁的时候，小丽住在亲戚家，有一天，16岁的表哥对她说，“我们来玩个游戏，考验一下你是否勇敢。”就这样，小丽不知不觉被性侵多次。她根本不知什么是“性侵”，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性侵。
而随着年龄增大，小丽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时为时已晚，她要面对的是不可逆转的伤害，包括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以至于对她日后的恋爱和婚姻，都产生严重的影响。
“被性侵后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心理疏导，这种伤害会越来越深，就像刀子一样越拉越深。”李莹说。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在走访调研中发现，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不少是被害人在学校或补习机构的老师等熟人。她建议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资料库并实现全国联网。此类信息向幼儿园、中小学、补习机构和培训机构等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单位或部门开放，供这些单位知晓、查询。
司法實践中，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由于案发环境隐蔽，当事人难以启齿，造成司法机关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来给嫌疑人定罪。
“陌生人作案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会在第一时间报案，往往熟人很难做出明显的反抗，很难被认定。”李莹说。
为了解决发现难问题，有不少地方探索强制报告制度。比如，湖北省检察院联合教育、公安等部门出台首个省级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规定教育、医疗、救助管理及福利机构、村（居）民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性侵害的，有及时报告义务。
虽然强制报告制度已被《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吸收，但仍然面临主体责任落实难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认为，强制报告制度中，现行规定报告主体要向有关机关报告，这就导致报告管辖机关不够明确，他建议对此予以明确。“管辖机关不明确，会导致强制报告制度在实施落地中大打折扣。”
李莹认为，发现难的根源是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不足，受害者往往早期意识不到问题。她建议加强性教育，提高儿童的防范意识，这样才能有效减少此类事件发生。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长期走访农村山区，发现很多学校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学校，对性教育重视还很不够。而在家庭一端，很多家长羞于讲这些事，出了事也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法律意识比较薄弱。他在今年两会上呼吁，性教育以及防范性侵的常识应该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普及。
受害人数807人。几乎每一个案子，都面临着发现难、取证难、
指控难、心理修复难的现实困境
6月1日晚间，中兴通讯发布公告称，因独立非执行董事鲍毓明由于个人原因辞职，导致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公司董事会已收到公司股东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提交的一项临时提案，提案为选举新独立非执行董事。
今年4月，原中兴通讯独立董事、杰瑞集团副总裁鲍毓明因涉嫌性侵未成年“养女”，陷入舆论漩涡。随后，受该负面事件影响，杰瑞集团与鲍毓明解除了劳动合同，中兴通讯也收到了鲍辞去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申请。
她对这个社会极度不信任
李星星（化名）和鲍毓明相识于2015年，当时李星星刚满14岁。出生于1972年的鲍毓明那年已是43岁，两人相差29岁。
彼时，李星星是辍学少女，鲍毓明是“海归”硕士，且具有中国律师资格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资格。
《中国慈善家》注意到，2015年8月，有人在网上发帖为弟求女：“我弟弟都四十多岁了，一直想领养一个小孩，最好是女孩，哪里有？”
在众多跟帖者中，有一位网友回复上述帖子：“善良可爱漂亮的女孩？可以详述了解一下你弟弟是做什么的吗？不是坏人只是做善事给想要孩子的，需要家的牵个线。”
这条跟帖中，留下的QQ号与鲍毓明提供给媒体的与李母亲聊天记录中李母所使用的QQ号一致。
一位母亲为何将自己十几岁的闺女交给一个四十多岁、社会地位悬殊的单身男子抚养？
对于这个引发最多质疑的问题，李星星的母亲鲜有回应，媒体报道也存在多种说法。一个说法是，李星星出身于单亲家庭，从小磕磕碰碰成长不顺，迷信的母亲就想给李星星找个养父来“冲灾”。而另一种说法是，李母觉得鲍毓明“可靠”“确实就像个爸爸”，学问高，如果把女儿交给他教育，肯定比自己带在身边要好。
多名帮助过李星星的人士告诉《中国慈善家》，李星星特别忌讳提起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位早期给过李星星援助的法律人士说，李星星一直不愿意让志愿者和她家人联系。
“你一定要把你妈妈的电话给我，你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有些事情我们还要和你妈妈沟通。”彼时这位法律人士这样对李星星说。
而李星星答称，“你不用找她，我自己就能处理。”
上述人士说，这是这个案子最特别之处，一个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父母却很少露面，“没有任何存在感”。
不过，整理媒体零碎的报道，仍可以勾勒出李星星的出身。
据财新报道，李星星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母在南京打工，母亲生性腼腆，脚有残疾，曾在南京做小生意维持生计。李星星出生后就被送到农村和爷爷一起生活，属于典型的“留守儿童”。爷爷去世后，她又回到父母身边。
父亲经常打她（这是李星星父亲在新闻报道中唯一出现的一次），此外，李星星还有一个弟弟。
鲍毓明对外表示，刚认识李星星时，她向自己诉苦身世：“从小被遗弃，亲情是最大的遗憾。”
面对外界的疑问，李母几乎拒绝了所有媒体采访，而帮助过她的人也不愿意多谈。
李星星2019年年初对外发出求助时，也不愿意提及家人。
有一次需要住院，某机构给她捐助，但必须获知受助人家庭信息，这被李星星拒绝了。最后，该机构还是通过其他途径打听到李母的联系方式。
救助机构联系上李母，却发现李母什么都不愿意多谈。
“我们当时是一个帮扶小组，有律师、有心理咨询师，有社工机构，有心理干预机构，后来，我们无一例外的都被拉黑了。”上述机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慈善家》，目前已无法联系到李星星。
不过，这位工作人员对此表示理解：“我并没有怪她。向我们求助的时候，她甚至不告诉我们她的真实名字。她对这个社会极度不信任。一方面她需要大家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又没办法给予帮助她的人信任。”
“我觉得她特别可怜，整个人都是矛盾的，确实小小年纪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东西。”一位志愿者说。这位志愿者也是在早期帮助过李星星，也被她拉黑。
谁在说谎？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批评，鲍毓明先是抛出了自己和李星星的聊天记录。在聊天记录中，李星星多次提到“亲爱的”“结婚”等亲昵的说法;她还提到让鲍毓明等她两年，约定去拍婚纱照。
2016年12月16日，李星星发文字说：“我以为叔叔是遇到喜欢的人了，不想理我了，不想要我了而已。”2017年4月8日，李星星发文字说：“叔叔，可以请求您一下吗？我可以叫您一次爸爸吗？”2017年7月25日，李星星问：“您愿意等我两年吗？”
鲍毓明称：“我2017年10月就带她见了我父母，告诉父母等她到了年龄就结婚，也征得了父母同意。她也和我约定2019年高考完就来烟台上大学，再也不分开。2019年初我还按她说的送了订婚钻戒。”
对此，李星星对媒体表示，QQ号是鲍毓明用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册的，知道密码，此前经常登录使用，不排除鲍毓明“自己跟自己对话”。
鲍毓明通过中间人书面回复媒体时称，“李星星喜欢缠着我聊天，我工作很忙，和她聊时间短了她都会不高兴。我经常嘱咐她好好学习注意吃好穿暖，不断资助她，她喜欢什么我就买什么，喜欢叫我什么就叫什么，可以说要星星不给月亮，她不止一次说过我是对她最好的人，我们彼此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今年5月1日，鲍毓明在微博中寫道：“你可能在某个时刻欺骗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
当天，鲍毓明再度发长文“十问韩某”（韩某即李星星），从李星星一米七的身高问起，提到李星星对自己的感情、到戳穿“谎言”、再到自己如何仁至义尽、“要星星不给月亮”，环环相扣，并抛出有乘车记录、聊天记录、照片等证据链条。 “十问”中，鲍毓明说李星星威胁过自己，要让他“在全世界出名”。
5月2日他再发布两篇微博，一篇指责李星星及其“同伙”“处心积虑将我包装成强权和妖魔”，另一篇则称韩某在初次见面时“看上去就跟成年人无异”，且“当时也没有与其发生任何关系”。
在电影《狩猎》中，刚刚和妻子离婚的卢卡斯就职于一家托儿所，心地善良个性温和的他很快就受到了同事和孩子们的喜爱，其中，一个名叫卡拉的早熟女孩对卢卡斯尤为亲近。面对女孩幼稚而单纯的示好，卢卡斯只能婉转地拒绝，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卡拉报复性的谎言让他背负起了性侵女童的罪名，一时间，这个好好先生成为了整个小镇排挤和压迫的对象。
显然，鲍毓明此前抛出的聊天记录加上“十问韩某”，将自己描绘成了卢卡斯一样的人物。
对于“鲍毓明案”中网友最关心的“到底有没有和李星星发生性关系”，“十问”中却只字未提。在给媒体的回复中，对于这个问题他以“隐私”为由拒绝回答。
曾代理过该案的一位律师告诉《中国慈善家》，看了“十问韩某”后，只有两个字来形容他：“渣男”。“鲍毓明绝不是被下了套的猎物。你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是不是和未成年的李星星发生关系了，为什么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李星星的说法也几乎全遭到鲍毓明的否定。
“我家里是有监控的，我们俩生活状态一清二楚。我说的话都是有证据的，她说的话都是胡编乱造，你让她拿证据她绝对拿不出来，因为她是胡编的，我说的话，要么有搜索记录、聊天记录，要么有电话录音，要么有视频监控。”法律专业出身的鲍毓明自称，“做法律的不说瞎话”。
不过，五一节过后，鲍毓明清空了自己微博的所有内容。
没有“完美的受害人”
鲍毓明对媒体表示，李星星偶尔会非常出格地“闹”——在深夜给他发一个在玄武湖的定位说想自杀，并附有血淋淋的照片，“但当我赶回家才发现，照片是网上下载的”。
对于网传的李星星有抑郁和自杀倾向，多位帮助过李星星的法律人士予以证实。
“星星患上抑郁症应该是真的，因此还住院了，住院费也是我们机构给出的。”曾经援助过李星星的律师李莹告诉《中国慈善家》，刚开始，李星星拒绝住院。
2019年4月底，李星星通过别人介绍，找到经常关注公益案件的李莹律师。当时，李星星正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经常想到自杀。
有一次，李星星在南京又产生自杀的念头，李莹和团队马上联系当地的朋友，找到了她，才阻止悲剧的发生。
“这个事情出来后我就和她母亲说，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去让她住院，先做心理方面的治疗，否则再出现自杀的情况，后果会不堪设想。”李莹说。
那个时候，李星星也找了几家媒体，诉说自己的遭遇。但因为媒体判定她的控诉只是一面之辞，因而没有引起关注。
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该案确实有很多不利于李星星的证据，甚至有相互矛盾的证据。
自从2019年年初李星星对外求助以来，她更换了好几位律师。被她“弃用”的律师无一例外都会被“拉黑”。
李星星目前的代理律师吕孝权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李星星肯定是一个受害人，这一点不能否认。
“无论这起案件有多复杂，我们可以还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案发时李星星仅仅是个十四岁左右的孩子，鲍某明与她有持续了将近三、四年畸形的性关系。结合她的年龄、智力水平、正常认知状态、成長的经历，双方的角色地位、身份背景、相处模式等等各种因素，这个孩子在这样一个案件中是什么样的处境，我觉得真的是难以想象。所以，她的受害人角色是毫无疑问的。”吕孝权说。
谈及案发时未成年被害人是否自愿问题，吕孝权表示，在性别暴力案件中，不应该苛求被害人是一个“完美的受害人”，在这样的未成年人伦理暴力案件当中更是如此。
“退一步讲，即使真的有相关证据说明她是同意的，这就真的是她的真实意愿吗？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一种表面上的自愿，还是应当结合全部因素，综合分析判断是否是内心真实的意愿？”吕孝权说。
吕孝权透露，目前李星星在南京配合警方开展调查。
取证极其困难
李莹曾代理的一起案件中，受害女童只有7岁，公安表示女童提供的证据因为不稳定且有矛盾之处，不能拿来当证据使用。
“我们问警察，能不能通过我们的专业人员协助来获得证据？公安机关经过研究，同意我们采集的证据可以作为参考证据。”李莹说。
当天，李莹团队的专业心理咨询人员专门带受害女童去公园玩，让她产生信任感。之后，到了一个温馨的环境，她才愿和“姐姐”说事情发生的经过。李莹说，这个7岁女孩在整个过程表现出的“警觉性”让人印象深刻——她要求询问人员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拉上窗帘，以“悄悄话”的方式聊天。
由此可见，在性侵未成年儿童案件中，取证工作有多难。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熟人作案。而熟人作案往往不止一次，多次性侵中很可能不是每一次都有反抗——加害人肯定会有温情的时候，有可能会对受害人形成一种“洗脑”作用;或者会有一些做法让受害人或是不懂或是不敢、不能反抗。
“2019年1月，星星刚向我们求助时，就告诉过我们鲍毓明是她的养父。”一位介入过此案的志愿者告诉《中国慈善家》。这位志愿者回忆说，李星星曾向他们透露，当时李星星报警后，给她做笔录的是一位男性警察，而鲍毓明也在场，并没有将二人隔开。李星星还说，鲍毓明似乎和这位警察很熟悉。
“这是不对的。”这位志愿者说，在这种情况下，做笔录的时候应该有女性民警和受害人的监护人在场;而且，应该是由受过心理学训练的人来进行询问。“要让受害人觉得安全和信任。”
《中国慈善家》采访的数位专业人士均表示，即便见识过很多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但相比之下这个案子也是“相当罕见。“此前不认识的两家人，母亲将十多岁的闺女以送养方式给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未婚男人，导致孩子被侵害，这一切非常不合情理。” 也因此，法律人士怀疑鲍毓明案中存在“金钱交易”，甚至是有“卖女”的情节。不过，目前公开的线索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
4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称：针对鲍某某涉嫌性侵一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已派出联合督导组赴山东，对该案办理工作进行督导。
目前，时间已经过去两个月，有关方面尚未公布案件进展。
现实困境
最高检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决定起诉4151人，同比上升2.2%。
“女童保护”公益项目针对2019年性侵儿童案例进行了统计：2019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 301起，受害人数807人，年龄最小的4岁。
每一个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身心遭到重创的孩子。而这一个个案子，面临着发现难、取证难、指控难、心理修复难的现实困境。
在301起案件中，熟人作案212起，占比70.43%;陌生人作案82起，占比27.24%;有7起未标明人际关系。
律师李莹告诉《中国慈善家》，她曾代理过一个案子，受害人是一个未成年女孩小丽。8岁的时候，小丽住在亲戚家，有一天，16岁的表哥对她说，“我们来玩个游戏，考验一下你是否勇敢。”就这样，小丽不知不觉被性侵多次。她根本不知什么是“性侵”，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性侵。
而随着年龄增大，小丽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时为时已晚，她要面对的是不可逆转的伤害，包括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以至于对她日后的恋爱和婚姻，都产生严重的影响。
“被性侵后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心理疏导，这种伤害会越来越深，就像刀子一样越拉越深。”李莹说。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在走访调研中发现，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不少是被害人在学校或补习机构的老师等熟人。她建议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资料库并实现全国联网。此类信息向幼儿园、中小学、补习机构和培训机构等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单位或部门开放，供这些单位知晓、查询。
司法實践中，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由于案发环境隐蔽，当事人难以启齿，造成司法机关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来给嫌疑人定罪。
“陌生人作案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会在第一时间报案，往往熟人很难做出明显的反抗，很难被认定。”李莹说。
为了解决发现难问题，有不少地方探索强制报告制度。比如，湖北省检察院联合教育、公安等部门出台首个省级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规定教育、医疗、救助管理及福利机构、村（居）民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性侵害的，有及时报告义务。
虽然强制报告制度已被《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吸收，但仍然面临主体责任落实难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认为，强制报告制度中，现行规定报告主体要向有关机关报告，这就导致报告管辖机关不够明确，他建议对此予以明确。“管辖机关不明确，会导致强制报告制度在实施落地中大打折扣。”
李莹认为，发现难的根源是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不足，受害者往往早期意识不到问题。她建议加强性教育，提高儿童的防范意识，这样才能有效减少此类事件发生。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长期走访农村山区，发现很多学校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学校，对性教育重视还很不够。而在家庭一端，很多家长羞于讲这些事，出了事也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法律意识比较薄弱。他在今年两会上呼吁，性教育以及防范性侵的常识应该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