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曾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主要研究传播学理论、新媒体、国际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等领域。
　　培养全媒体人才需要根据全媒体不同类型的能力模型，确定相适应的培养模式和培养路径，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快速弥补全媒体人才的严重短缺
　　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最缺乏的资源就是全媒体人才，但是目前全媒体人才供给匮乏，根本没有全媒体人才红利。原有的传统媒体人才需要转型升级，才可能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要，但是又不能一蹴而就，谈何容易。全媒体人才荒已经成普遍现象。
　　所谓全媒体人才就是具有互联网思维，具备全媒体创意、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相关能力，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建设、全媒体业态与生态发展要求的专门人才。一般来说，全媒体人才的来源是多元的。经过多年积累，媒体融合起步早、经验丰富的主流媒体锻炼和培养了一批能够开拓创新，适应媒体融合需要的全媒体人才。另外，新兴媒体在这些年的发展壮大中，积累了不少胜任新技术、新营销、新内容与新服务要求的全媒体人才，但是他们都在新媒体中生存发展。高等学校也是全媒体人才的重要来源，但是距离社会和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相差甚远，需求远远大于供给。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全媒体人才培养要提速，要增效，要下功夫。具体而言，培养全媒体人才需要根据全媒体不同类型的能力模型，确定相适应的培养模式和培养路径，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快速弥补全媒体人才的严重短缺。
　　第一种培养模式和路径就是在职培训与实践。这种办法快速、实用，且见效快，容易落地。首先，主流媒体管理部门和主流媒体自身，特别需要重视在职员工的培训与提升。明确制订适应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的人才培养规划与计划，包括培训目标、方式与方法、对象类别、实践项目、内外部实训及效果评估等。这种培训一定是全员、全类型、全层次的，这样才能够达到效果。只是业务一线人员的培训只能解决细节和枝叶问题，无法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和决策层面的落后，更无法落实“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这一更加基础性的要求。其次，主流媒体机构在实践中，以项目制方式对所有人员进行全媒体实战训练。媒体融合发展与建设全媒体不是坐而论道，需要在实战、实训中积累经验与教训，探索和尝试媒体融合发展模式与路径。主流媒体可以集中骨干人力资源于媒体融合重点项目的研发、生产、制作、传播、营销与管理上，通过项目磨砺人才。再次，协同新兴媒体、企业、实战培训、高等院校等相关机构，开放式、跨界互動联合培训、培养全媒体人才。
　　第二种培养模式和路径就是高等院校培养全媒体人才。这种办法更加长期性，且影响深远。一方面，培养全媒体人才的高等院校包括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它们分层次、分类型培养媒体融合与全媒体所需的各种不同规格的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全媒体人才的学科专业也可以是各个学科与专业。全媒体需要各个领域的人才，需要复合型人才。因此，也需要各个学科与专业背景的人才加入全媒体建设中。仅就新闻传播学而言，全面迭代升级学科与专业迫在眉睫。一是新闻传播学的专业价值观迭代升级，大量网生和智能生成内容与服务需要价值观赋能，也需要重塑传统的价值观体系;二是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模式迭代升级，建立价值导向、技术引领、内容为本、用户为要的模式;三是学科体系迭代升级，学科日益融合与交叉，使得问题导向、理论融合、方法协同的新体系日渐形成。具体而言，就是需要从学科、专业、培养模式、师资结构四个层面，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探索。第一，调整学科。鼓励老学科更新，新兴学科交叉。第二，改造专业。学科指涉的是知识体系，专业指涉的则是能力体系。专业的设置、调整应以国家需求、行业方向为依据，以建构能力体系为目标。第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培养模式，都应兼顾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第四，优化师资结构。新闻传播教育的师资结构应具有融合性，应由学术型人才和业界人才共同构成。
　　全媒体人才培养和使用效果，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全媒体人才评价指标与体系。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观评价指标体系，至少包括互联网理念（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用户中心等指标，还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等;二是客观评价指标体系，至少包括全媒体创意创造、生产、制作、传播、营销、运营、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