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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严的岗哨之内，是一个空旷而寂寥的大院，身临其中，感觉周遭事物好似都被定格。而这出奇的静态，在罗援那里却有着颇为贴切的解说。
“你看上去非常平静，实际上我们军事科学院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进行着一场战争的预实践。这里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有些人讥讽我们是‘纸上谈兵’，但不要忘了，有诗云，‘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作为解放军最高智囊机构，军事科学院的使命旨在谋划如何“打胜仗”。自从1978年调入到这里，由一个普通军官慢慢升擢到少将，罗援的大部分军旅生涯都是在这个机构里度过。见面时，全国“两会”刚刚闭幕。在本次会议上，罗援可说是唯一一位受到舆论广泛注意的军队政协委员，他的有关加强南海战略的提案一经提出，便被外界视作一种进取型的军事姿态。但这个提案只是他所提交的6个提案中的一个而已。
“军队政协委员应姓军，要为民。也就是要为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鼓与呼。我这几年的提案都是围绕着这个主线。我们和其他社会集团分工不一样，军队是一个特殊的武装集团，必须常备不懈，不能和平时期建和平军。说实在的，军人没有和平时期，只有打仗的时期和准备打战的时期。”
这种谈吐，是他一向为人所知的铁血风格的延续。在军言军，虽是一个军人的分内，但他那不失个性和锋芒的言论，又颇能填充人们对于中国军方的想象欲与好奇心。尽管大多数时候，人们并不一定能自他的话语中得到多少真切有用的判断，但在国际军事纵横的舆论角力中，他无疑非常到位地“扮演”了一个无所畏惧的“狠角色”， 被视为中国军方知名的“鹰派”代表人物。这个角色又恰恰吻合了中国公众内心的某种期许：我们的军人，是应该有一点儿精气神的。
军人言战
入伍44年，罗援身上有着一种典型的军人气质，话讲得粗线条而富于原则。但与一般官员处世圆润的风格不同，在一些问题上他并不表现得遮遮掩掩。因此对于“鹰派”这个我们认为可能触犯忌讳的称谓，他却能欣然领受。不过熟悉他的人以及他本人更为通常的做法，是会在这称谓前面附加一个定词—“理性的”。早些年在美国访问，他即直面那些指他是“解放军中的强硬派”的人，强调解放军的“鹰派”不莽撞、格调高，不光是和人比嘴巴硬，还要比拳头，比智慧。
他所从事的军事科研工作，简概说来就是一种智力层面上的军事竞争，要在这更为隐性的较量中达到未战而先胜的目标，对于一个军人来说，不具有一个明晰的价值判断作指向，当然是不行的。罗援时常挂在嘴上的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作为一名军人，必须天天想打仗、会打仗、敢打仗，打赢才是我们军事工作的硬道理。”
不恋战，无以为兵。承平年代，人人都不免有沉浸在温柔乡里的危险，军人们是否仍有随时提枪上阵的力气？从这个道理上讲，毛泽东当年告诫三军“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不无用心。中国军方在这个思想督促与陶冶上一直以来并未松懈过，军界流传着著名的“三问”，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曾对将士们发问，“你们现在谁在天天想打仗？想打仗的人有多少会打仗？会打仗的人有多少敢打仗？”作为将领中的一员，罗援能够给出的回答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准备打仗你就是违宪啊。当然现在有些军中败类整天把心思用在跑官要官上，而不是一门心思谋打赢，这是军中大患，战争大忌。”
有时候下基层，听下面一些人大谈要效法《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这话在罗援听来不免大而且空，“军事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有不同标准，最高层次才是要考虑不战而屈人之兵，基层战士要考虑的是怎么战而屈人之兵。”
动不动就把“打仗”挂在嘴上，难免会被一些人视作盲动好战分子。但对于红色军人家庭出身的罗援来说，对于战争的接触几乎是从一出生就开始的。他的父亲是中共早期隐蔽战线上的领导人之一、后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罗青长，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受到父辈们的熏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68年参军后，大哥罗抗曾送他4个字：百炼成钢，早年在军中，罗援吃了不少苦头。
“我们‘红后’身上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乐观向上，不服输。这个军队是我们共产党创造出来的，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必须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存在。”罗援圈子里的一位“红二代”说道，“假如这个国家有危险了，我们‘红后’会第一个冲上去，假如这个国家亡了，我们会是最后一个倒下的。因为父辈教育我们要为这个国家负责任。罗援大哥和我们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革命军人后代的本色。”
在这个各种各样的“二代”被人们嘲弄的时代，类似的话语方式在军中的“红二代”们这里，似乎并不怎么犯忌讳。
物以类聚，“鹰派”的身边，自是不乏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时不外谈兵论战、谈古说今，常常也在思想上碰撞交锋。刘少奇之子、近来于军中以铁腕反腐著称的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翮和罗援也都是一起在兵营中摸爬滚打过来的发小。“红后”们在军队中的崭露头角被那位“红二代”解释为理所当然，党指挥枪思想的贯彻，一部分必然落到这些受过革命思想教育的人身上。
“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革命军人，军人当然应该有一种建功立业的冲动。我这个人就这么一个性格，现在当兵也44年了，不怕鬼、不信邪。”几年前在美国CSIS智库演讲，讲到激切处，罗援就把毛泽东那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警言抛出，效果据说相当好，台下一些华侨拄着拐棍儿起身呼应不说，连美方的军官也特意起身与他握手致意，他从中总结，“只要我们能不卑不亢，敢于直言，也是会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起码不敢小看你。”
这种内心的强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真实的战场。罗援入伍时，正是边衅不绥时期。1970年代初，抗美援老（挝）战役打响，沙场点兵，他也上了前线。那年代的战争被史家形喻为中国以中世纪武力和现代化的外国军队抗衡。刚出国，作战经验又不足，战士们在高炮阵地上晒床单，结果阵地暴露引来轰炸。本可躲到防空洞避险的战士们纷纷跑到阵地上去，架着炮打敌机，这场面让罗援很受启示，觉得武器装备落后，以后可以赶超，没有作战经验，以后也可以积累，但如果没有战斗意志，一切都是白嘞。
只是在今天的背景下，罗援的“敢于言战”，很容易遭到围观。听得多了，有些人蛮不把他的话当回事儿，你把别人忽悠上战场，如果国家有难，你们能上么？你们的子女是不是早就给送到国外去了？
对于罗援们来说，这样的质疑是需要经常面对的。“我是上过战场的人，有发言权，我的女儿女婿也都在国内，如果国家有难，我会第一时间动员他们为国效忠。”罗援也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否有用，他只能是，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接棒人的坚守
除了职责内的战争研究，罗援还整天忙着一项自我赋予的工作：国防教育。2008年，他一下子开了好些个博客，更新频繁，点击率屡屡冲高，但两年之后，就终止了，毕竟身在军中，上面有纪律，令行必须禁止。只是看到网友跟帖热烈，他感到挺可惜。
“我的想法，根据网络时代的特点，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应该有所改进。有些作战部队是应该严格遵守保密和宣传纪律，但是作为科研、教学单位，还是应该有一个对外宣传的绿色通道。”
2009年他甚至在湖南卫视一档收视率极高的娱乐节目出镜，讲解国防知识，通过这种雅俗共赏的载体寓教于乐，事后观察效果还不错。他一直认为，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中存在着一种爱国主义潜质，而这种潜质需要辅以相应的手段去激发和引导。
在罗援看来，国防教育很重要的一点是精神的传承。这些年他一直努力要弘扬的是周恩来精神。罗家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同一般，罗青长解放前就一直追随在周恩来身边，建国后较长时期担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及至周恩来逝世，骨灰也是罗青长参与抛撒。
在给学生讲叙周恩来精神的过程中，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听进去了，反正有时候他自己倒把自己给感动了，抑制不住要落泪。“跟人讲的过程中，自己本身也是经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周总理不是在作秀，他是毕生在践行自己的追求，到死的时候身上还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像章。领导干部要都像周恩来那样，我们的贪腐现象、整个社会风气将会得到很大改观。”
为此他别出心裁地提出，“全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周恩来，中层干部学习焦裕禄，基层干部学习王进喜，普通公民学习雷锋”。光在有限范围内提一提嫌不够，有一年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他还准备了一份提案，建议将周恩来精神写进核心价值体系。在他看来，现在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无疑都是很重要的，但还缺少一个精神支柱。
前文述及的那位“红二代”很能理解罗援对周恩来的情感。“这个国家和我们是一体的，父辈们不在了，这个棒子就交到我们手上。”他们这批人因为特殊的出身，对于国家的理解，也就多了一些不一样的元素，几十年下来，似乎也没什么改变。“我们没有选择，要不你平平淡淡过一辈子，要不你服从你父辈的精神和思想。”
他们这代人活得并不轻松，2006年授少将衔时，罗援最上心的是在授衔现场怎样将仪姿一丝不苟做得标准，确保不在别人面前露丑，让父母和亲人丢脸。在很大程度上，父辈们留下的光荣传统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选择和精神世界，但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他们认为异常宝贵的那些精神传承要顺利地推及更多受众，有时候却成为问题。他们对国家，对军队的认知，外人不理解、不认同的也不在少数。
有一次，罗援应邀给一些媒体领导讲课，他问大家，“咱们树立了这么多典型，你们能记住几个？”结果大家说不全。这就触动了罗援，将此归因于典型太杂，他提出，“典型不在多而在精，在于让人心服口服”，各行各业虽可以树立本部门的标杆人物，但全国全民性的，还是当推周恩来这样的楷模，易于让人领会。
另一件事，是“文革”期间被禁演的红色史诗《长征组歌》70年代末复演，一票难求，罗援和他爱人想方设法弄到3张票，带着刚上学的女儿一起去观看。席间他自己在那里是反反复复地感慨万千、热血沸腾，但女儿犯困，看着看着就小睡起来。罗援气愤得很，把她着实训了一顿。事后他也有反思，觉得是教育出了问题，导致年轻一代对光荣传统丧失兴趣。
“小平同志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你的教育要能说到人的心坎儿上，不能说教，不拔高也不降低。”本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罗援发现掌声最热烈的一个大会发言是号召不光老百姓应该学雷锋，高级领导干部也应该带头学习，对于罗援来讲，这当然是极入胸臆的提倡 。
早些年给大学生做讲座，罗援直斥社会风气堕落，“金钱至上、物欲横流、道德滑坡”，批评青年一代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主张抵制靡靡之音、腐朽文化。他深信，唯有“阳刚之气、虎狼之师”才是两件有用法宝，可将社会导入正途。
人心浮躁，他自己所奉行的东西却是确定的。2008年，罗援去了一趟四川老家。红四方面军当年长征就是从他老家开拔的，家乡政府为此建了一座抢渡嘉陵江纪念馆，他把父亲延安时期用过的一些物品送过去。一路上寻访先辈遗迹，慎终追远，态度虔敬地填下不少唱颂感怀的词章。
“我当时回家乡也就是想寻根，不忘本。我父亲从巴山蜀水走出来，一块出来的23个小伙伴儿，等他1952年回去就剩他一个人了，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不能忘记那些长眠在地下的先烈。”罗援始终认为，社会的主流方向还是应该崇尚革命英雄，不崇尚英雄的民族，不会成为英雄辈出的民族，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将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语录
窗下人语
“公民不服从”的警醒
当前，美国所面临的“一二二”困境，即一大金融危机、两大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两大核危机（伊朗核危机、朝鲜核危机）都事关它的核心战略利益。在这些方面，美国都需要中国的理解和合作。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美国没有必要因小失大。
我觉得军费问题不在别的，关键是你的意图是什么。中国现在每增加一分钱都是为了和平，而有的国家只要增加一美元都是为了战争。美国的军费构成其中有一项就是战争追加拨款。我们中国的军费构成里哪有战争追加拨款？我们所有钱都是和平追加拨款。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近30年唯一没有打过仗的。
军人待遇要和CPI物价挂钩，和公务员的薪金上涨挂钩。军队的工资是非常透明的，他们没有年终奖，职务工资、军龄工资、基本工资，一些福利加在一块儿就是收入。军队现在的工资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物价上涨，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的。
以前人有一种误解，就认为我们的外交方针是韬光养晦。这句话，它是不准确的，因为韬光养晦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在一个特定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来的一个对外方针，而且是内部的讲话。当时提出来他也是4句话，叫做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所以对这4句话，我们不能把它割裂地来看待，片面地来看待，应该把它全面理解，所以说韬光养晦必须和有所作为合在一块儿，这才是我们的一个外交战略。如果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分开，只能是一个谋略，或者说是一种策略。
“你看上去非常平静，实际上我们军事科学院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进行着一场战争的预实践。这里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有些人讥讽我们是‘纸上谈兵’，但不要忘了，有诗云，‘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作为解放军最高智囊机构，军事科学院的使命旨在谋划如何“打胜仗”。自从1978年调入到这里，由一个普通军官慢慢升擢到少将，罗援的大部分军旅生涯都是在这个机构里度过。见面时，全国“两会”刚刚闭幕。在本次会议上，罗援可说是唯一一位受到舆论广泛注意的军队政协委员，他的有关加强南海战略的提案一经提出，便被外界视作一种进取型的军事姿态。但这个提案只是他所提交的6个提案中的一个而已。
“军队政协委员应姓军，要为民。也就是要为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鼓与呼。我这几年的提案都是围绕着这个主线。我们和其他社会集团分工不一样，军队是一个特殊的武装集团，必须常备不懈，不能和平时期建和平军。说实在的，军人没有和平时期，只有打仗的时期和准备打战的时期。”
这种谈吐，是他一向为人所知的铁血风格的延续。在军言军，虽是一个军人的分内，但他那不失个性和锋芒的言论，又颇能填充人们对于中国军方的想象欲与好奇心。尽管大多数时候，人们并不一定能自他的话语中得到多少真切有用的判断，但在国际军事纵横的舆论角力中，他无疑非常到位地“扮演”了一个无所畏惧的“狠角色”， 被视为中国军方知名的“鹰派”代表人物。这个角色又恰恰吻合了中国公众内心的某种期许：我们的军人，是应该有一点儿精气神的。
军人言战
入伍44年，罗援身上有着一种典型的军人气质，话讲得粗线条而富于原则。但与一般官员处世圆润的风格不同，在一些问题上他并不表现得遮遮掩掩。因此对于“鹰派”这个我们认为可能触犯忌讳的称谓，他却能欣然领受。不过熟悉他的人以及他本人更为通常的做法，是会在这称谓前面附加一个定词—“理性的”。早些年在美国访问，他即直面那些指他是“解放军中的强硬派”的人，强调解放军的“鹰派”不莽撞、格调高，不光是和人比嘴巴硬，还要比拳头，比智慧。
他所从事的军事科研工作，简概说来就是一种智力层面上的军事竞争，要在这更为隐性的较量中达到未战而先胜的目标，对于一个军人来说，不具有一个明晰的价值判断作指向，当然是不行的。罗援时常挂在嘴上的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作为一名军人，必须天天想打仗、会打仗、敢打仗，打赢才是我们军事工作的硬道理。”
不恋战，无以为兵。承平年代，人人都不免有沉浸在温柔乡里的危险，军人们是否仍有随时提枪上阵的力气？从这个道理上讲，毛泽东当年告诫三军“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不无用心。中国军方在这个思想督促与陶冶上一直以来并未松懈过，军界流传着著名的“三问”，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曾对将士们发问，“你们现在谁在天天想打仗？想打仗的人有多少会打仗？会打仗的人有多少敢打仗？”作为将领中的一员，罗援能够给出的回答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准备打仗你就是违宪啊。当然现在有些军中败类整天把心思用在跑官要官上，而不是一门心思谋打赢，这是军中大患，战争大忌。”
有时候下基层，听下面一些人大谈要效法《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这话在罗援听来不免大而且空，“军事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有不同标准，最高层次才是要考虑不战而屈人之兵，基层战士要考虑的是怎么战而屈人之兵。”
动不动就把“打仗”挂在嘴上，难免会被一些人视作盲动好战分子。但对于红色军人家庭出身的罗援来说，对于战争的接触几乎是从一出生就开始的。他的父亲是中共早期隐蔽战线上的领导人之一、后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罗青长，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受到父辈们的熏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68年参军后，大哥罗抗曾送他4个字：百炼成钢，早年在军中，罗援吃了不少苦头。
“我们‘红后’身上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乐观向上，不服输。这个军队是我们共产党创造出来的，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必须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存在。”罗援圈子里的一位“红二代”说道，“假如这个国家有危险了，我们‘红后’会第一个冲上去，假如这个国家亡了，我们会是最后一个倒下的。因为父辈教育我们要为这个国家负责任。罗援大哥和我们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革命军人后代的本色。”
在这个各种各样的“二代”被人们嘲弄的时代，类似的话语方式在军中的“红二代”们这里，似乎并不怎么犯忌讳。
物以类聚，“鹰派”的身边，自是不乏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时不外谈兵论战、谈古说今，常常也在思想上碰撞交锋。刘少奇之子、近来于军中以铁腕反腐著称的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翮和罗援也都是一起在兵营中摸爬滚打过来的发小。“红后”们在军队中的崭露头角被那位“红二代”解释为理所当然，党指挥枪思想的贯彻，一部分必然落到这些受过革命思想教育的人身上。
“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革命军人，军人当然应该有一种建功立业的冲动。我这个人就这么一个性格，现在当兵也44年了，不怕鬼、不信邪。”几年前在美国CSIS智库演讲，讲到激切处，罗援就把毛泽东那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警言抛出，效果据说相当好，台下一些华侨拄着拐棍儿起身呼应不说，连美方的军官也特意起身与他握手致意，他从中总结，“只要我们能不卑不亢，敢于直言，也是会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起码不敢小看你。”
这种内心的强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真实的战场。罗援入伍时，正是边衅不绥时期。1970年代初，抗美援老（挝）战役打响，沙场点兵，他也上了前线。那年代的战争被史家形喻为中国以中世纪武力和现代化的外国军队抗衡。刚出国，作战经验又不足，战士们在高炮阵地上晒床单，结果阵地暴露引来轰炸。本可躲到防空洞避险的战士们纷纷跑到阵地上去，架着炮打敌机，这场面让罗援很受启示，觉得武器装备落后，以后可以赶超，没有作战经验，以后也可以积累，但如果没有战斗意志，一切都是白嘞。
只是在今天的背景下，罗援的“敢于言战”，很容易遭到围观。听得多了，有些人蛮不把他的话当回事儿，你把别人忽悠上战场，如果国家有难，你们能上么？你们的子女是不是早就给送到国外去了？
对于罗援们来说，这样的质疑是需要经常面对的。“我是上过战场的人，有发言权，我的女儿女婿也都在国内，如果国家有难，我会第一时间动员他们为国效忠。”罗援也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否有用，他只能是，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接棒人的坚守
除了职责内的战争研究，罗援还整天忙着一项自我赋予的工作：国防教育。2008年，他一下子开了好些个博客，更新频繁，点击率屡屡冲高，但两年之后，就终止了，毕竟身在军中，上面有纪律，令行必须禁止。只是看到网友跟帖热烈，他感到挺可惜。
“我的想法，根据网络时代的特点，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应该有所改进。有些作战部队是应该严格遵守保密和宣传纪律，但是作为科研、教学单位，还是应该有一个对外宣传的绿色通道。”
2009年他甚至在湖南卫视一档收视率极高的娱乐节目出镜，讲解国防知识，通过这种雅俗共赏的载体寓教于乐，事后观察效果还不错。他一直认为，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中存在着一种爱国主义潜质，而这种潜质需要辅以相应的手段去激发和引导。
在罗援看来，国防教育很重要的一点是精神的传承。这些年他一直努力要弘扬的是周恩来精神。罗家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同一般，罗青长解放前就一直追随在周恩来身边，建国后较长时期担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及至周恩来逝世，骨灰也是罗青长参与抛撒。
在给学生讲叙周恩来精神的过程中，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听进去了，反正有时候他自己倒把自己给感动了，抑制不住要落泪。“跟人讲的过程中，自己本身也是经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周总理不是在作秀，他是毕生在践行自己的追求，到死的时候身上还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像章。领导干部要都像周恩来那样，我们的贪腐现象、整个社会风气将会得到很大改观。”
为此他别出心裁地提出，“全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周恩来，中层干部学习焦裕禄，基层干部学习王进喜，普通公民学习雷锋”。光在有限范围内提一提嫌不够，有一年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他还准备了一份提案，建议将周恩来精神写进核心价值体系。在他看来，现在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无疑都是很重要的，但还缺少一个精神支柱。
前文述及的那位“红二代”很能理解罗援对周恩来的情感。“这个国家和我们是一体的，父辈们不在了，这个棒子就交到我们手上。”他们这批人因为特殊的出身，对于国家的理解，也就多了一些不一样的元素，几十年下来，似乎也没什么改变。“我们没有选择，要不你平平淡淡过一辈子，要不你服从你父辈的精神和思想。”
他们这代人活得并不轻松，2006年授少将衔时，罗援最上心的是在授衔现场怎样将仪姿一丝不苟做得标准，确保不在别人面前露丑，让父母和亲人丢脸。在很大程度上，父辈们留下的光荣传统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选择和精神世界，但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他们认为异常宝贵的那些精神传承要顺利地推及更多受众，有时候却成为问题。他们对国家，对军队的认知，外人不理解、不认同的也不在少数。
有一次，罗援应邀给一些媒体领导讲课，他问大家，“咱们树立了这么多典型，你们能记住几个？”结果大家说不全。这就触动了罗援，将此归因于典型太杂，他提出，“典型不在多而在精，在于让人心服口服”，各行各业虽可以树立本部门的标杆人物，但全国全民性的，还是当推周恩来这样的楷模，易于让人领会。
另一件事，是“文革”期间被禁演的红色史诗《长征组歌》70年代末复演，一票难求，罗援和他爱人想方设法弄到3张票，带着刚上学的女儿一起去观看。席间他自己在那里是反反复复地感慨万千、热血沸腾，但女儿犯困，看着看着就小睡起来。罗援气愤得很，把她着实训了一顿。事后他也有反思，觉得是教育出了问题，导致年轻一代对光荣传统丧失兴趣。
“小平同志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你的教育要能说到人的心坎儿上，不能说教，不拔高也不降低。”本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罗援发现掌声最热烈的一个大会发言是号召不光老百姓应该学雷锋，高级领导干部也应该带头学习，对于罗援来讲，这当然是极入胸臆的提倡 。
早些年给大学生做讲座，罗援直斥社会风气堕落，“金钱至上、物欲横流、道德滑坡”，批评青年一代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主张抵制靡靡之音、腐朽文化。他深信，唯有“阳刚之气、虎狼之师”才是两件有用法宝，可将社会导入正途。
人心浮躁，他自己所奉行的东西却是确定的。2008年，罗援去了一趟四川老家。红四方面军当年长征就是从他老家开拔的，家乡政府为此建了一座抢渡嘉陵江纪念馆，他把父亲延安时期用过的一些物品送过去。一路上寻访先辈遗迹，慎终追远，态度虔敬地填下不少唱颂感怀的词章。
“我当时回家乡也就是想寻根，不忘本。我父亲从巴山蜀水走出来，一块出来的23个小伙伴儿，等他1952年回去就剩他一个人了，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不能忘记那些长眠在地下的先烈。”罗援始终认为，社会的主流方向还是应该崇尚革命英雄，不崇尚英雄的民族，不会成为英雄辈出的民族，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将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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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下人语
“公民不服从”的警醒
当前，美国所面临的“一二二”困境，即一大金融危机、两大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两大核危机（伊朗核危机、朝鲜核危机）都事关它的核心战略利益。在这些方面，美国都需要中国的理解和合作。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美国没有必要因小失大。
我觉得军费问题不在别的，关键是你的意图是什么。中国现在每增加一分钱都是为了和平，而有的国家只要增加一美元都是为了战争。美国的军费构成其中有一项就是战争追加拨款。我们中国的军费构成里哪有战争追加拨款？我们所有钱都是和平追加拨款。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近30年唯一没有打过仗的。
军人待遇要和CPI物价挂钩，和公务员的薪金上涨挂钩。军队的工资是非常透明的，他们没有年终奖，职务工资、军龄工资、基本工资，一些福利加在一块儿就是收入。军队现在的工资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物价上涨，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的。
以前人有一种误解，就认为我们的外交方针是韬光养晦。这句话，它是不准确的，因为韬光养晦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在一个特定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来的一个对外方针，而且是内部的讲话。当时提出来他也是4句话，叫做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所以对这4句话，我们不能把它割裂地来看待，片面地来看待，应该把它全面理解，所以说韬光养晦必须和有所作为合在一块儿，这才是我们的一个外交战略。如果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分开，只能是一个谋略，或者说是一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