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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伦特曾经指出政治哲学中两对问题，分别是劳动与政治、历史与知性的问题。第一对问题，劳动与政治问题是异化问题，其本质是它们起点的对立和发展过程的异变。政治的起点是社会化，在历史中产生了很多变化，但其本质没有变化。劳动的起点是个体性，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劳动的起点也产生变化，于是改变了劳动初始目的，走向异化。政治与劳动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它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发生了异化。第二对问题中的“知性活动”在历史传统中占有重要位置，具有社会化性质。实际上，劳动与政治的问题可以通过“知性活动”逐步克服，但哲学在个体理性主宰下使“知性活动”隐藏于历史之下，历史的内容发生了断裂，由此产生了历史中知性回归是否可能的问题。因此，“知性活动”能否回归、怎样回归就成为化解第一对问题的关键，只有实现社会生活的“知性活动”，才能实现政治生活的合理化，不断化解两对矛盾。
[关键词]政治;勞动;历史;知性;实践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02-0031-07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通过分析和说明马克思对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继承，阐述了劳动与政治、历史与知性这两对问题。她认为：“出现于18世纪末、在19世纪被完整提出的各种问题中，劳动问题是与政治的侧面对应的问题，历史问题是与知性问题相对应的。这些问题以后逐渐变得更加尖锐起来，要在理论上给一个定论，慢慢地变得困难起来了。”[1]9那么，这两对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变得尖锐？是它们的内在本质还是外在现象造成了这些问题的尖锐？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关涉政治哲学中政治与哲学①关系的根本性问题。为了解开疑惑，我们在对这两对问题所论及的范畴进行考察时发现：劳动与政治问题是异化的问题，造成异化的本质原因是，它们的起点不同，进而使劳动社会化后产生了与政治的不适应。“知性”可以解决劳动的不适应，但“个体理性”的登场，使“知性活动”②被迫退场，历史内容发生了断裂。政治与劳动在社会化③相互的“对应”中没能够解决劳动的不适应，但却显示出历史断裂与知性回归之间的突出问题。那么，政治与知性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在对它们本质的分析中得到揭示？这需要从它们的具体的关系中给予澄清并找到化解方向。
一、政治与劳动问题的本质：起点和异化
阿伦特认为，政治是以社会化为起点的，劳动是以个体性为起点的。“在严格的意义上，劳动被看做是私人的事情。公共的、政治的生活就是在这种私人领域结束的地方开始的”[1]13。我们从本体论上分析，它们的起点主要区别是：一方面，政治的起点是本质的，不变的。政治是以真实的社会存在为基础，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以在解决人性问题和经济纷争的过程中如何建构政治经济结构为其内容的。作为社会化起点的本质是固定的，没有改变的，如果说有改变，只能说个体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使政治活动更加丰富了。另一方面，劳动的起点是现象的、可变的。劳动一开始是以个体生产的形式进行的，有了商品交换才使之归于社会化。也就是说，劳动现象发生了变化，其起点也转移到了以社会化为形式的参与劳动上。社会化劳动起点使原初个体劳动生产和交换使用价值的根本目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与劳动本质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现象。如，为专门赚取利益而开工生产的工厂，为得到食物而参与大机器生产的工人。他们都是被异化的，与政治的本质意义是相反的。政治是真实反映社会，而劳动是以异化的方式反映社会。那么，政治与劳动是如何在社会化中“对应”起来的？它们的联系又会使政治和劳动的关系产生哪些变化？
（一）政治的真实本质
R·道森认为，政治的本质是以“社会人”为前提，以“自由人”为目标的。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对政治世界的一个认识过程，是教化的过程。[2]6因此，对人的教化过程也是社会的政治化过程。人类在进入政治社会过程中，人的特征是不同的，这表明了政治教化人的社会化功能本质。我们认为人的特征有三种：首先，人是利己的存在。在无序的社会中，人只能以个体利益为基础思考与他人的关系，所以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而如何避免冲突就成为了人们首先解决的问题。其次，人是社会的存在。任何利益冲突使人并不想与对方同归于尽，而是以理性的方式思索人与人相处的规则和秩序。规则和秩序的制定不是由单个人行为所决定的，而是由具有理性的人共同协商、合作、签约而成的。这样的规则和秩序就具有了政治的性质，也使政治具有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伦理功能。最后，人是自由的存在。规则和秩序不是以约束人、统治人为终点的，而是使所有人都能享受自由生活，实现“自由人”的理想。对自由人的追求是政治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在政治生成演进过程中始终没有改变，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化后形成的共同体所追求的自由人联合起来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我们认为，在追求自由人的目标过程中，反映政治本质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实现对人的关系的管理;二是调和不同的人对人的本质目标的争夺。
第一个任务，实现对人的关系的管理。首先要把人分类，也就是说，以人性或以物质为标准划分谁是管理者、谁是被管理者。亚里士多德说：“奴隶的体格总是强壮有力，适于劳役，自由人的体格则较为俊美，对劳役便非其所长，而宜于政治生活”[3]15。显然，“政治生活”是“自由人”的生活，“劳役”者不是“自由人”。这就是对政治和劳动所做的区分。“自由人”是管理者（统治者），劳动者是被管理者（被统治者）。奴隶对“自由人”的反抗是以暴力的手段实现的，因“劳役”者暴力反抗而使劳动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和整合。
劳动与政治的变化：一是暴力使奴隶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奴隶们意图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向“自由人”转变。但这种转变并没有使他们成为“自由人”，只是使他们成为了“自由人”的对立面，“劳动者”与“自由人”成为对立主体。二是劳动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暴力使劳动同转变身份的“奴隶”一道被带进了政治生活之中，“自由人”通过政治实现了对“劳动者”的统治，也把劳动归于政治之中并使之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三是政治与劳动问题突出出来。虽然劳动与政治整合起来了，但矛盾也显现出来了，劳动的个体化与政治生活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人身依附关系、劳动方式、政治统治都衍生出新的问题。 第二个任务，调和不同的人对人的本质目标的争夺。政治在调和不同的人对人的本质目标的争夺过程中，突显了政治的社会化本质。政治为消解暴力，采取两种方式化解矛盾：一是“对话”的方式。古希腊城邦时期和中国春秋时期各种政治游说和对话最具代表性，当下的国际政治主流还是以对话为主要形式。“对话”的形式可以以话语权实现协调，避免因暴力使统治者失去权力。二是法和规则的方式。暴力被一种叫做“法（nomos）”的手段给驱逐了，“法的颁布不是政治行为（活动）之一，而是使得政治行为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1]23。法在保护政治生活的同时，也固化了政治对劳动的统治关系。
马克思认为，首先要实现政治解放，之后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虽然政治只是调和的工具，但它是不可或缺的，并认为暴力在历史的发展中能够起到“助产婆”作用，政治生活是暴力后的结果。通过暴力产生的政治生活最终要回归于平等对话的环境中，这时就需要“法”给对话以安全保证，这就是暴力和法在政治生活中的关系。马克思的理论进一步证明了政治的社会化本质来源于“对话”和“法及规则”方式，也说明了劳动一开始在政治中并没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劳动是个体化的。
此时的劳动还是通过对自然物的加工来满足人的生存需求的过程，并没有在人与人之间起到一种以价值交换为主要形式的桥梁作用。通过对马克思理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归纳劳动作为个体化的形式衍生出的两种存在样态：一是“人化自然”的样态，劳动是对思维的描摹，使劳动产品具有了属人的性质，也使劳动成为了个体理性的附产品。二是突显“统治”的样态，个体理性支配着劳动，政治空间总是以社会化名义压制个体理性的劳动，它造成的压制是统治者与劳动者关系的真实写照。因此，统治者把劳动作为统治的工具被确认了，谁掌握了“劳动者”，谁就掌握了统治权。
（二）政治对劳动的社会化改造和异化
阿伦特认为，因政治对劳动的统治所引发的尖锐矛盾只有通过两个办法才能解决：一是实现个体理性下的政治。在私有制下，大多数的政治往往是被社会化意识形态冠名的虚假的政治。政治的社会化形式总是从感官上给人一种假象，社会化假象下面掩藏着个体利益并以之假冒社会利益，取得个体利益才是政治的真实目的。这种政治的社会化只是暂时地缓解政治与劳动的尖锐矛盾，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二是实现社会化下的劳动与政治。社会化劳动是在政治统治劳动的过程中完成的。政治对劳动的统治所产生的矛盾，使统治者调整了政治与劳动的关系，也就是说产品可以自由交换了，进而使劳动的社会化成为了可能。劳动的社会化过程不但是在对其改造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且也是在社会历史形态转换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马克思认为，现代劳动是社会化的生产活动，劳动在现代性中显现出各种异化现象。这种异化体现在社会化生产使劳动的各种要素相分离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使用价值与价值分离;劳动过程与价值分配分离。阿伦特赞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真理，她认为马克思忠实地描绘了现代社会的主要趋势，他描绘的全面性或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例如，劳动价值理论就是对现代社会经验之特点的正确概括。[4]25
劳动异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马克思已经做了很多深刻的理论分析和阐述，我们在此只是从政治与劳动问题的角度再做以分析。产生劳动异化的原因有：一是社会化劳动生产的产品已经变成了商品，失去了产品的本来涵义。二是社会化劳动是在社会性范围内审视劳动与政治的对应关系，而不再是从政治角度审视个体劳动的关系，使劳动的各种缺陷暴露于社会之下。三是社会化劳动理应成为人自身的“表现”。阿伦特认为，“劳动变成了全部生产力的源泉和人性的真正表现”[5]74。而事实上，劳动已经变成了获得资本、社会生活的工具，不能反映人性自身。四是政治与劳动的“整合”，使劳动总是被从政治视角来看待，使劳动受制于政治而失去了其自然性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失去自然本性和私有制下“自我异化”同样都是劳动异化。因此，对劳动的社会化改造使其显现出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则成为解决政治与劳动问题的关键。
经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劳动异化是由于劳动的社会化。劳动的社会化包含兩点：一是指劳动主体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二是以所有制形式确定的社会化关系。所以，根据对劳动社会化的这两点的理解，在化解劳动异化的方法上也要从“自我”和所有制两方面入手。一种方法是，通过改变“所有制”和“自我”的方法解决劳动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中，不同人对财产的不同占有方式使劳动异化和自我异化，“作为一个自然过程的劳动力的解放不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占有也不随着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而结束”[5]204，而是要改变个体化（私有化）的“占有”，以及政治与劳动社会化的不对应关系，改变个体工具理性失去“自我”与对社会人要求的不对等关系。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政治改变生活世界和“人的条件”，渐进式推进异化问题的根本解决。阿伦特的理论就是这种方法的代表，她说：“财产，不同于财富和占有，意味着私人拥有的公共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是人进入世界的最基本政治条件”[5]203，由于以财产划分的阶级的出现使劳动异化成为世俗世界的特征，进而带来了“现代的世界异化”[5]203。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扩大，人生活于这个社会中就不可能从“自身”和资本主义“世俗世界”④中找到消除异化的方法。只有在资本主义“世俗世界”之外去寻找“阿基米德点”，才可能通过解决世界异化进而解决劳动异化问题。这个“阿基米德点”就是通过实践的方法改变人的生存条件。
第一，通过改变所有制进而改变政治与劳动在社会化中的不对等，改变个体工具理性失去“自我”与对社会人要求的不对等关系。这是在社会领域中协调各方的不对等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具有根本性的，是从政治的社会本质和劳动现实出发的一种思考方法。第二，通过政治改变生活世界和“人的条件”的方法。社会生活和世界异化都源自“最基本政治条件”划分的阶级，要从消除阶级对立的其他世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这种方法比照第一种方法虽然具有同等理论地位，但在操作上，第二种方法还是要遵循第一种方法的所有制结构的改变才能把它的方法付诸实施。 二、历史与知性问题的本质：断裂和逻辑
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与知性这个对立问题同劳动与政治这个对立问题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政治与哲学知性关系在历史演进中显现出来的。阿伦特认为，所谓“知性问题”，就是以传统的知性思维和活动分析问题的方法问题。但回到传统中去，在历史中找到以传统知性思维方式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是否可行？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思考现实的劳动异化、人的本质回归问题很难收到好的效果。原因有三：一是以传统知性思维去思考，就要有与知性思维运行相一致的社会环境，因为知性思维是表现于“知性活动”中的，“知性活动”是包括了政治活动在内的实践活动，知性思维和知性活动能否与现代性的环境相协调，这是很难给出答案的。二是历史是断裂的。历史的断裂不是形式的断裂，而是现代与传统所针对问题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虽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历史中的传统与现代的理论逻辑已经发生了范式转换。用一种范式的方案解决另一种范式的问题是否可行？答案也不是很明确。三是知性思维和知性活动在历史的断裂中被理性思维和理性活动所代替。理性思维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思考问题，它可以脱离具体的环境条件，并以个体化方式实施。这与社会化的劳动异化和人的本质回归是相反的，因此它也未必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传统知性的发展脉络构成了历史的内容，传统知性已经发展到了理性阶段，使历史内容发生了断裂，在当下重提知性思维和知性活动是否恰当，这要看历史断裂中知性回归是否存在困难。
（一）历史内容断裂的本质
现代理性与传统知性的矛盾越来越深，并不是说现实离开知性思维和活动越来越远，而是作为记载思维和活动的逻辑的历史内容发生了变化，内容中的范式已经不再是传统知性的思维和活动了。传统的知性思维和活动之所以会受到世人的青睐，我们认为，主要是它的形式和内容与现代行为方式有相似之处。这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以对话形式实现政治治理。在中国春秋时期和西方古希腊城邦时期都采取对话形式作为政治治理的方法，这种对话的形式虽然不是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的，但是它起到了集中智慧实现政治治理的目的。如果没有这种对话形式的政治治理，就可能使社会充斥暴力，无法实现治理目标。二是以理性为内容形成的劳动集合。知性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由活动引起的思辨理性的集合，它以集体协调方式实现思辨理性集成的最佳效果。在“知性活动”下，劳动社会化的主要形式能够以理性集合的方式出现，劳动的目的也就变成了每个人的个体性能够充分发挥的形式而不是将劳动作为工具，它可以进一步协调政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阿伦特认为，历史的本质随着知性方式的衰落，其形式和内容也产生了变化。
变化一，知性被理性代替。苏格拉底所宣扬的辩证法是知性活动（对话）的重要方法。知性思维和活动是有一定界限的，它以政治的社会性为界，只在统治阶层范围内有效，超出其范围表达没有经过普遍同意的辩证方法就要受到惩罚。苏格拉底之死显示了知性活动在向前发展中遇到了困难。若想使理智思维和活动继续成为政治治理的主宰，就要改变知性的存在方式。柏拉图针对知性对话形式的失败，走上了转换范式之路，希望以理性思辨作为政治领袖的智慧实现对共同体全体成员的统治，他的“洞穴说”实现的就是理性智慧統治的洞穴中人的生活。理性智慧的政治领袖就是哲学王，他以理念主宰政治生活，从而使政治生活具有了崇高的哲学内容。
变化二，社会性被个体性代替。哲学的理性内容决定了哲学是从个体化开始的，它打破了知性活动的社会化形式。“与政治生活相比，沉思生活是更加神圣的;与共同体生活相比，个体的生活应被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1]49这里的“沉思生活”就是哲学理性下的生活，这种生活使政治不再仅仅是社会化的了，而是从属于哲学个体性了。哲学以个体性对人实施理性教化，对个体理性给予信仰和尊重，最终实现了个体理性的政治统治才是最合理的统治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是最好的政体，共和制虽然更好，但无法实现社会化的“知性活动”，还可能导致暴民统治。黑格尔也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统治，也是现实的最好的统治。政治的社会化被个体化代替，使历史的内容发生了范式转换。
进而我们看到：个体理性主导政治，从而使社会化生活的主体分裂为无数个“单子”，政治也就因此被裂变成可以由个体理性主宰的，也可以由“单子”集合而成的政治。这种政治与社会化劳动相结合，使劳动异化在政治的个体理性下充分显示出来，展现出了理性思维强大的控制力量，黑格尔把这种思辨的理性认定为“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神论”[6]426。“辩神论”的控制力量使“所有制”由社会生活决定变成了由个体理性决定，政治的意识形态开始反映劳动异化的形态，或反映的是被公共利益包裹的异化形态。
（二）历史断裂后知性回归的困境
一是个体理性与“知性活动”对立的困境。个体理性占据了传统的“知性活动”的位置而成为了历史的主角，“知性活动”作为个体理性的对立面而成为历史的弃儿。黑格尔说：“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因为历史进入人类思考的领域成为绝对的东西的时候，或许也就可以说几乎是到传统的继承断绝了的地步了。”[1]8这里的“传统的继承断绝”说的是，历史已经断绝了对知性的继承。若想回归知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就要使个体理性尽显它的终结之像，而不能再隐藏在社会化之下，“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开始学习真理”[1]8，也才能摆脱个体理性的纠缠。但没有个体理性发挥作用的“知性活动”，在面对现代性理性的个体的时候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如缺少对个体自由的保障、缺乏对个体人的尊重、无法发挥理性创造性等问题。
二是个体理性与政治对立的困境。政治是社会化的政治。亚里士多德说，人都是政治的人，城邦中的人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统治之下生活的，不可想象一个人是如何生活于政治统治之外的。[3]441理性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个体理性对政治的主宰扭曲了政治的社会性本质。“当我们观察过去——不论过去的时期是多么久远——我们只须研究现在的东西就行了。在哲学上，过去一切并没有在过去中消失，因为‘观念’永远是现在的。”[6]73所以，政治的社会性本质是在历史之中的，它终将要回到现实中来，但现实中个体理性与政治的对立是真实存在的，个体理性依附于政治，并以此作为主宰力量控制社会，从而使政治的社会性功能发挥遇到很多困难。 三是个体理性与人的本质对立的困境。个体理性遵循逻辑推理原则，它必然要设定一个逻辑前提和基础，这个前提和基础就是人性。但“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属于人的需要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超越“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传统，“把关于人类能力的传统虚无主义作为问题提出来……重新发问的是人类固有的特征是什么这样一个本质问题，而不是在假设不同的前提的基础上建立起体系或世界观”[1]106。个体理性需要假设一个前提，但对人的本质的追问不是对假设前提的追问，而是对未来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本质追问，这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这样就形成了理性与人的本质之间对立。
如何化解这些困境？作为哲学中的理性要摆正自身的位置。哲学启蒙是理性启蒙，是个体的启蒙。在社会化的主题下，理性要退回到个体之中为社会服务，而不是高高凌驾于政治之上，最终实现降低理性地位与“知性活动”相结合，实现政治社会化的本质要求。但这种结合与知性回归是有条件的，不能是生硬的结合，也不能是照搬传统的回归，因为“历史是一个批判性的范畴，全然否定或盲目接受对理解我们的现世处境来说都是不适当的。因此，无论是古代的历史观念还是现代的历史观念都不能完全反映公共生活的要求”[4]5。现代理性和知性的结合不是建构的，主观地结合不符合客观规律;完全恢复传统知性地位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更不符合现代新环境的要求。
三、化解对立问题的方向
劳动与政治、历史与知性的问题的解决虽然很困难，但是从本质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它们都试图恢复“社会性”这一根本目标。政治与劳动是社会化的，知性也是社会化的，只有历史被个体化和社会化的分离所切断。所以，只有在当代社会中采取与政治同样社会化的措施，才能在社会中逐步恢复“知性活动”和政治的社会化本质，减少劳动异化。为此就要做到：
一是以实践为主导的方向。“知性活动”是人参与的社会化活动，它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应该具有的。但是，“现代，颠倒了全部传统，也颠倒了行动和沉思的传统秩序以及积极生活内各种活动的传统等级;现代，把劳动赞颂为所有价值的源泉，把劳动动物提升到传统上由理性动物所占据的位置”[5]63。也就是说，以个体化形式出现的理性既主导了现代社会，也主导了劳动，使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和劳动都失去了“知性活动”的性质。那么，兼顾理性与“知性活动”是否可行？很早以前，亚里士多德就给出了答案。他说：“要是两者平行，或者倒转了相互的关系，就常常是有害的。”[3]15个体理性不能成为政治的主导，它也不能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只有“知性活动”才是解决政治与劳动问题的方向。“知性活动”在现代意义上就是“社会实践活动”，个体性不能主导实践的方向，只有社会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才能实现实践的终极目标，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
二是以科学技术为操作的方向。实践不是被主观推动的，实践是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相结合的。一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是由理性推动的，其目的是减轻劳动强度、降低劳动成本。其实，就每一项技术创造来看，大多数的现代技术的发明都是没有实用目的的，只是人在闲暇的时候，在自然的科学实验过程中偶然创造的结果。如果出于某种生产和劳动的实用的目的，“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些新技术，也就是说工具理性无法实现技术创造。然而，如果技术发明没有切实的目的，那么真理和知识还重要不重要？通过实践解决两个对立问题还能达到吗？“这里的关键不是真理和知识不再重要了，而是真理和知识只能靠‘行动’，而不是靠沉思来获得的。”[1]230也就是说，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以科学技术发展为操作方法，逐步地解决两对问题，而不是仅仅依靠理性思索完成解决问题的任务。
三是以环境为生存条件的方向。所谓环境是为实践和科学技术方法提供的条件，也是人生存的条件。环境中有社会性的政治和劳动，也应该有个体的理性。尽管个体理性与政治的结合遭到了众多非议，但是，理性在具体的社会生产活动中所起到的非常大的作用却是不能抹杀的。在大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它的作用和非议一样多，它“比人类事业的其他领域都更多地遭受了现代性的磨难”[5]233。尽管如此，理性在“知性活动”实践中仍然发挥了作用。它的作用是：推动了理性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使社会更加尊重个体生命，使人回归于本质有了期待，它“与不朽和永恒之物毗邻而居”[5]241。所以，要将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定式转变到人与自然的整合、人与社会整合的环境条件的塑造上。这样塑造出的环境，才能推进积极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促使劳动与政治、历史与知性问题都得到改善。
化解对立问题的方向是指向性的，实践导向、科技操作、环境条件形成这种指向性的架构。若想使这个指向性框架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要在实施操作前认清两方面的关系。
第一，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从政治的角度讲，现代政治生活中对政治的思考只是对当下的政治内容的思考，很少去思考“政治应当成为什么”。这就使政治趋于只面对当下利益而不针对未来社会。从哲学的角度讲，哲学是个体的理性思维，即使黑格尔把它普遍化为客观精神也没有改变它作为个体性的存在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共同处境中，哲学表现为多样性。以哲学的多样性方式阐述政治社会的未来就会造成混乱，因此，“行动的生活与沉思的生活正是在这一点上相互交叉、相互作用，这是它们纠缠在一起的难解之结”[4]226。也就是说，哲学总是想主导政治生活，政治也意图以哲学理性为引导，这是试图把政治置于唯心主义理念下的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幻想。只有区别对待政治与哲学，才能为“指向性”操作提供前提。
第二，社会化和个体性的关系。理性是从属于个体的思维领域，政治是社会化的实践领域，这就是二者存在的空间。但不能因为理性的个体化倾向就把个体与社会对立起来，也不能把个体归于社会的附属物之列。单独的个体和单纯的社会性的个体都是抽象的个体，都不是具体的普通的个体。有学者指出，“从现实的、普通的个人出发，历史就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了”[7]251，只有参与了社会生产生活的个体才是完满的个体;社会在没有人的实践活动参与的时候，它也是抽象的思维性的社会，是虚无主义的社会。只有人们共同参与社会化活动从而创造了社会环境，社会才具有了现实的意义。
在劳动与政治、历史与知性两对问题中，劳动与政治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政治始终没有离开人的社会生活，劳动正是政治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内容，政治统治关系的演化使劳动异化问题突显出来。马克思强调，要以实践为前提，推动所有制的变革，才能化解异化。进而我们认为，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把理性思维置于政治生活之后，以所有制的改变促使政治生活合理化，才能从根本上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解决这两对问题。
注释：
①本文所述的哲学是个体理性与知性活动的对立而形成的范畴。
②知性活动是指以对话、协商等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在政治领域中它被个体的理性活动所取代成为历史上独特的现象。因为理性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因此这里称理性为个体理性。
③政治社会化是政治学中的概念，它是以政治为核心对社会人教化的过程。
④世俗世界是指以所有制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形成的世俗化的关系，这里特指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制关系。
參考文献：
[1][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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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7]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
[关键词]政治;勞动;历史;知性;实践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02-0031-07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通过分析和说明马克思对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继承，阐述了劳动与政治、历史与知性这两对问题。她认为：“出现于18世纪末、在19世纪被完整提出的各种问题中，劳动问题是与政治的侧面对应的问题，历史问题是与知性问题相对应的。这些问题以后逐渐变得更加尖锐起来，要在理论上给一个定论，慢慢地变得困难起来了。”[1]9那么，这两对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变得尖锐？是它们的内在本质还是外在现象造成了这些问题的尖锐？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关涉政治哲学中政治与哲学①关系的根本性问题。为了解开疑惑，我们在对这两对问题所论及的范畴进行考察时发现：劳动与政治问题是异化的问题，造成异化的本质原因是，它们的起点不同，进而使劳动社会化后产生了与政治的不适应。“知性”可以解决劳动的不适应，但“个体理性”的登场，使“知性活动”②被迫退场，历史内容发生了断裂。政治与劳动在社会化③相互的“对应”中没能够解决劳动的不适应，但却显示出历史断裂与知性回归之间的突出问题。那么，政治与知性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在对它们本质的分析中得到揭示？这需要从它们的具体的关系中给予澄清并找到化解方向。
一、政治与劳动问题的本质：起点和异化
阿伦特认为，政治是以社会化为起点的，劳动是以个体性为起点的。“在严格的意义上，劳动被看做是私人的事情。公共的、政治的生活就是在这种私人领域结束的地方开始的”[1]13。我们从本体论上分析，它们的起点主要区别是：一方面，政治的起点是本质的，不变的。政治是以真实的社会存在为基础，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以在解决人性问题和经济纷争的过程中如何建构政治经济结构为其内容的。作为社会化起点的本质是固定的，没有改变的，如果说有改变，只能说个体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使政治活动更加丰富了。另一方面，劳动的起点是现象的、可变的。劳动一开始是以个体生产的形式进行的，有了商品交换才使之归于社会化。也就是说，劳动现象发生了变化，其起点也转移到了以社会化为形式的参与劳动上。社会化劳动起点使原初个体劳动生产和交换使用价值的根本目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与劳动本质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现象。如，为专门赚取利益而开工生产的工厂，为得到食物而参与大机器生产的工人。他们都是被异化的，与政治的本质意义是相反的。政治是真实反映社会，而劳动是以异化的方式反映社会。那么，政治与劳动是如何在社会化中“对应”起来的？它们的联系又会使政治和劳动的关系产生哪些变化？
（一）政治的真实本质
R·道森认为，政治的本质是以“社会人”为前提，以“自由人”为目标的。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对政治世界的一个认识过程，是教化的过程。[2]6因此，对人的教化过程也是社会的政治化过程。人类在进入政治社会过程中，人的特征是不同的，这表明了政治教化人的社会化功能本质。我们认为人的特征有三种：首先，人是利己的存在。在无序的社会中，人只能以个体利益为基础思考与他人的关系，所以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而如何避免冲突就成为了人们首先解决的问题。其次，人是社会的存在。任何利益冲突使人并不想与对方同归于尽，而是以理性的方式思索人与人相处的规则和秩序。规则和秩序的制定不是由单个人行为所决定的，而是由具有理性的人共同协商、合作、签约而成的。这样的规则和秩序就具有了政治的性质，也使政治具有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伦理功能。最后，人是自由的存在。规则和秩序不是以约束人、统治人为终点的，而是使所有人都能享受自由生活，实现“自由人”的理想。对自由人的追求是政治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在政治生成演进过程中始终没有改变，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化后形成的共同体所追求的自由人联合起来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我们认为，在追求自由人的目标过程中，反映政治本质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实现对人的关系的管理;二是调和不同的人对人的本质目标的争夺。
第一个任务，实现对人的关系的管理。首先要把人分类，也就是说，以人性或以物质为标准划分谁是管理者、谁是被管理者。亚里士多德说：“奴隶的体格总是强壮有力，适于劳役，自由人的体格则较为俊美，对劳役便非其所长，而宜于政治生活”[3]15。显然，“政治生活”是“自由人”的生活，“劳役”者不是“自由人”。这就是对政治和劳动所做的区分。“自由人”是管理者（统治者），劳动者是被管理者（被统治者）。奴隶对“自由人”的反抗是以暴力的手段实现的，因“劳役”者暴力反抗而使劳动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和整合。
劳动与政治的变化：一是暴力使奴隶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奴隶们意图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向“自由人”转变。但这种转变并没有使他们成为“自由人”，只是使他们成为了“自由人”的对立面，“劳动者”与“自由人”成为对立主体。二是劳动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暴力使劳动同转变身份的“奴隶”一道被带进了政治生活之中，“自由人”通过政治实现了对“劳动者”的统治，也把劳动归于政治之中并使之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三是政治与劳动问题突出出来。虽然劳动与政治整合起来了，但矛盾也显现出来了，劳动的个体化与政治生活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人身依附关系、劳动方式、政治统治都衍生出新的问题。 第二个任务，调和不同的人对人的本质目标的争夺。政治在调和不同的人对人的本质目标的争夺过程中，突显了政治的社会化本质。政治为消解暴力，采取两种方式化解矛盾：一是“对话”的方式。古希腊城邦时期和中国春秋时期各种政治游说和对话最具代表性，当下的国际政治主流还是以对话为主要形式。“对话”的形式可以以话语权实现协调，避免因暴力使统治者失去权力。二是法和规则的方式。暴力被一种叫做“法（nomos）”的手段给驱逐了，“法的颁布不是政治行为（活动）之一，而是使得政治行为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1]23。法在保护政治生活的同时，也固化了政治对劳动的统治关系。
马克思认为，首先要实现政治解放，之后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虽然政治只是调和的工具，但它是不可或缺的，并认为暴力在历史的发展中能够起到“助产婆”作用，政治生活是暴力后的结果。通过暴力产生的政治生活最终要回归于平等对话的环境中，这时就需要“法”给对话以安全保证，这就是暴力和法在政治生活中的关系。马克思的理论进一步证明了政治的社会化本质来源于“对话”和“法及规则”方式，也说明了劳动一开始在政治中并没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劳动是个体化的。
此时的劳动还是通过对自然物的加工来满足人的生存需求的过程，并没有在人与人之间起到一种以价值交换为主要形式的桥梁作用。通过对马克思理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归纳劳动作为个体化的形式衍生出的两种存在样态：一是“人化自然”的样态，劳动是对思维的描摹，使劳动产品具有了属人的性质，也使劳动成为了个体理性的附产品。二是突显“统治”的样态，个体理性支配着劳动，政治空间总是以社会化名义压制个体理性的劳动，它造成的压制是统治者与劳动者关系的真实写照。因此，统治者把劳动作为统治的工具被确认了，谁掌握了“劳动者”，谁就掌握了统治权。
（二）政治对劳动的社会化改造和异化
阿伦特认为，因政治对劳动的统治所引发的尖锐矛盾只有通过两个办法才能解决：一是实现个体理性下的政治。在私有制下，大多数的政治往往是被社会化意识形态冠名的虚假的政治。政治的社会化形式总是从感官上给人一种假象，社会化假象下面掩藏着个体利益并以之假冒社会利益，取得个体利益才是政治的真实目的。这种政治的社会化只是暂时地缓解政治与劳动的尖锐矛盾，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二是实现社会化下的劳动与政治。社会化劳动是在政治统治劳动的过程中完成的。政治对劳动的统治所产生的矛盾，使统治者调整了政治与劳动的关系，也就是说产品可以自由交换了，进而使劳动的社会化成为了可能。劳动的社会化过程不但是在对其改造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且也是在社会历史形态转换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马克思认为，现代劳动是社会化的生产活动，劳动在现代性中显现出各种异化现象。这种异化体现在社会化生产使劳动的各种要素相分离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使用价值与价值分离;劳动过程与价值分配分离。阿伦特赞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真理，她认为马克思忠实地描绘了现代社会的主要趋势，他描绘的全面性或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例如，劳动价值理论就是对现代社会经验之特点的正确概括。[4]25
劳动异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马克思已经做了很多深刻的理论分析和阐述，我们在此只是从政治与劳动问题的角度再做以分析。产生劳动异化的原因有：一是社会化劳动生产的产品已经变成了商品，失去了产品的本来涵义。二是社会化劳动是在社会性范围内审视劳动与政治的对应关系，而不再是从政治角度审视个体劳动的关系，使劳动的各种缺陷暴露于社会之下。三是社会化劳动理应成为人自身的“表现”。阿伦特认为，“劳动变成了全部生产力的源泉和人性的真正表现”[5]74。而事实上，劳动已经变成了获得资本、社会生活的工具，不能反映人性自身。四是政治与劳动的“整合”，使劳动总是被从政治视角来看待，使劳动受制于政治而失去了其自然性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失去自然本性和私有制下“自我异化”同样都是劳动异化。因此，对劳动的社会化改造使其显现出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则成为解决政治与劳动问题的关键。
经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劳动异化是由于劳动的社会化。劳动的社会化包含兩点：一是指劳动主体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二是以所有制形式确定的社会化关系。所以，根据对劳动社会化的这两点的理解，在化解劳动异化的方法上也要从“自我”和所有制两方面入手。一种方法是，通过改变“所有制”和“自我”的方法解决劳动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中，不同人对财产的不同占有方式使劳动异化和自我异化，“作为一个自然过程的劳动力的解放不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占有也不随着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而结束”[5]204，而是要改变个体化（私有化）的“占有”，以及政治与劳动社会化的不对应关系，改变个体工具理性失去“自我”与对社会人要求的不对等关系。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政治改变生活世界和“人的条件”，渐进式推进异化问题的根本解决。阿伦特的理论就是这种方法的代表，她说：“财产，不同于财富和占有，意味着私人拥有的公共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是人进入世界的最基本政治条件”[5]203，由于以财产划分的阶级的出现使劳动异化成为世俗世界的特征，进而带来了“现代的世界异化”[5]203。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扩大，人生活于这个社会中就不可能从“自身”和资本主义“世俗世界”④中找到消除异化的方法。只有在资本主义“世俗世界”之外去寻找“阿基米德点”，才可能通过解决世界异化进而解决劳动异化问题。这个“阿基米德点”就是通过实践的方法改变人的生存条件。
第一，通过改变所有制进而改变政治与劳动在社会化中的不对等，改变个体工具理性失去“自我”与对社会人要求的不对等关系。这是在社会领域中协调各方的不对等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具有根本性的，是从政治的社会本质和劳动现实出发的一种思考方法。第二，通过政治改变生活世界和“人的条件”的方法。社会生活和世界异化都源自“最基本政治条件”划分的阶级，要从消除阶级对立的其他世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这种方法比照第一种方法虽然具有同等理论地位，但在操作上，第二种方法还是要遵循第一种方法的所有制结构的改变才能把它的方法付诸实施。 二、历史与知性问题的本质：断裂和逻辑
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与知性这个对立问题同劳动与政治这个对立问题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政治与哲学知性关系在历史演进中显现出来的。阿伦特认为，所谓“知性问题”，就是以传统的知性思维和活动分析问题的方法问题。但回到传统中去，在历史中找到以传统知性思维方式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是否可行？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思考现实的劳动异化、人的本质回归问题很难收到好的效果。原因有三：一是以传统知性思维去思考，就要有与知性思维运行相一致的社会环境，因为知性思维是表现于“知性活动”中的，“知性活动”是包括了政治活动在内的实践活动，知性思维和知性活动能否与现代性的环境相协调，这是很难给出答案的。二是历史是断裂的。历史的断裂不是形式的断裂，而是现代与传统所针对问题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虽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历史中的传统与现代的理论逻辑已经发生了范式转换。用一种范式的方案解决另一种范式的问题是否可行？答案也不是很明确。三是知性思维和知性活动在历史的断裂中被理性思维和理性活动所代替。理性思维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思考问题，它可以脱离具体的环境条件，并以个体化方式实施。这与社会化的劳动异化和人的本质回归是相反的，因此它也未必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传统知性的发展脉络构成了历史的内容，传统知性已经发展到了理性阶段，使历史内容发生了断裂，在当下重提知性思维和知性活动是否恰当，这要看历史断裂中知性回归是否存在困难。
（一）历史内容断裂的本质
现代理性与传统知性的矛盾越来越深，并不是说现实离开知性思维和活动越来越远，而是作为记载思维和活动的逻辑的历史内容发生了变化，内容中的范式已经不再是传统知性的思维和活动了。传统的知性思维和活动之所以会受到世人的青睐，我们认为，主要是它的形式和内容与现代行为方式有相似之处。这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以对话形式实现政治治理。在中国春秋时期和西方古希腊城邦时期都采取对话形式作为政治治理的方法，这种对话的形式虽然不是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的，但是它起到了集中智慧实现政治治理的目的。如果没有这种对话形式的政治治理，就可能使社会充斥暴力，无法实现治理目标。二是以理性为内容形成的劳动集合。知性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由活动引起的思辨理性的集合，它以集体协调方式实现思辨理性集成的最佳效果。在“知性活动”下，劳动社会化的主要形式能够以理性集合的方式出现，劳动的目的也就变成了每个人的个体性能够充分发挥的形式而不是将劳动作为工具，它可以进一步协调政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阿伦特认为，历史的本质随着知性方式的衰落，其形式和内容也产生了变化。
变化一，知性被理性代替。苏格拉底所宣扬的辩证法是知性活动（对话）的重要方法。知性思维和活动是有一定界限的，它以政治的社会性为界，只在统治阶层范围内有效，超出其范围表达没有经过普遍同意的辩证方法就要受到惩罚。苏格拉底之死显示了知性活动在向前发展中遇到了困难。若想使理智思维和活动继续成为政治治理的主宰，就要改变知性的存在方式。柏拉图针对知性对话形式的失败，走上了转换范式之路，希望以理性思辨作为政治领袖的智慧实现对共同体全体成员的统治，他的“洞穴说”实现的就是理性智慧統治的洞穴中人的生活。理性智慧的政治领袖就是哲学王，他以理念主宰政治生活，从而使政治生活具有了崇高的哲学内容。
变化二，社会性被个体性代替。哲学的理性内容决定了哲学是从个体化开始的，它打破了知性活动的社会化形式。“与政治生活相比，沉思生活是更加神圣的;与共同体生活相比，个体的生活应被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1]49这里的“沉思生活”就是哲学理性下的生活，这种生活使政治不再仅仅是社会化的了，而是从属于哲学个体性了。哲学以个体性对人实施理性教化，对个体理性给予信仰和尊重，最终实现了个体理性的政治统治才是最合理的统治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是最好的政体，共和制虽然更好，但无法实现社会化的“知性活动”，还可能导致暴民统治。黑格尔也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统治，也是现实的最好的统治。政治的社会化被个体化代替，使历史的内容发生了范式转换。
进而我们看到：个体理性主导政治，从而使社会化生活的主体分裂为无数个“单子”，政治也就因此被裂变成可以由个体理性主宰的，也可以由“单子”集合而成的政治。这种政治与社会化劳动相结合，使劳动异化在政治的个体理性下充分显示出来，展现出了理性思维强大的控制力量，黑格尔把这种思辨的理性认定为“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神论”[6]426。“辩神论”的控制力量使“所有制”由社会生活决定变成了由个体理性决定，政治的意识形态开始反映劳动异化的形态，或反映的是被公共利益包裹的异化形态。
（二）历史断裂后知性回归的困境
一是个体理性与“知性活动”对立的困境。个体理性占据了传统的“知性活动”的位置而成为了历史的主角，“知性活动”作为个体理性的对立面而成为历史的弃儿。黑格尔说：“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因为历史进入人类思考的领域成为绝对的东西的时候，或许也就可以说几乎是到传统的继承断绝了的地步了。”[1]8这里的“传统的继承断绝”说的是，历史已经断绝了对知性的继承。若想回归知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就要使个体理性尽显它的终结之像，而不能再隐藏在社会化之下，“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开始学习真理”[1]8，也才能摆脱个体理性的纠缠。但没有个体理性发挥作用的“知性活动”，在面对现代性理性的个体的时候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如缺少对个体自由的保障、缺乏对个体人的尊重、无法发挥理性创造性等问题。
二是个体理性与政治对立的困境。政治是社会化的政治。亚里士多德说，人都是政治的人，城邦中的人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统治之下生活的，不可想象一个人是如何生活于政治统治之外的。[3]441理性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个体理性对政治的主宰扭曲了政治的社会性本质。“当我们观察过去——不论过去的时期是多么久远——我们只须研究现在的东西就行了。在哲学上，过去一切并没有在过去中消失，因为‘观念’永远是现在的。”[6]73所以，政治的社会性本质是在历史之中的，它终将要回到现实中来，但现实中个体理性与政治的对立是真实存在的，个体理性依附于政治，并以此作为主宰力量控制社会，从而使政治的社会性功能发挥遇到很多困难。 三是个体理性与人的本质对立的困境。个体理性遵循逻辑推理原则，它必然要设定一个逻辑前提和基础，这个前提和基础就是人性。但“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属于人的需要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超越“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传统，“把关于人类能力的传统虚无主义作为问题提出来……重新发问的是人类固有的特征是什么这样一个本质问题，而不是在假设不同的前提的基础上建立起体系或世界观”[1]106。个体理性需要假设一个前提，但对人的本质的追问不是对假设前提的追问，而是对未来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本质追问，这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这样就形成了理性与人的本质之间对立。
如何化解这些困境？作为哲学中的理性要摆正自身的位置。哲学启蒙是理性启蒙，是个体的启蒙。在社会化的主题下，理性要退回到个体之中为社会服务，而不是高高凌驾于政治之上，最终实现降低理性地位与“知性活动”相结合，实现政治社会化的本质要求。但这种结合与知性回归是有条件的，不能是生硬的结合，也不能是照搬传统的回归，因为“历史是一个批判性的范畴，全然否定或盲目接受对理解我们的现世处境来说都是不适当的。因此，无论是古代的历史观念还是现代的历史观念都不能完全反映公共生活的要求”[4]5。现代理性和知性的结合不是建构的，主观地结合不符合客观规律;完全恢复传统知性地位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更不符合现代新环境的要求。
三、化解对立问题的方向
劳动与政治、历史与知性的问题的解决虽然很困难，但是从本质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它们都试图恢复“社会性”这一根本目标。政治与劳动是社会化的，知性也是社会化的，只有历史被个体化和社会化的分离所切断。所以，只有在当代社会中采取与政治同样社会化的措施，才能在社会中逐步恢复“知性活动”和政治的社会化本质，减少劳动异化。为此就要做到：
一是以实践为主导的方向。“知性活动”是人参与的社会化活动，它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应该具有的。但是，“现代，颠倒了全部传统，也颠倒了行动和沉思的传统秩序以及积极生活内各种活动的传统等级;现代，把劳动赞颂为所有价值的源泉，把劳动动物提升到传统上由理性动物所占据的位置”[5]63。也就是说，以个体化形式出现的理性既主导了现代社会，也主导了劳动，使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和劳动都失去了“知性活动”的性质。那么，兼顾理性与“知性活动”是否可行？很早以前，亚里士多德就给出了答案。他说：“要是两者平行，或者倒转了相互的关系，就常常是有害的。”[3]15个体理性不能成为政治的主导，它也不能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只有“知性活动”才是解决政治与劳动问题的方向。“知性活动”在现代意义上就是“社会实践活动”，个体性不能主导实践的方向，只有社会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才能实现实践的终极目标，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
二是以科学技术为操作的方向。实践不是被主观推动的，实践是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相结合的。一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是由理性推动的，其目的是减轻劳动强度、降低劳动成本。其实，就每一项技术创造来看，大多数的现代技术的发明都是没有实用目的的，只是人在闲暇的时候，在自然的科学实验过程中偶然创造的结果。如果出于某种生产和劳动的实用的目的，“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些新技术，也就是说工具理性无法实现技术创造。然而，如果技术发明没有切实的目的，那么真理和知识还重要不重要？通过实践解决两个对立问题还能达到吗？“这里的关键不是真理和知识不再重要了，而是真理和知识只能靠‘行动’，而不是靠沉思来获得的。”[1]230也就是说，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以科学技术发展为操作方法，逐步地解决两对问题，而不是仅仅依靠理性思索完成解决问题的任务。
三是以环境为生存条件的方向。所谓环境是为实践和科学技术方法提供的条件，也是人生存的条件。环境中有社会性的政治和劳动，也应该有个体的理性。尽管个体理性与政治的结合遭到了众多非议，但是，理性在具体的社会生产活动中所起到的非常大的作用却是不能抹杀的。在大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它的作用和非议一样多，它“比人类事业的其他领域都更多地遭受了现代性的磨难”[5]233。尽管如此，理性在“知性活动”实践中仍然发挥了作用。它的作用是：推动了理性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使社会更加尊重个体生命，使人回归于本质有了期待，它“与不朽和永恒之物毗邻而居”[5]241。所以，要将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定式转变到人与自然的整合、人与社会整合的环境条件的塑造上。这样塑造出的环境，才能推进积极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促使劳动与政治、历史与知性问题都得到改善。
化解对立问题的方向是指向性的，实践导向、科技操作、环境条件形成这种指向性的架构。若想使这个指向性框架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要在实施操作前认清两方面的关系。
第一，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从政治的角度讲，现代政治生活中对政治的思考只是对当下的政治内容的思考，很少去思考“政治应当成为什么”。这就使政治趋于只面对当下利益而不针对未来社会。从哲学的角度讲，哲学是个体的理性思维，即使黑格尔把它普遍化为客观精神也没有改变它作为个体性的存在方式，在现代社会的共同处境中，哲学表现为多样性。以哲学的多样性方式阐述政治社会的未来就会造成混乱，因此，“行动的生活与沉思的生活正是在这一点上相互交叉、相互作用，这是它们纠缠在一起的难解之结”[4]226。也就是说，哲学总是想主导政治生活，政治也意图以哲学理性为引导，这是试图把政治置于唯心主义理念下的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幻想。只有区别对待政治与哲学，才能为“指向性”操作提供前提。
第二，社会化和个体性的关系。理性是从属于个体的思维领域，政治是社会化的实践领域，这就是二者存在的空间。但不能因为理性的个体化倾向就把个体与社会对立起来，也不能把个体归于社会的附属物之列。单独的个体和单纯的社会性的个体都是抽象的个体，都不是具体的普通的个体。有学者指出，“从现实的、普通的个人出发，历史就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了”[7]251，只有参与了社会生产生活的个体才是完满的个体;社会在没有人的实践活动参与的时候，它也是抽象的思维性的社会，是虚无主义的社会。只有人们共同参与社会化活动从而创造了社会环境，社会才具有了现实的意义。
在劳动与政治、历史与知性两对问题中，劳动与政治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政治始终没有离开人的社会生活，劳动正是政治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内容，政治统治关系的演化使劳动异化问题突显出来。马克思强调，要以实践为前提，推动所有制的变革，才能化解异化。进而我们认为，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把理性思维置于政治生活之后，以所有制的改变促使政治生活合理化，才能从根本上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解决这两对问题。
注释：
①本文所述的哲学是个体理性与知性活动的对立而形成的范畴。
②知性活动是指以对话、协商等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在政治领域中它被个体的理性活动所取代成为历史上独特的现象。因为理性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因此这里称理性为个体理性。
③政治社会化是政治学中的概念，它是以政治为核心对社会人教化的过程。
④世俗世界是指以所有制关系、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形成的世俗化的关系，这里特指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制关系。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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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