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自西周而始，明代而终，少男少女长到一定的年岁，都要举行寓意已经长大成人的仪式，谓之曰“成人礼”。成人礼有“冠礼”与“笄礼”之别：男子满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已进入成人行列，其姿其态，宛若泅水者将头颅浮出水面那般，被族群发现并接纳，之后便可娶妻生子；女子則在年满十五岁时行“笄礼”，预示自此以后，就可以离开家族，外嫁别家。
　　男子是否成人，要看其所戴的帽子；女子是否成人，则要以发髻来分辨。个头像竹笋那样一天天地拔节，男孩子的嘴唇周围冒出了胡须，女孩子的双乳愈发地突显。在生理的意义上，行完“成人礼”，人确实已进入了成熟期。然而年龄与身体的“成人”，并不意味着心理的成熟，更不意味着人的成长到此为止。
　　孔夫子对人成长节点的判断，是“三十而立”。人活到三十岁才能够站立起来，那三十岁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身姿呢？弦外之音是或卧或坐，或跪或蹴，或蜷缩或匍匐，唯独不是站立。既然已“成人”，又为何又未“立”呢？借用孟子的话说，那是“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膝盖尚且酥软，脊梁尚且弯曲，腹腔尚且空洞，头脑尚且摇摆，脚步尚且踉跄……人自然就难以挺立。唯有累积了一定的阅历，历经了一定的热冷，储蓄了一定的认知，锻造了一定的能力，人才敢于站立于社会的潮头，独自面对和抵御不可预测的来自四面八方的风吹浪打。而在此前，总有父母宽厚的躯体，仿佛围墙一样地遮挡在自己的身前——既挡住了迎面扑来的飞沙走石，又挡住了自己瞭望远方的视线。
　　“三十而立”的“立”，究其所指，显然不是身体之立，而是人生之“立”。也就是说，人至三十，就不能仿佛巨婴，继续慵懒地躺在父母的襁褓里装睡，依赖于吮吸父母的奶汁和汗渍而苟活，而是不但要在身体上，彻底地扯断父母脐带的缠裹，而且要在精神上，挣脱父母手臂的托举，从而自己处置自己的事务，自己面对自己的难题，自己疗治自己的伤口。有了痛，不再轻易呻吟；有了悲，不再轻易流泪；有了心事，不再轻易外露；有了爱恨，不再轻易发泄……见多了，遇多了，明白了天高地厚，目睹了虎威狐狡，懂得了夏酷冬寒，尽管身体依旧在勉力前行，但心却越缩越后。相应地，人不是越活越简单，而是越活越复杂；不是越活越清晰透明，而是越活越云雾缭绕。衣服遮住身体，口罩戴在嘴上，人宁愿做一颗安分守己的果仁，固守于壳中；却不肯破壳而出，将自己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
　　果实的飘香，常常是以繁华的凋谢为代价的——花果如此，人亦如此。
　　之于人而言，昨日的幼童，今日的壮年汉子；昨日的黄花闺女，今天的家庭主妇。受之于生命交替的逼迫，人无论是否情愿，都要自觉或被动地走向生活的深水区，接受浪花的爱抚，也接受大浪的冲击。软弱者，不善泳者，极易被浪花挟持，或半途溺毙，或随波逐流；但坚强者却犹如礁石，身千疮百孔，心亦千疮百孔，却依旧岿然屹立。
　　人生之“立”，犹如筑屋的立柱之竖起。不是所有的木头，都能充当立柱；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三十而立”。唯有打牢基础，磨砺好自身的坚硬本领，才能支撑起整个屋宇的不斜不倒。说透了，“立”就是一种责任担当，该自己挑的担子要义无反顾地挑在肩上，不能因其沉重而偷懒和推卸。
　　所谓的“立”，就是要对社会负责，因为社会的优劣与自己以及自己子孙的康乐息息相关；就是要对人性道德负责，因为自己人性道德之善恶，犹如溪流之清浊，关乎整条河流之生态；就是要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负责，因为人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千丝万缕般地串联着自己深爱的和深爱自己的诸多亲朋；就是要对家庭负责，因为家庭成员居之有屋，饭之有食，穿之有衣，用之有度，老之有养，少之有爱，等等，正是自己作为人子作为人父作为人夫作为人妻所要面对和担负的天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