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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这件“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立即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这块位于冀中平原腹地的土地，就汇聚了两个王朝关切的目光，承载着两种文明或明或暗的交锋博弈，在政治、军事、经济的全方位角逐中，构成如今雄安一带沉浑雄厚历史文化的底色。
孟德明，文化学者、作家，始终致力于对冀中平原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不断探寻“古镇雄关”与“蓬勃雄安”之间隐秘的文化关联，努力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隔膜，让历史焕发积极的现实意义，也为新区赋予历史纵深的迷人魅力。
追寻神奇土地上的历史真相
李文浩：我知道，您出生在冀中、生长在冀中，冀中不仅是您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精神维度上的家园，您对冀中始终抱有深沉的感情，甚至将其称之为“神奇的土地”。那么，这片土地的“神奇”之处在哪里呢？
孟德明：我出生在冀中这片土地上，从小就听大人讲杨六郎镇守三关的评书段子，听有关杨家将传说的激昂悲壮的河北梆子。稍大点，我去过已经变为废墟的六郎城，一片很大的坑塘，每到秋天荒草依依，那种历史的苍凉感就会不自觉地生出。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传说中的三关就曾矗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吗？这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大平原，是如何将契丹的虎狼之师拒之门外的呢？再后来，在熟知一千多年前那段历史后，我的心里却生出了更多的谜团：这究竟是个什么地带，让石敬瑭、柴荣、宋太宗、宋真宗四位帝王裹进了一场又一场战争？又是怎样的抗衡力量，让这里在硝烟过后一度成为两国边界，换得一百多年的和平，被称为继楚河汉界后的又一“鸿沟”？为什么这里的“开放口岸”总会春风吹又生？在这里有哪些交易？在这个地带，又是什么诱因，让它滋生了如此多的杨家将的神勇传说，衍生出许许多多的戏曲人物？
李文浩：的确，越是走近、深入，它的种种不可思议就越令人痴迷。这也是您多年来潜心研究的一个动力吧？
孟德明：这只能算其中一个诱因，更主要的还是出于一个作家的文化自觉。“三关”是冀中平原最响亮的文化符号，从“三关”走进冀中平原，犹如迈进一道直抵历史深处的大门，让人有着无限探究的欲望。《辞海》对“三关”解释得很清楚：“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在今河北雄县、霸县一带。”从959年后周显德皇帝北伐到1005年澶渊之盟签署，三关一带的南北对峙是46年，从1005年到1127年北宋灭亡，宋辽两国在三关一线的友好往来和经济贸易期是122年，二者加在一起的时间长达168年。一百多年间，三关见证了太多往事，它是一部大书，是一笔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
李文浩：但目前对这笔文化遗产挖掘最多的，似乎就是杨家将的故事。
孟德明：的确，一提起“三关”，人们自然而然就想起了杨家将。“三关”就像是一种食材，煎炒烹炸，被人随意拾取，切块、切片、切丁、切馅，出来时成了食物，其真实面目却变得扑朔迷离，甚至面目皆非。在人们的记忆里，“三关”就像个剃头挑子，一头凉一头热，热的是各种戏曲、演义传说，凉的是它的真相。去年年初，河北卫视“穿越经典”栏目策划拍摄一期关于宋辽“三关” 内容的电视片《边城往事》，邀请我做嘉宾，我说出我的观点：真实的三关，传奇的杨家将。杨业、杨六郎、杨文广三代历史上戍边有功，但其事实和我们今天戏曲所说也有着很大的差别，更多的是借用他们的名字。之所以流传甚广，是赶上了明清时期演义、评书、戏曲盛行的好时候，但它依然离不开“三关”这个符号的托举。
历史上的三关基本特征就是“无山而关”， 走进三关，一定不要幻想攀附怪石高耸的大山，它是中国关隘史上的一支奇葩。
宋辽初期，双方对垒，这里成为拉锯的战场。在这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辽军的骑兵占尽了优势，后来还差点攻入了宋朝都城汴梁，到达河南的澶渊城下。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宋朝并没有消极防御。一是水势。此地处于“九河下梢”，西山倾下的水流在这里形成了许多河流湖泊，河泊相连，赫然构成一条南北防线。二是树势。这里长期地处边塞，长年拉锯战使这里人烟稀少，杂草丛生，树木繁多，高高低低，错落斑驳，这样的地带自然是战争中的前沿防护。
再有就是往南不远处，方圆百里的湖泊。宋朝廷在河北中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泥姑海口（今天津塘沽附近）的东西450公里，南北三四十公里的地区，利用原有河水塘泊，加以疏通，筑堤蓄水，广置稻田，把平原搞成水泽之地并连成一线，当时号称“水长城”。同时设寨28个，立铺125个，用以阻止辽军铁骑。宋王朝凭借这片水域做天然屏障，来维持着北部边境的安全，防止辽人的南侵。近年，随着史料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宋朝还有一种具备陷马坑功能的方田。方田多是五尺宽、七尺深的水塘，一个个连接起来，表面看似水田，实是积极的防御系统。
但这样的战争辅助手段，还不能消除朝廷对于辽国的忧虑。因此，地下战道应运而生。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推算，河北境内已发现的地道遺址横跨雄县、霸州、文安、永清、固安五县（市），分布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被誉为“历史奇观，地下长城”。这在当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然而，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却隐没在史书记载之外。当然，关于古战道、关于三关，这些冀中平原独特的文化符号中，还隐藏着许多谜团，这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对这段历史的认知还很不够，它期待我们走进，去发现，去挖掘，去穿越。
为“千年大计”追溯千年
李文浩：那么，在国家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这种新的历史格局下，对边关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地挖掘梳理，是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呢？
孟德明：雄安及其周边区域就是河北提倡的“燕赵豪情文化的中心地带”，我们最大的文化符号就是边关文化，冀中最大的历史记忆是两次边界经历：第一个是战国时期燕南赵北一带，如今文安大城还有古长城遗址。第二个就是一千多年前，宋辽时期，而这个时期留下的文化符号更多，雄县、安新、霸州、信安都是古代军事重镇，三关要地，一方名城，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具有军事、政治、文化、外交、贸易、人口学等多方面的价值，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留给雄安地域的一笔宝贵财富。研究它、开发它也是对一段历史的铭记与见证。 李文浩：研究这些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孟德明：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古往今来，对外贸易都是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重要内容。其表现形式是经济上的，而其内涵涉及到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冀中平原这块土地上有过远古文明、农耕曙光，也曾是狼烟四起的边关地带，“澶渊之盟”签订后，又有了早期的“城镇化”，“三关”也由原来的关隘，成为两国边界，广泛的边境贸易往来随之展开。“澶渊之盟”中有这样的约定：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宋朝包括北宋和南宋，在边界设立了多个榷场。最为著名的是在宋境的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的“河北四榷场”，特点是时间长，交易量大，影响力大。
李文浩：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学过，榷场就是官方在边境指定的交易场所，这是不是就类似于如今的“开放口岸”？
孟德明：有点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古今的边境贸易往来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茶马古道”，比如“丝绸之路”，比如“开放口岸”，而当前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了。它可算得是历史文化与当今政治经济完美结合的世界级大手笔，是一项宏阔的战略构想。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你看，一个早已写进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如今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生命。宋辽时期的榷场也具有这样的意义，同样也是一篇“根植于历史，又面向未来”的好教材。
澶渊之盟前夕，雄州有短期榷场贸易，但由于战争频仍，影响不大。1005年，即澶渊之盟签署后，四个榷场活跃，朝廷专门派官员管理，交易的物品也有严格规定；同时，已经产生了经济效益，四十万两白银，超过了赔偿辽国的那些银两。
这四个榷场的管理机构，被统称为河北四榷司，由朝廷官员和地方通判共同管理。与辽国在新城，即高碑店的榷场遥相对应。其他易州、沧州、镇州等只有短暂设立。霸州、雄州时间最长，当时朝廷在这里有界河司，负责两国通牒外交事务。
据记载，想来榷场交易，客商必须领得证明文件，确立身份，找好担保人，才能交易，这里是特区，不是谁都能自由出入。榷场贸易受官方严格控制，官府有贸易优先权。榷场领辖于所在地区的监司及州军长吏，又另设专官，稽查货物，征收商税。还有官牙人评定货物等色，兜揽成交，收取牙税。
中原及江南地区向北方输出的主要产品是农产品、手工业制品以及海外香药之类，辽国输往南方的商品则有牲畜、皮货、药材、珠玉、青白盐等。
你看，双方设立榷场是写进了两国的国书里的，所以我们说榷场是一项顶层设计。这是一千年前的事。一千年后，在这一带又有了一项顶层设计：雄安新区。同样的一片土地，在社会发展中，留下不平凡的记忆，书写着具有时代意义的鸿篇巨制。
梳理冀中平原的历史文脉
李文浩：我注意到，您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散文作家，著名作家石英评价您的散文“语言庄谐相融，流畅中有婉曲，似觉随意中又有意味别致的节制”。您的散文创作被称为“新荷花淀写作”，2016年“新荷花淀写作”还被列入河北省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是什么让您从“新荷花淀写作”聚焦到冀中、特别是雄安的历史文化研究的呢？
孟德明：对我个人来说，“新荷花淀写作”与冀中历史文化研究是相辅相成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无法割裂的。冀中历史文化是一片沃土，而“新荷花淀写作”是这片沃土中生长出来的花朵。没有冀中历史文化的滋养，“新荷花淀写作”也就无从谈起。其实，何止是“新荷花淀写作”，“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孙犁先生，同样将冀中水乡平原视为自己创作的重要源泉。孙犁先生后期定居天津，但最后的弥留之际，他写下的几个人名和地名中，“胜芳”就赫然在列，这说明冀中在他心目中具有重要的位置。
其实在雄安新区设立之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已经翻阅史籍，探访古迹，往返于冀中平原的广袤土地上，有意识地循着时间的蛛丝马迹，找寻真实的“三关”、研究厚重的冀中历史文化了。我曾因读到王夫之在《宋论》所说的“岐沟之蹶，终宋不振”，而辗转徐水、高碑店等地，终于在涿州一处偏僻村落寻找到了连当地人也很少知晓的“歧沟关”，写下了《毕竟是歧沟》一文。
去年4月1日媒体报出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时，我就敏銳地意识到，这将是冀中平原的又一次涅槃。多年的探寻和积累，使我很快就能从“雄安新区”这个最新的词汇中解剖出古老的文化底蕴。2017年4月14日，我撰写的《重镇雄关》被《河北日报》作为“雄安新区历史文化探访系列报道”的第一篇，以整版的篇幅推出。由此发端，《河北日报》后续又推出十几篇文章，全方位呈现雄安新区浓厚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
我觉得，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得到无私哺育的本土作家，不应该、也不能够忽视、忘记自己脚下的冀中平原，为这片大平原从纷繁的历史尘烟中，梳理出千年的文脉，这是我的义务，也是使自己的作品获得长久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李文浩：我理解，您对冀中平原的感情，就像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贾平凹之于商州、刘震云之于延津、阿来之于嘉绒藏区一样，冀中平原就是您的文学故乡，您通过文字找到平原的魂，又通过平原为您的文字找到了根。那么目前您在“三关”和雄安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
孟德明：经过多年的沉积、研究和思考，一本关于冀中历史文化的专著《千年三关：从边界到雄安》很快就要完稿。这本专著从文体来讲，属于非虚构文学，更侧重历史脉络考证性，探寻的是上溯一千年宋辽时期的几次重大变革，留下的多个重要历史文化符号：雍熙北伐、澶渊盟约、榷场边境贸易、被誉为“地下长城”的古战道、水上屏障“方田”。有战争冲突、有防御工事、有边贸往来。预计10多万字，配资料片数十幅。我相信，这是一个全新的雄安文化研究角度。
李文浩：很期待您这部专著尽早面市！对今后的研究和创作方向有没有什么规划？
孟德明：近年来的写作和研究，我都是沿着两条主线前行，一是文化散文，一是冀中历史文化，这二者是并驾齐驱的，这是以前的指引，也是今后的方向。雄安新区设立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凸显出来。作为一名作家，我也有责任从史料和实地踏勘两方面“行走”雄安。文史哲不分家，我的这部书就定位于“非虚构文学”，它的含义既有历史上的发现与整合，也有文学意义的艺术升腾和个人情感的呈现。但有一个前提，我的态度是严肃的，我不想把历史意义的部分嫁接出传说的花朵，以免误导他人。雄安一带是文化富矿，我最近又在关注这里的“白沟河”历史文化现象，它留下了太多的文化符号，尤其是“燕赵豪情”文化在这里体现得更为充分，我要做足功课，期待有个新的展示。
编辑：安春华
孟德明，文化学者、作家，始终致力于对冀中平原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不断探寻“古镇雄关”与“蓬勃雄安”之间隐秘的文化关联，努力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隔膜，让历史焕发积极的现实意义，也为新区赋予历史纵深的迷人魅力。
追寻神奇土地上的历史真相
李文浩：我知道，您出生在冀中、生长在冀中，冀中不仅是您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精神维度上的家园，您对冀中始终抱有深沉的感情，甚至将其称之为“神奇的土地”。那么，这片土地的“神奇”之处在哪里呢？
孟德明：我出生在冀中这片土地上，从小就听大人讲杨六郎镇守三关的评书段子，听有关杨家将传说的激昂悲壮的河北梆子。稍大点，我去过已经变为废墟的六郎城，一片很大的坑塘，每到秋天荒草依依，那种历史的苍凉感就会不自觉地生出。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传说中的三关就曾矗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吗？这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大平原，是如何将契丹的虎狼之师拒之门外的呢？再后来，在熟知一千多年前那段历史后，我的心里却生出了更多的谜团：这究竟是个什么地带，让石敬瑭、柴荣、宋太宗、宋真宗四位帝王裹进了一场又一场战争？又是怎样的抗衡力量，让这里在硝烟过后一度成为两国边界，换得一百多年的和平，被称为继楚河汉界后的又一“鸿沟”？为什么这里的“开放口岸”总会春风吹又生？在这里有哪些交易？在这个地带，又是什么诱因，让它滋生了如此多的杨家将的神勇传说，衍生出许许多多的戏曲人物？
李文浩：的确，越是走近、深入，它的种种不可思议就越令人痴迷。这也是您多年来潜心研究的一个动力吧？
孟德明：这只能算其中一个诱因，更主要的还是出于一个作家的文化自觉。“三关”是冀中平原最响亮的文化符号，从“三关”走进冀中平原，犹如迈进一道直抵历史深处的大门，让人有着无限探究的欲望。《辞海》对“三关”解释得很清楚：“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在今河北雄县、霸县一带。”从959年后周显德皇帝北伐到1005年澶渊之盟签署，三关一带的南北对峙是46年，从1005年到1127年北宋灭亡，宋辽两国在三关一线的友好往来和经济贸易期是122年，二者加在一起的时间长达168年。一百多年间，三关见证了太多往事，它是一部大书，是一笔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
李文浩：但目前对这笔文化遗产挖掘最多的，似乎就是杨家将的故事。
孟德明：的确，一提起“三关”，人们自然而然就想起了杨家将。“三关”就像是一种食材，煎炒烹炸，被人随意拾取，切块、切片、切丁、切馅，出来时成了食物，其真实面目却变得扑朔迷离，甚至面目皆非。在人们的记忆里，“三关”就像个剃头挑子，一头凉一头热，热的是各种戏曲、演义传说，凉的是它的真相。去年年初，河北卫视“穿越经典”栏目策划拍摄一期关于宋辽“三关” 内容的电视片《边城往事》，邀请我做嘉宾，我说出我的观点：真实的三关，传奇的杨家将。杨业、杨六郎、杨文广三代历史上戍边有功，但其事实和我们今天戏曲所说也有着很大的差别，更多的是借用他们的名字。之所以流传甚广，是赶上了明清时期演义、评书、戏曲盛行的好时候，但它依然离不开“三关”这个符号的托举。
历史上的三关基本特征就是“无山而关”， 走进三关，一定不要幻想攀附怪石高耸的大山，它是中国关隘史上的一支奇葩。
宋辽初期，双方对垒，这里成为拉锯的战场。在这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辽军的骑兵占尽了优势，后来还差点攻入了宋朝都城汴梁，到达河南的澶渊城下。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宋朝并没有消极防御。一是水势。此地处于“九河下梢”，西山倾下的水流在这里形成了许多河流湖泊，河泊相连，赫然构成一条南北防线。二是树势。这里长期地处边塞，长年拉锯战使这里人烟稀少，杂草丛生，树木繁多，高高低低，错落斑驳，这样的地带自然是战争中的前沿防护。
再有就是往南不远处，方圆百里的湖泊。宋朝廷在河北中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泥姑海口（今天津塘沽附近）的东西450公里，南北三四十公里的地区，利用原有河水塘泊，加以疏通，筑堤蓄水，广置稻田，把平原搞成水泽之地并连成一线，当时号称“水长城”。同时设寨28个，立铺125个，用以阻止辽军铁骑。宋王朝凭借这片水域做天然屏障，来维持着北部边境的安全，防止辽人的南侵。近年，随着史料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宋朝还有一种具备陷马坑功能的方田。方田多是五尺宽、七尺深的水塘，一个个连接起来，表面看似水田，实是积极的防御系统。
但这样的战争辅助手段，还不能消除朝廷对于辽国的忧虑。因此，地下战道应运而生。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推算，河北境内已发现的地道遺址横跨雄县、霸州、文安、永清、固安五县（市），分布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被誉为“历史奇观，地下长城”。这在当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然而，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却隐没在史书记载之外。当然，关于古战道、关于三关，这些冀中平原独特的文化符号中，还隐藏着许多谜团，这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对这段历史的认知还很不够，它期待我们走进，去发现，去挖掘，去穿越。
为“千年大计”追溯千年
李文浩：那么，在国家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这种新的历史格局下，对边关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地挖掘梳理，是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呢？
孟德明：雄安及其周边区域就是河北提倡的“燕赵豪情文化的中心地带”，我们最大的文化符号就是边关文化，冀中最大的历史记忆是两次边界经历：第一个是战国时期燕南赵北一带，如今文安大城还有古长城遗址。第二个就是一千多年前，宋辽时期，而这个时期留下的文化符号更多，雄县、安新、霸州、信安都是古代军事重镇，三关要地，一方名城，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具有军事、政治、文化、外交、贸易、人口学等多方面的价值，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留给雄安地域的一笔宝贵财富。研究它、开发它也是对一段历史的铭记与见证。 李文浩：研究这些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孟德明：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古往今来，对外贸易都是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重要内容。其表现形式是经济上的，而其内涵涉及到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冀中平原这块土地上有过远古文明、农耕曙光，也曾是狼烟四起的边关地带，“澶渊之盟”签订后，又有了早期的“城镇化”，“三关”也由原来的关隘，成为两国边界，广泛的边境贸易往来随之展开。“澶渊之盟”中有这样的约定：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宋朝包括北宋和南宋，在边界设立了多个榷场。最为著名的是在宋境的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的“河北四榷场”，特点是时间长，交易量大，影响力大。
李文浩：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学过，榷场就是官方在边境指定的交易场所，这是不是就类似于如今的“开放口岸”？
孟德明：有点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古今的边境贸易往来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茶马古道”，比如“丝绸之路”，比如“开放口岸”，而当前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了。它可算得是历史文化与当今政治经济完美结合的世界级大手笔，是一项宏阔的战略构想。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你看，一个早已写进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如今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生命。宋辽时期的榷场也具有这样的意义，同样也是一篇“根植于历史，又面向未来”的好教材。
澶渊之盟前夕，雄州有短期榷场贸易，但由于战争频仍，影响不大。1005年，即澶渊之盟签署后，四个榷场活跃，朝廷专门派官员管理，交易的物品也有严格规定；同时，已经产生了经济效益，四十万两白银，超过了赔偿辽国的那些银两。
这四个榷场的管理机构，被统称为河北四榷司，由朝廷官员和地方通判共同管理。与辽国在新城，即高碑店的榷场遥相对应。其他易州、沧州、镇州等只有短暂设立。霸州、雄州时间最长，当时朝廷在这里有界河司，负责两国通牒外交事务。
据记载，想来榷场交易，客商必须领得证明文件，确立身份，找好担保人，才能交易，这里是特区，不是谁都能自由出入。榷场贸易受官方严格控制，官府有贸易优先权。榷场领辖于所在地区的监司及州军长吏，又另设专官，稽查货物，征收商税。还有官牙人评定货物等色，兜揽成交，收取牙税。
中原及江南地区向北方输出的主要产品是农产品、手工业制品以及海外香药之类，辽国输往南方的商品则有牲畜、皮货、药材、珠玉、青白盐等。
你看，双方设立榷场是写进了两国的国书里的，所以我们说榷场是一项顶层设计。这是一千年前的事。一千年后，在这一带又有了一项顶层设计：雄安新区。同样的一片土地，在社会发展中，留下不平凡的记忆，书写着具有时代意义的鸿篇巨制。
梳理冀中平原的历史文脉
李文浩：我注意到，您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散文作家，著名作家石英评价您的散文“语言庄谐相融，流畅中有婉曲，似觉随意中又有意味别致的节制”。您的散文创作被称为“新荷花淀写作”，2016年“新荷花淀写作”还被列入河北省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是什么让您从“新荷花淀写作”聚焦到冀中、特别是雄安的历史文化研究的呢？
孟德明：对我个人来说，“新荷花淀写作”与冀中历史文化研究是相辅相成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无法割裂的。冀中历史文化是一片沃土，而“新荷花淀写作”是这片沃土中生长出来的花朵。没有冀中历史文化的滋养，“新荷花淀写作”也就无从谈起。其实，何止是“新荷花淀写作”，“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孙犁先生，同样将冀中水乡平原视为自己创作的重要源泉。孙犁先生后期定居天津，但最后的弥留之际，他写下的几个人名和地名中，“胜芳”就赫然在列，这说明冀中在他心目中具有重要的位置。
其实在雄安新区设立之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已经翻阅史籍，探访古迹，往返于冀中平原的广袤土地上，有意识地循着时间的蛛丝马迹，找寻真实的“三关”、研究厚重的冀中历史文化了。我曾因读到王夫之在《宋论》所说的“岐沟之蹶，终宋不振”，而辗转徐水、高碑店等地，终于在涿州一处偏僻村落寻找到了连当地人也很少知晓的“歧沟关”，写下了《毕竟是歧沟》一文。
去年4月1日媒体报出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时，我就敏銳地意识到，这将是冀中平原的又一次涅槃。多年的探寻和积累，使我很快就能从“雄安新区”这个最新的词汇中解剖出古老的文化底蕴。2017年4月14日，我撰写的《重镇雄关》被《河北日报》作为“雄安新区历史文化探访系列报道”的第一篇，以整版的篇幅推出。由此发端，《河北日报》后续又推出十几篇文章，全方位呈现雄安新区浓厚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
我觉得，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得到无私哺育的本土作家，不应该、也不能够忽视、忘记自己脚下的冀中平原，为这片大平原从纷繁的历史尘烟中，梳理出千年的文脉，这是我的义务，也是使自己的作品获得长久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李文浩：我理解，您对冀中平原的感情，就像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贾平凹之于商州、刘震云之于延津、阿来之于嘉绒藏区一样，冀中平原就是您的文学故乡，您通过文字找到平原的魂，又通过平原为您的文字找到了根。那么目前您在“三关”和雄安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
孟德明：经过多年的沉积、研究和思考，一本关于冀中历史文化的专著《千年三关：从边界到雄安》很快就要完稿。这本专著从文体来讲，属于非虚构文学，更侧重历史脉络考证性，探寻的是上溯一千年宋辽时期的几次重大变革，留下的多个重要历史文化符号：雍熙北伐、澶渊盟约、榷场边境贸易、被誉为“地下长城”的古战道、水上屏障“方田”。有战争冲突、有防御工事、有边贸往来。预计10多万字，配资料片数十幅。我相信，这是一个全新的雄安文化研究角度。
李文浩：很期待您这部专著尽早面市！对今后的研究和创作方向有没有什么规划？
孟德明：近年来的写作和研究，我都是沿着两条主线前行，一是文化散文，一是冀中历史文化，这二者是并驾齐驱的，这是以前的指引，也是今后的方向。雄安新区设立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凸显出来。作为一名作家，我也有责任从史料和实地踏勘两方面“行走”雄安。文史哲不分家，我的这部书就定位于“非虚构文学”，它的含义既有历史上的发现与整合，也有文学意义的艺术升腾和个人情感的呈现。但有一个前提，我的态度是严肃的，我不想把历史意义的部分嫁接出传说的花朵，以免误导他人。雄安一带是文化富矿，我最近又在关注这里的“白沟河”历史文化现象，它留下了太多的文化符号，尤其是“燕赵豪情”文化在这里体现得更为充分，我要做足功课，期待有个新的展示。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