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装武侠电影《绣春刀》中，饰演一代奸臣魏忠贤的金士杰因其精湛的演技在网上获得了一片叫好声，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和赞许。然而很多人对金士杰并不熟悉，直到看完电影回家上网搜索才知道，他是台湾剧场界国宝级表演艺术家，他出演话剧《暗恋桃花源》，一演就是20年，已经成为观众心目中永远的江滨柳。
　　金士杰被导演赖声川评价为台湾现代剧场的开拓者及代表人物，早年他带领一群热爱戏剧的演员创办兰陵剧团时一穷二白。1979年兰陵剧团成立时，台湾的舞台剧几乎是一片荒漠的状态，金士杰和团里的其他演员都是白天做自己原本的工作，晚上在剧团集中排练创作，零酬劳演出。这个剧团的成立没花什么钱，但也没赚一分钱。朋友关心地问金士杰：“你总有三餐不济的时候，总有付房租的时候，那时你怎么办？”
　　金士杰有独特的生存方式。他有个朋友家境很好。有次金士杰去朋友家里做客，吃饭时，他吃着吃着就感叹桌上的菜不仅多，而且都很好吃。他问朋友：“你们平常都这样吃吗？每次吃不完怎么办？”朋友答：“还能怎么办，该倒就倒掉。”金士杰顿时两眼放光：“那让我来做一下义务食客怎么样？”朋友拍掌表示欢迎。
　　金士杰一本正经地说：“你先别着急欢迎。我们先把条件说清楚。”说完，他列出了自己的条件：第一，他不定时来，但他来之前会先打电话问清楚有没有剩饭、方不方便，有并且方便的话，他就来；第二，他来只吃剩饭，等朋友家人全部吃饱撤了，确定摆的都是剩饭剩菜他才开吃，并且，不可以因为他来就故意加一个菜，那样就算朋友犯规；第三，他吃剩菜剩饭的时候旁边不可以站着人，因为他（她）一旦和他打招呼，他就得很客气地回应，这样客套来客套去他就没办法当专业食客了；第四，吃完之后他要很干净利落地走，不可以有人跟他说再见，要不然他心里就会有负担，下次就不来了。总结来说，他要完全没有负担地当一名剩菜剩饭的食客。
　　朋友听完，觉得很逗，当场就答应了所有条件。此后，金士杰果真去朋友家当了好几次“食客”，吃得也非常开心。他还幻想着：我只要有三十个这样的朋友，一个月就能过得富足。
　　金士杰有个学生，恳求老师在自己结婚时一定到场。金士杰又谈起了条件：一、对方要真心真意求自己到场；二、自己不包红包，而且看不惯酒席后的浪费，所以要求打包。学生听完全都应允。那次酒席刚结束，学生就主动帮金士杰打包。此后，不管哪个学生办酒席请金士杰来，只要见他准备起身走人，其他几桌的学生就会围过来，嚷嚷着帮老师打包。金士杰有时会小声劝他们：“慢点慢点，客人才吃到一半，人家会尴尬的。”他的话常引得学生哈哈大笑。
　　过着苦日子，却能抱着如此乐观的心态，源于金士杰在穷苦生活中对人生的理解。金士杰的童年生活非常贫困，没有别的娱乐活动更不用说电视机，这意味着整个晚上没有节目，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人们能做的就只是发呆。不知从哪天开始，金士杰盯着满天的星星看，看着看着，突然发现自己和星星的距离在拉近。星星竟然还和他的心对起话来：“你在看我吗？你知道我是谁？”“你可不可以露个面出个声音让我看一看，听一听？”“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站在这里是为什么？我活着又是为什么？”“有一天我是不是会死？”……


　　等金士杰学会读书写字以后，这样的“内心戏”就转变成了写日记、写信、写杂文。金士杰自言自语的方式一直在变，这些在外人看来的穷极无聊的点滴，在金士杰看来，却非常有意思、有意义。15岁的时候，这个文艺青年选择在台湾屏东的一个农专读畜牧兽医科，因为这个学校不会给学生太大学业和就业的压力，可以利用大量的课外时间去书店、去电影院。他自述自己第一次踏进书店时心内的那种狂喜，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饿”。好像他已经很多年没吃一顿好东西，却突然置身一个世界级的美食餐厅，随便他吃，每伸手拿一本书出来，金士杰的手都要激动地抖很久。
　　有一天，一本名叫《黑泽明的电影艺术》的书出现在金士杰面前。他看完后感觉整个人都被燃烧起来：天哪，作一名电影导演是这么神圣伟大的事情！他在心里默默期许，自己将来要当一个导演。
　　金士杰对于工作的微妙态度来自于对“穷”的看法，他在农专毕业后换过很多工作，几乎每份工作都是苦力活儿。其实，他原本可以去应聘那些坐在办公室就能完成的工作，也不乏这样的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但他拒绝了。他的理由很充分：我的大脑非常重要，只能思考一件事情——读书写字创作，所以没有任何脑力可以花在职场斗争、打计算机、画图表这些事情上。做仓库管理员时，金士杰一下班就翻出纸笔，字斟句酌地慢慢写，写他这一辈子的第一个剧本。
　　与此同时，金士杰常和朋友到台北去看舞台剧。他一边看台上那些陈腔滥调、了无新意的舞台剧，一边在心里骂。骂到后面，他忽然意识到，要让自己舒服就得自己干。
　　于是，经过前期简单的准备，他成立了兰陵剧团。1979年夏的某天，金士杰站在剧团“办公”的地点迎接自愿报名参加的二十多个团员。他们陆陆续续地来，胡乱搭配着的糟乱衣服、烂短裤、烂球鞋，像是在菜市场随意走动的一帮人。
　　金士杰却以他们为傲：他们把白天上的班当作副业，把来我这儿排练话剧当作主业，而我这里是零酬劳，没名没利，光冲这一点，这一帮人就不是等闲人士。
　　因为同怀一颗艺术执着心，金士杰带领剧团一路坚持下来。第一次演出时，他们没有钱，于是借用了一个闲置的大礼堂，打扫一番后就变成了演出的舞台；没有服装，他们就各自掏腰包买一套功夫裤穿在身上；没灯光，他们就从家里搬来一两个打麻将用的麻将灯，再加长电线，往插板上一插，场面够亮就行；没有化妆品，他们就素颜上场；没有人宣传，他们就自己画海报，贴到台湾师范大学的门口。
　　演出那天，观众席只坐了二三十人，但大部分人都是台北文化界的精英。他们看完演出后对金士杰说：“台北市等你们这群人等了很久了，你们终于来了。你们要演下去，拜托你们一定要演下去！”
　　历经一年多的非正式演出，兰陵剧团终于走上正式的舞台。1980年，金士杰编导的《荷珠新配》参加了台湾第一届“实验剧展”，首演一炮而红。一时间，兰陵剧团声名大噪，金士杰也一跃成为台湾现代剧场的领军人物之一。
　　多年之后，金士杰把自己当年当“专业食客”和逢酒席必打包的事情说给一堆人听。说完之后他感慨：“我说这些事，除了好玩，除了说明我的脸皮厚以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我们的这种穷完全不需要自卑，不需要脸红，因为我深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把我们的头脑、智慧、创作拿出来献给社会，以至于我们没有闲工夫赚闲钱。我们是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个穷不是穷，而是富，不是缺，而是足。”
　　敢让自己那么穷，只为理想。当年金士杰和团队队员的生活很贫穷，但他们在精神却是台北市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