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
　　每个工作日都在面对人，只有到了双休日，我才有空闲看看那些树。树叶几乎掉完，树完全赤裸了。我想，有些画家大约只对人的裸体感兴趣，对树的裸体兴味索然，要不这时候他们该出来了。事实上，此刻我看不到一个以“自然为师”的艺术家。如果把树叶喻为树的衣服，那么这个双休日，树穿得确实少了，而人却穿得更厚实。少女戴了围巾口罩，而我穿棉袄已经三天。这都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但中央气象台那女播报员的口气还是秋天，她说这是入秋以来最最什么的空气。她整日在北京的空调屋里调理着，哪里知道冷空气路过西北时的凶猛气势？除了口气不对之外，她的衣着也不得体，一点冬天的意思也没有。不过，我们这些人，从来不把电视里气象播报员的话当做圣旨。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皇上。我们走到屋外，走到旷野里，走到冷空气里，站那么一小会儿，就知道，冬天来了。先到的应该是初冬。接着才是严冬，有时候也叫隆冬，但这都是那些秀才们喜欢的名字，我们说的是数九寒天。
　　我喜欢给物事起名字，这样显得我的辈分大些，我好像那些物事的爹。一旦我给某种物事命名，我与它的距离就会骤然缩短。比如初冬，我就把它叫做“冬子”。毫无疑问，“初冬”一听就是时令，而“冬子”听起来就像侄儿那辈的孩子。我对见到的第一个人说：“冬子来了。”他傻傻地站着，似乎还想知道冬子是谁家的孩子。嘿，没人能弄清楚冬子的父母是谁，就像人们永远弄不清孙悟空的父母一样。但可以肯定，它出生在北方。雪山的阴影是它的摇篮。不过冬子长得很快，没过两个月，它就跨出了摇篮。它没有师傅，但学会了分身术，天地精华孕育的孩子都是这样。冬子起先只有一个，后来分身成两个、四个、十六个……当冬子增到千千万万时，它们就要举着小三角旗南下了。一碗酒，一声喊，千千万万冬子分几路朝东朝南而来，有的骑西域的骏马，有的坐古代的轿子，有的驾三套车，有的坐狗拉的雪橇，有的爬上了货车，有的在火车顶上扬着煤尘。有的扛着刀枪，有的背着书卷，有的滚着雪球，有的袖着双手，有的日夜呼喊，有的昼伏夜行，有的心事重重，有的快意恩仇，有的卷走一群阔叶林，有的顺手抢了乡下女人的头巾，有的带来一个似曾相识的日子，有的抄袭了30年前的一个雪夜；有的在祁连山的支脉冰沟大坂右侧从阿拉伯飞毯上不慎掉了下来……这里许多人都听见了动静，感到了疼痛！
　　如果我把冬子在阿拉伯飞毯上翻船的事情告诉低河的乡亲，他们肯定会说，可惜了，小四儿书没念成，脑子却出了问题。冬天来了不就得了，怎么牵扯这么多？他们绝对不相信“阿拉伯的飞毯”，他们宁肯认为那是阴阳先生祭在空中的手绢！手绢为什么会倾覆？阴阳先生年纪大了，结打反了，就出事了。我的乡亲也不会承认事故出在冰沟大坂，他们觉得是在榜罗梁上。榜罗，表面上是又憨又愣的地方，实际上还很有名。那年我堂嫂闹家庭矛盾出走，到达榜罗时，居然认为它就是乌鲁木齐，可见市镇足够繁华气派。后来我学中国革命史，才知道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这里，中央开过一个重要的会议，研究解决投奔哪里，也就是革命方向的问题。我的小学同学说，毛主席当时到他家，抽过旱烟锅子。每年逢年过节，他爷爷都要把那烟锅子供起来。他爷爷死后，他爹继承遗志接着供。我同学也有愿望，那就是等他爹死了，他把毛主席抽过的烟锅子从供桌上取下来，美美抽他几锅子老旱烟。据说我这同学的爹长寿，至今还在世上，我同学人到中年，宏愿还没实现。
　　我说西宁的初冬，也就是“冬子”，一不留神，就绕到了甘肃，绕到了榜罗，似乎绕得太远了。但仔细一想，比我能绕的人多了。有的人说眼下的事情，能绕到夏朝；有的人说中国的事情，绕到了美国。绕到月球甚至火星的人都有。要不怎么他们都成了演讲大师？重要的是，绕远了，还能绕回来。中央台那个天气预报员，她本应该知道，可实际上不知道，这冷飕飕的风从西伯利亚生成，翻越天山，穿过大沙漠，顺着河西走廊一路狂奔，走廊太窄，被风涨破，在祁连山中段决堤，沿当年西路军溃退的旧路一直杀到西宁，杀到我窗口正对的公园。有一年的初冬，一个叫孙玉清的年轻人在西宁被害。现在世界的主题是和平发展，远来的风在西宁张狂一夜，只是吹掉树木的衣裳。早晨树叶积得厚厚的，如果我不在公司上班，如果我不做业余评论员，如果我不是心里还有远方的人，如果我不是每天晚上都要刷碗，我一定会把这些树叶扫成一个大堆，慢慢运到家里，做羊的饲料。现在不可能了，即使我这样做了，吃树叶的羊在世界上也不存在了！
　　中午经过公园，举目望去，树上光秃秃的，地上的树叶不见了。好像夏天从来没来过，好像夏天还没来，好像夏天是一个梦。树叶没有了，视野开阔了，可以看到公园的纵深处，远处也是白花花一片阳光，只有一两个园丁或是临时工在清理。有人从繁华里能看到萧条。我在这萧条里想起了繁华。往日树荫下的那些人呢？肯定是换了地方喝酒，换了地方接吻，换了地方沉默，换了地方愤怒，换了地方度假，换了地方避祸，人们是不会停止的，除非他上了天堂或者下了地狱，死亡会让他们中断一会儿，但他们临死时说，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20年，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就是短暂的一瞬吗？
　　除了园丁或临时工之外，公园里还有三个人，一对老人和另外一位老人。年轻人往往自恃青春，不大注意老人，老人实际上是值得琢磨的。比如，眼前的这几位老人，他们的从容和恬淡与初冬的浮躁形成了强烈对比。他们不像公园里的游客，而像公园的主人，公园的爹。从出生到苍老，一直统治着公园。显然是夫妇的那对老人，走得极慢，极有耐心。只要看见他们步履的人，都会承认他们内心的平静。他们整理着时间，还是被时间整理？不管哪一种，他们都好像胜利者的样子。他们保持了有些人念念不忘的尊严。另外一位老人步子要快一些，先是在两夫妇的后面，不久就赶上了，短暂的平行之后，就超过他们了，接着与公園外面的我平行了。他也是平静的样子，一无所想的样子，不加控制就很成熟的样子；但我不准备羡慕或崇拜他，我加快了步伐，不再与他平行，并选择合适的地方过了马路。
　　需要补充的是，公园里还有一个人，用别扭的姿势站在干涸的水法前面，这就是王洛宾先生。他通体被涂成黑色，与高原的蓝天形成鲜明对照。我到底没弄清楚的是，如今的他是水泥质地还是大理石质地？不过无论如何，他冰冷了，他彻底平静了，他不需要控制自己了。我不知道为他感到高兴还是悲哀，我想象当年王先生会见三毛的情景。那时他还是骨头架子，血肉质地，他不平静，他换了好几个姿势，才让自己显得自然一点。他肯定痛苦地控制过自己，一定控制过！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当时什么都没有感觉到，这世界何其荒凉！就像此刻，就像初冬，风吹过青海，吹向东边南边，在那边绕一个弯，再吹回青海，吹到此刻的我身上。 　　冬天的下午非常短暂。午餐之后，千千万万的冬子，就像千千万万的蚂蚁，开始搬运黑暗，最后把一块帷幕一样的东西笼罩在世间的顶上。我在天黑之前，去接孩子。人们可能会惊奇，在我的文字里，多次出现接孩子的事情，那是因为我只有一个孩子。回来的路上与陌生人照面，然后擦肩而过。回到家里时，冬子，这时令的孩子，已经为我营造了沉静的气氛。我可以坐在桌边读信，也可以斜躺在沙发上看电影。我先是读信，读海里寄来的信，信笺散发海水的咸味。后来我把信夹在一本不常翻开的书里，起身放了一张碟片。《云上的日子》开始时，安东尼奥尼在画外旁白：“在黑暗中，现实才会闪亮，在寂静中，才能传来外界的声音。”果然，我侧耳听去，那些冬子，在野地里，在虚空里，围着一团火歌唱。
　　返乡路
　　那年春节，我独自回家。对于爱热闹的人来说，“独自”不大幽默。对于我来说，“独自”也还不错。乡下形容人的现成比喻是“独鬼”。远远听去，端的一个好比喻！“独”才能成“鬼”；“鬼”才能“鬼没神出”。我到兰州时，当日到乡下的车发完了，只能坐发往县城的车。有人把我引到车前，车号独特，看一眼就能记住：甘L0012345。乘务员是个女的，得知我去县城，分外热情，拉拉扯扯，推推搡搡，拍拍打打，把我安排到车厢前面与司机并排的那个独座上。更让人惊奇的是，与以往不同，我还没坐定，车就启动了，一改乡下班车磨蹭扭捏的风格。
　　在混乱的车站，在密密麻麻的车阵里，这个庞大的轿子挣扎良久，好不容易才出了站；然后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艰难跋涉，好不容易才走到郊区。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乘务员也松了一口气。她得了闲暇，就开始验票，顺序从前往后。我第一个出示车票，乘务员只看了一眼，就大惊失色，惊呼这个位置上的人没来，我是另一辆车上的旅客。我心想反正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车已经出城数公里了。于是轻描淡写给她出主意：“给车站打个电话，把我和那个人调换不就行了？”她说：“不行，这怎么能行？还得回去。”司机好像历尽此类沧桑，早已成竹在胸，默然没发一言。在合适的地段掉头时，还侧过肉嘟嘟的脸，笑眯眯看了我一眼，眼神意味深长。
　　车再次进站，就像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站的那些车一样，停在原来的位置；我拿了自己的行李，向乘务员打听了下一趟车的车次和时间，她有些疲倦，不时张望车站的门口，对我误乘造成的麻烦完全不介意。到了另一辆车前，整车人都在等我，我踉踉跄跄挤到最后一排中间的位置上。车体开始在屁股下发抖。这个轿子也是左突右冲，才从车阵里逃了出来。我着意回头，刚才那辆车还停在车站，午后的阳光斜披在半个车身上，司机在风挡玻璃后朦朦胧胧，看不真切，乘务员散乱的头发遮住了半张脸，看得见的一只眼睛盯着大门的方向。
　　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转折。车出了兰州市区，大家舒了一口气。看得出来，男乘务员也舒了一口气。乘务员得了闲暇，同样开始验票。不同的是这次顺序是从后往前，我照旧是第一个。乘务员操着土话，不停地嚷着到了我跟前，责备说：“你不会早一点上车？”我说：“我坐错了车。”他说：“笑话。今天走县里就这一趟车，你还能坐错什么车！你到底是上哪里去的？”我虽然有点愕然，但一番折腾，使我有些累。人感到疲倦的时候，好奇心成倍递减。我不想和他理论，不久就在各种频道的口音中昏昏欲睡。
　　下午3点到了县上。充足的光线下，整条街道的尘土历历可数。装着几根烂葱的三轮车横冲直撞，酿皮、荞圈、字画、锅盔、大麻籽、冻白菜、驴拉车、出租车一字儿摆在街道朝阳的一面。我有些头晕，不想久留，就近与一辆绿色夏利的女司机商量价钱；50公里，她要我150元，我愿意出100元。我以为即使100元，她也有微利可图。但她坚决予以否认，否认之后就是否决，否决我的出价。她说：“我这是新接的车，舍得走你们低河的路？回程晚了，我们两个女的，不害怕吗？”我这才发现后座上还有她一个女伴；恍惚间，就是兰州车站第一辆车盯着出口的那个乘务员。我真诚地说：“和你们在一起，害怕的是我。”她们同时笑起来，露出又白又黄的牙齿：“你害怕个鬼，我们又不是鬼。”我看她们扛得很硬，又还了一次价钱，她们还是不行。到了这份上，我有点生气，问她们：“149元，你们去不去？”她们小声嘀咕了几句，司机把脸转向我：“一块钱都不能少。”我突然想起城里历练尚浅的小青年常说的那句话：“我操。”但我没有说出口，转身离去。她们还在说笑：“有这种人吗？他还害怕，嘿嘿，哈哈。”后来大概是意识到我最新的开价，由嬉笑转为声讨，“这不是明摆着耍我们吗？不就是个神经病嘛？简直是全县神经病的代表……”走得远了，她们的议论声渐渐听不见了。
　　下午与十几名返乡农民工，挤11座依维柯中巴车，经过新修的低河大桥，回到镇上。三老哥的儿子杵在街头等着接我。他个头高瘦，分头显眼，我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他了。而我个头和规模小，被一路的尘土覆盖，他肯定没有看见。车停在他跟前，司机问他上哪儿，他瞪了司机一眼，目光像探照灯，从我脸上扫过去又扫回来，终于得到确认。我只拿一个小背包，另外提在手上的塑料袋里，是兰州车站时，妹夫买的一瓶水、一个面包和一份当日的晚报。我跟在侄儿的后面，开始回家的最后一段路。
　　我们一前一后，有时快，有时慢；我们之间不远不近，始终等距离行进，就像昌耀大师诗里的两头牦牛。有时候，他回头看一眼，大多数时候，他勇往直前。在倒数第二个转弯处他从我视野中消失时，我们之间大约100米。但转过弯时，他已在500米开外。临近最后一个转弯时，我开始加快步伐，距离重新缩短到100米。我想赶上他，就像赶上德龙草原的那一群人。但我这么想的时候，村子已在眼前了，村口的澇池和涝池边上的柳树历历在目了。我年迈的妈妈就在树下等我。一看见妈妈，我就忽略了它们，甚至忽略了自己刚刚萌生的想法。你们也都知道，我到家了。
　　度假
　　每年我都要到乡下过几天。我实在不想说是“度假”去了。在我看来，“度假”的往往是那些有钱或者自觉有钱的人，他们坐着私人飞机或者豪华游艇，到沙特、也门、巴厘岛或者夏威夷这些地方去。他们在沙滩上晒红皮肤，打高尔夫球，喝马丁尼和白兰地酒，其间与新认识的朋友谈谈地缘政治和石油生意行情。之后，与亲王、退休首相和名媛翩翩起舞。一个工薪阶层的人说“度假”，怎么听都有点不自然。但不说“度假”，又能说什么呢？事实是一年四季都忙着，没有空闲下乡。只有遇到国庆和春节长假，才有机会去一趟。在乡下消磨了放假的时间，不说“度假”，又能说成什么呢？将就点吧。我给自己说。 　　大概是城里坐多了的缘故，在乡下度假时，我就喜欢躺着。记得多年前读卡内基的书，里边有一句话：“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我记住了这句话许多年。妈妈年纪大了，不能干农活了，就做手工活。除了少量的编织活，大部分时间她都在掐草辫。她的视力和听力都衰退，不像从前那样健谈了。她坐在西屋朝东的窗口掐草辫，永远是七根麦秸的头儿。她掐的时间太长了，到了不以目视就能自如的地步。但她还是专注地看着。偶尔转过脸，看看脚边躺着的儿子。有时候距离远或者光线暗，她会侧侧身子，让外边的光线进来，落在我身上或者近旁，她仔细打量片刻，然后轻轻叹一口气。
　　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到园子里去。自从鲁迅先生写过百草园之后，百草园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私人领地。那里从此喧腾起来，再也没有寂静过。鲁迅先生写了百草园之后，就失去了它。但我们家的园子永远是那么静寂，它永远是我们的园子。多少年来，它几乎没有变化，几棵杏树，几棵梨树，几棵苹果树，几棵榆树，几棵椿树，几乎没有长个头，还是当年的样子。多少年了，树们还是那样拘谨，小心保持着距离。树上的麻雀羽毛纷乱，体态臃肿，保不定还是当年的那些。只是过去那园子是种菜的，现在不种了，长满了野草，野草越高越纤细。到了末梢，简直是银色的细丝。在风中闪烁。我在野草中坐下，看見往日的时光在园子围墙的椽花中洇开。我躺在野草里，看见蓝色天空里白色的云在变幻，白云苍狗，这个形容真是生动！
　　我也会抽出一点时间，去看祖宗的坟地。出了村子，一直朝东，顺山势而下。山川交接的地方，埋着两代人。祖先头枕青山，面朝一片开阔的土地。这片地的名字叫做花儿滩。坟园里满是各种野草，夏天还开花。冬天芦花白刷刷的，一片衰败景象。这也是正常景象，哪有坟园生机勃勃的？坐在坟地里，我能看见北边新栽的侧柏，它们生长得很快，几年工夫，就长成了大树。据说这些树的位置都有讲究，符合风水学的原理。但我看不懂，实际上我也不想看懂。不要认为我坐在父辈和祖辈的墓园里，就会思绪万千，心潮澎湃。我很平静，我不能什么也不想，我也不能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我就不来这个地方了，我就忘了这地方了，这地方的几个土堆和野草与我没什么关系了；但我也不能什么都想，我并不是一个思想者，我也不是抒情者。起先我发现自己不是地震诗人，后来发现自己不是托马斯·格雷，即使经年累月坐在坟地里，也写不出《墓园挽歌》。倒是随着年龄渐增，我发现自己只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家庭成员，一个并不合群的朋友，一个走向退休的公司职员。我不需要思考哲学，不需要时时刻刻进行终极拷问。我确信我从祖先这里来，至于能不能回到他们这里，这是完全未知的事情。我不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事实上想弄也弄不清。
　　我在乡下度假，给周围的人不会带来愉快，反而带来一些麻烦。尤其是那个镇上接我的侄子。他扛了我的行李，掉头就走，没有多余的言语。现在，他每天都要伺候我了。“伺候”这个词现在不常被人提起了。因为我们的时代，人人平等，不会再见那种垂手弯腰站着听候吩咐的姿势了。我最近看见这个词，是前年买到捷克电影《我曾伺候过的英国国王》碟片。我不是国王，但我的侄子伺候着我。他要一天两次，烧好热水，让我洗脚；他要每天给我擦三次皮鞋。我上厕所，他也跟着。我在厕所里不出去，他就在外边候着，夏天酷热，冬天严寒。伺候人的人就得忍受这热和凉。即使这样，他还是没有多余的话，他沉默着伺候我，甚至看不出他有忍辱负重的怨恨。这倒使我有些迷惑，有些内疚。我想赶紧结束假期，回到城里，自我伺候，或者伺候别人。让我这能画金工精密图纸的贤侄，在我的车开走之后，暗暗松一口气：“啊哈，终于走了。”
　　乡下的白昼特别长，那是因为平安无事的缘故。要是谁家有红白喜事，邻居们出出进进，吵吵闹闹，白昼就短一些了。甚至时间不够用了。上一轮的宴席还没散，下轮坐席的人已经涌进来。穿着长衫的“总理”说“乡亲们，等等，等等”时，时间明显快了，短促了。但乡下人穷，哪能每天都摆酒肉宴席？几年才能遇上一回的事情。大部分时间，要忍受单调和静谧。不要觉得我用了“忍受”，就很痛苦，其实我是享受的。记得小时候吃水果糖，不舍得很快吃完，有意慢慢地舔。当时我也在“忍受”，忍受延宕甜蜜带来的快感。因为这种忍受静谧的快乐，我都不愿意有人来访。但他们还是来了，左邻右舍串门，这个传统或许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上千年，我没有办法改变。来的人，有的不知道我在家，等于不期而遇；有的知道我在家，他们说甚至就是看我来的。我不是输送到外国的大熊猫，有什么好看的？所以凡是看我的人来了，我会继续躺着，我不理他们。妈妈有点不好意思，用手指暗中戳我，示意我起来支应那些看我的人。但我就是不起来。如果我眯着眼睛，妈妈会告诉他们，我睡着了。要是我睁着眼睛，妈妈就告诉那些人：“他是吃了野粮食的。”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懂吗？
　　然后我就生气了，我腻了这看人和被人看的假期。我历尽千辛万苦，到了这么偏远的地方，还是无法逃脱这被人看的命运。这些看我的人几乎都有病，或者肠胃病，或者心脏病，或者神经病，最健康的，脸上也长着几颗鸡蛋大的疙瘩。有一个外号叫做毛卵子，茂密的头发与眉毛连在一起。另一个外号叫做老麦衣，戴着一口价值10块钱的假牙。我生气了，就不再躺着了，我坐在炕上，坐在年迈的妈妈身边，指手画脚，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这也不行，那也不好。我已经说过，妈妈的听力和视力都衰退了，可我发作的时间长了，她的目光就会移开七根头的草辫，朝我这边看一眼，然后轻轻叹一口气。我知道假期快结束了，该收拾东西回去了。
　　作者简介：马海轶，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1993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作品。先后发表在《青海湖》《美文》《读者》《散文选刊》《青春》等刊物。出版有散文集《西北偏北的海拔》。作品多次入选多个选本，曾获第六届青海省文艺创作政府奖、第二届青海青年文学奖、第五届中国电力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