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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对“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信息公平与图书馆制度研究”、“图书馆立法与法治环境研究”、“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和“总分馆与图书馆服务体系”五大主题领域研究态势的研究与揭示，全面展现了新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重建的历程。研究表明，进入新世纪后，在我国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重建的过程中，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公共图书馆研究领域和当今国际图书馆界公认的普遍价值观念，共同完成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理论重建。
关键词：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 图书馆学史
中图分类号： G250.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2）０3－0040-08
Reconstruction of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and Doctrines in China's Modern Librarianship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cing of the five main theoretical research areas in library science, such as library freedom & library rights, information equity & library system, library legislation &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library humanism & library spirit, and central & branch library system,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and doctrines in China's modern librarianship. It also directs out that China's library academics began to focus on public librarianship study and international library's universal core values study at 2000. With the joint efforts, China's library academics have accomplish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s on reconstruction of library's foundational theory in history.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foundational theory；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中国图书馆学术界素来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缺乏对国际图书馆界公认的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观的系统引介与深入研究，从而难以引领当代图书馆服务实践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外部环境。然而由于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的缺失，自上世纪90年代延续下来的“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市场化、产业化思潮一度还主导着图书馆领域，在新时期无法引领甚至阻碍了图书馆实践领域的创新发展，从而导致社会公众对图书馆服务的抱怨与期待亦与日俱增［1］。面对挑战，学术界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反思现有图书馆理论，逐步向国际图书馆理论界看齐，进而发起了一场“旨在宣传公开、公共、共享、平等、免费观念” ［2］，倡导“以人为本，弘扬公共图书馆精神”的“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 ［3］。
2008年10月，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布了《图书馆服务宣言》，向社会公众宣示了中国图书馆人对于现代图书馆理念的基本认同，表达了图书馆对全社会普遍开放、维护读者权利、平等服务、对弱势人群人文关怀和消弥数字鸿沟的理念。这些理念出自于IFLA的各种文件，表明了图书馆学术界经过共同努力，初步完成了现代图书馆理念的重建任务［4］。
关于新世纪以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与回顾，目前已经有了不少文献。它们或从热点问题、或从学说思潮、或从学科体系、或从领军人物、或从高被引文献等不同角度和方法入手，基本上呈现出了新世纪以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展的基本概貌［5-10］。但是，由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内容体系比较庞大，已有文献虽然对许多主题领域的进展都有所涉及，但对不同主题之间相互的关系和背后的内在机理，尚缺乏深入的揭示；对现代图书馆理念重建的历程，虽不乏宏观描述，但还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数据的支撑。
1 研究思路
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的重建，可以从五大主题领域的研究中得以充分体现。一是关于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的研究，它是图书馆理论研究的基石，也是图书馆服务的基础；二是关于信息公平与图书馆制度研究，它倡导面向全社会普遍开放，保障信息获取、消除信息鸿沟；三是关于图书馆立法与法治环境研究，它以法律体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维护图书馆制度，从而保障民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四是关于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它以“以人为本”彰显图书馆的人文关怀精神；五是关于总分馆与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它让所有人都能就近便捷地利用图书馆服务，实现普遍均等。
从我国学术界对上述五大主题领域的研究历程来看，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研究，是在民众权利日渐苏醒的背景下，厘清了图书馆权利的归属，认识到了民众的基本文化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明确了图书馆核心价值所在；信息公平与图书馆制度研究，阐明了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不仅是一个社会机构，更是保障民众公平利用信息、消除信息鸿沟的一项社会制度；图书馆立法与图书馆法治环境的研究，探讨如何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威的法律体系，来加以维护图书馆制度，切实保障民众的文化权益；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解读了图书馆职业精神，揭示了图书馆核心能力，回归到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的怀抱；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与服务体系的构建，指明了图书馆实现普遍均等、提升效益的服务模式实践方向。这五大主题领域的研究，实际指向的就是现代图书馆对全社会普遍开放、维护读者权利、平等服务、对弱势人群人文关怀和消除信息鸿沟的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 因此，如果将新世纪以来上述五大主题领域的研究态势，进行充分揭示，也就可以充分反映出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的重建历程与变化轨迹。而对研究态势的把握，一则建立在对该主题内涵的规范界定和发展变化的系统梳理之上；二则可以通过选取能够足以反映该主题领域的重要主题词，结合现有数据库进行检索，获取该主题领域研究论文数量的分布状况，从而进一步帮助研判该主题领域的研究态势。
2 五大主题领域的研究态势
2.1 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研究
从世界范围看，最早确立“图书馆自由”观念的是美国，他们称之为“图书馆权利”。日本图书馆界在接受从美国传入的这一思想观念的同时，把“图书馆权利”移译为“图书馆自由”，这是因为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所谓“图书馆权利”实质上就是图书馆的“自由权利”，而不是什么别的权利。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的核心精神之所在：就图书馆来说，强调的是收集和提供资料的自由；对利用者来说，强调的是从图书馆获得资料和信息的自由［11］。
图书馆权利理论是西方图书馆学的核心命题和重要基石之一，它奠定了图书馆普遍服务、平等服务和人性服务的基础。虽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图书馆界就已经开始将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权利宣言》翻译介绍进来①，但直到进入新世纪以后，关于图书馆的自由利用、读者的权利、图书馆权利等的研究，才被日渐重视。
2000年开始，一组“图书馆自由”的论述②，开启了这一主题领域的研究，这是中国图书馆学术界首次从西方的图书馆权利角度切入，研究中国领域的问题。由于语境的时代转换，随后的研究，多以“图书馆权利”来指代这一主题。2005 年1月，中国图书馆学会首次新年峰会上，引入了图书馆权利方面的议题；2005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设置了“图书馆权利”分会场进行专题研讨；2005 年，“图书馆权利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标志着图书馆权利这一主题领域的研究，已经堂而皇之地扎根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中了［12］。
学术界对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这一主题领域的研究态势，可以从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加以反映。在CNKI①中以“图书馆自由”、“图书馆权利”、“读者权利”为主题进行期刊论文检索（检索日期：2011年12月10日，下同。发文情况见表1）。统计数据表明，新世纪之前该主题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极少，从2000年开始，该主题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开始增多，2003年开始攀升，2005年跃升至高点，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2008年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缓步下降，但目前仍在高位徘徊。
2.2 信息公平与图书馆制度研究
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不是简单地方便社会公众利用知识，而是使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获得了自由获取知识或信息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讲，公共图书馆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用以调节知识或信息，以实现社会知识或信息保障的制度［13］。信息公平与公共图书馆制度研究的核心，就是倡导面向全社会普遍开放，开展平等服务，保障信息获取、消除信息鸿沟的现代图书馆理念。
在中国图书馆学术界，把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加以重新认识，肇始于2002年的《维护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与核心能力》及随后的系列论文②。此后，有的学者从信息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共图书馆在信息社会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价值［14］；有的学者从公共性质与公共目标，来研究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15］；有的学者从克服技术障碍、经济障碍角度，探讨图书馆为人们自由获取数字信息提供了制度保障［16］；有的学者从公共图书馆使命的表述，以“图书馆——社区生活”的视角，揭示公共图书馆对于其服务的社区的责任和价值，从而为图书馆耗费的不菲经费和占据的众多就业岗位提供理由［17］；等等。
在CNKI中以“信息公平”、“图书馆制度”为主题进行期刊论文检索（发文情况见表2）。统计数据表明，新世纪之前该主题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极少，从2000年开始，该主题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开始增多，2002年开始攀升，2006年跃升至高点，2008年达到最高峰，2009年开始快速下降，但目前仍在高位徘徊。
2.3 图书馆立法与法治环境研究
现代公共图书馆是伴随着公共图书馆法的建立而产生的。图书馆立法与法治环境的研究是为了探求如何通过以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维护图书馆制度，从而保障社会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及90年代中后期，中国图书馆学术界曾经比较关注图书馆立法的研究，还掀起过一段研究小高潮。但是由于始终是在纯学术层面上进行的研究，学术成果并未得到国家立法机关或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积极回应。这表明，没有法治建设实践对研究的推动和刺激，纯粹的理论研究很难走向深入和持久［18］。进入新世纪的2001年，图书馆法的立法工作启动，图书馆学术界积极参与到了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中去，开始了基于立法实践的图书馆立法及法治环境的研究。
图书馆立法与法治建设研究领域，早期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著作《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研究》［19］，它对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日本图书馆的相关法规、日本立法基础“图书馆自由”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是国内第一本以国别方式开展的立法支撑研究工作；著作《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与数字图书馆》［20］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法与图书馆相关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内容包括变革中的著作权法、著作权法的变化与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建设与著作权法等；以及图书馆活动与著作权方面的一系列研究论文①，从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出发，倡导著作权保护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平衡，呈现出当时图书馆界研究著作权问题的较高水平；等等。
在CNKI中以“图书馆法”、“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为主题进行期刊论文检索（发文情况见表3）。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图书馆学术界很早就关注该主题领域的研究，在1982年曾形成一个小高峰。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又开始形成一股研究热潮。但从总体来看，2000年之后，论文数量才真正开始往上爬升。从2000年开始，该主题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日渐增多，2002年开始攀升，突破了每年一百篇的数量；2006年跃升至高点，突破了每年二百篇的数量，此后直到2010年，都在高位徘徊，2011年开始有所下降。 2.4 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图书馆学术界就开始讨论“图书馆精神”②及内涵③。但这样的研究非常零散，淹没在大量的文献海洋之中。进入新世纪前后，中国图书馆学术界真正开始服务理念的全方位研究。著作《21世纪图书馆新论》［21］的出版，颠覆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书本位”思想，提出了以人为本、以服务为中心等“新论”，并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作为该书的附录刊印，使《公共图书馆宣言》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图书馆与人文关怀》一文指出“人文关怀精神并非图书馆一个学科所独有，在许多领域，尤其是社会科学，都离不开人的主题。但图书馆无疑是最应高举人的旗帜、突出人的精神的行业之一，因为它面对的是人，直接为人服务，人是其出发点，又是其根本目的。人的因素第一，公众精神至上，永远是图书馆的根本准则。如果舍本求末，难免南辕北辙” ［22］。图书馆服务理念研究，终于回归到“以人为本”。
如果说图书馆人文的研究还略显“势单力薄”的话，在中国语境下，一脉相承、伴随而生的“图书馆精神”的研究，将此研究推向了新高潮。200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苏州年会上，程焕文教授以“百年图书馆精神的魅力”为主题的发言，在回首20世纪初的那场波澜壮阔的“新图书馆运动”中“公平、公开”的图书馆人文精神同时，也赋予了当代图书馆人文精神更新的内涵。此后，关于图书馆精神与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研究与讨论风起云涌。
关于图书馆精神，有学者指出，在本质上“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人对图书馆事业的人文理想的一种认同”，“研究与倡导图书馆精神，目的在于弘扬图书馆事业前辈们的人文理想” ［23］。由图书馆精神的研究，进而延伸至图书馆职业精神与核心能力的研究。2003年，专著《图书馆导论》已经开始了图书馆职业精神的探讨［24］；2005年，《图书馆杂志》以“图书馆职业精神与核心能力”为专题，连续刊登了《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25］等为代表的系列研究与讨论文章，拓宽了研究视野，推动了此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
另外，自2006年年初，中国图书馆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图书馆2.0”的研究热潮。《图书馆2.0：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26］一文成为学术界第一篇讨论图书馆2.0的奠基之作。虽然图书馆2.0从外化形式来看，是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图书馆服务的交互功能，但是，图书馆2.0的基本理念——用户参与、图书馆无处不在、图书馆没有障碍，等等，与图书馆的职业精神水乳交融，使得赖以有效提升图书馆服务能力的信息技术与图书馆人信奉的人文精神溶为一体［27］。
在CNKI中以“图书馆人文”、“图书馆精神”、“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2.0”为主题进行期刊论文检索（发文情况见表4）。统计数据表明，学界很早就关注该主题领域的研究，在1992年曾有过小小波澜，但总体上波澜不惊。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形成研究潮流。特别是从2002年之后，论文数量真正开始往上爬升，该主题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日渐增多；2004年攀升突破了一百篇；2006年突破了二百篇的数量；2007~2009年达到峰值，每年都在三百篇左右；2010年时开始回落。
２.5 总分馆与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
普遍均等服务是现代图书馆理念的普遍原则。所谓“普遍均等”的服务，就是能够让所有人，都能就近便捷地利用图书馆服务。因此，政府要保障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就需按照服务人口规模、地域分布等各种因素，以特定的布局标准设置足够密度的图书馆及服务点。2001年修订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服务指南》对公共图书馆的覆盖率有一个粗略的参考标准：在城市和近郊， 利用私人交通工具到达最近的图书馆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基本按照“一级政府建设一座图书馆”进行设置，目前我国县级公共图书馆的覆盖率在87%左右［28］。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中，每个图书馆都对应着一个独立的建设主体和独立的主管部门，每个图书馆都对其主管部门负责。这使得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除了非常松散的业务合作关系，基本不存在任何组织联系。这种由相互独立的图书馆构成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可以称为“各自为政”的体系［29］。这一体系造成了重重弊端，一方面可能部分地区图书馆服务交叉重叠（省馆、市馆、县馆可能建在同一区域内），另一方面无法保障更多人群利用图书馆服务，图书馆服务效益低下。
至于县级以下的乡镇、乡村图书馆和城市社区图书馆，历史上也曾经兴起过几次基层图书馆建设的高潮，20世纪80、90年代兴起过建设乡镇万册图书馆的热潮，但这些基层图书馆都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之后，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和图书馆职业没有停止过建设基层图书馆的努力，但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政策保障和经费来源，这些基层图书馆基本上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发展一直很不稳定。因此截止“十五”期末，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只实现了部分人口和地区的覆盖［30］。
我国公共图书馆界自2000年以来，开始致力于以普遍均等为目标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活动。只是局囿于当时的认识，这些建设活动更多地被冠名为“图书馆服务网络”、“总分馆”、“延伸服务”等［31］。在这一时期产生的重要研究成果，当数著作《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模式、技术支撑与方案》［32］，它对近年来我国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主要模式进行了概括和个案剖析，在案例分析、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找出了制约我国总分馆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向，即通过“建设主体上移”来解决“适当的管理层级”的问题，通过“变分层管理为集中管理”来解决“适当的管理单元”问题［33］。
通过学术研究，图书馆界逐步认同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指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以保障普遍均等服务、实现信息公平为目标，独立地或通过合作方式向公众提供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基础设施架构，包括所有实体图书馆及其馆外服务点、流动图书馆以及它们建立的图书馆联盟、总分馆系统、区域性服务网络等服务平台［34-35］。 在CNKI中以“图书馆总分馆”、“图书馆服务网络”、“图书馆服务体系”、“图书馆延伸服务”为主题进行期刊论文检索（发文情况见表5）。统计数据表明，在2000年之前，几乎没有人在研究此主题领域的问题；2002年开始，情况才略有好转；但真正引发研究热潮是在2007年。在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与服务体系的建设，赢得了更显著的战略意义，与此相关的问题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并在2008年之后，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研究热情。
3 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的重建历程
若将新世纪以来，上述五大主题领域的研究进展态势（以论文数量为依据）合在一起比较（见图１）。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以论文的发表数量来看，各有所侧重的五大主题领域，在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态势，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几乎同步兴起，几乎同步达到高峰值，几乎同步开始下降！
以五大主题领域历年论文发表数量为依据，作肯特尔秩相关分析。肯特尔（Kendall）秩相关模型没有给出临界相关系数值，虽然临界值应该与样本容量有关，但一般认为，计算值R大于0.8为非常一致（高度相关），R值小0.5为基本不一致（不相关）。五大主题领域的肯特尔秩相关分析结果见表８。
统计结果表明，以“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研究”为例，它与“信息公平与图书馆制度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818，与“图书馆立法与法治环境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848，与“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818，与“总分馆与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870。
余则类推，“信息公平与图书馆制度研究”，与“图书馆立法与法治环境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788，与“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758，与“总分馆与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809；“图书馆立法与法治环境研究”，与“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788，与“总分馆与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779；“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与“总分馆与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748。统计结果表明，在0.01水平上，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性相关。
这就从定量的角度再次说明了上述五大主题领域，基本上都是从新世纪初期，开启研究热潮；然后在2004年前后，逐步攀升；在2008~2009年，达到最高点；此后，在2010年开始快速下降，但一般仍在高位上徘徊。论文数量从高位开始下降，一般表明此领域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研究热点开始发生转移。
而这五大不同的主题领域，实际上均指向了现代图书馆的基本理念。这也反映了进入新世纪后，在探寻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的过程中，中国图书馆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公共图书馆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当今国际图书馆界普遍价值观念的研究，共同完成了中国图书馆学术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理论重建。考虑到论文发表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结合2008年10月《图书馆服务宣言》公开发布这一重要事件，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图书馆学术界，在2008～2009年期间，已经初步完成了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的重建使命。
当然，学术研究永无止境。图书馆社会责任［36］、图书馆社会包容［37］、弱势群体知识援助［38］等更为具体、更为深入的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战略［39］、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40］，等等，正在映入研究视野，扑面而来。由此将掀开新一轮的研究热潮，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事业正在走向进一步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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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金武刚（1973－），男，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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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布了《图书馆服务宣言》，向社会公众宣示了中国图书馆人对于现代图书馆理念的基本认同，表达了图书馆对全社会普遍开放、维护读者权利、平等服务、对弱势人群人文关怀和消弥数字鸿沟的理念。这些理念出自于IFLA的各种文件，表明了图书馆学术界经过共同努力，初步完成了现代图书馆理念的重建任务［4］。
关于新世纪以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与回顾，目前已经有了不少文献。它们或从热点问题、或从学说思潮、或从学科体系、或从领军人物、或从高被引文献等不同角度和方法入手，基本上呈现出了新世纪以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展的基本概貌［5-10］。但是，由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内容体系比较庞大，已有文献虽然对许多主题领域的进展都有所涉及，但对不同主题之间相互的关系和背后的内在机理，尚缺乏深入的揭示；对现代图书馆理念重建的历程，虽不乏宏观描述，但还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数据的支撑。
1 研究思路
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的重建，可以从五大主题领域的研究中得以充分体现。一是关于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的研究，它是图书馆理论研究的基石，也是图书馆服务的基础；二是关于信息公平与图书馆制度研究，它倡导面向全社会普遍开放，保障信息获取、消除信息鸿沟；三是关于图书馆立法与法治环境研究，它以法律体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维护图书馆制度，从而保障民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四是关于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它以“以人为本”彰显图书馆的人文关怀精神；五是关于总分馆与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它让所有人都能就近便捷地利用图书馆服务，实现普遍均等。
从我国学术界对上述五大主题领域的研究历程来看，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研究，是在民众权利日渐苏醒的背景下，厘清了图书馆权利的归属，认识到了民众的基本文化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明确了图书馆核心价值所在；信息公平与图书馆制度研究，阐明了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不仅是一个社会机构，更是保障民众公平利用信息、消除信息鸿沟的一项社会制度；图书馆立法与图书馆法治环境的研究，探讨如何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威的法律体系，来加以维护图书馆制度，切实保障民众的文化权益；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解读了图书馆职业精神，揭示了图书馆核心能力，回归到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的怀抱；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与服务体系的构建，指明了图书馆实现普遍均等、提升效益的服务模式实践方向。这五大主题领域的研究，实际指向的就是现代图书馆对全社会普遍开放、维护读者权利、平等服务、对弱势人群人文关怀和消除信息鸿沟的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 因此，如果将新世纪以来上述五大主题领域的研究态势，进行充分揭示，也就可以充分反映出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的重建历程与变化轨迹。而对研究态势的把握，一则建立在对该主题内涵的规范界定和发展变化的系统梳理之上；二则可以通过选取能够足以反映该主题领域的重要主题词，结合现有数据库进行检索，获取该主题领域研究论文数量的分布状况，从而进一步帮助研判该主题领域的研究态势。
2 五大主题领域的研究态势
2.1 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研究
从世界范围看，最早确立“图书馆自由”观念的是美国，他们称之为“图书馆权利”。日本图书馆界在接受从美国传入的这一思想观念的同时，把“图书馆权利”移译为“图书馆自由”，这是因为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所谓“图书馆权利”实质上就是图书馆的“自由权利”，而不是什么别的权利。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的核心精神之所在：就图书馆来说，强调的是收集和提供资料的自由；对利用者来说，强调的是从图书馆获得资料和信息的自由［11］。
图书馆权利理论是西方图书馆学的核心命题和重要基石之一，它奠定了图书馆普遍服务、平等服务和人性服务的基础。虽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图书馆界就已经开始将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权利宣言》翻译介绍进来①，但直到进入新世纪以后，关于图书馆的自由利用、读者的权利、图书馆权利等的研究，才被日渐重视。
2000年开始，一组“图书馆自由”的论述②，开启了这一主题领域的研究，这是中国图书馆学术界首次从西方的图书馆权利角度切入，研究中国领域的问题。由于语境的时代转换，随后的研究，多以“图书馆权利”来指代这一主题。2005 年1月，中国图书馆学会首次新年峰会上，引入了图书馆权利方面的议题；2005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设置了“图书馆权利”分会场进行专题研讨；2005 年，“图书馆权利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标志着图书馆权利这一主题领域的研究，已经堂而皇之地扎根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中了［12］。
学术界对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这一主题领域的研究态势，可以从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加以反映。在CNKI①中以“图书馆自由”、“图书馆权利”、“读者权利”为主题进行期刊论文检索（检索日期：2011年12月10日，下同。发文情况见表1）。统计数据表明，新世纪之前该主题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极少，从2000年开始，该主题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开始增多，2003年开始攀升，2005年跃升至高点，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2008年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缓步下降，但目前仍在高位徘徊。
2.2 信息公平与图书馆制度研究
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不是简单地方便社会公众利用知识，而是使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获得了自由获取知识或信息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讲，公共图书馆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用以调节知识或信息，以实现社会知识或信息保障的制度［13］。信息公平与公共图书馆制度研究的核心，就是倡导面向全社会普遍开放，开展平等服务，保障信息获取、消除信息鸿沟的现代图书馆理念。
在中国图书馆学术界，把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加以重新认识，肇始于2002年的《维护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与核心能力》及随后的系列论文②。此后，有的学者从信息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共图书馆在信息社会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价值［14］；有的学者从公共性质与公共目标，来研究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15］；有的学者从克服技术障碍、经济障碍角度，探讨图书馆为人们自由获取数字信息提供了制度保障［16］；有的学者从公共图书馆使命的表述，以“图书馆——社区生活”的视角，揭示公共图书馆对于其服务的社区的责任和价值，从而为图书馆耗费的不菲经费和占据的众多就业岗位提供理由［17］；等等。
在CNKI中以“信息公平”、“图书馆制度”为主题进行期刊论文检索（发文情况见表2）。统计数据表明，新世纪之前该主题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极少，从2000年开始，该主题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开始增多，2002年开始攀升，2006年跃升至高点，2008年达到最高峰，2009年开始快速下降，但目前仍在高位徘徊。
2.3 图书馆立法与法治环境研究
现代公共图书馆是伴随着公共图书馆法的建立而产生的。图书馆立法与法治环境的研究是为了探求如何通过以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维护图书馆制度，从而保障社会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及90年代中后期，中国图书馆学术界曾经比较关注图书馆立法的研究，还掀起过一段研究小高潮。但是由于始终是在纯学术层面上进行的研究，学术成果并未得到国家立法机关或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积极回应。这表明，没有法治建设实践对研究的推动和刺激，纯粹的理论研究很难走向深入和持久［18］。进入新世纪的2001年，图书馆法的立法工作启动，图书馆学术界积极参与到了图书馆法立法支撑研究中去，开始了基于立法实践的图书馆立法及法治环境的研究。
图书馆立法与法治建设研究领域，早期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著作《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研究》［19］，它对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日本图书馆的相关法规、日本立法基础“图书馆自由”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是国内第一本以国别方式开展的立法支撑研究工作；著作《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与数字图书馆》［20］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法与图书馆相关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内容包括变革中的著作权法、著作权法的变化与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建设与著作权法等；以及图书馆活动与著作权方面的一系列研究论文①，从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出发，倡导著作权保护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平衡，呈现出当时图书馆界研究著作权问题的较高水平；等等。
在CNKI中以“图书馆法”、“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为主题进行期刊论文检索（发文情况见表3）。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图书馆学术界很早就关注该主题领域的研究，在1982年曾形成一个小高峰。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又开始形成一股研究热潮。但从总体来看，2000年之后，论文数量才真正开始往上爬升。从2000年开始，该主题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日渐增多，2002年开始攀升，突破了每年一百篇的数量；2006年跃升至高点，突破了每年二百篇的数量，此后直到2010年，都在高位徘徊，2011年开始有所下降。 2.4 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图书馆学术界就开始讨论“图书馆精神”②及内涵③。但这样的研究非常零散，淹没在大量的文献海洋之中。进入新世纪前后，中国图书馆学术界真正开始服务理念的全方位研究。著作《21世纪图书馆新论》［21］的出版，颠覆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书本位”思想，提出了以人为本、以服务为中心等“新论”，并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作为该书的附录刊印，使《公共图书馆宣言》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图书馆与人文关怀》一文指出“人文关怀精神并非图书馆一个学科所独有，在许多领域，尤其是社会科学，都离不开人的主题。但图书馆无疑是最应高举人的旗帜、突出人的精神的行业之一，因为它面对的是人，直接为人服务，人是其出发点，又是其根本目的。人的因素第一，公众精神至上，永远是图书馆的根本准则。如果舍本求末，难免南辕北辙” ［22］。图书馆服务理念研究，终于回归到“以人为本”。
如果说图书馆人文的研究还略显“势单力薄”的话，在中国语境下，一脉相承、伴随而生的“图书馆精神”的研究，将此研究推向了新高潮。2004年中国图书馆学会苏州年会上，程焕文教授以“百年图书馆精神的魅力”为主题的发言，在回首20世纪初的那场波澜壮阔的“新图书馆运动”中“公平、公开”的图书馆人文精神同时，也赋予了当代图书馆人文精神更新的内涵。此后，关于图书馆精神与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研究与讨论风起云涌。
关于图书馆精神，有学者指出，在本质上“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人对图书馆事业的人文理想的一种认同”，“研究与倡导图书馆精神，目的在于弘扬图书馆事业前辈们的人文理想” ［23］。由图书馆精神的研究，进而延伸至图书馆职业精神与核心能力的研究。2003年，专著《图书馆导论》已经开始了图书馆职业精神的探讨［24］；2005年，《图书馆杂志》以“图书馆职业精神与核心能力”为专题，连续刊登了《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25］等为代表的系列研究与讨论文章，拓宽了研究视野，推动了此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
另外，自2006年年初，中国图书馆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图书馆2.0”的研究热潮。《图书馆2.0：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26］一文成为学术界第一篇讨论图书馆2.0的奠基之作。虽然图书馆2.0从外化形式来看，是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图书馆服务的交互功能，但是，图书馆2.0的基本理念——用户参与、图书馆无处不在、图书馆没有障碍，等等，与图书馆的职业精神水乳交融，使得赖以有效提升图书馆服务能力的信息技术与图书馆人信奉的人文精神溶为一体［27］。
在CNKI中以“图书馆人文”、“图书馆精神”、“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2.0”为主题进行期刊论文检索（发文情况见表4）。统计数据表明，学界很早就关注该主题领域的研究，在1992年曾有过小小波澜，但总体上波澜不惊。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形成研究潮流。特别是从2002年之后，论文数量真正开始往上爬升，该主题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日渐增多；2004年攀升突破了一百篇；2006年突破了二百篇的数量；2007~2009年达到峰值，每年都在三百篇左右；2010年时开始回落。
２.5 总分馆与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
普遍均等服务是现代图书馆理念的普遍原则。所谓“普遍均等”的服务，就是能够让所有人，都能就近便捷地利用图书馆服务。因此，政府要保障普遍均等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就需按照服务人口规模、地域分布等各种因素，以特定的布局标准设置足够密度的图书馆及服务点。2001年修订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服务指南》对公共图书馆的覆盖率有一个粗略的参考标准：在城市和近郊， 利用私人交通工具到达最近的图书馆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基本按照“一级政府建设一座图书馆”进行设置，目前我国县级公共图书馆的覆盖率在87%左右［28］。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中，每个图书馆都对应着一个独立的建设主体和独立的主管部门，每个图书馆都对其主管部门负责。这使得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除了非常松散的业务合作关系，基本不存在任何组织联系。这种由相互独立的图书馆构成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可以称为“各自为政”的体系［29］。这一体系造成了重重弊端，一方面可能部分地区图书馆服务交叉重叠（省馆、市馆、县馆可能建在同一区域内），另一方面无法保障更多人群利用图书馆服务，图书馆服务效益低下。
至于县级以下的乡镇、乡村图书馆和城市社区图书馆，历史上也曾经兴起过几次基层图书馆建设的高潮，20世纪80、90年代兴起过建设乡镇万册图书馆的热潮，但这些基层图书馆都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之后，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和图书馆职业没有停止过建设基层图书馆的努力，但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政策保障和经费来源，这些基层图书馆基本上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发展一直很不稳定。因此截止“十五”期末，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只实现了部分人口和地区的覆盖［30］。
我国公共图书馆界自2000年以来，开始致力于以普遍均等为目标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活动。只是局囿于当时的认识，这些建设活动更多地被冠名为“图书馆服务网络”、“总分馆”、“延伸服务”等［31］。在这一时期产生的重要研究成果，当数著作《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模式、技术支撑与方案》［32］，它对近年来我国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主要模式进行了概括和个案剖析，在案例分析、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找出了制约我国总分馆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向，即通过“建设主体上移”来解决“适当的管理层级”的问题，通过“变分层管理为集中管理”来解决“适当的管理单元”问题［33］。
通过学术研究，图书馆界逐步认同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指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以保障普遍均等服务、实现信息公平为目标，独立地或通过合作方式向公众提供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基础设施架构，包括所有实体图书馆及其馆外服务点、流动图书馆以及它们建立的图书馆联盟、总分馆系统、区域性服务网络等服务平台［34-35］。 在CNKI中以“图书馆总分馆”、“图书馆服务网络”、“图书馆服务体系”、“图书馆延伸服务”为主题进行期刊论文检索（发文情况见表5）。统计数据表明，在2000年之前，几乎没有人在研究此主题领域的问题；2002年开始，情况才略有好转；但真正引发研究热潮是在2007年。在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与服务体系的建设，赢得了更显著的战略意义，与此相关的问题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并在2008年之后，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研究热情。
3 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的重建历程
若将新世纪以来，上述五大主题领域的研究进展态势（以论文数量为依据）合在一起比较（见图１）。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以论文的发表数量来看，各有所侧重的五大主题领域，在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态势，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几乎同步兴起，几乎同步达到高峰值，几乎同步开始下降！
以五大主题领域历年论文发表数量为依据，作肯特尔秩相关分析。肯特尔（Kendall）秩相关模型没有给出临界相关系数值，虽然临界值应该与样本容量有关，但一般认为，计算值R大于0.8为非常一致（高度相关），R值小0.5为基本不一致（不相关）。五大主题领域的肯特尔秩相关分析结果见表８。
统计结果表明，以“图书馆自由与图书馆权利研究”为例，它与“信息公平与图书馆制度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818，与“图书馆立法与法治环境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848，与“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818，与“总分馆与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870。
余则类推，“信息公平与图书馆制度研究”，与“图书馆立法与法治环境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788，与“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758，与“总分馆与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809；“图书馆立法与法治环境研究”，与“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788，与“总分馆与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779；“图书馆人文与图书馆精神研究”与“总分馆与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之间的相关系数R＝0.748。统计结果表明，在0.01水平上，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性相关。
这就从定量的角度再次说明了上述五大主题领域，基本上都是从新世纪初期，开启研究热潮；然后在2004年前后，逐步攀升；在2008~2009年，达到最高点；此后，在2010年开始快速下降，但一般仍在高位上徘徊。论文数量从高位开始下降，一般表明此领域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研究热点开始发生转移。
而这五大不同的主题领域，实际上均指向了现代图书馆的基本理念。这也反映了进入新世纪后，在探寻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的过程中，中国图书馆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公共图书馆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当今国际图书馆界普遍价值观念的研究，共同完成了中国图书馆学术界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理论重建。考虑到论文发表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结合2008年10月《图书馆服务宣言》公开发布这一重要事件，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图书馆学术界，在2008～2009年期间，已经初步完成了现代图书馆基本理念的重建使命。
当然，学术研究永无止境。图书馆社会责任［36］、图书馆社会包容［37］、弱势群体知识援助［38］等更为具体、更为深入的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图书馆可持续发展战略［39］、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40］，等等，正在映入研究视野，扑面而来。由此将掀开新一轮的研究热潮，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事业正在走向进一步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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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金武刚（1973－），男，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