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们常感叹“相识满天下，知交无一人”。而这句话的现代版本是，手机朋友圈里满满点赞之交，但真正想找人谈心时却发现一片空白。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手机妨碍了人际关系。那么，如何避免这种玩手机玩到没朋友的情况发生呢？扔掉手机并不现实，重要的是要遵守手机使用“基本法”。

被手机霸占的生活

　　智能手机是人们骄傲地进入移动互联时代的标志，但换个角度看，会发现一个不那么令人骄傲的结论：这也是手机强势介入人们生活的开端。
　　人们整天都在使用手机，但到底对这个设备有多依赖，量化后的真相让人大吃一惊。2017年的统计显示，全球智能手机用户平均每天在应用程序上花费的时间为2小时15分钟。巴西人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最多，平均每天近5小时;中国以每天3小时位居第二;排名第三到八位的是美国、意大利、西班牙、韩国、加拿大、英国，每天玩手机的时间也都超过2小时。如果按每天清醒时间为16小时计算，也就意味着超过八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了手机上，比吃饭的时间还要长。
　　如果下载个手机检测软件，得出的高阶数据会更清楚地显示出生活中对手机的依赖程度。人们平均每6.5分钟就会看一眼手机，平均每天要触摸智能手机2617次，包括点击、上下滚动和左右滑动屏幕，以及打字等行为。相比之下大多数人每天说话在2000到2400句之间，这意味着动嘴的次数不如动手多。
　　患上手机依赖症的人越来越多，但改变这一习惯并不容易。最明显的例子是，以前人们开玩笑说会把最喜欢的书报杂志带进洗手间，而现在人们则是在哪里都打开最喜欢的手机应用程序。这也衍生出新的段子来影射社会现实，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玩手机。”
　　智能手机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在这个时代，吃饭、打车、网上购物、银行汇款、朋友间的金钱往来等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手机操作轻松完成。为了让生活更加方便，各种手机服务仍在不断升级。然而正是这种方便，最终导致了人们患上“手机依赖症”。

　　这种对手机的依赖造成了新的社会鸿沟。经常玩手机的人缺乏面对面的沟通接触，容易与社会脱节，孤独感倍增。但明知会有一系列问题，想让人们放下智能手机，仍然很难。
　　遵循手机使用“基本法”，至少能保证不会出现玩手机玩到没朋友的窘境，也不会让一只小小的手机就构成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基本法”划出社交保护区

　　手机对于生活的渗透无处不在。人们吃饭时单手玩手机，开会时藏在桌下玩手机，甚至过人行横道和开车的时候也不放下手机，就连上班时办公楼挤满人的电梯里，也有人争分夺秒地看手机。在一些注意力要集中的场所中，人们的目光依旧流连于手机屏幕，比如在电影院或者剧场那样光线暗淡的环境中，时不时也能见到观众席上星光点点般闪亮的屏幕。
　　在看演出的时候玩手机是对演员的不尊重。遇到不喜欢的演出时，在幕间离场也比坐在那里一直看手机礼貌些。在不用直接面对演员，比如看电影或者电视的情况下，也同样要减少手机使用，因为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家庭时间”，不容手机来破坏。调查显示，有四成的成年人认为，与家人在沙发上看电视时，不能接受使用手机。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们来说，更不喜欢人们经常看手机。比如在全家坐在一起看春晚的时候，超过六成的人不赞成手机依赖。但这件事上“代沟”较明显，在年轻的一代中，只有两成反对这种行为。
　　没有什么比全家在一起坐着吃晚饭更符合“家庭时间”的界定了，当然围坐吃饭也同样属于“社交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频频看手机无疑属于失礼的行为。在就餐、会议与宴会过程中。手机应该保持静音，收起放好。有超过八成的人表示会遵循不在正餐时间用手机聊天的规则，但有一半人碰到过同伴有这种让人厌烦的行为。虽然有时饭桌上充斥着都是天气或者菜式味道之类的闲聊，但即使如此，这类聊天也比低头看手机上的笑话更有意义。
　　无论是在剧场中还是在餐桌上，都要注意不要用手机互动的个人行为，去侵犯公共空间。而这种侵犯中最恶劣的举动之一，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不戴耳机，不大声播放音乐或者视频节目。比起已经被人口诛笔伐的火车“霸座”来，这种行为更容易被人忽视，也更普遍。但事实上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对这种行为表示厌烦。

习惯成瘾？那就破坏习惯！

　　不少人都遇到过这样的窘境，本来打算只在睡前刷一会儿手机，但不知不觉之间玩到深夜，第二天顶着睡眠不足的黑眼圈回想，前一天熬夜貌似并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一一这让人有些懊悔。
　　更让人懊悔的是，这样的经历会经常出现。使用手机也会成瘾，其心理机制和烟瘾、酒瘾以及甜品上瘾类似。
　　挪威企业家比特·奈比就意识到了这种“手机瘾”，而且他发现这种成瘾会妨碍家庭里的父女关系，因为大家都光顾着看手机，缺少现实的交流互动，不但说话减少，甚至连眼神间的直接交流也没有了。
　　当奈比强迫自己不要吃太多巧克力的时候，他会选择把巧克力盒子放进冰箱。他将类似的方式用在手机上，选择将智能手机“冷冻”起来，即降级硬件，只是用功能性手机最基本的通话功能。
　　奈比重新設计了智能手机出现前的功能手机，其设计初衷是通过尽量减少使用，让自己的行为更加健康。这种功能上的极简主义为手机干预生活带来的焦虑和成瘾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由于这些手机除了打电话之外几乎什么都做不了，许多用户表示，他们已经重新发现了智能手机到来之前所拥有的自由。
　　为了少使用智能手机而去再买一部手机的解决方式看上去颇有些黑色幽默。当拿出第二部手机来，释放出的信息更可能是比别人富有，也更缺乏自律。不过即使如此，极简主义手机还是流行起来，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人们对手机依赖症的反感之深。如今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在使用降级的手机，从大明星蕾哈娜到“股神”沃伦·巴菲特等，都会用便宜的基本款手机取代智能手机。
　　通过硬件降级来将智能手机尽可能赶出生活是釜底抽薪，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种做法在机会成本上太过奢侈，并不实用。要对抗心理上的成瘾，需要心理上的调试。
　　美国科技作家凯瑟琳·普赖斯写了一本名为《如何与你的手机分手》的书，作者提到了花30天时间逐渐摆脱智能手机依赖，重新找回应有的生活节奏的计划。但她也同时描述了人们在朋友圈上收到点赞或者评论，甚至只是邮箱里会收到的一条新消息时，多巴胺带来的兴奋之情——这本身就是生理性成瘾的表现。而要执行手机使用“基本法”，有时就要压抑这种冲动。
　　也有人认为手机上瘾并不能都让硬件背锅，比如前谷歌“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就认为，任何依赖广告收入的科技企业都在设法尽可能长时间把用户留在网上。这意味着应用程序是专门设计来钩住用户的。
　　照这么看，硬件和软件商都要为手机成瘾负责，对用户来说，战胜习惯从来都不容易。不过，把贯彻手机使用“基本法”和诸如反对酗酒等活动相提并论，至少说明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生活的边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