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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博物馆的“中流击水——长沙近现代历史文化陈列”，开篇展示出一组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的塑像（图一），他们的洋务思想和洋务实践活动，引领了晚清洋务运动的潮流，堪称洋务运动的先驱。
一、洋务运动的引路人——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近代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派的开山人物。作为洋务运动的先驱者，曾国藩立足抗夷御侮，筹划近代海防，倡办民用工业，重视人才，提倡理性外交。其洋务实践直接决定了整个洋务运动的发展走向。因此，他不仅是洋务运动的开拓者，更是洋务运动的引路人。
曾国藩书法的艺术成就，主要在楷书与行书上，其风格可以从他40岁作为转变，40岁前其风格有柳公权、颜真卿的风格，加上赵孟頫、董其昌的神韵，因此间架宽绰，墨色饱满，行笔畅适，结构严谨。曾国藩自己说：“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却间架工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遂。”[1]40岁后的他，书法艺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其“间架”学习了王羲之、欧阳询、李邕的型格，其“神韵”吸收了王献之、虞世南、黄庭坚的精髓。“今定以间架师欧阳率更，而辅之以李北海；丰神师虞永兴，而辅之以黄山谷。”[2]他的书法劲健挺拔而又不失洒脱雅丽的风神，用笔粗细得当而具适度之美，笔意中蕴含着晋人的风韵，透露着北碑的气息。
他之所以功成名就，成就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事业，之所以在书法上有此种面貌，归根结底是源于他的思想。如果离开曾国藩的思想去研究其书法，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研究曾国藩思想，又要从根本上理清其思想的来源，如果不联系在一起，则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曾国藩的书法也不能真正读懂他的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他所推崇的，深受传统儒学影响，毕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不停地在追寻儒家思想的精髓，在充分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个性的“理学经世”思想。
我们不难从一些书法作品中看到那种坚韧、刚强、乐观的品格。如长沙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楹联（图二），“十年楷洗见真妄，少日结交皆老苍”，无论是文辞还是书法都堪称精品。这件藏品用洒金色宣书写，长125、宽29厘米，署“滌生曾国藩”款，下钤“国藩之印”朱文印，“滌生”白文印。此联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用笔严谨规范而又不失活泼自在之姿态，通篇结构明朗，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用笔洒脱而严谨。同时又非常好地诠释了刚健参以婀娜，险劲兼之自然的笔触，体现了曾国藩从容大气的儒将风范。
如另一件藏品《曾国藩致葆斋团扇》（图三）所写，“唐公右丞行湖南，章尉以婆律香贽公。公觉，重辞之。香中果贻黄金。章叹曰；余贽达官，无不受之。洁如冰壶，刚简有智而赫赫者，唐公一人耳。葆斋同年大人鉴；曾国藩”。直径24厘米，全篇64字，从作品整体来看，由笔墨形态到意境神韵均沉着有力，运用自由。体现了其深厚的传统功底，可以看出风格已趋成熟。曾国藩在这件扇面中精心抄录了一段古代的廉政故事，题写有“洁如冰壶，刚简有智”八字，对古代清官唐公进行褒誉。更说明他以艺明性、据艺进德的书法体悟以及对崇高精神境界和圣贤气象的自觉追求。同样可以让世人明白一个道理，书写的过程是心性修养的过程，心性的修养又体现在书写当中。《曾国藩全集》中写道，“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3]
二、“五百年来的
第一位伟人”——左宗棠
左宗棠是近代中国颇具盛名的人物，湖南湘阴人，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他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被国学大师梁启超誉为中国“五百年来的第一伟人”。
湖湘文化造就了在义理经世道路上精进不息的左宗棠。湖湘文化在两千多年的流传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关心现实、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传道求仁、力行践履的道德原则；图变求新、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博釆众长、兼容并蓄的开明风格。
长沙博物馆所藏的行书楹联“一室荘严妻子佛，四对经济米盐花”（图四）。纸本，长136、宽30厘米，款署“左宗棠”“伟臣七兄属”。钤“东阁大学士章”白文印。字里行间看来，其瘦硬峭劲，實则吞吐纵横。其字以颜体为骨架，受何绍基的影响，略参散淡宽和之姿。同时广泛而灵活地吸取了苏东坡等人潇洒自如的体势，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人风貌。篆书的筋劲圆润也蕴藏在其中，用笔收放有度挥洒自如。左宗棠追求的事功和书法，要的就是这样的气象和精神。又如另一副楹联“行经东坡眠食地，会访拾遗花柳村”（图五），纸本，长166、宽30厘米，款署“左宗棠”。钤“东阁大学士章”白文印，“清宫太保恪靖侯”朱文印。此联中的笔法隐约可感受到篆隶之骨，且显得遒劲浑厚。字形结构严谨且运笔凝练厚重，书法功力深厚，不失大家风范。他在《何子贞墨迹跋后》中写道，“余交子贞昆弟卅余年，在朋辈称深者。子贞天怀洒落敦挚，能久在诸昆中尤著晚，主城南讲舍意不自适，乃纵迹吴越将老焉。余每咎湘中承学之士无以安长者，筠轩比部挟此册视余金城意，以此永其先德，即此足知其有异于湘人也书此归之。”[4]从跋后中可以看出何绍基的金石学研究是左宗棠非常认可的，其要求做到实事求是，影响左宗棠研究经世致用之思想。左宗棠的书法深受何绍基和苏东坡的影响。他以自己的学识修养注人在自己的笔墨之中，时刻警醒自己书品即人品。他的书法收放自如、刚柔并济和他的经世致用的理学思想是同出一辙的。
三、“走向世界的第一人”——郭嵩焘
郭嵩焘，字伯深，号筠仙，湖南湘阴人。又称玉池山农，晚年更号玉池老人。光绪二年，出任首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兼任法国公使。光绪五年，辞归回乡，以著述办学为主。郭嵩焘是对中国近代化影响极大的湖湘士人群体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一生颇为坎坷，与曾国藩、左宗棠等身居显位、位极人臣的同辈相比，政治地位较为黯淡，世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曾国藩对其评价为“著述之才而非繁剧之才”，但是他以卓异的政治识见、独特的洞察力、任人行事的美才，以及深厚博大的学养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嵩焘对晚清洋务运动的开展有着筚路蓝缕之功，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是中国走向近代化路程上的先锋人物。 郭嵩焘自少刻苦自励，抱负宏远。郭嵩焘就读于岳麓书院，深受儒家学派的影响。他曾说，“三代时期，中国为有道之国，秦汉以后中国与夷狄以力互相竞争，都沦为无道之邦，西洋与中国通商以来，似乎比中国有道。”[5]很明显他所讲的“道”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郭嵩焘的书法观念与其儒学及儒学陶染下的心性观念关系密切，注重个人心性道德修养。直至后来他把“经世致用”的思想特点贯穿其洋务思想中，这也是郭嵩焘思想的精髓。他是近代中国较早且坚定地主张对外开放的政治家，第一个走出国门，担任驻外公使，让中国走进世界的舞台。如郭嵩焘行书七言联“排空峭石生银筍，过雨奇峰挂赤霞”（图六）。纸本，长156、宽37厘米，款识“芭庵二兄大人属”“郭嵩焘”。钤“郭嵩焘印”白文印，“玉池山农”朱文印。一幅行书折扇（图七），“一念孳孳，为善是圆，曰正思；一念孳孳，惟欲是圆，曰邪思；非分之福，期望太高，曰月思；先事徘徊，后是懊恨，曰萦思；游心千里，岐虑百端，曰浮思；事无可疑，当断不断，曰惑思；事不涉己，为他人忧，曰狂思；无可奈何，当罢不罢，曰徒思；善摄心者，其惟本思乎”纸本，长42.5、宽20厘米，款识“珏轩仁兄大人正”“嵩焘”。钤“筠仙”朱文印。其书法从欧体入手，后吸收众家之长自成一体。笔力稳健潇洒。行笔流畅，运笔气势连贯，笔势飞动，潇洒自如。整体结构造型方正典雅，属于传统帖学的范畴，以证明其过硬的帖学功底。用笔上中侧结合，且以偏锋居多。整体大气镑礴、雄奇刚健以及洒脱恣意。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学问涉及面甚广，所谓是中西合璧。他认为人品即书品，人品好，书品也一定高。他虽称不上一流的书法大家，但其书法亦有相当水平，晚年风格趋于成熟。
四、湖湘洋务先驱书法中的思想精神
书法是一种饱含人文精神的艺术，能够从行文运笔间推敲书家的思想境界以及品行。正如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苏轼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明末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论书如论相，观书如观人。”古往今来，强调书家的人格地位，书品即人品的人格主义的评价方法长期影响着书坛。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大清王朝的国门，1842年清政府在英国军舰上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19世纪中晚期的中国出现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开始了由古代向近代的社会转型，人才思想也向近代化的过渡。洋务派代表人物的思想是这一过度历程的起点，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这是中国历史上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时期。当时掀起了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包括对外社交、通商，编练新式海陆军，开办工厂、矿业、电报、铁路、学堂等。这30年占将近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半，在这30年间人民革命运动虽然相对低落，但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却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有两个核心：一是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方面，另一个是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方面。但是在30年中随着形势的推移，洋务运动的重点也在不断地调整。严峻的内忧外患，极大地激发了湖湘志士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长沙岳麓书院成为湖湘近代经世致用思潮的中心，以思想家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出“向西方学习”，力行社会革新的主张，对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都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他们创办洋务，图强求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历史进程。同时从他们的字里行间也能够寻找到湖南人那种务实学风、爱国情怀、改革精神、自强不息的高尚品格以及强烈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
通过从以上几位洋务先驱的书法作品解析和思想解读中。我们分析得出他们具有一定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崇奉的是儒家的宋明理学，抱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宗旨。在国家危亡之时，敢于挺身而出，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并很快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成就。第二，深受湖湘文物的影响，继承了可贵的湖湘精神。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敢为人先的革新精神。他们站在湖南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继承和发展了王夫之的思想，既保持了湖南文化传统的传承性，又使湖南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具有鲜明的近代气息。第三，他们都基本奉行了“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方针，本质上面向世界、学习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
龚自珍说过，“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才任之。”同样，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人才思想。洋务运动时期，最主流的人才思想无疑是洋务派的人才思想。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国近代化道路不可缺少的环节，从整体来看是把中国的近代化向前推进了一步。
[1]《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册20（家书一），第418页。
[2]《曾国藩全集》册17 （日记二），第157页。
[3]《曾国藩全集》册16 （日记一），第148页。
[4]（清）左宗棠：《左文襄公文集左文襄公诗集左文襄公聊语》，据浙江图书馆藏，清光緒十八年刻本，第19页。
[5]《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一、洋务运动的引路人——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近代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派的开山人物。作为洋务运动的先驱者，曾国藩立足抗夷御侮，筹划近代海防，倡办民用工业，重视人才，提倡理性外交。其洋务实践直接决定了整个洋务运动的发展走向。因此，他不仅是洋务运动的开拓者，更是洋务运动的引路人。
曾国藩书法的艺术成就，主要在楷书与行书上，其风格可以从他40岁作为转变，40岁前其风格有柳公权、颜真卿的风格，加上赵孟頫、董其昌的神韵，因此间架宽绰，墨色饱满，行笔畅适，结构严谨。曾国藩自己说：“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却间架工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遂。”[1]40岁后的他，书法艺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其“间架”学习了王羲之、欧阳询、李邕的型格，其“神韵”吸收了王献之、虞世南、黄庭坚的精髓。“今定以间架师欧阳率更，而辅之以李北海；丰神师虞永兴，而辅之以黄山谷。”[2]他的书法劲健挺拔而又不失洒脱雅丽的风神，用笔粗细得当而具适度之美，笔意中蕴含着晋人的风韵，透露着北碑的气息。
他之所以功成名就，成就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事业，之所以在书法上有此种面貌，归根结底是源于他的思想。如果离开曾国藩的思想去研究其书法，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研究曾国藩思想，又要从根本上理清其思想的来源，如果不联系在一起，则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曾国藩的书法也不能真正读懂他的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他所推崇的，深受传统儒学影响，毕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不停地在追寻儒家思想的精髓，在充分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个性的“理学经世”思想。
我们不难从一些书法作品中看到那种坚韧、刚强、乐观的品格。如长沙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楹联（图二），“十年楷洗见真妄，少日结交皆老苍”，无论是文辞还是书法都堪称精品。这件藏品用洒金色宣书写，长125、宽29厘米，署“滌生曾国藩”款，下钤“国藩之印”朱文印，“滌生”白文印。此联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用笔严谨规范而又不失活泼自在之姿态，通篇结构明朗，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用笔洒脱而严谨。同时又非常好地诠释了刚健参以婀娜，险劲兼之自然的笔触，体现了曾国藩从容大气的儒将风范。
如另一件藏品《曾国藩致葆斋团扇》（图三）所写，“唐公右丞行湖南，章尉以婆律香贽公。公觉，重辞之。香中果贻黄金。章叹曰；余贽达官，无不受之。洁如冰壶，刚简有智而赫赫者，唐公一人耳。葆斋同年大人鉴；曾国藩”。直径24厘米，全篇64字，从作品整体来看，由笔墨形态到意境神韵均沉着有力，运用自由。体现了其深厚的传统功底，可以看出风格已趋成熟。曾国藩在这件扇面中精心抄录了一段古代的廉政故事，题写有“洁如冰壶，刚简有智”八字，对古代清官唐公进行褒誉。更说明他以艺明性、据艺进德的书法体悟以及对崇高精神境界和圣贤气象的自觉追求。同样可以让世人明白一个道理，书写的过程是心性修养的过程，心性的修养又体现在书写当中。《曾国藩全集》中写道，“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3]
二、“五百年来的
第一位伟人”——左宗棠
左宗棠是近代中国颇具盛名的人物，湖南湘阴人，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他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被国学大师梁启超誉为中国“五百年来的第一伟人”。
湖湘文化造就了在义理经世道路上精进不息的左宗棠。湖湘文化在两千多年的流传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关心现实、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传道求仁、力行践履的道德原则；图变求新、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博釆众长、兼容并蓄的开明风格。
长沙博物馆所藏的行书楹联“一室荘严妻子佛，四对经济米盐花”（图四）。纸本，长136、宽30厘米，款署“左宗棠”“伟臣七兄属”。钤“东阁大学士章”白文印。字里行间看来，其瘦硬峭劲，實则吞吐纵横。其字以颜体为骨架，受何绍基的影响，略参散淡宽和之姿。同时广泛而灵活地吸取了苏东坡等人潇洒自如的体势，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人风貌。篆书的筋劲圆润也蕴藏在其中，用笔收放有度挥洒自如。左宗棠追求的事功和书法，要的就是这样的气象和精神。又如另一副楹联“行经东坡眠食地，会访拾遗花柳村”（图五），纸本，长166、宽30厘米，款署“左宗棠”。钤“东阁大学士章”白文印，“清宫太保恪靖侯”朱文印。此联中的笔法隐约可感受到篆隶之骨，且显得遒劲浑厚。字形结构严谨且运笔凝练厚重，书法功力深厚，不失大家风范。他在《何子贞墨迹跋后》中写道，“余交子贞昆弟卅余年，在朋辈称深者。子贞天怀洒落敦挚，能久在诸昆中尤著晚，主城南讲舍意不自适，乃纵迹吴越将老焉。余每咎湘中承学之士无以安长者，筠轩比部挟此册视余金城意，以此永其先德，即此足知其有异于湘人也书此归之。”[4]从跋后中可以看出何绍基的金石学研究是左宗棠非常认可的，其要求做到实事求是，影响左宗棠研究经世致用之思想。左宗棠的书法深受何绍基和苏东坡的影响。他以自己的学识修养注人在自己的笔墨之中，时刻警醒自己书品即人品。他的书法收放自如、刚柔并济和他的经世致用的理学思想是同出一辙的。
三、“走向世界的第一人”——郭嵩焘
郭嵩焘，字伯深，号筠仙，湖南湘阴人。又称玉池山农，晚年更号玉池老人。光绪二年，出任首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兼任法国公使。光绪五年，辞归回乡，以著述办学为主。郭嵩焘是对中国近代化影响极大的湖湘士人群体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一生颇为坎坷，与曾国藩、左宗棠等身居显位、位极人臣的同辈相比，政治地位较为黯淡，世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曾国藩对其评价为“著述之才而非繁剧之才”，但是他以卓异的政治识见、独特的洞察力、任人行事的美才，以及深厚博大的学养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嵩焘对晚清洋务运动的开展有着筚路蓝缕之功，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是中国走向近代化路程上的先锋人物。 郭嵩焘自少刻苦自励，抱负宏远。郭嵩焘就读于岳麓书院，深受儒家学派的影响。他曾说，“三代时期，中国为有道之国，秦汉以后中国与夷狄以力互相竞争，都沦为无道之邦，西洋与中国通商以来，似乎比中国有道。”[5]很明显他所讲的“道”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郭嵩焘的书法观念与其儒学及儒学陶染下的心性观念关系密切，注重个人心性道德修养。直至后来他把“经世致用”的思想特点贯穿其洋务思想中，这也是郭嵩焘思想的精髓。他是近代中国较早且坚定地主张对外开放的政治家，第一个走出国门，担任驻外公使，让中国走进世界的舞台。如郭嵩焘行书七言联“排空峭石生银筍，过雨奇峰挂赤霞”（图六）。纸本，长156、宽37厘米，款识“芭庵二兄大人属”“郭嵩焘”。钤“郭嵩焘印”白文印，“玉池山农”朱文印。一幅行书折扇（图七），“一念孳孳，为善是圆，曰正思；一念孳孳，惟欲是圆，曰邪思；非分之福，期望太高，曰月思；先事徘徊，后是懊恨，曰萦思；游心千里，岐虑百端，曰浮思；事无可疑，当断不断，曰惑思；事不涉己，为他人忧，曰狂思；无可奈何，当罢不罢，曰徒思；善摄心者，其惟本思乎”纸本，长42.5、宽20厘米，款识“珏轩仁兄大人正”“嵩焘”。钤“筠仙”朱文印。其书法从欧体入手，后吸收众家之长自成一体。笔力稳健潇洒。行笔流畅，运笔气势连贯，笔势飞动，潇洒自如。整体结构造型方正典雅，属于传统帖学的范畴，以证明其过硬的帖学功底。用笔上中侧结合，且以偏锋居多。整体大气镑礴、雄奇刚健以及洒脱恣意。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学问涉及面甚广，所谓是中西合璧。他认为人品即书品，人品好，书品也一定高。他虽称不上一流的书法大家，但其书法亦有相当水平，晚年风格趋于成熟。
四、湖湘洋务先驱书法中的思想精神
书法是一种饱含人文精神的艺术，能够从行文运笔间推敲书家的思想境界以及品行。正如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苏轼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明末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论书如论相，观书如观人。”古往今来，强调书家的人格地位，书品即人品的人格主义的评价方法长期影响着书坛。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大清王朝的国门，1842年清政府在英国军舰上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19世纪中晚期的中国出现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开始了由古代向近代的社会转型，人才思想也向近代化的过渡。洋务派代表人物的思想是这一过度历程的起点，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这是中国历史上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时期。当时掀起了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包括对外社交、通商，编练新式海陆军，开办工厂、矿业、电报、铁路、学堂等。这30年占将近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半，在这30年间人民革命运动虽然相对低落，但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却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有两个核心：一是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方面，另一个是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方面。但是在30年中随着形势的推移，洋务运动的重点也在不断地调整。严峻的内忧外患，极大地激发了湖湘志士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长沙岳麓书院成为湖湘近代经世致用思潮的中心，以思想家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出“向西方学习”，力行社会革新的主张，对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都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他们创办洋务，图强求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历史进程。同时从他们的字里行间也能够寻找到湖南人那种务实学风、爱国情怀、改革精神、自强不息的高尚品格以及强烈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
通过从以上几位洋务先驱的书法作品解析和思想解读中。我们分析得出他们具有一定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崇奉的是儒家的宋明理学，抱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宗旨。在国家危亡之时，敢于挺身而出，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并很快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成就。第二，深受湖湘文物的影响，继承了可贵的湖湘精神。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敢为人先的革新精神。他们站在湖南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继承和发展了王夫之的思想，既保持了湖南文化传统的传承性，又使湖南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具有鲜明的近代气息。第三，他们都基本奉行了“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方针，本质上面向世界、学习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
龚自珍说过，“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才任之。”同样，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人才思想。洋务运动时期，最主流的人才思想无疑是洋务派的人才思想。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国近代化道路不可缺少的环节，从整体来看是把中国的近代化向前推进了一步。
[1]《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册20（家书一），第418页。
[2]《曾国藩全集》册17 （日记二），第157页。
[3]《曾国藩全集》册16 （日记一），第148页。
[4]（清）左宗棠：《左文襄公文集左文襄公诗集左文襄公聊语》，据浙江图书馆藏，清光緒十八年刻本，第19页。
[5]《郭嵩焘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