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朱穆之这个名字是在19年前,贵宾接待室里他的那幅遒劲有力的题词“中国命运 定于此村”,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听来得早的同事说,这是1991年10月17日时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的朱穆之同志参观时给西柏坡的评价。如今,这幅题词与黄镇将军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已经成为西柏坡最具标志性的宣传语。
　　2006年,为了西柏坡新华社旧址复原事宜,我们赴京采访当年在西柏坡工作过的老同志。朱穆之时任新华社总编室军事组组长,因此被我们列为重点采访对象。
　　朱老回忆说:“我记得济南战役结束后,党中央派我与另两名记者到前线进行采访,当时是从新华社总社驻地陈家峪出发,回来后却直接到西柏坡办公去了。在那里,我任新华社小编辑部军事组组长。”
　　朱老说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就是在西柏坡:“一天下午我在村外稻田边散步,恰巧碰到主席和警卫员也在散步。主席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朱穆之。’主席说:‘穆之,穆之,延安也有个穆之(袁牧之)呀。’接着又问了新华社的一些情况,并嘱咐我说那里任务很繁重,要好好工作。”
　　朱老说:“西柏坡时期正是我军进行战略决战时期,捷报频传,每天都要攻占一些城市,解放大片地区,歼灭大量敌人。当时军委作战室每周一次的军事汇报会我都要参加,有时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汇报,有时作战部部长李涛汇报,回来后根据汇报情况编写军事战报,可以说很多的战报都是从我手里发出去的。此外,还要写军事通讯和评论文章,工作是极为紧张的。一般的战报,小编辑部可签发,重要的战报经乔木同志看过后还要送当时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审定才能播发。特别重要的战报,最后需送毛主席签发。”
　　“当时最令我激动的是看到毛主席亲自撰写的许多评论、公告和新闻。每收到一篇,大家争相诵读,读着那些气壮山河、痛快淋漓的新闻稿和那些惊人妙语警句,无不拍手称叹,拍案叫绝。在此之前我从未看到过毛主席的手迹,在西柏坡不仅看到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墨迹未干的手稿,更是兴奋不已。正是这些稿件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势,瓦解了蒋介石的军心。这些稿件每一篇都给予我极大的启迪和教益。”
　　朱老讲到这里,我们突然理解了他为什么即兴写下“中国命运 定于此村”几个大字。说起那幅题词,朱老说:“那一次回去,真是深有体会啊!那时,一封封电报从西柏坡发往前线,我从这一封封稿件里体会着人民领袖的指挥艺术和人格魅力,体会着那些胜利给人们带来的喜悦。正是这些电报决定着中国的命运!所以我写下了‘中国命运 定于此村’几个字。”
　　朱老说,自己记忆比较深的是胡乔木同志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严格。他说:“到西柏坡前,我不认识乔木同志,只是到平山后,曾听到一位地方来的负责同志谈起乔木同志,他大概也是初次接触乔木同志,对乔木同志十分推崇,认为乔木同志有独到见解,与众不同。到西柏坡后,我才对这位同志的话有所体会,在那里认识乔木同志,并从此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
　　“在西柏坡集训时期,我们受到了乔木同志‘三严’教育:在政治上极端严肃,在作风上极端严谨,在工作上极端严格。他对稿件的评点细致入微,大至方针政策,小至标点符号,从稿子的主题思想、体现的方针政策乃至文字技巧、错别字等等都要严格审查把关。我们每天把胡乔木审改过的重要稿件,贴在堂屋中间的墙上,让大家学习他是怎样改的,怎样批的,这种讲评真可谓是手把手教啊。在西柏坡,我们从政治到业务,都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
　　“那时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极深。大概是淮海战役以后,蒋军已处崩溃之势。有一天晚上,忽然有消息说有一批蒋军飞机投奔我军,大家听了十分兴奋,立即把消息上报中央领导同志。但随后发现不准确。乔木同志十分内疚,认为太不谨慎,不应草率上报,立即向中央作检讨。这对我触动很大。像这样的事,照我旧日的想法,实在算不了什么,更不会想到还要作检讨。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处在作为中央助手的新华社的工作岗位上,一言一行都对中央、对全国起着重要影响,不能有任何差错疏忽,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可以说我从此才知道写检讨,后来也确实写过不止一次的检讨。”
　　胡乔木同志曾经说:“西柏坡那段时间,很难得,为此后新华社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朱穆之说他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件事,对他以后做领导工作影响也非常大。那是在一次宣布小编辑部组织机构和人事变动的会议上,乔木同志着重指出:过去编辑行政负责干部脱离编辑业务,好的编辑人员被提升为编辑行政领导后,即脱离业务,忙于行政工作,致使编辑工作质量不能提高,这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一个损失。今后必须纠正这个偏向。一切编辑行政负责人必须同时又是强有力的编辑工作者,行政业务要尽可能减少,主要精力应放在写稿编稿上面,编辑组长、主任及至总编辑都应当这样做。朱老说,这种指导思想一直影响着他的一生。
　　朱老还提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审稿的一些事情。他说,中央领导同志审稿,首先是从政策和政治上考虑问题:一篇稿件符不符合党的政策,在策略观点上有无问题,有无“左”右倾偏差。在分社来稿和他们编发的稿件中,发生这类错误较多的是有关宽待俘虏的报道,“读者信箱”中时有反映。解放战争后期,作战胜利越来越大,宽待俘虏以瓦解敌军的报道在这个时期的军事新闻中占很大比重。这类新闻经常发生的毛病是过分强调“优待”的一面,因而不断地出现右的偏差。中央领导在审阅此类稿件时,都明确提出了批评,要求“学习在正确的立场上灵活地运用正确的策略,才不至于犯错误”。
　　当谈到新华社旧址内办公室布置时,我们拿出时任新华社编辑部评论组成员曾彦修老人画的座位图。朱老看了看,清楚地指出了自己办公的地方,那里最靠近胡乔木办公室。他说:“小编辑部四间正房坐北面南,是插嵌房,东侧是乔木与谷雨夫妇的卧室,卧室内有一土炕,炕上放有小办公桌。西侧是范长江、石西民等领导的办公室。我们七八个人在中间屋办公,非常拥挤。我常常在阳台上(嵌台儿)坐着木墩子编稿子。屋内陈设,就是简陋的桌椅,桌子根本不算什么桌子,就是当地人的门板儿加腿,没有抽屉。椅子是农村常见的屋凳、木墩。”
　　2006年10月31日,在西柏坡新华社旧址复原各项工作完成后,新华社邀请老社长朱穆之来进行验收。朱老站在新华社旧址院中,环顾四周,沉默了一会儿说:像,太像了,和当年的风貌几乎完全一样。他走进当年的办公室,在陈旧的小屋凳上坐下来,给大家讲述当年的事情,并指着屋子中间的一个座位说,自己就是在这里起草战报的。老人从前院转到后院,从里屋走到外屋,摸着桌椅板凳,踏着曾经走过无数次的路,显得有些激动和兴奋。这时,西柏坡纪念馆拿来笔墨纸砚请朱老再一次题词。朱老沉思片刻,写下了“难忘岁月”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并认真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责任编辑 刘一丁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