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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出版学科发展建设的维度看，在出版生活史的建构书写过程中，一方面业界的实践以及前辈学人的史料搜集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多学科的研究也成为其发展方向。出版生活史的建构书写与出版概念的变迁紧密关联，同时与出版通史的撰写息息相关。我们也应从出版学科建设的维度、系统整体的维度和出版技术的维度来思考出版生活史。
【关键词】出版生活史 出版学科 实践探索 问题启示
近年来出版生活史研究兴起，究其原因，一是基于历史学科的发展路向的转变，尤其是在社会史、生活史的研究视野下关注社会下层及日常生活的产物;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出版学科逐步发展走向自觉的进程中，对出版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2017年，范军先生首倡“出版生活史”研究，并从其缘起及界定、研究意义及如何展开三个方面系统论述，开启了出版史研究的新天地①。其后，洪九来、欧阳敏等诸学人在此方面用力甚勤，多篇文章相继推出，一时蔚然成风②。此前，国内学者对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史关注尤多，如许纪霖、王敏、周武、王建辉、倪墨炎、叶舟、刘群、胡悦晗等致力于新材料、新方法的探研，多涉及出版史，“不自觉地从生活史的视角研究”，成果丰硕①，只是未被纳入出版学科的视阈。笔者认为，出版生活史是在出版学科逐步发展并走向自觉的过程中，形成对出版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和方法，主要侧重于出版人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研究。出版人的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宽泛的范围，迄今尚无定论，学者将其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类，包含衣食住用行、工作、休闲娱乐等方面，大致等同于社会生活，这就为我们探研出版生活史提供了宽阔的空间。本文在前辈学人探研的基础上，从学科建设的维度进一步梳理出版生活史研究发展的实践探索、问题难点以及引致的相关思考。
一、出版学科发展过程中对出版生活史的实践探索
“三原一方”（原史、原著、原理及方法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核心构成缺一不可②，出版生活史是出版史研究的深入探研。国内学者在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实践中，都认同借鉴了西方日常生活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类采取全面描述一时一地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方式，企图给读者一个有关当时人生活的图景”，“第二类作品则是以日常生活中某一特定的问题为中心，重视生活情境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③。对出版生活史的基础性研究和多学科维度的出版生活史研究就成为学者的实践路径选择，国内学者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业界的史料搜集为出版生活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出版学科建立之前，出版生活史属于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细分方向，其研究有两方面的观照，一是强调与出版有关的范围界定，二是强调对出版参与主体——人的微观研究，“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①。从出版参与的主体——出版人的研究角度看，主要是注重出版活动和出版成就的研究。在这方面，“古代学者对于出版史鲜少关注，相关记载、论述十分零散，很不系统”②，成果相对有限，近现代以来的出版史料大为丰富，成果显著。
历史可分为历史本身，对历史的原始记录即史料，以及基于史料的历史撰述或历史哲学层面的思考三个层次。有效地挖掘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出版史领域，业界学者亲身实践，史料搜集得天独厚。新中国成立以后，部分学者开始注重近代出版史料搜集，多涉及出版生活史。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先生历时20年收集整理，先后推出七部近现代出版史料集，计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③，其中不乏诸多出版人的回忆录，鲜活地记录了出版人的日常。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出版工作的展开，一批著名出版家的回忆性史料发掘率先被提上日程。1979年，由新华书店总店编辑出版的《书店工作史料》（共四辑）汇集了上百位亲历者的回忆性文章，尽管“体例、文笔繁简都不完全一样，但有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来源于生活，都是工作、战斗的实录，其所以宝贵就在于此”④。《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在创刊出版之际，就开辟“出版史料”专栏，“陆续选收一些涉及在我国出版事业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和出版机构的文章，以便逐步积累一些出版史资料，供研究工作者和读者参考”⑤。其中，收录的文章有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倪墨炎《鲁迅的编辑出版工作》、顾廷龙《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张仲实《回忆三十年代的生活书店》、徐伯昕《战斗到最后一息——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三十五周年》、陈原《驳所谓“三十年代黑店”论》六篇。《中国出版年鉴（1981）》除“出版史料”专栏外，还开辟了“图书与人物”专栏，主要写作者与图书创作之间的情况⑥。宋原放在20世纪80年代所编的《出版史料》，尤其是在近代部分，涉及诸多近代出版家的回忆性文章，充分展现了出版人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1987年，陈原编纂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以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90周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纂《回忆中华书局》以纪念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新华书店总店编的《新华书店五十年》纪念新華书店成立50周年，“这些纪念文集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记述了我国近现代这几家最主要的出版发行机构的创业过程、杰出人物的业绩，是极为珍贵的出版史料集”①。
出版作为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出版人的回忆性著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天然优势，业界实践作为出版人的实践记录，自然成为出版生活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一些著名出版家的回忆性著作纷纷问世，如著名出版家赵家璧从1977年开始回忆20世纪30年代的出版生涯，结集有《编辑忆旧》《文坛故旧录》《书比人长寿》《回顾与展望》等回忆性著作，还收集诸多书信，都被收录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赵家璧文集》。此外，除了赵家璧的《编辑忆旧》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并推出的编辑出版家回忆性著作还有陈原《书林漫步》《书林漫步续集》，唐弢《晦庵书话》，黄裳《榆下说书》《银鱼集》，冯亦代《书人书事》，郑振铎《西谛书话》等。学者对出版生活史的探讨多集中于晚清民国时期，这也与出版史料的大量发掘相关，尤其是近年来对近代著名出版家个人生活层面的探讨较多，如张元济后人的回忆录以及学者对张元济的相关研究渐多②。除此之外，还包括诸多出版人和相关学人的日记、文集的记载，作品极具时代感和生动感。就出版生活史研究本身而言，对于解决诸多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尤其“是什么”的问题大有裨益。时至当下，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出版家的回忆性著作也陆续问世，持续填补着历史空白。我们对过往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当下出版生活史的关注，对“很多出版机构的大出版项目的研究与关注是远远不够的，许多资料目前来说是一手材料，过些年就是二手材料”的担忧与日俱增③，这些都是出版学科发展路上需要克服的困难。 纵观出版学科的发展，1998年教育部将归并后的“编辑出版学”作为二级学科列于一级学科“编辑出版学”之下，此前中国有出版学科发展之实，却无建立之名。在出版学科发展之路上，亟须我们以出版学的框架和思维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建构中国人自己的领跑世界的出版学科体系。
（二）多学科深入研究是出版生活史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业界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准备了翔实生动的一手史料，为出版生活史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学者们在此基础上也亟须对生活史研究继续深化。肖东发先生指出：“出版机构与出版人物是出版业伸向社会的触角，能够真实地了解社会的动向、读者的需求。具有代表性的出版机构与出版人物往往能够引导潮流，浓缩一个时代的出版特征与出版历程。出版史研究中，重要的出版机构与出版人物的遴选与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目前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①
人作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主体，编辑出版家的活动与成就便成为研究的重点所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了伍杰编著的《中国古代编辑家小传》和丁景唐主编的《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前者以出生时间为序，精选了100多位著名编辑家，为其作传，总结其成就;后者则记录了“五四”以来31位著名编辑家的编辑生涯。其实，对中国历史上诸多出版家的出版生活研究，诸如鲁迅、郑振铎等囿于学科研究方向，当时在出版学领域未能集中呈现。人民出版社自2016年陆续推出的《中国出版家丛书》中，对诸如赵家璧、王云五、张元济、邹韬奋、章锡琛、叶圣陶等50位已逝出版前辈的撰述，将“幕后活跃、台前无闻”出版人的出版成就与个人日常生活经历紧密关联，展现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推出《中外出版原著选读》一书中，单辟“出版活动及成就”一栏，酌选古今17篇文章，其中所选黄宗羲、傅兰雅、蒋维乔、张静庐、范用等人的文章皆为出版家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体现出编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思考②。
众所周知，出版生活史兴起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界普遍认同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兴起与传统的历史撰述方式有很大不同”，关注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开辟出了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广阔研究领域”③。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生活史就是将历史学中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具体划定在出版人的日常活动上。以出版人为核心，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如何借鉴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就成为出版生活史研究所要解决的难点。出版人的变化，折射出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变迁。例如，从“自上而下”的角度看，我們经常关注出版制度的制定对日常出版人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变化;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看，我们研究某些日常出版人行为以及出版现象，分析出版各大要素之间的互动关联，看其是如何影响到国家出版政策的制定和改变的，以此探究国家权力与文化传播、文明传承之间的关系。在出版各要素关联互动间，采用不同的视角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式手段，对出版史上一些旧有的问题进行重新探讨，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多学科的研究手段，实际上是采用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出版生活史的提出与发展，是出版学科发展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在出版学科研究方法论上的建构与创新。
二、出版生活史建构书写过程中的问题难点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编辑出版专业设置及学科建设过程中，较早着眼于中国出版通史的撰述，对出版生活史的研究相对薄弱，这既与历史学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相关，又与出版学科建设滞后有关。直到近年来出版的专题史和断代史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呈现出新气象。一直以来，学界对出版概念的模糊犹疑造成了对出版史研究关注重点不同，“对于编辑学、出版学这样理论规范水平较低的新兴、初创学科，概念史视角的清理才是学术史、学科史反思的核心与关键”①，因此，从学科建设的维度来分析探讨出版生活史建构书写，尤其是出版概念的发展演变，将有助于我们厘清出版生活史撰写的历史逻辑和发展动向。
（一）出版概念变迁带来出版生活史建构撰写的改变
出版史的撰述框架、内容还反映出编纂者对出版概念的界定和认知。刘光裕在《先秦两汉出版史论》一书序言中指出：“出版概念是考察出版史的出发点;有什么样的出版概念，大致就有什么样的出版史。”②同理，有什么样的出版史就有什么样的出版生活史。梳理出版概念的变迁过程，可以管窥出版生活史发生学和撰写之间的内在逻辑。
“出版”一词，约在19世纪从日语引入中国，属于一个现代概念。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意为我们以现代的认知方式对历史问题做出界定和思考，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伴随时代变迁，在不同的时代对出版有不同的概念界定，学界及业界对出版的概念历来有不同争论。基于实践经验，人们最初经常限定于书籍的出版，后来扩大到“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物复制的过程”①，在互联网出现后，人们突破了对出版概念原有的认知。从出版概念的核心要素上看，历来就有“编辑复制”二要素说、“复制发行”二要素说、“编辑复制发行”三要素说、“公之于众”说、“传播”说等说法，甚至有的学者会加上“创作”的要素②，但出版作为人类文明传播和传承的手段与标志一直未变。我们认为“所谓‘出版’就是一种发表，是通过可大量复制的媒介实现信息传播的一种社会活动。出版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和活动”③。对出版下定义，实际上既打破了传统出版的固有思维模式的束缚，也拓展了对出版的研究空间和研究维度，更为出版生活史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与可能性。
出版史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同样折射出人类活动的发展印记。“历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④关键人物的独特性格、特殊成长背景、自我情感经历以及个人经验和理想追求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将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出版史的研究更是离不开对出版参与主体——人的研究。只不过在某些出版史的研究中，基于不同维度的观察，有时个人的作用难以充分体现。例如，从技术的角度看，我们多注重印刷技术的演进发展、印刷史的撰述;从出版行为的角度观察，多注重编辑史、发行史的撰述;从出版符号角度看，多注重对文字史的研究;等等。出版史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大多只看到所展现出的框架和外在表征，出版活动的具体过程和细节或疏于记载或被遗略。出版家的生活则多集中在其个人传记、日记、回忆录的专项研究、记录里，呈现出丰盈多彩的视界。 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自然有其研究和关注的基本问题，就是要关注出版本身各大要素。关注的要素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出版史建构。但是，无论是哪种出版史，都离不开“出版技术、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活动及成就”四大维度。这四大维度“既是出版学科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也是出版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外延和学术边界”。在学科框架思维下，第四个维度出版活动及成就主要体现为出版生活史的内容，具体包括“参与出版活动的出版主体（出版人、出版家、出版机构）、出版活动的具体过程（出版策划、出版编校、出版制作、出版发行、出版传播、出版经营）、出版活动取得的相关成就（出版思想成就、出版文化成就、出版制度成就、出版作品成就）、出版活动所依赖的相关条件（出版环境、出版流程、出版创新）等。这个维度是传统出版研究关注较多的领域和对象”⑤。其撰写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将其统合到出版生活史的撰写实践中。
（二）出版通史著作撰述下出版生活史建构书写的失位
从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专业设置起，就不断有出版史相关论著问世。1985年，张召奎的《中国出版史概要》一书从古至今勾勒出我国古代出版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并对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取得的成就进行了阐述。1987年，郑如斯、肖东发编著的《中国书史》和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一度被作为图书馆学专业教材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中国出版史为名的通史性著作有宋原放、李白坚合著的《中国出版史》，吉少甫主编的《中国出版简史》，张煜明编著的《中国出版史》，方厚枢的《中国出版史话》，肖东发主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这些出版史的撰述正是编辑出版学科发展过程中绕不过的基石，将出版史的研究逐步向前推进。
通史性出版史著作撰述的难点在于理论框架的搭建，其主要特点在于“通”，即如何有效体现出版各大系统元素之间的纵向发展趋势及横向关联。中国出版通史著作的撰写方式多以时间为轴，将出版技术、出版符号以及出版活动按阶段罗列出来。而研究者多将狭义的书籍史、印刷史等作为出版史，以至于汪家熔先生在《出版史研究二十年印象》一文中声称：“自1985年开始，至今，凡以中国出版史为题目的，厚薄不等，都未能脱其窠臼。”①直到21世纪，新的撰述观念在出版史的专业教材撰写的指导方针上才有所体现。张天定认为编辑出版史“是出版物的制作与流通的历史，也是出版事业、出版制度、编辑理念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包含出版技术、出版经济和出版文化。同时，他也认为古代编辑出版史与现代编辑出版史的撰写应各有侧重，古代编辑出版史应该以人为主，“突出介绍重要编辑家、出版家等”，现代编辑出版史更应突出“出版政策、出版事件”②。在出版通史撰述过程中，如何在新的理念下有效突破原有的框架模式，以新的材料、新的角度切入分析成为难点所在。如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全书就分为社会文化背景、出版业概貌、出版管理与出版机构、出版地区、出版人物和社团、重要出版物、形制与装帧、流通与经营、中外出版交流、总体特点分析及影响十个方面，旨在“加强出版学科建设的努力”③。
在学科建设的整体关照下，出版生活史的撰述多被夹杂于通论性出版史论述中而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只能期待于出版专题史抑或出版断代史中的细致微观研究，其中多涉及出版人物、机构及群体交往的论述①。如田建平在著作《宋代出版史》《元代出版史》中提出，中国出版史研究应注意“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的有机结合。一般均从书史源头开始表述，一笔贯彻下来，研究文本（著作）呈现为‘人的一生’，即呈现为线性研究，而复杂性、多样性乃至丰富性的研究笔墨并不居主流地位。相对而言，历时性中关于共时性的研究与表达缺乏。应注重对历时性中包含的个人生活史的角度切入并展开研究，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内涵丰富而又生动的书史世界”②。吴永贵在《民国出版史》中，除在整体上对民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总结外，也对民国时期先后出现的七大出版机构和其他有影响的中心书局、大书局，以及重要出版人物、其他編辑出版人物着墨甚多，可见作者对编辑出版人物在微观领域内文化生产传播中的作用有较为深刻的认知，冀图做出新的突破与努力的尝试③。
出版生活史作为微观史学层面的研究，能够发现总体出版趋势下的多姿视界，在原有出版史框架的研究下，补充以血肉，呈现出更加丰满的整体出版史。离开了整体的大框架前提，出版生活史就脱离其存在的前提，“我们往往是用具体领域的研究去印证或者填塞宏大叙事的框架结构，而不是从具体的领域或空间出发，去质疑或者至少是重新思考这个宏大叙事的结构”④。
三、思考与启示
出版生活史从历史学的一个细分方向到出版学科史学研究新视阈的提出，正是出版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走向自觉的见证，为出版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新的问题。
第一，需要从出版学科的维度思考出版生活史。以学科的维度进行思考，并不是机械地去解决问题，学科维度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非否定问题意识。学科维度属于中观层面的考量，属于方法论层面的研究，而问题意识则多侧重微观层面的考量。以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研究出版生活史正是研究所需，否则将面临“自身问题意识模糊与研究领域窄化的危机”，以至于难以超越原有的研究框架和规范，“只会沦为原有研究方法的重复，导致用新的材料重复旧观点的尴尬境地”⑤。
第二，需要从系统整体的维度思考出版生活史。我们需要用系统的维度视角观察思考所看到的出版物和所涉及的出版史料。出版物背后所关联的整体正是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人是出版生活史的主体，人与出版对象之间的有机关联，恰恰是出版生活史研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生活史就是一种建构出版人与出版对象之间有机关联的历史。
第三，需要从技术的维度思考出版生活史。之前我们关注研究出版生活史，多以文字和图像作为主要的史料依据，伴随新技术尤其是5G技术的运用，影像作为记录当下出版生活重要手段越发显得重要，从基础的文字图像史料转向以大数据、视频为基础的出版生活史研究将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将给出版生活史带来研究方法的转变。 〔作者万安伦，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浩冰，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
Practical Explorations， Problem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shing Discipline
Wan Anlun & Liu Haobing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discipline， in the one hand， the practices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by the predecessors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tructuring and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life; on the other hand，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defined the dir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life. The structuring and writing of the publishing life histo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in the notion of publishing， and also has close ties with the writing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publishing. We should consider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shing discipline， the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shing technology.
Keywords： history of publishing life， publishing discipline， practical explorations， problems and inspirations
①范軍、欧阳敏：《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现代出版》2017年第2期。
②范军：《从出版生活史角度深化张元济及商务人群体研究》，收录于张元济研究会、张元济图书馆编：《菊品人生张元济》，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范军：《张元济的饭局》，《出版史料》2017年第1期;洪九来：《1949年前后一个商务代理人的日常生活变迁——基于〈史久芸日记〉的考察》，《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后发表于《都市文化研究》第17辑《书写城市史》，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欧阳敏、王毓：《朱生豪与莎士比亚戏剧——基于出版生活史视角的学术考察》，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学术年会（2018）未刊稿;等等。
①比如，胡悦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严复的私人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5期。周武：《翰林出版家的生活世界——张元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建辉：《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薪水和作者稿酬问题》，《出版发行研究》2002年第8期;《知识分子群体与近代报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倪墨炎：《关于鲁迅的经济收入和支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叶舟：《“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蒋维乔在上海（1903—1911）》，《史林》2015年第1期。徐珊：《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②万安伦：《中外出版原著选读》（中国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③蒲慕州：《西方近年来的生活史研究》，台北《新史学》第3卷第4期，1992年12月。转引自胡悦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①常建华主编：《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②何朝晖：《对象、问题与方法：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③七部史料集分别为：《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杂志出版社1953年版;《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参见肖东发、袁逸：《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④《书店工作史料》（内部读物），1979年，第1页。
⑤《中国出版年鉴（1980）》，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5页。 ⑥《中国出版年鉴（1981）》，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63页。
①肖东发：《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出版科学》2002年第3期。
②参见范军：《从出版生活史角度深化张元济及商务人群体研究》，收录于张元济研究会、张元济图书馆编：《菊品人生张元济》，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社长梁艳玲在2019年5月17日“印刷出版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①肖东发、仝冠军：《出版与社会：出版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中国出版》2003年第8期。
②万安伦：《中外出版原著选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③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①李频：《编辑出版学科的发展与变革管窥——以编辑出版的专业逻辑为讨论中心》，《现代出版》2018年第3期。
②刘光裕：《先秦两汉出版史论》，齐鲁书社2016年版，第2页。
①张煜明：《中国出版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李新祥：《出版定义的类型分析与出版本质的界定》，《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③万安伦、曹晶晶、曹继华：《对出版学科理论逻辑和结构范式的思考》，《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4期。
④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⑤万安伦、曹晶晶、曹继华：《对出版学科理论逻辑和结构范式的思考》，《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4期。
①汪家熔：《出版史研究二十年印象》，《编辑之友》2000年第3期。
②张天定：《编辑出版学教材建设刍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③肖東发等：《中国出版通史》（第1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3页。
①范军、欧阳敏：《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现代出版》2017年第2期。
②田建平：《宋代出版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③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④赵世瑜：《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⑤胡悦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关键词】出版生活史 出版学科 实践探索 问题启示
近年来出版生活史研究兴起，究其原因，一是基于历史学科的发展路向的转变，尤其是在社会史、生活史的研究视野下关注社会下层及日常生活的产物;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出版学科逐步发展走向自觉的进程中，对出版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2017年，范军先生首倡“出版生活史”研究，并从其缘起及界定、研究意义及如何展开三个方面系统论述，开启了出版史研究的新天地①。其后，洪九来、欧阳敏等诸学人在此方面用力甚勤，多篇文章相继推出，一时蔚然成风②。此前，国内学者对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史关注尤多，如许纪霖、王敏、周武、王建辉、倪墨炎、叶舟、刘群、胡悦晗等致力于新材料、新方法的探研，多涉及出版史，“不自觉地从生活史的视角研究”，成果丰硕①，只是未被纳入出版学科的视阈。笔者认为，出版生活史是在出版学科逐步发展并走向自觉的过程中，形成对出版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和方法，主要侧重于出版人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研究。出版人的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宽泛的范围，迄今尚无定论，学者将其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类，包含衣食住用行、工作、休闲娱乐等方面，大致等同于社会生活，这就为我们探研出版生活史提供了宽阔的空间。本文在前辈学人探研的基础上，从学科建设的维度进一步梳理出版生活史研究发展的实践探索、问题难点以及引致的相关思考。
一、出版学科发展过程中对出版生活史的实践探索
“三原一方”（原史、原著、原理及方法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核心构成缺一不可②，出版生活史是出版史研究的深入探研。国内学者在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实践中，都认同借鉴了西方日常生活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类采取全面描述一时一地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方式，企图给读者一个有关当时人生活的图景”，“第二类作品则是以日常生活中某一特定的问题为中心，重视生活情境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③。对出版生活史的基础性研究和多学科维度的出版生活史研究就成为学者的实践路径选择，国内学者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业界的史料搜集为出版生活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出版学科建立之前，出版生活史属于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细分方向，其研究有两方面的观照，一是强调与出版有关的范围界定，二是强调对出版参与主体——人的微观研究，“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①。从出版参与的主体——出版人的研究角度看，主要是注重出版活动和出版成就的研究。在这方面，“古代学者对于出版史鲜少关注，相关记载、论述十分零散，很不系统”②，成果相对有限，近现代以来的出版史料大为丰富，成果显著。
历史可分为历史本身，对历史的原始记录即史料，以及基于史料的历史撰述或历史哲学层面的思考三个层次。有效地挖掘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出版史领域，业界学者亲身实践，史料搜集得天独厚。新中国成立以后，部分学者开始注重近代出版史料搜集，多涉及出版生活史。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先生历时20年收集整理，先后推出七部近现代出版史料集，计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③，其中不乏诸多出版人的回忆录，鲜活地记录了出版人的日常。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出版工作的展开，一批著名出版家的回忆性史料发掘率先被提上日程。1979年，由新华书店总店编辑出版的《书店工作史料》（共四辑）汇集了上百位亲历者的回忆性文章，尽管“体例、文笔繁简都不完全一样，但有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来源于生活，都是工作、战斗的实录，其所以宝贵就在于此”④。《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在创刊出版之际，就开辟“出版史料”专栏，“陆续选收一些涉及在我国出版事业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和出版机构的文章，以便逐步积累一些出版史资料，供研究工作者和读者参考”⑤。其中，收录的文章有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倪墨炎《鲁迅的编辑出版工作》、顾廷龙《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张仲实《回忆三十年代的生活书店》、徐伯昕《战斗到最后一息——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三十五周年》、陈原《驳所谓“三十年代黑店”论》六篇。《中国出版年鉴（1981）》除“出版史料”专栏外，还开辟了“图书与人物”专栏，主要写作者与图书创作之间的情况⑥。宋原放在20世纪80年代所编的《出版史料》，尤其是在近代部分，涉及诸多近代出版家的回忆性文章，充分展现了出版人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1987年，陈原编纂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以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90周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纂《回忆中华书局》以纪念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新华书店总店编的《新华书店五十年》纪念新華书店成立50周年，“这些纪念文集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记述了我国近现代这几家最主要的出版发行机构的创业过程、杰出人物的业绩，是极为珍贵的出版史料集”①。
出版作为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出版人的回忆性著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天然优势，业界实践作为出版人的实践记录，自然成为出版生活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一些著名出版家的回忆性著作纷纷问世，如著名出版家赵家璧从1977年开始回忆20世纪30年代的出版生涯，结集有《编辑忆旧》《文坛故旧录》《书比人长寿》《回顾与展望》等回忆性著作，还收集诸多书信，都被收录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赵家璧文集》。此外，除了赵家璧的《编辑忆旧》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并推出的编辑出版家回忆性著作还有陈原《书林漫步》《书林漫步续集》，唐弢《晦庵书话》，黄裳《榆下说书》《银鱼集》，冯亦代《书人书事》，郑振铎《西谛书话》等。学者对出版生活史的探讨多集中于晚清民国时期，这也与出版史料的大量发掘相关，尤其是近年来对近代著名出版家个人生活层面的探讨较多，如张元济后人的回忆录以及学者对张元济的相关研究渐多②。除此之外，还包括诸多出版人和相关学人的日记、文集的记载，作品极具时代感和生动感。就出版生活史研究本身而言，对于解决诸多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尤其“是什么”的问题大有裨益。时至当下，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出版家的回忆性著作也陆续问世，持续填补着历史空白。我们对过往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当下出版生活史的关注，对“很多出版机构的大出版项目的研究与关注是远远不够的，许多资料目前来说是一手材料，过些年就是二手材料”的担忧与日俱增③，这些都是出版学科发展路上需要克服的困难。 纵观出版学科的发展，1998年教育部将归并后的“编辑出版学”作为二级学科列于一级学科“编辑出版学”之下，此前中国有出版学科发展之实，却无建立之名。在出版学科发展之路上，亟须我们以出版学的框架和思维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建构中国人自己的领跑世界的出版学科体系。
（二）多学科深入研究是出版生活史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业界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准备了翔实生动的一手史料，为出版生活史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学者们在此基础上也亟须对生活史研究继续深化。肖东发先生指出：“出版机构与出版人物是出版业伸向社会的触角，能够真实地了解社会的动向、读者的需求。具有代表性的出版机构与出版人物往往能够引导潮流，浓缩一个时代的出版特征与出版历程。出版史研究中，重要的出版机构与出版人物的遴选与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目前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①
人作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主体，编辑出版家的活动与成就便成为研究的重点所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了伍杰编著的《中国古代编辑家小传》和丁景唐主编的《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前者以出生时间为序，精选了100多位著名编辑家，为其作传，总结其成就;后者则记录了“五四”以来31位著名编辑家的编辑生涯。其实，对中国历史上诸多出版家的出版生活研究，诸如鲁迅、郑振铎等囿于学科研究方向，当时在出版学领域未能集中呈现。人民出版社自2016年陆续推出的《中国出版家丛书》中，对诸如赵家璧、王云五、张元济、邹韬奋、章锡琛、叶圣陶等50位已逝出版前辈的撰述，将“幕后活跃、台前无闻”出版人的出版成就与个人日常生活经历紧密关联，展现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推出《中外出版原著选读》一书中，单辟“出版活动及成就”一栏，酌选古今17篇文章，其中所选黄宗羲、傅兰雅、蒋维乔、张静庐、范用等人的文章皆为出版家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体现出编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思考②。
众所周知，出版生活史兴起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界普遍认同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兴起与传统的历史撰述方式有很大不同”，关注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开辟出了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广阔研究领域”③。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生活史就是将历史学中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具体划定在出版人的日常活动上。以出版人为核心，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如何借鉴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就成为出版生活史研究所要解决的难点。出版人的变化，折射出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变迁。例如，从“自上而下”的角度看，我們经常关注出版制度的制定对日常出版人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变化;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看，我们研究某些日常出版人行为以及出版现象，分析出版各大要素之间的互动关联，看其是如何影响到国家出版政策的制定和改变的，以此探究国家权力与文化传播、文明传承之间的关系。在出版各要素关联互动间，采用不同的视角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式手段，对出版史上一些旧有的问题进行重新探讨，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多学科的研究手段，实际上是采用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出版生活史的提出与发展，是出版学科发展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在出版学科研究方法论上的建构与创新。
二、出版生活史建构书写过程中的问题难点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编辑出版专业设置及学科建设过程中，较早着眼于中国出版通史的撰述，对出版生活史的研究相对薄弱，这既与历史学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相关，又与出版学科建设滞后有关。直到近年来出版的专题史和断代史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呈现出新气象。一直以来，学界对出版概念的模糊犹疑造成了对出版史研究关注重点不同，“对于编辑学、出版学这样理论规范水平较低的新兴、初创学科，概念史视角的清理才是学术史、学科史反思的核心与关键”①，因此，从学科建设的维度来分析探讨出版生活史建构书写，尤其是出版概念的发展演变，将有助于我们厘清出版生活史撰写的历史逻辑和发展动向。
（一）出版概念变迁带来出版生活史建构撰写的改变
出版史的撰述框架、内容还反映出编纂者对出版概念的界定和认知。刘光裕在《先秦两汉出版史论》一书序言中指出：“出版概念是考察出版史的出发点;有什么样的出版概念，大致就有什么样的出版史。”②同理，有什么样的出版史就有什么样的出版生活史。梳理出版概念的变迁过程，可以管窥出版生活史发生学和撰写之间的内在逻辑。
“出版”一词，约在19世纪从日语引入中国，属于一个现代概念。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意为我们以现代的认知方式对历史问题做出界定和思考，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伴随时代变迁，在不同的时代对出版有不同的概念界定，学界及业界对出版的概念历来有不同争论。基于实践经验，人们最初经常限定于书籍的出版，后来扩大到“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物复制的过程”①，在互联网出现后，人们突破了对出版概念原有的认知。从出版概念的核心要素上看，历来就有“编辑复制”二要素说、“复制发行”二要素说、“编辑复制发行”三要素说、“公之于众”说、“传播”说等说法，甚至有的学者会加上“创作”的要素②，但出版作为人类文明传播和传承的手段与标志一直未变。我们认为“所谓‘出版’就是一种发表，是通过可大量复制的媒介实现信息传播的一种社会活动。出版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收集、挖掘、整理、编选、校勘、把关、传播、传承的过程和活动”③。对出版下定义，实际上既打破了传统出版的固有思维模式的束缚，也拓展了对出版的研究空间和研究维度，更为出版生活史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与可能性。
出版史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同样折射出人类活动的发展印记。“历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④关键人物的独特性格、特殊成长背景、自我情感经历以及个人经验和理想追求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将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出版史的研究更是离不开对出版参与主体——人的研究。只不过在某些出版史的研究中，基于不同维度的观察，有时个人的作用难以充分体现。例如，从技术的角度看，我们多注重印刷技术的演进发展、印刷史的撰述;从出版行为的角度观察，多注重编辑史、发行史的撰述;从出版符号角度看，多注重对文字史的研究;等等。出版史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大多只看到所展现出的框架和外在表征，出版活动的具体过程和细节或疏于记载或被遗略。出版家的生活则多集中在其个人传记、日记、回忆录的专项研究、记录里，呈现出丰盈多彩的视界。 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自然有其研究和关注的基本问题，就是要关注出版本身各大要素。关注的要素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出版史建构。但是，无论是哪种出版史，都离不开“出版技术、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活动及成就”四大维度。这四大维度“既是出版学科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也是出版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外延和学术边界”。在学科框架思维下，第四个维度出版活动及成就主要体现为出版生活史的内容，具体包括“参与出版活动的出版主体（出版人、出版家、出版机构）、出版活动的具体过程（出版策划、出版编校、出版制作、出版发行、出版传播、出版经营）、出版活动取得的相关成就（出版思想成就、出版文化成就、出版制度成就、出版作品成就）、出版活动所依赖的相关条件（出版环境、出版流程、出版创新）等。这个维度是传统出版研究关注较多的领域和对象”⑤。其撰写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将其统合到出版生活史的撰写实践中。
（二）出版通史著作撰述下出版生活史建构书写的失位
从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专业设置起，就不断有出版史相关论著问世。1985年，张召奎的《中国出版史概要》一书从古至今勾勒出我国古代出版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并对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取得的成就进行了阐述。1987年，郑如斯、肖东发编著的《中国书史》和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一度被作为图书馆学专业教材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中国出版史为名的通史性著作有宋原放、李白坚合著的《中国出版史》，吉少甫主编的《中国出版简史》，张煜明编著的《中国出版史》，方厚枢的《中国出版史话》，肖东发主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这些出版史的撰述正是编辑出版学科发展过程中绕不过的基石，将出版史的研究逐步向前推进。
通史性出版史著作撰述的难点在于理论框架的搭建，其主要特点在于“通”，即如何有效体现出版各大系统元素之间的纵向发展趋势及横向关联。中国出版通史著作的撰写方式多以时间为轴，将出版技术、出版符号以及出版活动按阶段罗列出来。而研究者多将狭义的书籍史、印刷史等作为出版史，以至于汪家熔先生在《出版史研究二十年印象》一文中声称：“自1985年开始，至今，凡以中国出版史为题目的，厚薄不等，都未能脱其窠臼。”①直到21世纪，新的撰述观念在出版史的专业教材撰写的指导方针上才有所体现。张天定认为编辑出版史“是出版物的制作与流通的历史，也是出版事业、出版制度、编辑理念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包含出版技术、出版经济和出版文化。同时，他也认为古代编辑出版史与现代编辑出版史的撰写应各有侧重，古代编辑出版史应该以人为主，“突出介绍重要编辑家、出版家等”，现代编辑出版史更应突出“出版政策、出版事件”②。在出版通史撰述过程中，如何在新的理念下有效突破原有的框架模式，以新的材料、新的角度切入分析成为难点所在。如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全书就分为社会文化背景、出版业概貌、出版管理与出版机构、出版地区、出版人物和社团、重要出版物、形制与装帧、流通与经营、中外出版交流、总体特点分析及影响十个方面，旨在“加强出版学科建设的努力”③。
在学科建设的整体关照下，出版生活史的撰述多被夹杂于通论性出版史论述中而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只能期待于出版专题史抑或出版断代史中的细致微观研究，其中多涉及出版人物、机构及群体交往的论述①。如田建平在著作《宋代出版史》《元代出版史》中提出，中国出版史研究应注意“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的有机结合。一般均从书史源头开始表述，一笔贯彻下来，研究文本（著作）呈现为‘人的一生’，即呈现为线性研究，而复杂性、多样性乃至丰富性的研究笔墨并不居主流地位。相对而言，历时性中关于共时性的研究与表达缺乏。应注重对历时性中包含的个人生活史的角度切入并展开研究，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内涵丰富而又生动的书史世界”②。吴永贵在《民国出版史》中，除在整体上对民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总结外，也对民国时期先后出现的七大出版机构和其他有影响的中心书局、大书局，以及重要出版人物、其他編辑出版人物着墨甚多，可见作者对编辑出版人物在微观领域内文化生产传播中的作用有较为深刻的认知，冀图做出新的突破与努力的尝试③。
出版生活史作为微观史学层面的研究，能够发现总体出版趋势下的多姿视界，在原有出版史框架的研究下，补充以血肉，呈现出更加丰满的整体出版史。离开了整体的大框架前提，出版生活史就脱离其存在的前提，“我们往往是用具体领域的研究去印证或者填塞宏大叙事的框架结构，而不是从具体的领域或空间出发，去质疑或者至少是重新思考这个宏大叙事的结构”④。
三、思考与启示
出版生活史从历史学的一个细分方向到出版学科史学研究新视阈的提出，正是出版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走向自觉的见证，为出版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新的问题。
第一，需要从出版学科的维度思考出版生活史。以学科的维度进行思考，并不是机械地去解决问题，学科维度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非否定问题意识。学科维度属于中观层面的考量，属于方法论层面的研究，而问题意识则多侧重微观层面的考量。以新的材料、新的方法研究出版生活史正是研究所需，否则将面临“自身问题意识模糊与研究领域窄化的危机”，以至于难以超越原有的研究框架和规范，“只会沦为原有研究方法的重复，导致用新的材料重复旧观点的尴尬境地”⑤。
第二，需要从系统整体的维度思考出版生活史。我们需要用系统的维度视角观察思考所看到的出版物和所涉及的出版史料。出版物背后所关联的整体正是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人是出版生活史的主体，人与出版对象之间的有机关联，恰恰是出版生活史研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生活史就是一种建构出版人与出版对象之间有机关联的历史。
第三，需要从技术的维度思考出版生活史。之前我们关注研究出版生活史，多以文字和图像作为主要的史料依据，伴随新技术尤其是5G技术的运用，影像作为记录当下出版生活重要手段越发显得重要，从基础的文字图像史料转向以大数据、视频为基础的出版生活史研究将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将给出版生活史带来研究方法的转变。 〔作者万安伦，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浩冰，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
Practical Explorations， Problem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shing Discipline
Wan Anlun & Liu Haobing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discipline， in the one hand， the practices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by the predecessors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tructuring and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life; on the other hand，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defined the dir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life. The structuring and writing of the publishing life histo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 in the notion of publishing， and also has close ties with the writing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publishing. We should consider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shing discipline， the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shing technology.
Keywords： history of publishing life， publishing discipline， practical explorations， problems and inspirations
①范軍、欧阳敏：《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现代出版》2017年第2期。
②范军：《从出版生活史角度深化张元济及商务人群体研究》，收录于张元济研究会、张元济图书馆编：《菊品人生张元济》，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范军：《张元济的饭局》，《出版史料》2017年第1期;洪九来：《1949年前后一个商务代理人的日常生活变迁——基于〈史久芸日记〉的考察》，《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后发表于《都市文化研究》第17辑《书写城市史》，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欧阳敏、王毓：《朱生豪与莎士比亚戏剧——基于出版生活史视角的学术考察》，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学术年会（2018）未刊稿;等等。
①比如，胡悦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严复的私人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5期。周武：《翰林出版家的生活世界——张元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建辉：《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薪水和作者稿酬问题》，《出版发行研究》2002年第8期;《知识分子群体与近代报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倪墨炎：《关于鲁迅的经济收入和支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叶舟：《“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蒋维乔在上海（1903—1911）》，《史林》2015年第1期。徐珊：《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②万安伦：《中外出版原著选读》（中国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③蒲慕州：《西方近年来的生活史研究》，台北《新史学》第3卷第4期，1992年12月。转引自胡悦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①常建华主编：《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②何朝晖：《对象、问题与方法：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③七部史料集分别为：《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杂志出版社1953年版;《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参见肖东发、袁逸：《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④《书店工作史料》（内部读物），1979年，第1页。
⑤《中国出版年鉴（1980）》，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5页。 ⑥《中国出版年鉴（1981）》，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63页。
①肖东发：《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出版科学》2002年第3期。
②参见范军：《从出版生活史角度深化张元济及商务人群体研究》，收录于张元济研究会、张元济图书馆编：《菊品人生张元济》，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社长梁艳玲在2019年5月17日“印刷出版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①肖东发、仝冠军：《出版与社会：出版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中国出版》2003年第8期。
②万安伦：《中外出版原著选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③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①李频：《编辑出版学科的发展与变革管窥——以编辑出版的专业逻辑为讨论中心》，《现代出版》2018年第3期。
②刘光裕：《先秦两汉出版史论》，齐鲁书社2016年版，第2页。
①张煜明：《中国出版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李新祥：《出版定义的类型分析与出版本质的界定》，《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③万安伦、曹晶晶、曹继华：《对出版学科理论逻辑和结构范式的思考》，《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4期。
④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⑤万安伦、曹晶晶、曹继华：《对出版学科理论逻辑和结构范式的思考》，《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4期。
①汪家熔：《出版史研究二十年印象》，《编辑之友》2000年第3期。
②张天定：《编辑出版学教材建设刍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③肖東发等：《中国出版通史》（第1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3页。
①范军、欧阳敏：《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现代出版》2017年第2期。
②田建平：《宋代出版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③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④赵世瑜：《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兼及12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⑤胡悦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