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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哲学，意向性，约定，社会建构论，描述论，悖论
摘要： 本访谈录阐发了如下核心理念：哲学不只是学问，它首先是并且主要是思想家的事业。涉及如下议题：陈波面向问题的治学理念和国际化的治学道路，他近些年对克里普克哲学的系统性批评，他由此发展出的两个语言哲学理论——语义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关于名称的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以及他近些年在悖论的学术研究和传播普及方面所做的工作。
中图分类号： B08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6066108
Key words： philosophy；intentionality；agreement；social constructionism；descriptivism；paradox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illustrates the following core ideas： philosophy is not just learning， which is the firstly and mainly the cause of the thinker. Involved issues： By problemoriented academic idea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oad， Chen Bo has criticized Kripke’s Philosophy systematically in recent years， and he developed a theory of two language philosophy theory—semantic and meaning social constructionism， on the causal descriptivism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name， as well as his work done in the paradox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and popularization.
一、面向问题的治学理念和国际化的治学道路
刘叶涛（以下簡称刘）：刘景钊教授先前曾对您做过长篇访谈——《打开学术视野，坚持独立思考》，发表在《晋阳学刊》2007年第5期上。我的这次访谈集中关注您此后所做的工作。这样可以吗？
陈波（以下简称陈）：很好。
刘：2012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您的学术随笔集《与大师一起思考》。在这本书中，虽然也收集了您对一些特定学术问题的研究，但更多的似乎涉及您关于如何做哲学工作的思考，算是一种元层面的方法论探讨。我读这本书时，对这一点印象格外深刻。您着力强调的是：要面向哲学问题本身，不仅“照着讲”，而且“接着讲”，参与到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去，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我的这种阅读感受是否准确？
陈： 很准确。我在该书的很多篇章中都谈到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序：面向经典，与大师一起思考》、《“照着讲”与“接着讲”》、《文本诠释与理论创新》和《像达米特那样研究哲学》等文中。
长期以来，中国人文学界形成了两种学问传统：“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前者强调对经典文本的反复阅读、深入理解、准确诠释，以及随后的介绍与传播，强调功夫训练和知识积累，强调对先贤的尊重。这当然有利于文化和文明的传播和传承。“六经注我”则是另一种读书态度，它强调我的阅读、我的感受、我的理解，以及我的思考。我认为，对后一种读书态度的最好表达来自美国早期诗人哲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天才产生了过分的影响，那么天才本身就足以成为天才的敌人。”听话的年轻人在图书馆里长大，他们相信自己的责任就是去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们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而忘记了西塞罗、洛克、培根在写这些书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爱默生要求读者在面对书籍时，要始终记住：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开启心智，激活灵感，以便让自己投身于创造。“我们听别人讲，是为了自己也能够说！”
刘：问题是，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哲学界，“我注六经”的传统太强大了，而“六经注我”几乎没有形成气候，更别说形成所谓的“传统”。
陈：完全正确。仅就中国哲学界而言，绝大多数学者、绝大多数资源都投向了哲学史研究。我曾经写道：放眼望去，国内哲学界几乎是清一色的“历史”研究：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原来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也正在努力把马克思哲学学问化，把重点转向了文本研究、源流考辨、义理澄清等等，转向了“马克思学”。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也是在做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是“当代史”：把主要精力投放到翻译、介绍、转述、诠释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学说和著作上；各位学者争先恐后地介绍、引进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和学说，对其做诠释和评介。这一现象在中国哲学界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但仔细思考却非常令人惊讶：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界都在做哲学“史”，没有几个人在真正地做“哲学”；几乎所有人都在研究他人的哲学，没有几个人在做原创性研究，发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有人都面向哲学的过去，没有几个人“活”在哲学的现在和当下，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
刘：但哲学史研究本身也是严肃的学术事业，得到了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公认，本身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陈：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实际上，即使是做严肃的哲学史研究，也有两种很不相同的路径。一条路径是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老老实实阅读，原原本本理解，然后加以整理和诠释，力求忠实地介绍和传播给公众。这是一条重要路径，但不是唯一路径，还有更有价值的路径：不是把所研究的哲学家当作尊崇对象，而是把他们当作对话伙伴，有时候甚至换位思考，替他们着想：他们在这里本来不应该这么讲，而应该那么讲；他们本来不应该在这里停止，而应该说出更多的话，做出更多有意思的工作。这就是傅伟勋所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主张在研究某位思想家的学说时，要依次考虑如下5个步骤或层面：（1）“实谓”：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2）“意谓”：原作者真正意谓什么？（3）“蕴谓”：原作者可能说什么？（4）“当谓”：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5）“创谓”：作为创造的诠释家，我应该说什么？按这样的路径去治哲学史，哲学史家就有可能变成独立的哲学家。这样的典范之一是英国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他从对弗雷格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入手，逐渐进入哲学的核心领域——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和知识论，成为一位独立的原创型哲学家，并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当代哲学家。 刘：正是基于对于此类问题的长期思考，2005年您为由您策划、人大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哲学教科书译丛》写了一个总序：“回归哲学的爱智慧本性”。
陈：谢谢你提到该序言，它表达了我关于哲学教育的一些很重要的思想。我写道，国内的哲学教育有必要做改革，其改革的目标就是回归到哲学的“爱智慧”传统，教学的重点不是传授某种固定的哲学知识形态，而是培养学生对哲学智慧的强烈好奇和兴趣，以及传授追求、探索这种智慧的方法、途径和能力。其具体做法是：（1）回归重要的哲学问题；（2）回归严格的哲学论证；（3）回归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4）回归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5）也要适当关注当代的哲学论战和当代社会现实。
刘：您于2010年发表的《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一文，更为系统地阐发了上述思想。据说，此文的核心思想与您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在牛津大學访学有很大关联。
陈：确实如此。2007年，我的人生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那年我50岁，留给我的学术时间还有，但已经不是太多了。我在牛津的联系人是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他实际上只比我大两岁，但已经是誉满天下的哲学家了，他当时是牛津大学逻辑学讲座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挪威科学院院士，爱丁堡科学院院士，所出版的几本书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很大反响。最近几年他又获得了很多新头衔：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等等。我当时就想，我们都一心追在别人的屁股后面研究别人的哲学；当我们在介绍、研究他们的哲学的时候，他们的学生、我们的同时代人又在发展新的哲学理论，难道我们的学生又去介绍、研究他们的学生的哲学？这样的事情何时是个头？！
刘：于是，您回国后满怀激情地撰文指出，要改变“别人研究哲学、我们只研究别人的哲学”的局面。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要与他们的国际同行一道，去面对真正的哲学问题，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您把这一主题依次展开为7个命题：哲学并不就是哲学史，哲学研究并不等于哲学史研究；哲学的源头活水永远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哲学问题的细化导致哲学研究的专门化，并导致新的哲学分支的出现；哲学探索的原则：自由的探讨，严肃的批判；哲学探索的方法论：论证，以学术的方式言说；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要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北大哲学系的三重任务：学术传承，原创研究，文化传播。参见陈波：《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第1220页。更重要的是，您不只是敲锣打鼓地提倡别人这样做，而是首先自己埋头苦干地去践行。
陈：你的说法属实。在牛津的时候，我反复思考，假如我的后半生真想做一点像模像样的事情，从哪里做起？我觉得关于克里普克（Saul Kripke）的哲学，我有系统的话要说，我有系统的不同意见要发表。于是，我把我想要做的事情写成了一个大的研究计划，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威廉姆森，也发给苏珊·哈克（Susan Haack），要他们判断一下我拟议中工作的前途，并给我如实的回答。威廉姆森本人是一位克里普克粉丝，他认为克里普克所说的基本上都是对的，只是在细节上需要完善，因而他认为我计划中的工作没有前途。与我类似，苏珊·哈克也对克里普克的工作总体上持批评态度，因此认为我的工作有前途，至少值得一试。我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放手一搏：我的思想及其论证还没有写出来，谁也没有办法预先宣布它的死刑。我只能用我的脑袋去思考，即使我错了，也希望能够弄明白我错在哪里，死也要死在前进的路上。再说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我先写了一篇讨论荀子的语言哲学的英文论文，在Blackwell出版的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上发表。这是我在国际A&HCI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我反驳克里普克名称理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基于荀子的“约定俗成”学说。从那以后，我写出了多篇英文论文，经过多次的退稿、修改、再投稿的如同炼狱般的过程，有时候一篇英文论文从写完到发表可能历经5-6年时间。我顽强不屈，死缠烂打，迄今居然发表了13篇A&HCI期刊论文，这在中国哲学学者中非常少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我还有3-4篇英文论文在国际期刊的审稿或再修改过程中。我是国内土鳖博士，50岁才开始写英文论文，投国际期刊，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再次说明了如下道理：不尝试，怎么知道不可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功到自然成。
刘：我是您先前的博士生，对您的见识、功底、付出和拼搏精神，耳闻目睹，印象极为深刻。您为我们后学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必须向您学习！
陈：在这些年的英文写作和投稿过程中，我获得了很多个人体验，以及来自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帮助。在很多时候，国际期刊即使退稿，匿名审稿人也会写出很长很仔细的评阅意见，我反复研读和思考这些意见，然后修改。正是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如何按国际学术标准去做学问，我把它们归纳为如下5条：（1）在一个学术传统中说话；（2）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说话；（3）针对具体论题说一些自己的话；（4）对自己的观点给出比较严格系统的论证；（5）对他人的不同观点做出适度的回应。
刘：您的这些体验对于国内年轻学人很有指导意义。另外，您近些年还主办了很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主题分别涉及：弗雷格、蒯因、克里普克、威廉姆森、悖论，再在后面加“逻辑和哲学”；您还参与筹办了作为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活动之一的“哲学教育和当代社会”。隐藏在这些学术活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陈：我的主要考虑是：我们不能再关起门来做哲学，我们要参与到国际哲学共同体中，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从理解和讨论一些重要哲学家的思想入手，是一条有益的途径。顺便谈到，我2007-2008年在牛津访学时，威廉姆森曾经谈到，中国是那么大一个国家，肯定有很多大学和很多哲学系，有很多哲学教授，但在国际期刊、国际出版社、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很少看到中国哲学家的身影，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我本人近些年的学术努力以及所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可以看作是改变这种不正常局面的一些尝试。 二、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
刘：下面，我们就进入您近十年的学术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您所提出的“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以及由该理论发展出来的“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对名称问题的应用。我知道，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奠基于您对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和因果历史命名理论及其各种推论的批评之上。
陈：确实如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阅读克里普克的《命名和必然性》时，我就对该书的主要理论及其推论充满怀疑，并在《逻辑哲学引论》（人民出版社，1990）以及《专名通名理论批判》（《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5期）中初步表述了我的异议，后来又在《逻辑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逻辑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两书中以稍微展开的形式阐述了我的异议和正面立场。2007-2008年在牛津访学期间，我又把《命名和必然性》一书的英文版读了三遍，还读了一些相关的二手文献。我反复问自己：你确信自己的看法是合理的吗？我自己回答：是的，我确信！然后，我对自己说：Just do it（放手去做吧）！
刘：据我所知，迄今为止，您已经在国际刊物发表了批评克里普克反描述论的模态论证、认知论证、语义论证，以及他有关“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论断的四篇英文论文，其中哪些或哪篇论文对您后来发展出“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有直接影响？
陈：应该是我那篇反驳克里普克反描述论的语义论证的论文。我发现，在克里普克语义论证的背后，隐藏着两个很成问题的假设。假设1：名称N或相应的摹状词与一个对象的关系是严格“客观的”或“形而上学的”，它与我们的语言共同体对N的理解没有任何关系。特别是，我们不需要N的意义作为N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中介。假设2：描述论者必须主张，如果名称有意义并且其意义由一个（或一簇）摹状词给出的话，这个（或这簇）摹状词应该构成确定名称所指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们有可能找到这样的充分必要条件。我对假设1的反驳是：名称、摹状词与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是一种社会的意向性关系，它至少涉及三个要素：名称（或摹状词），对象，作为该名称（或摹状词）的使用者的语言共同体。一个名称（或摹状词）究竟指称什么，取决于两件事情：我们的语言共同体打算用该名称（或摹状词）去指称什么，我们的共同體如何理解和使用该名称（或摹状词）。我对假设2的反驳是：它是对传统描述论的误解或曲解；我们不能要求给出确定名称所指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充分必要条件；当根据名称的意义去确定名称的所指时，我们不仅要考虑作为一名称的意义或部分意义的那些摹状词与对象之间的客观的符合关系，还应该考虑说话者的意向、相关的知识网络和背景、世界本身的状况等，所有这些东西共同决定了该名称的所指。
刘：由这样的认知再到您的“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陈：是的。我发现，克里普克的两个假设不仅属于他的语言哲学，实际上也构成20世纪主导语言学研究的形式语义学的基本假设。在《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中，我对20世纪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如下观念提出批评：语言与世界直接发生指称或表述关系，不需要人的意向性认知作为中介。在批判继承他人工作的基础上，我阐述和论证了“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由如下6个命题构成：（1）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表征，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2）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体与外部世界的因果性互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互动。（3）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和世界的关联，由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所确立。（4）语言的意义基于语言共同体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约定之上。（5）语义知识就是经过提炼和浓缩的经验知识，或者是被语言共同体所接受的语言用法。（6）语言和意义随着语言共同体的交往实践或快或慢地变化。这一理论的关键在于：把“语言和世界”的二元关系变成“语言、人（语言共同体）和世界”的三元关系，其中语言共同体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施加了决定性影响。参见陈波：《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第121142页。
刘：您如何又由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发展出关于名称的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
陈： “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主要回答如下问题：语言如何工作？意义如何生成？其核心观点是：语言和意义是社会性的、约定俗成的和可以变化的，受语言使用者的意向、约定和传统的支配。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克里普克的那种与语言使用者的意向和约定无关或至少关系不大的严格指示词理论就是错误的。那么，名称究竟如何指称其对象呢？我由此发展了“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由如下6个论题组成：（1）名称与对象的关系始于广义的初始命名仪式。（2）在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描述性信息。（3）被一个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那些描述性信息的集合构成了名称的意义。（4）相对于认知者的实践需要，在作为名称意义的描述集合中可以排出某种优先序：某些描述比其他描述更占有中心地位。（5）若考虑到说话者的意向、特定话语的背景条件以及相关的知识网络等因素，由名称的意义甚至是一部分意义也可以确定名称的所指。（6）名称都有所指，但名称的所指不一定都是物理个体，也包括抽象对象、虚构对象和内涵对象。参见陈波：《名称究竟如何指称对象？一个新的名称理论》，《南国学术》2015年第3期，第7991页。
刘：从字面上看，您的两个理论是对关于语言意义的描述论和因果历史论的“整合”。您如何说明这种整合是一种新颖的理论建构，而不只是一种理论拼接？社会建构论是语义内在论和外在论的融合吗？塞尔使用意向性理论达到反驳克里普克的目的了吗？意向性因素在您的社会建构论中的作用是什么？
陈：确实，我的两个理论都是某种形式的“整合”或“拼接”，所以我在谈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的英文论文标题中加了一个副标题：“A Hybrid but still Alternative Theory of Names”（一种混合的但仍然是不同的名称理论）。我必须强调：我的理论主要是描述论的，在关于名称的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之争中，我坚定地站在描述论一边。我曾经写道：我是一名顽固不化的描述论者。但我认为，不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任何描述都能够确定名称的所指，名称的意义和所指都是相对于语言共同体而言的，只有从对象的初始命名开始、在关于该名称的社会历史因果链条上传递、得到语言共同体认可的那些描述才能成为名称的意义，也由此确定名称的指称。这种观点与克里普克等人所主张的直接指称理论是完全不相容的。在谈到名称的所指时，克里普克说到了一些正确的东西，但他把相关画面过于简化了，略掉了一些关键处，并且想把这些东西并入他的严格指示词理论中，但两者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也可以把我的两个理论看作是语义内在论和外在论的某种融合。我非常同意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如下说法：“词项的外延并不是由个体说话者头脑中的概念决定的，这既是因为外延（总的来说）是由社会决定的（就像那些“真正的”劳动一样，语言劳动也存在分工），也是因为外延（部分地来说）是被索引性地决定的。词项的外延有赖于充当范例的特定事物的实际上的本质，而这种实际的本质，一般来说，并不是完全被说话者所知晓的。传统的语义学理论忽略了对外延起决定作用的两种贡献——来自社会的贡献和来自真实世界的贡献。”“忽视语言劳动的分工，就是忽视了认识的社会性；忽视我们所说的大多数语词的索引性，就是忽视了来自环境的贡献。传统的语言哲学，就像大多数传统哲学一样，把他人和世界抛在了一边；关于语言，一种更好的哲学和一种更好的科学，应该把这两者都包括进来。”普特南：《“意义”的意义》，载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8、523页。但我不同意普特南的另一个著名断言：“意义不在头脑中”。我认为，两个因素决定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和指称：语言共同体对语言表达式的意向性使用，以及语言所刻画的对象世界中的真实情形。
我认为，塞尔（John Searle）对于“意向性”的系统研究非常重要，它不仅对于说明语言及其意义是重要的，而且对于说明一般的人类认知也是很关键的。他对于描述论的辩护总体上是正确的，只是在细节上需要发展和完善。我的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可以看作是这种完善的尝试之一。
刘：关于克里普克哲学，您还打算做些什么工作？
陈：还有关于克里普克哲学的许多具体论题，我尚未做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例如他的自然种类词理论，他的空专名和虚构实体的理论，他关于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必然性的学说，他的严格指示词理论在认识论和心灵哲学等领域的推论，以及他关于维特根斯坦遵守规则的论述，等等。我还需要时间去系统地处理所有这些论题，至少是其中大部分论题，并发展出我自己的相关学说，例如我打算发展一种与认知兴趣相关的本质主义，等等。一旦所有这些工作完成，我想将其汇成一部大书——《克里普克哲学批判》，作为我所承担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
刘：祝您的宏大计划得以如期实现，我很期待早日看到这些很有实质性内容的著述。
陈：谢谢！我需要补充一点：尽管我在国际上发表了不少批评克里普克哲学的论文，这只是说明我的批评还有些道理，不完全荒谬，并不表明我的想法就是正确的，克里普克的就是错误的。哲学上的观点很难用“正确”“错误”来评价，最好用“reasonable”（有道理）和“stimulating”（启人思考）等等来评价。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也不能说成“有国际性影响”，因为总体上的真实情况是：很多国际性出版品（包括书和论文）实际上没有多少人读，更别说大量引用。只有少数哲学家的（一些）作品得到很多关注，大多数哲学作品却很少得到关注。我的态度是：还是先做出来吧，其学术价值和份量交给国际学术共同体去判断。
三、广义理解的悖论及其研究
刘： 2014年，北大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您关于悖论的两本书——《悖论研究》及其插图普及版《思维魔方，让哲学家和数学家纠结的悖论》。它们似乎受到图书市场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特别是普及版《思维魔方》，已经四次印刷，销售两万多册，据说还一度位居“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30本书”之首。参见《中国青年报》读者俱乐部（2015年1月20日）：“大学生都看什么书？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30本书”；人民日报官方微博（2015年01月24）：“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30本书”。听说这两本书很快都要出第二版，特向您表示祝贺！您在内地和台港澳地区大学所作的悖论演讲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您还开设了慕课（大型网上公开课）“悖论：思维的魔方”，将要主办有关悖论的国内或国际学术研讨会。正是因为您的一系列努力，使得国内开始形成关注悖论的新热点。我想知道，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悖论感兴趣，开始着手对悖论的系统研究？
陈：我是做逻辑哲学研究的，其关键论题包括：意义、指称、真理、逻辑后承、逻辑真理、悖论等等。在最早出版的《逻辑哲学引论》中，我就准备专写一章讨论悖论，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未能完成。后来，在《逻辑哲学导论》和《逻辑哲学》都有讨论悖论的专章。大约在2004年，我接到一个会议邀请，出席一个有关悖论的学术会议。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我脑袋里忽然冒出一个问题：从悖论研究中，我们究竟应该和能够期待什么？由此产生了撰写一部关于悖论的系统性研究著作的构想。前前后后拖了近十年，终于在2014年出版了我的悖论专著。顺便说一下：我的悖论书出成两个版本，一是学术版，一是插图普及版，这是北大出版社编辑的坚持，他主要是为了区隔不同的读者群，实际效果也说明他的考虑是对的。
刘：您自己认为，您的悖论著作有什么特点？
陈：由我自己来谈论自己书的特点，很可能有“王婆卖瓜”的嫌疑。以下说法权做参考吧。我认为，我的悖论书与国内外先前的悖论出版物相比，有以下三个学术特点：
第一，对“悖论”提出了更为准确和周全的理解。
国内学界先前习惯于把“悖论”理解为能推导出矛盾等价式的命题，即假设其成立可推出其不成立、假设其不成立可推出其成立的命题；或者假设其为真可推出其为假、假设其为假可推出其为真的命题。我认为这个理解过于狭窄，而接受如下的“悖论”定义：如果从看起来合理的前提出发，通过看起来有效的逻辑推导，得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命题或这样两个命题的等价式，则称得出了悖论：p（q∧ 瘙 綈 q）∨（q 瘙 綈 q），这里 p 是一悖论语句，该推导过程构成一个悖论。如此理解的“悖论”是巨大且艰深的理智难题，对人类理智构成严重挑战，并在人类的认知发展和科学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我堅持“悖论有程度之分”的说法，按从低到高的次序粗略地把悖论分为6类： （1）悖谬。它们是谬误而应被直接否定，因为它们或预设了虚假命题，或基于概念的混淆，或基于无根据的信念，或隱含着逻辑矛盾，例如“有角者”和“狗父”。
（2）一串可导致逻辑矛盾或矛盾等价式的推理过程，很容易发现其中某个前提或预设为假。例如，理发师悖论表明：假如一位理发师需要给自己刮胡子的话，则不可能有一位给且只给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的理发师。
（3）违反常识，不合直观，但隐含着深刻思想的“怪”命题，如芝诺悖论。
（4）有深广的理论背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认知难题或谜题，如休谟问题，康德的各种二律背反，盖梯尔问题，囚徒困境等。
（5）一组最终能推出逻辑矛盾、但难以找到摆脱之道的命题。例如，有关上帝的各种悖论，有些逻辑集合论悖论，有些语义悖论，各种归纳悖论，许多认知悖论，许多合理决策和行动的悖论，绝大多数道德悖论。其中，导致矛盾或冲突的是一组信念或命题，它们各自都得到很好的证成，放弃其中哪一个都感到棘手，甚至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6）矛盾等价式，以逻辑数学悖论和语义悖论居多，例如罗素悖论和说谎者悖论。
我的悖论书把如上（1）—（6）都囊括在内，这是因为：传统上甚至在绝大多数当代文献中，都把属于（1）—（6）的几乎所有案例叫做“悖论”，它们至少曾经在思想史上的某个时期内很有影响；其中大多数“悖论”迄今仍对人类理智构成严重挑战；一般而言，有深刻的思想和智慧隐藏在它们之中。
第二，对悖论的搜集比较齐全，其阐释比较可靠和好懂。
国内先前的悖论出版物有两大特点：一是集中关注逻辑数学悖论和语义悖论，而对其他众多的悖论或悖论类型甚少关注；二是集中关注如何解决悖论，特别是用一个一揽子方案去解决所有悖论，至少是解决大多数有代表性的悖论。我对这两点都有所保留。在给出“悖论”的严格清晰的“学术”定义之后，对“悖论”做尽可能最广义的理解，把通常叫做“悖论”的东西都分类型地搜罗在书中，条件是：它们有意思，对人类理智构成挑战，可以引发思考，启迪智慧。可以说，我的悖论书是迄今为止对“悖论”搜罗最全、阐释最清晰的一本中文书；所包含的悖论信息量甚至超出了先前出版的绝大多数中英文出版物。
第三，对有些悖论提出了有深度的学理分析。
我在《悖论研究》序言中写道：“本书不以解决悖论为目标，特别是不以一揽子解决所有悖论为目标。……但是，在每一种类型的悖论中，我将选择一些重点悖论，对它们做比较清楚、仔细、详尽、深入的分析和评论……。”我确实是这样做的，其中自认为有些阐释和分析还比较独到。例如，通过对有关上帝的各种悖论的解读，我试图表明：神圣如“上帝”者，也要接受理性的审视和追问，以探究“上帝”概念的内在融贯性，“因为荒谬，所以信仰”的时代已经远去；“上帝”概念似乎具有某种“悖论”性质，很难在理性上自圆其说。还有我对芝诺悖论和无穷之谜的哲学分析和数学处理，对罗素悖论和语义悖论的解决方案的仔细阐释和分析，对休谟悖论的深度解读，对各种现代归纳悖论的仔细分析，对美诺悖论、意外考试悖论、盖梯尔问题、塞尔的中文屋论证的深入讨论，对囚徒困境和纽康姆悖论的仔细分析，对道德理论的哲学前提的讨论，以及对一些道德悖论如道德知与行悖论的仔细分析；我在书中对庄子的“吊诡之辞”的分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理解和评价庄子哲学的大致框架；以及最后对“究竟什么是悖论”的深入思考。以上内容使得我的《悖论研究》是带有某种原创性的研究著作，而不只是一部通俗作品。参见陈波：《关于悖论的问答》，《湖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4956页。
刘：我认为，您的自我评价大体上是客观的。我注意到，您特别强调悖论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教育学功能，并在尝试用各种办法把悖论推向社会大众以及大学通识教育课堂。
陈：确实是这样的。我认为，通过对悖论的关注和研究，我们可以养成一种温和的、健康的怀疑主义态度，从而避免教条主义和独断论。因为各种悖论告诉我们：我们思维中至关重要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不足够清晰和准确；我们思维过程中常使用了很多没有说出来的假设，它们的理由、根据和真实性没有得到严格的考察；我们的思考使用了多种前提，它们每一个都得到很好的经验确证和理性支持，但搁在一起却不相容；我们思考过程中使用了很多推理步骤，其中有些步骤有问题，并且小问题不断累积会成为大问题。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出错，思维过程中充满了陷阱。悖论以触目惊心的形式促使我们注意到：“熟知”不等于“真知”，“司空见惯”不等于“理所当然”。
我还特别强调：悖论研究所导致的是一种温和、健康、有节制的怀疑主义态度，其最大特点是：它是一种有根据的理性的怀疑，而不是无端的和绝对的怀疑。没有理据的怀疑就成了一种姿态、一种表演、一种装腔作势。温和的怀疑主义者在待人处事上也应该温和：要学会宽容，与有不同认知、信仰、习惯的他人共处在这个世界上。
正是基于以上认知，我强烈主张，让悖论走向大众，走入大学通识教育课堂。我谈到，大学里应该传授两类知识：一类知识“实实在在”，另一类知识“奇奇怪怪”。学习第一类知识后，我们可以做工程师、会计、记者、医生、律师、公务员等等，为社会做实实在在的事情，也为自己谋一份好的生活。学习那些奇奇怪怪的知识，则有助于打破已有的思维定势，激发我们的理智好奇心，引发我们的独立探索和思考。悖论典型地属于奇奇怪怪的知识，其作用之一就是促使我们养成独立思考的态度和习惯。
刘：陈老师，通过这次访谈，对您的学术工作及其底层思考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受益匪浅。祝您以后的学术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同时也还是要提醒您：毕竟年近60，年岁不饶人，也要注意劳逸结合，适度休息，确保身体健康。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陈：谢谢！我对后一点已经有充分认知。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即使有一肚子雄心壮志，还是什么都干不成。我必须特别注意保持身体健康，因为我还想做很多的事情，做这些事情的动机不是想获得什么好处，主要来自于自我实现，把自己的能量充分释放。我要对我自己有个交代！
责任编辑：马陵合
摘要： 本访谈录阐发了如下核心理念：哲学不只是学问，它首先是并且主要是思想家的事业。涉及如下议题：陈波面向问题的治学理念和国际化的治学道路，他近些年对克里普克哲学的系统性批评，他由此发展出的两个语言哲学理论——语义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关于名称的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以及他近些年在悖论的学术研究和传播普及方面所做的工作。
中图分类号： B08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6066108
Key words： philosophy；intentionality；agreement；social constructionism；descriptivism；paradox
Abstract： This interview illustrates the following core ideas： philosophy is not just learning， which is the firstly and mainly the cause of the thinker. Involved issues： By problemoriented academic idea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oad， Chen Bo has criticized Kripke’s Philosophy systematically in recent years， and he developed a theory of two language philosophy theory—semantic and meaning social constructionism， on the causal descriptivism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name， as well as his work done in the paradox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and popularization.
一、面向问题的治学理念和国际化的治学道路
刘叶涛（以下簡称刘）：刘景钊教授先前曾对您做过长篇访谈——《打开学术视野，坚持独立思考》，发表在《晋阳学刊》2007年第5期上。我的这次访谈集中关注您此后所做的工作。这样可以吗？
陈波（以下简称陈）：很好。
刘：2012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您的学术随笔集《与大师一起思考》。在这本书中，虽然也收集了您对一些特定学术问题的研究，但更多的似乎涉及您关于如何做哲学工作的思考，算是一种元层面的方法论探讨。我读这本书时，对这一点印象格外深刻。您着力强调的是：要面向哲学问题本身，不仅“照着讲”，而且“接着讲”，参与到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去，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我的这种阅读感受是否准确？
陈： 很准确。我在该书的很多篇章中都谈到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序：面向经典，与大师一起思考》、《“照着讲”与“接着讲”》、《文本诠释与理论创新》和《像达米特那样研究哲学》等文中。
长期以来，中国人文学界形成了两种学问传统：“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前者强调对经典文本的反复阅读、深入理解、准确诠释，以及随后的介绍与传播，强调功夫训练和知识积累，强调对先贤的尊重。这当然有利于文化和文明的传播和传承。“六经注我”则是另一种读书态度，它强调我的阅读、我的感受、我的理解，以及我的思考。我认为，对后一种读书态度的最好表达来自美国早期诗人哲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天才产生了过分的影响，那么天才本身就足以成为天才的敌人。”听话的年轻人在图书馆里长大，他们相信自己的责任就是去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们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而忘记了西塞罗、洛克、培根在写这些书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爱默生要求读者在面对书籍时，要始终记住：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开启心智，激活灵感，以便让自己投身于创造。“我们听别人讲，是为了自己也能够说！”
刘：问题是，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哲学界，“我注六经”的传统太强大了，而“六经注我”几乎没有形成气候，更别说形成所谓的“传统”。
陈：完全正确。仅就中国哲学界而言，绝大多数学者、绝大多数资源都投向了哲学史研究。我曾经写道：放眼望去，国内哲学界几乎是清一色的“历史”研究：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原来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也正在努力把马克思哲学学问化，把重点转向了文本研究、源流考辨、义理澄清等等，转向了“马克思学”。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也是在做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是“当代史”：把主要精力投放到翻译、介绍、转述、诠释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学说和著作上；各位学者争先恐后地介绍、引进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和学说，对其做诠释和评介。这一现象在中国哲学界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但仔细思考却非常令人惊讶：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界都在做哲学“史”，没有几个人在真正地做“哲学”；几乎所有人都在研究他人的哲学，没有几个人在做原创性研究，发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有人都面向哲学的过去，没有几个人“活”在哲学的现在和当下，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
刘：但哲学史研究本身也是严肃的学术事业，得到了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公认，本身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陈：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实际上，即使是做严肃的哲学史研究，也有两种很不相同的路径。一条路径是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老老实实阅读，原原本本理解，然后加以整理和诠释，力求忠实地介绍和传播给公众。这是一条重要路径，但不是唯一路径，还有更有价值的路径：不是把所研究的哲学家当作尊崇对象，而是把他们当作对话伙伴，有时候甚至换位思考，替他们着想：他们在这里本来不应该这么讲，而应该那么讲；他们本来不应该在这里停止，而应该说出更多的话，做出更多有意思的工作。这就是傅伟勋所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主张在研究某位思想家的学说时，要依次考虑如下5个步骤或层面：（1）“实谓”：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2）“意谓”：原作者真正意谓什么？（3）“蕴谓”：原作者可能说什么？（4）“当谓”：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5）“创谓”：作为创造的诠释家，我应该说什么？按这样的路径去治哲学史，哲学史家就有可能变成独立的哲学家。这样的典范之一是英国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他从对弗雷格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入手，逐渐进入哲学的核心领域——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和知识论，成为一位独立的原创型哲学家，并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当代哲学家。 刘：正是基于对于此类问题的长期思考，2005年您为由您策划、人大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哲学教科书译丛》写了一个总序：“回归哲学的爱智慧本性”。
陈：谢谢你提到该序言，它表达了我关于哲学教育的一些很重要的思想。我写道，国内的哲学教育有必要做改革，其改革的目标就是回归到哲学的“爱智慧”传统，教学的重点不是传授某种固定的哲学知识形态，而是培养学生对哲学智慧的强烈好奇和兴趣，以及传授追求、探索这种智慧的方法、途径和能力。其具体做法是：（1）回归重要的哲学问题；（2）回归严格的哲学论证；（3）回归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4）回归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5）也要适当关注当代的哲学论战和当代社会现实。
刘：您于2010年发表的《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一文，更为系统地阐发了上述思想。据说，此文的核心思想与您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在牛津大學访学有很大关联。
陈：确实如此。2007年，我的人生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那年我50岁，留给我的学术时间还有，但已经不是太多了。我在牛津的联系人是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他实际上只比我大两岁，但已经是誉满天下的哲学家了，他当时是牛津大学逻辑学讲座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挪威科学院院士，爱丁堡科学院院士，所出版的几本书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很大反响。最近几年他又获得了很多新头衔：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等等。我当时就想，我们都一心追在别人的屁股后面研究别人的哲学；当我们在介绍、研究他们的哲学的时候，他们的学生、我们的同时代人又在发展新的哲学理论，难道我们的学生又去介绍、研究他们的学生的哲学？这样的事情何时是个头？！
刘：于是，您回国后满怀激情地撰文指出，要改变“别人研究哲学、我们只研究别人的哲学”的局面。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要与他们的国际同行一道，去面对真正的哲学问题，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您把这一主题依次展开为7个命题：哲学并不就是哲学史，哲学研究并不等于哲学史研究；哲学的源头活水永远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哲学问题的细化导致哲学研究的专门化，并导致新的哲学分支的出现；哲学探索的原则：自由的探讨，严肃的批判；哲学探索的方法论：论证，以学术的方式言说；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要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北大哲学系的三重任务：学术传承，原创研究，文化传播。参见陈波：《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第1220页。更重要的是，您不只是敲锣打鼓地提倡别人这样做，而是首先自己埋头苦干地去践行。
陈：你的说法属实。在牛津的时候，我反复思考，假如我的后半生真想做一点像模像样的事情，从哪里做起？我觉得关于克里普克（Saul Kripke）的哲学，我有系统的话要说，我有系统的不同意见要发表。于是，我把我想要做的事情写成了一个大的研究计划，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威廉姆森，也发给苏珊·哈克（Susan Haack），要他们判断一下我拟议中工作的前途，并给我如实的回答。威廉姆森本人是一位克里普克粉丝，他认为克里普克所说的基本上都是对的，只是在细节上需要完善，因而他认为我计划中的工作没有前途。与我类似，苏珊·哈克也对克里普克的工作总体上持批评态度，因此认为我的工作有前途，至少值得一试。我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放手一搏：我的思想及其论证还没有写出来，谁也没有办法预先宣布它的死刑。我只能用我的脑袋去思考，即使我错了，也希望能够弄明白我错在哪里，死也要死在前进的路上。再说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我先写了一篇讨论荀子的语言哲学的英文论文，在Blackwell出版的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上发表。这是我在国际A&HCI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我反驳克里普克名称理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基于荀子的“约定俗成”学说。从那以后，我写出了多篇英文论文，经过多次的退稿、修改、再投稿的如同炼狱般的过程，有时候一篇英文论文从写完到发表可能历经5-6年时间。我顽强不屈，死缠烂打，迄今居然发表了13篇A&HCI期刊论文，这在中国哲学学者中非常少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我还有3-4篇英文论文在国际期刊的审稿或再修改过程中。我是国内土鳖博士，50岁才开始写英文论文，投国际期刊，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再次说明了如下道理：不尝试，怎么知道不可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功到自然成。
刘：我是您先前的博士生，对您的见识、功底、付出和拼搏精神，耳闻目睹，印象极为深刻。您为我们后学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必须向您学习！
陈：在这些年的英文写作和投稿过程中，我获得了很多个人体验，以及来自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帮助。在很多时候，国际期刊即使退稿，匿名审稿人也会写出很长很仔细的评阅意见，我反复研读和思考这些意见，然后修改。正是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如何按国际学术标准去做学问，我把它们归纳为如下5条：（1）在一个学术传统中说话；（2）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说话；（3）针对具体论题说一些自己的话；（4）对自己的观点给出比较严格系统的论证；（5）对他人的不同观点做出适度的回应。
刘：您的这些体验对于国内年轻学人很有指导意义。另外，您近些年还主办了很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主题分别涉及：弗雷格、蒯因、克里普克、威廉姆森、悖论，再在后面加“逻辑和哲学”；您还参与筹办了作为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活动之一的“哲学教育和当代社会”。隐藏在这些学术活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陈：我的主要考虑是：我们不能再关起门来做哲学，我们要参与到国际哲学共同体中，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从理解和讨论一些重要哲学家的思想入手，是一条有益的途径。顺便谈到，我2007-2008年在牛津访学时，威廉姆森曾经谈到，中国是那么大一个国家，肯定有很多大学和很多哲学系，有很多哲学教授，但在国际期刊、国际出版社、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很少看到中国哲学家的身影，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我本人近些年的学术努力以及所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可以看作是改变这种不正常局面的一些尝试。 二、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
刘：下面，我们就进入您近十年的学术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您所提出的“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以及由该理论发展出来的“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对名称问题的应用。我知道，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奠基于您对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和因果历史命名理论及其各种推论的批评之上。
陈：确实如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阅读克里普克的《命名和必然性》时，我就对该书的主要理论及其推论充满怀疑，并在《逻辑哲学引论》（人民出版社，1990）以及《专名通名理论批判》（《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5期）中初步表述了我的异议，后来又在《逻辑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逻辑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两书中以稍微展开的形式阐述了我的异议和正面立场。2007-2008年在牛津访学期间，我又把《命名和必然性》一书的英文版读了三遍，还读了一些相关的二手文献。我反复问自己：你确信自己的看法是合理的吗？我自己回答：是的，我确信！然后，我对自己说：Just do it（放手去做吧）！
刘：据我所知，迄今为止，您已经在国际刊物发表了批评克里普克反描述论的模态论证、认知论证、语义论证，以及他有关“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论断的四篇英文论文，其中哪些或哪篇论文对您后来发展出“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有直接影响？
陈：应该是我那篇反驳克里普克反描述论的语义论证的论文。我发现，在克里普克语义论证的背后，隐藏着两个很成问题的假设。假设1：名称N或相应的摹状词与一个对象的关系是严格“客观的”或“形而上学的”，它与我们的语言共同体对N的理解没有任何关系。特别是，我们不需要N的意义作为N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中介。假设2：描述论者必须主张，如果名称有意义并且其意义由一个（或一簇）摹状词给出的话，这个（或这簇）摹状词应该构成确定名称所指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们有可能找到这样的充分必要条件。我对假设1的反驳是：名称、摹状词与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是一种社会的意向性关系，它至少涉及三个要素：名称（或摹状词），对象，作为该名称（或摹状词）的使用者的语言共同体。一个名称（或摹状词）究竟指称什么，取决于两件事情：我们的语言共同体打算用该名称（或摹状词）去指称什么，我们的共同體如何理解和使用该名称（或摹状词）。我对假设2的反驳是：它是对传统描述论的误解或曲解；我们不能要求给出确定名称所指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充分必要条件；当根据名称的意义去确定名称的所指时，我们不仅要考虑作为一名称的意义或部分意义的那些摹状词与对象之间的客观的符合关系，还应该考虑说话者的意向、相关的知识网络和背景、世界本身的状况等，所有这些东西共同决定了该名称的所指。
刘：由这样的认知再到您的“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陈：是的。我发现，克里普克的两个假设不仅属于他的语言哲学，实际上也构成20世纪主导语言学研究的形式语义学的基本假设。在《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中，我对20世纪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如下观念提出批评：语言与世界直接发生指称或表述关系，不需要人的意向性认知作为中介。在批判继承他人工作的基础上，我阐述和论证了“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由如下6个命题构成：（1）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表征，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2）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体与外部世界的因果性互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互动。（3）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和世界的关联，由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所确立。（4）语言的意义基于语言共同体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约定之上。（5）语义知识就是经过提炼和浓缩的经验知识，或者是被语言共同体所接受的语言用法。（6）语言和意义随着语言共同体的交往实践或快或慢地变化。这一理论的关键在于：把“语言和世界”的二元关系变成“语言、人（语言共同体）和世界”的三元关系，其中语言共同体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施加了决定性影响。参见陈波：《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第121142页。
刘：您如何又由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发展出关于名称的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
陈： “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主要回答如下问题：语言如何工作？意义如何生成？其核心观点是：语言和意义是社会性的、约定俗成的和可以变化的，受语言使用者的意向、约定和传统的支配。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克里普克的那种与语言使用者的意向和约定无关或至少关系不大的严格指示词理论就是错误的。那么，名称究竟如何指称其对象呢？我由此发展了“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由如下6个论题组成：（1）名称与对象的关系始于广义的初始命名仪式。（2）在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描述性信息。（3）被一个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那些描述性信息的集合构成了名称的意义。（4）相对于认知者的实践需要，在作为名称意义的描述集合中可以排出某种优先序：某些描述比其他描述更占有中心地位。（5）若考虑到说话者的意向、特定话语的背景条件以及相关的知识网络等因素，由名称的意义甚至是一部分意义也可以确定名称的所指。（6）名称都有所指，但名称的所指不一定都是物理个体，也包括抽象对象、虚构对象和内涵对象。参见陈波：《名称究竟如何指称对象？一个新的名称理论》，《南国学术》2015年第3期，第7991页。
刘：从字面上看，您的两个理论是对关于语言意义的描述论和因果历史论的“整合”。您如何说明这种整合是一种新颖的理论建构，而不只是一种理论拼接？社会建构论是语义内在论和外在论的融合吗？塞尔使用意向性理论达到反驳克里普克的目的了吗？意向性因素在您的社会建构论中的作用是什么？
陈：确实，我的两个理论都是某种形式的“整合”或“拼接”，所以我在谈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的英文论文标题中加了一个副标题：“A Hybrid but still Alternative Theory of Names”（一种混合的但仍然是不同的名称理论）。我必须强调：我的理论主要是描述论的，在关于名称的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之争中，我坚定地站在描述论一边。我曾经写道：我是一名顽固不化的描述论者。但我认为，不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任何描述都能够确定名称的所指，名称的意义和所指都是相对于语言共同体而言的，只有从对象的初始命名开始、在关于该名称的社会历史因果链条上传递、得到语言共同体认可的那些描述才能成为名称的意义，也由此确定名称的指称。这种观点与克里普克等人所主张的直接指称理论是完全不相容的。在谈到名称的所指时，克里普克说到了一些正确的东西，但他把相关画面过于简化了，略掉了一些关键处，并且想把这些东西并入他的严格指示词理论中，但两者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也可以把我的两个理论看作是语义内在论和外在论的某种融合。我非常同意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如下说法：“词项的外延并不是由个体说话者头脑中的概念决定的，这既是因为外延（总的来说）是由社会决定的（就像那些“真正的”劳动一样，语言劳动也存在分工），也是因为外延（部分地来说）是被索引性地决定的。词项的外延有赖于充当范例的特定事物的实际上的本质，而这种实际的本质，一般来说，并不是完全被说话者所知晓的。传统的语义学理论忽略了对外延起决定作用的两种贡献——来自社会的贡献和来自真实世界的贡献。”“忽视语言劳动的分工，就是忽视了认识的社会性；忽视我们所说的大多数语词的索引性，就是忽视了来自环境的贡献。传统的语言哲学，就像大多数传统哲学一样，把他人和世界抛在了一边；关于语言，一种更好的哲学和一种更好的科学，应该把这两者都包括进来。”普特南：《“意义”的意义》，载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8、523页。但我不同意普特南的另一个著名断言：“意义不在头脑中”。我认为，两个因素决定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和指称：语言共同体对语言表达式的意向性使用，以及语言所刻画的对象世界中的真实情形。
我认为，塞尔（John Searle）对于“意向性”的系统研究非常重要，它不仅对于说明语言及其意义是重要的，而且对于说明一般的人类认知也是很关键的。他对于描述论的辩护总体上是正确的，只是在细节上需要发展和完善。我的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可以看作是这种完善的尝试之一。
刘：关于克里普克哲学，您还打算做些什么工作？
陈：还有关于克里普克哲学的许多具体论题，我尚未做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例如他的自然种类词理论，他的空专名和虚构实体的理论，他关于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必然性的学说，他的严格指示词理论在认识论和心灵哲学等领域的推论，以及他关于维特根斯坦遵守规则的论述，等等。我还需要时间去系统地处理所有这些论题，至少是其中大部分论题，并发展出我自己的相关学说，例如我打算发展一种与认知兴趣相关的本质主义，等等。一旦所有这些工作完成，我想将其汇成一部大书——《克里普克哲学批判》，作为我所承担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
刘：祝您的宏大计划得以如期实现，我很期待早日看到这些很有实质性内容的著述。
陈：谢谢！我需要补充一点：尽管我在国际上发表了不少批评克里普克哲学的论文，这只是说明我的批评还有些道理，不完全荒谬，并不表明我的想法就是正确的，克里普克的就是错误的。哲学上的观点很难用“正确”“错误”来评价，最好用“reasonable”（有道理）和“stimulating”（启人思考）等等来评价。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也不能说成“有国际性影响”，因为总体上的真实情况是：很多国际性出版品（包括书和论文）实际上没有多少人读，更别说大量引用。只有少数哲学家的（一些）作品得到很多关注，大多数哲学作品却很少得到关注。我的态度是：还是先做出来吧，其学术价值和份量交给国际学术共同体去判断。
三、广义理解的悖论及其研究
刘： 2014年，北大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您关于悖论的两本书——《悖论研究》及其插图普及版《思维魔方，让哲学家和数学家纠结的悖论》。它们似乎受到图书市场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特别是普及版《思维魔方》，已经四次印刷，销售两万多册，据说还一度位居“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30本书”之首。参见《中国青年报》读者俱乐部（2015年1月20日）：“大学生都看什么书？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30本书”；人民日报官方微博（2015年01月24）：“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30本书”。听说这两本书很快都要出第二版，特向您表示祝贺！您在内地和台港澳地区大学所作的悖论演讲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您还开设了慕课（大型网上公开课）“悖论：思维的魔方”，将要主办有关悖论的国内或国际学术研讨会。正是因为您的一系列努力，使得国内开始形成关注悖论的新热点。我想知道，您什么时候开始对悖论感兴趣，开始着手对悖论的系统研究？
陈：我是做逻辑哲学研究的，其关键论题包括：意义、指称、真理、逻辑后承、逻辑真理、悖论等等。在最早出版的《逻辑哲学引论》中，我就准备专写一章讨论悖论，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未能完成。后来，在《逻辑哲学导论》和《逻辑哲学》都有讨论悖论的专章。大约在2004年，我接到一个会议邀请，出席一个有关悖论的学术会议。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我脑袋里忽然冒出一个问题：从悖论研究中，我们究竟应该和能够期待什么？由此产生了撰写一部关于悖论的系统性研究著作的构想。前前后后拖了近十年，终于在2014年出版了我的悖论专著。顺便说一下：我的悖论书出成两个版本，一是学术版，一是插图普及版，这是北大出版社编辑的坚持，他主要是为了区隔不同的读者群，实际效果也说明他的考虑是对的。
刘：您自己认为，您的悖论著作有什么特点？
陈：由我自己来谈论自己书的特点，很可能有“王婆卖瓜”的嫌疑。以下说法权做参考吧。我认为，我的悖论书与国内外先前的悖论出版物相比，有以下三个学术特点：
第一，对“悖论”提出了更为准确和周全的理解。
国内学界先前习惯于把“悖论”理解为能推导出矛盾等价式的命题，即假设其成立可推出其不成立、假设其不成立可推出其成立的命题；或者假设其为真可推出其为假、假设其为假可推出其为真的命题。我认为这个理解过于狭窄，而接受如下的“悖论”定义：如果从看起来合理的前提出发，通过看起来有效的逻辑推导，得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命题或这样两个命题的等价式，则称得出了悖论：p（q∧ 瘙 綈 q）∨（q 瘙 綈 q），这里 p 是一悖论语句，该推导过程构成一个悖论。如此理解的“悖论”是巨大且艰深的理智难题，对人类理智构成严重挑战，并在人类的认知发展和科学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我堅持“悖论有程度之分”的说法，按从低到高的次序粗略地把悖论分为6类： （1）悖谬。它们是谬误而应被直接否定，因为它们或预设了虚假命题，或基于概念的混淆，或基于无根据的信念，或隱含着逻辑矛盾，例如“有角者”和“狗父”。
（2）一串可导致逻辑矛盾或矛盾等价式的推理过程，很容易发现其中某个前提或预设为假。例如，理发师悖论表明：假如一位理发师需要给自己刮胡子的话，则不可能有一位给且只给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的理发师。
（3）违反常识，不合直观，但隐含着深刻思想的“怪”命题，如芝诺悖论。
（4）有深广的理论背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认知难题或谜题，如休谟问题，康德的各种二律背反，盖梯尔问题，囚徒困境等。
（5）一组最终能推出逻辑矛盾、但难以找到摆脱之道的命题。例如，有关上帝的各种悖论，有些逻辑集合论悖论，有些语义悖论，各种归纳悖论，许多认知悖论，许多合理决策和行动的悖论，绝大多数道德悖论。其中，导致矛盾或冲突的是一组信念或命题，它们各自都得到很好的证成，放弃其中哪一个都感到棘手，甚至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6）矛盾等价式，以逻辑数学悖论和语义悖论居多，例如罗素悖论和说谎者悖论。
我的悖论书把如上（1）—（6）都囊括在内，这是因为：传统上甚至在绝大多数当代文献中，都把属于（1）—（6）的几乎所有案例叫做“悖论”，它们至少曾经在思想史上的某个时期内很有影响；其中大多数“悖论”迄今仍对人类理智构成严重挑战；一般而言，有深刻的思想和智慧隐藏在它们之中。
第二，对悖论的搜集比较齐全，其阐释比较可靠和好懂。
国内先前的悖论出版物有两大特点：一是集中关注逻辑数学悖论和语义悖论，而对其他众多的悖论或悖论类型甚少关注；二是集中关注如何解决悖论，特别是用一个一揽子方案去解决所有悖论，至少是解决大多数有代表性的悖论。我对这两点都有所保留。在给出“悖论”的严格清晰的“学术”定义之后，对“悖论”做尽可能最广义的理解，把通常叫做“悖论”的东西都分类型地搜罗在书中，条件是：它们有意思，对人类理智构成挑战，可以引发思考，启迪智慧。可以说，我的悖论书是迄今为止对“悖论”搜罗最全、阐释最清晰的一本中文书；所包含的悖论信息量甚至超出了先前出版的绝大多数中英文出版物。
第三，对有些悖论提出了有深度的学理分析。
我在《悖论研究》序言中写道：“本书不以解决悖论为目标，特别是不以一揽子解决所有悖论为目标。……但是，在每一种类型的悖论中，我将选择一些重点悖论，对它们做比较清楚、仔细、详尽、深入的分析和评论……。”我确实是这样做的，其中自认为有些阐释和分析还比较独到。例如，通过对有关上帝的各种悖论的解读，我试图表明：神圣如“上帝”者，也要接受理性的审视和追问，以探究“上帝”概念的内在融贯性，“因为荒谬，所以信仰”的时代已经远去；“上帝”概念似乎具有某种“悖论”性质，很难在理性上自圆其说。还有我对芝诺悖论和无穷之谜的哲学分析和数学处理，对罗素悖论和语义悖论的解决方案的仔细阐释和分析，对休谟悖论的深度解读，对各种现代归纳悖论的仔细分析，对美诺悖论、意外考试悖论、盖梯尔问题、塞尔的中文屋论证的深入讨论，对囚徒困境和纽康姆悖论的仔细分析，对道德理论的哲学前提的讨论，以及对一些道德悖论如道德知与行悖论的仔细分析；我在书中对庄子的“吊诡之辞”的分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理解和评价庄子哲学的大致框架；以及最后对“究竟什么是悖论”的深入思考。以上内容使得我的《悖论研究》是带有某种原创性的研究著作，而不只是一部通俗作品。参见陈波：《关于悖论的问答》，《湖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4956页。
刘：我认为，您的自我评价大体上是客观的。我注意到，您特别强调悖论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教育学功能，并在尝试用各种办法把悖论推向社会大众以及大学通识教育课堂。
陈：确实是这样的。我认为，通过对悖论的关注和研究，我们可以养成一种温和的、健康的怀疑主义态度，从而避免教条主义和独断论。因为各种悖论告诉我们：我们思维中至关重要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不足够清晰和准确；我们思维过程中常使用了很多没有说出来的假设，它们的理由、根据和真实性没有得到严格的考察；我们的思考使用了多种前提，它们每一个都得到很好的经验确证和理性支持，但搁在一起却不相容；我们思考过程中使用了很多推理步骤，其中有些步骤有问题，并且小问题不断累积会成为大问题。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出错，思维过程中充满了陷阱。悖论以触目惊心的形式促使我们注意到：“熟知”不等于“真知”，“司空见惯”不等于“理所当然”。
我还特别强调：悖论研究所导致的是一种温和、健康、有节制的怀疑主义态度，其最大特点是：它是一种有根据的理性的怀疑，而不是无端的和绝对的怀疑。没有理据的怀疑就成了一种姿态、一种表演、一种装腔作势。温和的怀疑主义者在待人处事上也应该温和：要学会宽容，与有不同认知、信仰、习惯的他人共处在这个世界上。
正是基于以上认知，我强烈主张，让悖论走向大众，走入大学通识教育课堂。我谈到，大学里应该传授两类知识：一类知识“实实在在”，另一类知识“奇奇怪怪”。学习第一类知识后，我们可以做工程师、会计、记者、医生、律师、公务员等等，为社会做实实在在的事情，也为自己谋一份好的生活。学习那些奇奇怪怪的知识，则有助于打破已有的思维定势，激发我们的理智好奇心，引发我们的独立探索和思考。悖论典型地属于奇奇怪怪的知识，其作用之一就是促使我们养成独立思考的态度和习惯。
刘：陈老师，通过这次访谈，对您的学术工作及其底层思考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受益匪浅。祝您以后的学术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同时也还是要提醒您：毕竟年近60，年岁不饶人，也要注意劳逸结合，适度休息，确保身体健康。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陈：谢谢！我对后一点已经有充分认知。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即使有一肚子雄心壮志，还是什么都干不成。我必须特别注意保持身体健康，因为我还想做很多的事情，做这些事情的动机不是想获得什么好处，主要来自于自我实现，把自己的能量充分释放。我要对我自己有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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