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藏山穴”保护建党文献的张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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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复建的南湖红船。习近平等人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时,了解到1920年9月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是由一位共产党人的老父放在衣冠冢中才得以保存,称赞它很珍贵,并说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好。保存这本《共产党宣言》的共产党人,正是张人亚(原名张静泉)。
  张人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入党的早期党员之一,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1932年,张人亚在中央苏区英年早逝,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他冒着生命危险、“秘藏山穴”保护的一大批党的文件和书刊,被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部门收藏,成为党的重要文献。
  他是上海早期党组织和中央苏区出版印刷业的重要领导人
  张人亚,1898年5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霞浦镇。其父张爵谦为第二个儿子取名静泉。“人亚”是张静泉参加革命组织后使用的名字(在社会上仍用“静泉”之名)。张爵谦夫妇靠轮种族中几亩薄田,兼做厨师,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生活拮据。1914年,年仅16岁的张人亚初中毕业,经亲友介绍去上海法租界白尔路的老宝盛(恒记)银楼当学徒。其间,张人亚同顾玉娥结婚。几年后,顾玉娥因病去世,没留下子女。1921年,24岁的张人亚加入中国共产青年团,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最早的也是仅有的几个工人党员之一。1923年,张人亚担任上海团地委书记。1922年9月16日,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张人亚任俱乐部主任。1923年10月7日,张人亚领导了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发动了上海所有银楼共2000余名工人参加,在上海产生了很大反响。罢工斗争结束后,张人亚调往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以及工人组织的同孚消费合作社工作。
  1923年7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區委将当时全市53名党员,按居住相近原则分编成四个小组。张人亚被编在第二小组(商务印书馆小组),并担任组长,成员有董亦湘、杨贤江、糜文溶、顾作之(中共上海地委委员)、郭景仁、黄玉衡、彭雪梅、徐梅坤(中共上海地委书记)、张秋人、沈雁冰等11人。1924年1月,张人亚还兼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秘书兼会计。1925年8月,张人亚担任了中共上海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10月又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浦东部委书记。1927年初,张人亚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奉命参与筹备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张人亚还动员胞弟张静茂参加《平民日报》的发行工作。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张静茂被捕。张人亚获悉后,找到他从前读书时的校长、时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的乌崖琴,由乌崖琴以同乡会的名义把张静茂保释出来。张静茂被保释出来以后,和张人亚失去了联系,回到乡下做小本生意……
  1928年4月,31岁的张人亚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1929年7月后又称“内交主任”)。1930年底,张人亚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主任。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12月,何叔衡在组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时,想到了曾经共事过的张人亚,建议组织将张人亚调来做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做自己的助手。同年12月底,张人亚离开芜湖,转道上海去瑞金报到,正式就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部委员,为苏维埃共和国夙兴夜寐地工作。1932年初,张人亚兼任中央印刷局局长。1932年6月15日,张人亚还接替朱荣生,兼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兼该局总发行部部长,并继续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这样,张人亚就统管了中央苏区出版、印刷、发行这三大环节。
  由于长期在危险的环境、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高度紧张、繁重工作,张人亚积劳成疾,于1932年12月23日病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红色中华》第46期上专门发表悼文《追悼张人亚同志》。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一年多来,《红色中华》第一次为悼念逝去的同志而专门发表的悼文,也是临时中央政府替这位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竖立的永远的丰碑。
  张人亚将建党文献交给父亲保管秘藏
  1927年年底,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在这危急关头,张人亚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党的文件书刊的安全。他深知自己手头保管的那些文件书刊非常重要,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和档案,因此小心翼翼地珍藏着。经过再三考虑,张人亚决定将这些文件书刊冒险带到宁波镇海乡下去,托父亲代为保管秘藏。
  1928年冬,张人亚秘密回到宁波镇海霞浦老家。他对父亲张爵谦说,他在上海的住所要搬迁了,请求父亲将他带回来的一批书刊和文件收藏好。张爵谦问他藏到何时,张人亚说“到时再说”。交代完毕,张人亚当天就离家了。几天后,张爵谦装作很伤心,对邻居说他的二儿子张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如今已不在人世。由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牺牲了不少同志,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了大批工人。在妻子顾玉娥去世后,张人亚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邻居们也以为张人亚已经不在人世。张爵谦在家乡的长山冈上,为张人亚和顾玉娥修了一座合葬墓。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安放的是藏有他带回来的书刊文件的空棺。张爵谦知道此举事关重大,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等待儿子回来提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人亚仍杳无音信。张爵谦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也没有任何结果。到了1950年,张爵谦估计儿子可能牺牲了,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来日不多。他觉得,“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张爵谦叫邻居拿着工具跟着自己来到长山冈,挖开墓穴,亲手将张人亚保存的文献取了出来。由于张爵谦当年采取了防腐措施,这些在墓地里埋藏了二十多年的文件书报基本完好。邻居们都对张爵谦说:“你的胆子真大,这种东西还敢藏着!”张爵谦把三儿子张静茂从上海叫回来,对他讲了二十多年前的事情,然后把这些文献和在房间里挂了近三十年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照片一起交给张静茂,要其带回上海,交给共产党,以了却他二十多年来的心愿。最令人遗憾的是,张爵谦直到1956年病逝,尚不知道儿子张人亚的下落。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为了纪念张人亚和他父亲的这一英勇壮举,专门去刻了两枚纪念章。长方形的纪念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18个字,正方形纪念章上刻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9个字,盖在各种文件书刊上。   1952年7月初,上海总工会建立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刊登征集上海工人斗争史料的启事。张静茂将这批文件、书报都送去,史料委员会挑选了其中与上海工人斗争史有关的百余件文物留下,其余的仍要张静茂带回好好保管。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开始征集革命历史文物。张静茂把从上海总工会带回来的全部文物统统送去,同时把珍藏了近三十年的张人亚留在他那里的一些物品作为张人亚遗物也捐献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当时纪念馆筹备处根据规定,准备发给张静茂一笔奖金,被他婉言谢绝。张静茂说:一则张人亞和他父亲冒险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深情厚谊;二则张人亚和他父亲,以及张人亚的妻子均已过世,张人亚又没有留下子女。所以这奖金没有人可以接受。
  张人亚保存的文件,成为极为重要的建党文献
  张人亚留下的文件和书报,除了中央档案馆藏品不评文物等级的外,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的珍贵文物(国家一、二、三级文物)有26种,其中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6种。
  这批由张人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文献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具有极高价值的革命文物。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二大”,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十项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目前存世本仅有三册,而且其中的两册还是复制本(其中上海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里陈列的就只是一本复制本)。张人亚保留下来的“决议案”原件,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2001年,中央档案馆把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两个文件作为珍贵档案,全文影印收录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一书中,所用的底本就是张人亚的珍藏本。
  2011年9月6日,“日出东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暨人民出版事业9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会除了专门介绍:“我们不能忘记的出版人——张人亚”这个“展览精彩看点”外,还特地布置了一个橱窗,介绍张静茂留在这些文献资料上的两颗秘藏纪念印。
  1923年7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关于第二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关于劳动运动的议决案》《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等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会议结束后,党中央也印行了一本会议文件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中共“三大”文件集目前存世版本极少,广州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里陈列的还是一本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复制本。张人亚保留了两本中共“三大”文件集,一本被中央档案馆收藏,另一本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两本文件集的封面上,都留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的正方形纪念标记。张人亚收藏的中共“二大”“三大”文件集,当初都是捐献给上海单位的,结果后来都被上调去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
  张人亚保存的《共产党宣言》书刊,也是极为重要的建党文献。在1920年以前,《共产党宣言》虽然已有好几个人翻译过,不过都是局部的、片段的,没有出现过一本从头到尾完整的中译本。1920年4月,陈望道根据日文版并参照英文版翻译出来中译本,被称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陈望道译完后,李汉俊、陈独秀又进行了校对。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初版封面为水红色,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被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此书初版印1000册,很快售罄。1920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又印了1000册,封面书名改正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的底色改印成蓝色,正文只字未动。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开始征集文物,张静茂将张人亚保存的两册《共产党宣言》(1921年9月版)无偿捐赠。1995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确认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如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藏1920年9月版《共产党宣言》正文首页,盖有一方长方形的图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在解说词中提到了张人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1890-1977,浙江义乌人)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这本蓝封面的是9月版,由早期共产党员张静泉的亲属捐献。现为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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