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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是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者。他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对于如何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有着丰富的论述和实践，其原则和方法对我们当下党史学习有诸多启发和借鉴。
如何编写、学习党的历史，李先念指出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他说：“写好历史，一方面要收集大量历史资料，掌握第一手材料，分析研究，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另一方面请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的历史情况，挖掘活材料，并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后人来写，有好写的一面，就是比较超脱，可以更客观些;不好写的一面是历史不熟悉，这就要认真收集各方面的史料，反复研究，有疑难的地方更要深入钻研，这样才能真正把它搞准确，才能写出有较高水平的著作。”
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有些问题相对敏感，如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西路军是否执行的“张国焘路线”等。如何看待这些历史问题，李先念强调“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对于当年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对不对，李先念从阶级斗争全局和主客观条件等方面作了分析，认为在鄂豫皖长期站住脚不容易。“依我看，不撤出（鄂豫皖）也不行，是被敌人逼着撤的，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和中央分局的同志集体决定的。……我从新疆回来，和毛主席辩论过一次。主席听进去了，说：‘看来不撤不行。’”对于西路军的西渡、血战，特别是失败的原因，李先念虽是西路军的亲历者，但因不在总指挥部，对于中央、军委与西路军往来的大量电文，并不详知。20世纪80年代初，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认真学习、研究了党的这段历史，最终搞清楚事情的原委。他说：“从这个时期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的一系列电报来看，这段历史事实是清楚的。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夺取宁夏，在甘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这是中央经过反复酝酿后作出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中央建立陕甘宁根据地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安排来看，不仅红四方面军一部要过黄河，红一方面军也要过黄河。”“后来的西路军也是中央命令成立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下，重大军事行动都是中央决定或经中央批准的，并不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红西路军一部
对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的认识，李先念提出要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按照历史的发展和真实面目来分析。譬如，对于在张国焘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的原因，李先念作了具体分析：“张国焘不是个人单独活动的，而是同党组织、同红四方面军一起活动的。我们党和红军是革命的，这股历史的洪流谁也阻挡不了。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这篇讲话中说过，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当时犯错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张国焘在这个时期基本上也是这样。有时，当他还能听取大家意见，集中集体智慧的时候，不管他主观意志如何，还能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决定。有时，因为他的错误造成明显恶果，受到大多数同志批评的时候，他也会被迫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去办事。再者在军事作战问题上，主要靠徐向前等同志。因此红四方面军打了许多胜仗。张国焘坚持南下，另立中央，碰得头破血流，在坚持正确路线同志的批评、帮助、督促下，也只好被迫北上，情况又不同一些。总之，张国焘的错误和野心有一个发展过程，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样才能说得清楚明白。”
任中國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时的李先念
李先念还指出，学习、研究党的历史还应该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历史问题。譬如对于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李先念指出：“红四方面军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独立作战的区域，没有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但是它的成长壮大是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分不开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注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运动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指导全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在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过程中，有的地方就提出过‘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我们党的正确方向，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同志的领导下，就是沿着这个方向成长起来的。”
1988年6月，李先念在北京接见出席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领导小组会议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
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胜利的道路，但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时，李先念认为，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譬如，对待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既看到由于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特别是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不仅给中国革命事业和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危害，而且使红四方面军屡历险境，迭遭危难，付出了重大代价。又要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倒行逆施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清算了他的错误和罪恶，使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更能自觉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而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来就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严格区分开来，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并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斗，不畏险阻，英勇善战，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因此，张国焘的错误和罪恶，丝毫无损于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功绩。
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
如何编写、学习党的历史，李先念指出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他说：“写好历史，一方面要收集大量历史资料，掌握第一手材料，分析研究，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另一方面请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的历史情况，挖掘活材料，并把这两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后人来写，有好写的一面，就是比较超脱，可以更客观些;不好写的一面是历史不熟悉，这就要认真收集各方面的史料，反复研究，有疑难的地方更要深入钻研，这样才能真正把它搞准确，才能写出有较高水平的著作。”
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有些问题相对敏感，如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西路军是否执行的“张国焘路线”等。如何看待这些历史问题，李先念强调“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对于当年红四方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对不对，李先念从阶级斗争全局和主客观条件等方面作了分析，认为在鄂豫皖长期站住脚不容易。“依我看，不撤出（鄂豫皖）也不行，是被敌人逼着撤的，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和中央分局的同志集体决定的。……我从新疆回来，和毛主席辩论过一次。主席听进去了，说：‘看来不撤不行。’”对于西路军的西渡、血战，特别是失败的原因，李先念虽是西路军的亲历者，但因不在总指挥部，对于中央、军委与西路军往来的大量电文，并不详知。20世纪80年代初，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认真学习、研究了党的这段历史，最终搞清楚事情的原委。他说：“从这个时期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的一系列电报来看，这段历史事实是清楚的。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夺取宁夏，在甘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这是中央经过反复酝酿后作出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中央建立陕甘宁根据地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安排来看，不仅红四方面军一部要过黄河，红一方面军也要过黄河。”“后来的西路军也是中央命令成立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下，重大军事行动都是中央决定或经中央批准的，并不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要有宽广的视野
对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的认识，李先念提出要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按照历史的发展和真实面目来分析。譬如，对于在张国焘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的原因，李先念作了具体分析：“张国焘不是个人单独活动的，而是同党组织、同红四方面军一起活动的。我们党和红军是革命的，这股历史的洪流谁也阻挡不了。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这篇讲话中说过，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当时犯错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张国焘在这个时期基本上也是这样。有时，当他还能听取大家意见，集中集体智慧的时候，不管他主观意志如何，还能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决定。有时，因为他的错误造成明显恶果，受到大多数同志批评的时候，他也会被迫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去办事。再者在军事作战问题上，主要靠徐向前等同志。因此红四方面军打了许多胜仗。张国焘坚持南下，另立中央，碰得头破血流，在坚持正确路线同志的批评、帮助、督促下，也只好被迫北上，情况又不同一些。总之，张国焘的错误和野心有一个发展过程，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样才能说得清楚明白。”
李先念还指出，学习、研究党的历史还应该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历史问题。譬如对于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李先念指出：“红四方面军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独立作战的区域，没有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但是它的成长壮大是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分不开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注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运动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指导全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在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过程中，有的地方就提出过‘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我们党的正确方向，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同志的领导下，就是沿着这个方向成长起来的。”
要一分为二，作历史纵向比较
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胜利的道路，但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时，李先念认为，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譬如，对待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既看到由于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特别是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不仅给中国革命事业和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危害，而且使红四方面军屡历险境，迭遭危难，付出了重大代价。又要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倒行逆施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清算了他的错误和罪恶，使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更能自觉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而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来就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严格区分开来，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并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斗，不畏险阻，英勇善战，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因此，张国焘的错误和罪恶，丝毫无损于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