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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环保类基金会在国内话语权与影响力不断增加，中国环保界似乎进入了“资本时代”。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忧。他们认为，慈善不应被资本逻辑左右。如果慈善事业完全是富人来把握，平等、爱、参与等慈善领域本来所倡导的价值观将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消失。
1985-1988年间，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的彭艳参与了一部社会科学人物词典的编写，其中涉及环境与发展的话题，她清楚地记得，当时几乎看不到有关中国环保组织的报道。其时，中国专业的环保力量尚在酝酿，1985年，国家环保局委托北京大学培养环保领域的研究生，此前，国内并无先例。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才开始真正走上历史舞台。1994年，名门之后，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创立“自然之友”，被党校研究者称为民间环保组织的“破天荒事件”。梁从诫本人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在政界与学界有着深厚资源，即便如此，“自然之友”的注册在当时依然遇到重重阻碍。
梁从诫最初希望挂靠在国家环保局之下，遭拒。随后，北京市环保局也拒绝了他。梁从诫不断找“婆婆”，不断被拒绝。最后，梁从诫曾供职的中国文化书院答应“收留”他们，组织名称定为“绿色文化分院”。曾有文化部官员疑惑地问，文化书院里弄个绿色文化分院，你们到底搞什么？梁从诫搪塞地回道：“主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和自然的关系，比如天人合一等等。”
当年在偶然机会下接触环保领域的彭艳，后来成为了一名国际环保组织的从业人员，一度担任C40城市气候领袖群首任东亚区总监。在彭艳看来，民间组织一词，一度在中国政治社会的发展史中非常敏感，环保NGO作为民间组织的试水者，在当时测试了民间组织生存的可能性和政治法律边界。
除了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绿色江河等日后在环保界颇为活跃的民间组织也在这一时段先后成立，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环保NGO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被认为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其时，中国政府积极参会，签署系列协议，并将环保提上了政府议程。对此，彭艳的解读是：“环境保护是一个共同目标，围绕环境保护，开展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活动，即使是对于决策层中的保守群体，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成立之初，这些元老级的环保NGO主要的工作是进行环境教育和知识的普及，这与当时经济的发展形势有关。其时，邓小平南巡刚刚点燃了国人发展经济激情，国企改革与民企崛起是当时经济领域的主旋律，环境污染虽已在珠三角等工业先行之地蔓延，但于全国而言，其程度不算严重。
1995-2000年间，广州地区的灰霾天数达到历史高值，当时，广州的大气污染情况让不少到访的北京专家感到难以接受。其时，环保专家吴兑在广东从事大气污染的研究，他对自己的北方朋友说：“你别笑话我们，珠三角的今天，就是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明天。”
2000年之后，环境问题恶化，环保NGO逐渐转向通过公民行动影响政府决策。在当时，灰霾尚未引起重视，因水利而引发的生态破坏是环保界最热门的领域。2000年的关键词是“都江堰”，2002年是“昆玉河”，2003年是“怒江”，2005年是“圆明园”、“环境影响评价”和“松花江”。环保NGO四处出击，借力媒体，制造舆论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一贯秉持民间立场的《南方周末》在报纸上激越地写道：“人们已经不得不用‘风暴’来概括绿色力量的兴起了！”
在这一时段，环保NGO的行动主要基于知识分子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环保NGO与各种利益集团反复博弈，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其中不乏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的英雄主义色彩。在当年的“怒江保卫战”中，环保人士在全国人代会上反对西南建坝未果，一位高层官员动用私人渠道致信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终得到了“暂缓建设”的总理批示。
其时，环保NGO的行动倚靠魅力型的领导人（学者+体制内身份，比如梁从诫）和基于私人关系的社会资本（媒体从业者，比如地球村的发起人廖晓义，绿家园的创办者汪永晨）。在北师大副教授果佳看来，大多数环保NGO专业性不足，其环境倡导缺乏系统性支持，过于依赖其创始人，“他们面临代际交替的问题，起到的作用缺乏长期性和科学性。”
果佳的观点在环保组织的资金筹措中得到佐证。最老牌的环保NGO自然之友近年的筹资额裹足不前。该组织2007年的年度筹资额为333.4万元，其筹资额在2009年冲至一个小高峰，有537.8万元，但随后逐年回落，2013年仅筹资353.4万元。筹资额固非NGO实力的全部，但由此亦可见一斑。（关于自然之友的近况详见《民间NGO的环保诉讼烦恼》）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民间环保氛围持续升温，环保类基金会的崛起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行业事件。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自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来，自然保护领域的基金会从最初12家增至2015年的51家，年均增幅16%。并涌现出一批以支持民间环保行业为己任的大基金会。阿拉善SEE（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果佳将SEE对环保NGO的资助称为“真正的里程碑事件”，在她看来，市场力量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环保NGO在资金筹措、内部治理与人力资源等专业性的问题。
SEE草创于2004年，由地产商人刘晓光“威逼利诱”近百位企业主发起。知名企业家王石清楚地记得，当刘晓光给他的秘书打电话，说要成立一个环保组织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拉赞助”。“我头脑立刻飞速运转，看他拉多少钱我答应，超多少钱我不答应。我告诉自己：反正这个数不能超过300万，过了300万我就找个借口，比如需要董事会批准。”
其时，参与发起的企业主们未见得对环保本身有多大的兴趣，但他们乐于在一个志同道合的环保组织中进行民主原则的试验。SEE的理事会的“吵架文化”很有名。王石说，参与SEE的企业主大多是“散打王”，在自家企业中一贯说一不二，“一群小霸王怎么就按照规则表决通过文件、形成决议呢？一下子，我感到这个组织非常可爱。” 企业家有着与学者不一样的关注点，如果将此前由学者、媒体人领导的环保NGO称为“理念派”，企业家主导的基金会多半是“市场派”。他们注重效率，强调投入产出比，并对专业化有一种本能的追求。SEE新任秘书长王利民是一名水生态博士，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以前在WWF（世界自然基金会），都是和科学家谈论如何推动环境保护的战略思考，特别高大上，现在到了阿拉善SEE，跟着一群土豪企业家搞活动，做的都是事务性的工作。”（详见《阿拉善新CEO王利民》）
SEE的出现并非孤例。2005年前后，拥有企业背景的环保类基金会相继涌现，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与老牛基金会均是当中的佼佼者。他们的环保方法论与活跃在新世纪之初的环保NGO有所不同，他们不崇尚对抗，也不寄望于政府能助其解决问题，往往倾向于使用本身雄厚的财力促使环境的实质性改善。他们对草根环保组织并不排斥，往往视之为盟友，并乐于资助志同道合的NGO。尤其是SEE与阿里巴巴，他们资助了为数众多的环保NGO，最近10年国内活跃的环保组织大多得到过这两家基金会的帮助。
SEE与阿里巴巴的资助造就了一名足以载入环保史册的人物，他的名字叫马军。马军记者出身，有过环境咨询公司的工作经验，2006年，他辞去原来的工作，在北京成立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随后，他与他的团队研发出“水污染地图”与“空气污染地图”，将中国的空气和水污染信息电子化，并公布于众。许多环保人士把“污染地图”视为“治污神器”，他们以此为依据向排污的企业及当地政府施压，促成了不少有效改变。（详见《马军的环保传播术》）
SEE自2010年起开始资助马军所领导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阿里巴巴则为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助理技术。2013年，SEE对马军的资助上升到千万级别。时年8月，马军向SEE执行理事会阐述发展的需求：“我们现在有10万家企业的数据，可撬动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我们自身的规模太小。”在时任SEE理事童书盟的力荐下，SEE决定5年内向其捐资2000万元。有业内人士认为，若无这笔钱，“污染地图”APP至今出不来。
当前，环保类基金会在国内话语权与影响力不断增加，中国环保界似乎进入了“资本时代”。老牛基金会从2010年才开始聚焦环保领域，但在2011-2013的3年时间里，其环保支出高达1.69亿元，出手阔绰，令人咋舌。2013年度，有14家基金在自然保护领域支出超过了300万元，巨额资本给环保界乃至公益界带来的影响，目前仍难以估量。
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忧。中大教授朱健刚认为，慈善不应被资本逻辑左右。在他看来，如果慈善事业完全是富人来把握，那么已经主导经济领域的资本价值观就会在公益慈善领域又起到支配性的影响，效率、成本、财富为标准的等级体系会成为公益领域的主导性价值观，这就使得平等、爱、参与等慈善领域本来所倡导的价值观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消失。“今天这种苗头已经出现，值得整个社会警觉。”
抛开意识形态的顾虑，目前民间环保事业的基本面向好。果佳认为：“从《环保法》的几次修订可以看出政府对环保NGO的态度，既希望其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存有一定疑虑，特别是对有境外背景的NGO更是存在警惕。但总的趋势是从对抗走向合作，特别是在环境污染的第三方治理等方面，环保NGO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1985-1988年间，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的彭艳参与了一部社会科学人物词典的编写，其中涉及环境与发展的话题，她清楚地记得，当时几乎看不到有关中国环保组织的报道。其时，中国专业的环保力量尚在酝酿，1985年，国家环保局委托北京大学培养环保领域的研究生，此前，国内并无先例。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才开始真正走上历史舞台。1994年，名门之后，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创立“自然之友”，被党校研究者称为民间环保组织的“破天荒事件”。梁从诫本人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在政界与学界有着深厚资源，即便如此，“自然之友”的注册在当时依然遇到重重阻碍。
梁从诫最初希望挂靠在国家环保局之下，遭拒。随后，北京市环保局也拒绝了他。梁从诫不断找“婆婆”，不断被拒绝。最后，梁从诫曾供职的中国文化书院答应“收留”他们，组织名称定为“绿色文化分院”。曾有文化部官员疑惑地问，文化书院里弄个绿色文化分院，你们到底搞什么？梁从诫搪塞地回道：“主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和自然的关系，比如天人合一等等。”
当年在偶然机会下接触环保领域的彭艳，后来成为了一名国际环保组织的从业人员，一度担任C40城市气候领袖群首任东亚区总监。在彭艳看来，民间组织一词，一度在中国政治社会的发展史中非常敏感，环保NGO作为民间组织的试水者，在当时测试了民间组织生存的可能性和政治法律边界。
除了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绿色江河等日后在环保界颇为活跃的民间组织也在这一时段先后成立，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环保NGO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被认为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其时，中国政府积极参会，签署系列协议，并将环保提上了政府议程。对此，彭艳的解读是：“环境保护是一个共同目标，围绕环境保护，开展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活动，即使是对于决策层中的保守群体，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成立之初，这些元老级的环保NGO主要的工作是进行环境教育和知识的普及，这与当时经济的发展形势有关。其时，邓小平南巡刚刚点燃了国人发展经济激情，国企改革与民企崛起是当时经济领域的主旋律，环境污染虽已在珠三角等工业先行之地蔓延，但于全国而言，其程度不算严重。
1995-2000年间，广州地区的灰霾天数达到历史高值，当时，广州的大气污染情况让不少到访的北京专家感到难以接受。其时，环保专家吴兑在广东从事大气污染的研究，他对自己的北方朋友说：“你别笑话我们，珠三角的今天，就是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明天。”
2000年之后，环境问题恶化，环保NGO逐渐转向通过公民行动影响政府决策。在当时，灰霾尚未引起重视，因水利而引发的生态破坏是环保界最热门的领域。2000年的关键词是“都江堰”，2002年是“昆玉河”，2003年是“怒江”，2005年是“圆明园”、“环境影响评价”和“松花江”。环保NGO四处出击，借力媒体，制造舆论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一贯秉持民间立场的《南方周末》在报纸上激越地写道：“人们已经不得不用‘风暴’来概括绿色力量的兴起了！”
在这一时段，环保NGO的行动主要基于知识分子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环保NGO与各种利益集团反复博弈，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其中不乏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的英雄主义色彩。在当年的“怒江保卫战”中，环保人士在全国人代会上反对西南建坝未果，一位高层官员动用私人渠道致信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终得到了“暂缓建设”的总理批示。
其时，环保NGO的行动倚靠魅力型的领导人（学者+体制内身份，比如梁从诫）和基于私人关系的社会资本（媒体从业者，比如地球村的发起人廖晓义，绿家园的创办者汪永晨）。在北师大副教授果佳看来，大多数环保NGO专业性不足，其环境倡导缺乏系统性支持，过于依赖其创始人，“他们面临代际交替的问题，起到的作用缺乏长期性和科学性。”
果佳的观点在环保组织的资金筹措中得到佐证。最老牌的环保NGO自然之友近年的筹资额裹足不前。该组织2007年的年度筹资额为333.4万元，其筹资额在2009年冲至一个小高峰，有537.8万元，但随后逐年回落，2013年仅筹资353.4万元。筹资额固非NGO实力的全部，但由此亦可见一斑。（关于自然之友的近况详见《民间NGO的环保诉讼烦恼》）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民间环保氛围持续升温，环保类基金会的崛起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行业事件。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自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来，自然保护领域的基金会从最初12家增至2015年的51家，年均增幅16%。并涌现出一批以支持民间环保行业为己任的大基金会。阿拉善SEE（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果佳将SEE对环保NGO的资助称为“真正的里程碑事件”，在她看来，市场力量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环保NGO在资金筹措、内部治理与人力资源等专业性的问题。
SEE草创于2004年，由地产商人刘晓光“威逼利诱”近百位企业主发起。知名企业家王石清楚地记得，当刘晓光给他的秘书打电话，说要成立一个环保组织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拉赞助”。“我头脑立刻飞速运转，看他拉多少钱我答应，超多少钱我不答应。我告诉自己：反正这个数不能超过300万，过了300万我就找个借口，比如需要董事会批准。”
其时，参与发起的企业主们未见得对环保本身有多大的兴趣，但他们乐于在一个志同道合的环保组织中进行民主原则的试验。SEE的理事会的“吵架文化”很有名。王石说，参与SEE的企业主大多是“散打王”，在自家企业中一贯说一不二，“一群小霸王怎么就按照规则表决通过文件、形成决议呢？一下子，我感到这个组织非常可爱。” 企业家有着与学者不一样的关注点，如果将此前由学者、媒体人领导的环保NGO称为“理念派”，企业家主导的基金会多半是“市场派”。他们注重效率，强调投入产出比，并对专业化有一种本能的追求。SEE新任秘书长王利民是一名水生态博士，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以前在WWF（世界自然基金会），都是和科学家谈论如何推动环境保护的战略思考，特别高大上，现在到了阿拉善SEE，跟着一群土豪企业家搞活动，做的都是事务性的工作。”（详见《阿拉善新CEO王利民》）
SEE的出现并非孤例。2005年前后，拥有企业背景的环保类基金会相继涌现，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与老牛基金会均是当中的佼佼者。他们的环保方法论与活跃在新世纪之初的环保NGO有所不同，他们不崇尚对抗，也不寄望于政府能助其解决问题，往往倾向于使用本身雄厚的财力促使环境的实质性改善。他们对草根环保组织并不排斥，往往视之为盟友，并乐于资助志同道合的NGO。尤其是SEE与阿里巴巴，他们资助了为数众多的环保NGO，最近10年国内活跃的环保组织大多得到过这两家基金会的帮助。
SEE与阿里巴巴的资助造就了一名足以载入环保史册的人物，他的名字叫马军。马军记者出身，有过环境咨询公司的工作经验，2006年，他辞去原来的工作，在北京成立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随后，他与他的团队研发出“水污染地图”与“空气污染地图”，将中国的空气和水污染信息电子化，并公布于众。许多环保人士把“污染地图”视为“治污神器”，他们以此为依据向排污的企业及当地政府施压，促成了不少有效改变。（详见《马军的环保传播术》）
SEE自2010年起开始资助马军所领导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阿里巴巴则为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助理技术。2013年，SEE对马军的资助上升到千万级别。时年8月，马军向SEE执行理事会阐述发展的需求：“我们现在有10万家企业的数据，可撬动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我们自身的规模太小。”在时任SEE理事童书盟的力荐下，SEE决定5年内向其捐资2000万元。有业内人士认为，若无这笔钱，“污染地图”APP至今出不来。
当前，环保类基金会在国内话语权与影响力不断增加，中国环保界似乎进入了“资本时代”。老牛基金会从2010年才开始聚焦环保领域，但在2011-2013的3年时间里，其环保支出高达1.69亿元，出手阔绰，令人咋舌。2013年度，有14家基金在自然保护领域支出超过了300万元，巨额资本给环保界乃至公益界带来的影响，目前仍难以估量。
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忧。中大教授朱健刚认为，慈善不应被资本逻辑左右。在他看来，如果慈善事业完全是富人来把握，那么已经主导经济领域的资本价值观就会在公益慈善领域又起到支配性的影响，效率、成本、财富为标准的等级体系会成为公益领域的主导性价值观，这就使得平等、爱、参与等慈善领域本来所倡导的价值观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消失。“今天这种苗头已经出现，值得整个社会警觉。”
抛开意识形态的顾虑，目前民间环保事业的基本面向好。果佳认为：“从《环保法》的几次修订可以看出政府对环保NGO的态度，既希望其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存有一定疑虑，特别是对有境外背景的NGO更是存在警惕。但总的趋势是从对抗走向合作，特别是在环境污染的第三方治理等方面，环保NGO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