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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英（1897-1942年），字祚培，曾化名李福生、张浩、林仲丹、陈子真、张春山等。他是林彪的堂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最早的优秀工人党员和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他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人物，因为毛泽东的一生中，仅有一个人享受过他执绋抬棺的高规格礼遇，此人就是林育英！林育英在抗战时期出任过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可是回顾他第一次和日本当局正面交锋，却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和形式。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尘封的历史事件似乎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本文利用日本的解密机密档案资料和抚顺市档案馆档案，来揭秘那段不寻常的历史瞬间。
1930年11月，林育英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职委书记兼全满铁总办事处书记。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对抚顺党的工作高度重视，在《满州省委工作计划1929年8月半—9月末》中强调“省委员会其活动的第一目标是致于职工运动，以哈尔滨、大连、奉天、抚顺为四大工作中心”。 抚顺的工运工作被作为满洲省委的工作重点，因为抚顺有中国东北最大的煤矿，即日本满铁附属地抚顺煤矿，那里有数万中国工人饱受着日
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榨，工人们的生活状况日趋恶化。
经过满洲省委的努力，在栉风沐雨中，秘密组建了抚顺矿区党的地下组织，并发展得颇有规模。为了更好地开展抚顺的革命工作，发展党组织，1930年11月9日，林育英化名陈子真，不畏风险悄悄地从奉天（今沈阳）乘火车来到抚顺，下车出站后，他白天便去视察各采矿区，晚上和抚顺地下党组织同志秘密相聚集会，探讨今后工作的方略。11月10日晚，在万达屋华工街的进步工人刘荣芝家中，他参加了抚顺党支部组织众多进步工人而召开的秘密会议，在会议上他宣传革命思想和党的方针并指导工人们开展今后的工作。
翌日11月11日清晨6点15分，林育英踏着寒霜，披着晨雾，在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赵金山的送行下，乘抚顺站发出的列车离抚回奉。可是在列车到达深井子车站时，突然日本的特高警察出现在他的面前，要求他下车，并将他带到了日本警察的派出所，面临突如其来的惊变，林育英却是临危不惧，对于日本特高警察的审问是一言不发。虽然特高警察从他的衣服、帽子里搜出共产党的文件和名单等所谓“物证”，但他对自己的活动是缄口不言，以保持沉默的态度来对抗。特高警察断定他是共产党重要人物，随即将他带回日本抚顺警察署。
为何他惨遭逮捕，落入魔掌呢？在战后日本的解密档案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原来日本抚顺警察署在过去的1929年8月30日逮捕了张贯一（笔者注：张贯一即杨靖宇）等11名共产党人之后，日本当局认为“抚顺拥有众多的华工，仍然是最适合共产主义宣传的好地方，不难预测中国共产党已着手第二阶段的组织建设”。因此日本抚顺警察署负责取缔共产主义运动的特高警察，对抚顺煤矿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活动丝毫不敢怠慢，使出浑身解数，内侦暗查。同时抚顺煤矿当局也特设了劳务系特别业务班经常与驻守抚顺的宪兵、警察联系，监视工人的思想动态，以加强对煤矿的殖民统治。
但在抚顺的共产党人没有屈服日本当局的淫威，1930年4月以后，在抚顺矿区等地两次出现地下共产党人散布的革命传单，震骇了日本当局。日本抚顺警察当局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依然潜在抚顺，因此日本抚顺特高警察不顾昼夜，密查共产党人潜伏所在，结果在8月初，探知到在抚顺矿区存在红色工会这一秘密结社，特高警察认为这可能就是共产党的正体！便极力搜查，可中共党员巧妙潜水式的秘密行动，实在令日本警察难以发现。在10月末，日本特高警察多少探索到抚顺存在的秘密红色工会的一点线索，又经过密探得知近期可能有重要人物来抚巡视工作，便加强了对车站、旅馆等地方的监视活动。11月9日，在抚顺车站的日本密探看到有一个“举动可疑的人”从抚顺车站下车，通过观测其行动，发现他有白天视察各采矿区、夜间和数名工人相聚密谈等可疑点，这一情形让特高机关“非常兴奋”，认定对抚顺共产党人的侦破有了重大推进，“以此来看，他一定是我警方自4月以来苦心搜寻的共产党”。在严密的监视下，发现他在11日清晨在一名工人的送行下，乘列车离抚，日本抚顺特高警察横畑等便随之尾行跟踪，于是便出现了前面林育英被捕的一幕。
在抚顺警察署内，特高警察们将详情报告给日人署长，并在署长室召开了秘密会议，部署了行动后，警察们便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警察署的岩崎高等带领警察在晚上8时许，包围了所探知的中共抚顺特别支部所在地，逮捕了满洲省委特派员李得禄、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兼联络员赵金山、支部共产党员赵金发，并在赵金山家中搜出共产主义宣传信件、宣传传单、各机关的通告、工会决议文等被日本警察视为证据物品。日本警察立即进行严厉“审问”，并对证据物品开始调查分析，又在被捕者供述下，获知各煤矿的工会成员所在。是夜在得到张学良抚顺当局“司法部门”及外勤人员的援助下，于11点开始进入第二逮捕阶段，各路分乘汽车，火速行动，继续大肆抓捕所存人员，疯狂扼杀革命力量，使抚顺陷入阴霾密布、天日无光的极端恐怖之中。到翌日清晨7点，逮捕抚顺支部委员李贺年等其他14人。又继续搜查，结果到16日，再逮捕多名中国矿工，此次行动合计共29人遭到逮捕，其后因证据不足而释放5人。
日本警察调查了被捕的赵金山等人的情况：赵金山，1930年3月由奉天来抚，一时在古城子及南昌洋行露天采煤场作为采煤工，8月参与中共抚顺特别支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抚顺煤矿工会的工作，被选为两团体的书记兼联络员，而后中止了采煤工作，专心致力于党的扩张工作。他本是原哈尔滨驻在员，1930年春转为奉天驻在员，被派来抚顺发展工作，有相当的学识，在抚顺的党务工作基本上都是此人掌管，在11月11日送陈子真（林育英）的就是赵金山。
李得禄，在奉天表面上是从事商业，1930年11月初，代替去吉林的王振兴而被派遣来抚，作为抚顺特别支部特派员来指导开展工作，以前他曾在山东入党，和其他四名同志一同被国民政府逮捕，但是他们逃出牢狱，另外四人再被捕后被国民政府杀害，而后李再入党，不料今日又被捕。
李贺年， 1926年由山东本籍来抚，曾在两、三个采煤场作采煤工，1930年4月加入抚顺工会，8月成立中共抚顺特别支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抚顺煤矿工会时，被选为委员，他致力于工会的发展，召集了许多工人参加工会，使他们接受革命教育，日本警察认为他是一位为共产党认真作事情的人。 虽然在被捕者中出现有人供述的被动局面，面对日本警察的审问，林育英表现出非凡的刚毅与冷静，他机智地回答自己的名字叫张春山，34岁，湖北夏口县人，曾在武昌上海方面的纺织物公司里作职员，去年在上海恒丰纺织厂在职时，加入总工会，8月被派遣来任中华总工会满洲代表以来，驻在奉天，致力于工人运动。可是日本警察经过对他的调查得知他“原名”是陈子真，虽然他说自己是工会人员，但日本特高警察认为他有相当的才能，是个人物。可是无论日本警察如何“审问”，林育英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始终守口如瓶，对党的工作坚不吐实，日本警察虽怀疑他可能是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要干部，可是在林育英面前却显得万般无奈。
这次逮捕行动并非局限于抚顺，也波及到了奉天（沈阳）。11月12日午夜2点30分左右，抚顺警察署长通报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通告称被捕者中有人供述，有力共产党员陈辉生、周柏华潜伏在当地北市场新预里，奉天的中华总工会满洲办事处也潜在数名有力的共产党。于是日本奉天总领事馆及奉天警察署和东北当局奉天公安局联络后，领事馆警察署与奉天警察署特高科全部出动，会同东北当局奉天第三区公安分区警察，于拂晓在新预里一带搜查，结果将居住在北市场的自动车公司职员陈喜亭逮捕，并得到确证。接着搜捕在奉天的中华总工会满洲办事处的奉天商业区北市场新预里沈岳生家和共产党员通信所——铁西民业市场中大街饮食店杨家饭馆，可是沈岳生一周前离开此处。从资料上看到被捕者中有人没能挺过日本警察的“审问”，供出了同志所在。多多少少可以看出日本警察的“审问”是残酷的。
以上是根据日本当局当时逮捕张浩等人的原始档案资料还原而成的，被捕党员吐露党组织及活动情况的内容，在解放后国内相关档案资料也有记载。王鹤寿、赵毅敏等中央老同志在1982年3月10日撰文发表了“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怀念张浩同志”一文，来深切怀念张浩的英雄事迹与英勇奋斗的精神以及他对革命坚贞不二的情操。文中提到有关张浩在抚顺这段被捕过程中“他还亲自做叛徒的工作。出卖同志的叛徒并没有得到敌人的信任，也被关在牢里。面对张浩这样的铮铮硬汉，他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张浩利用一切机会做他的工作，义正词严地说：‘既然丧失了党员的道德，难道连人的道德都不要了吗？’在他反复工作下，叛徒终于推翻了原来的口供。”
日本特高警察通过对中共抚顺特别支部组织的调查和没收的资料判断认为“中共的主要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军阀，中国国民政府，建立苏维埃工农政府。因而满洲省委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满洲扩展势力”。并得知中共抚顺特别支部是经上记被捕共产党人等人协议组建的，为奉天的满洲省委直属，在成立的同时赵金山被选为书记兼联络员、李贺年为委员、李得禄担任指导员。抚顺支部为了完成使命，四处奔走，召集会员，扩展党组织。日本警察惊叹抚顺支部同志间的行动极为机密巧妙，通信交通等难以查知，从没收的证据书籍中罗列了令日人战傈的计划，而且一部分机密资料不用化学药水难以检查出来，可见相当的周密。
最令抚顺日本当局震惊的是抚顺特别支部的计划“期于在12月11日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后，和中央相呼应，以哈尔滨，奉天，抚顺，大连作为暴动中心地，计划一齐举事。”“抚顺支部的使命就是执行中共中央及满洲省委的指示，鼓动抚顺煤矿矿工，在党的指导下，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其他待遇。并诱导群众组成同盟，开始罢工，再暴动组成红军，破坏抚顺八大煤矿、发电所、机械工厂、制油厂等，继而攻击日中主要官衙、交通通信机关，以致占领全抚顺，建立抚顺苏维埃政府。”抚顺共产党人的这些计划大大震动了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以致1931年3月24日当时在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给日本外务大臣男爵币原喜重郎的【机密第236号】机密文件中，以《有关在抚顺中国人共产运动者逮捕的新闻公表事项》题目详细报告了这次逮捕事件的经过。而现在抚顺档案局也保存了一部分相关资料，为后人了解张浩对敌斗争事迹提供了重要参考。
满洲省委得知林育英在抚顺被捕后，立即作了一些部署。其中一项就是满洲省委感到面临危险，下发了转移现所保存文件的命令。当时省委的一些文件存放于奉天大北门外文书科科长张世杰处，而执行此密令转移这些文件的则是一位满洲特科成员朝鲜族年轻党员郑昞淳。可不幸的是，1930年11月19日，提着装满满洲省委文件箱子的郑昞淳，在奉天城大北门外被东北当局警察所逮捕。因他是朝鲜人，11月25日由东北当局引渡给日驻奉总领事馆警察署。他在奉天总领事馆警察署自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党章及运动方针、满洲共产党分布状况、满洲省委组织状况、中华全国总工会满洲机关分布状况、中国共产党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满洲以外的分布状况。可是现在却难有资料表明有关这位郑昞淳的被捕是否招致满洲省委党组织的破坏。1931年6月24日郑昞淳在日本驻奉总领事馆内被日人审判。这次逮捕使满洲省委大量文件文献被日、东北当局所获取，损失惨重。这些折射着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共产党人的艰辛和革命的曲折。
日本警察当局其后又是如何处理林育英等人呢？日本警察审问“陈子真” 即林育英等人之后，在12月24日日抚顺警察署将陈子真等24名被捕人员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罪，引渡给抚顺县公安局。有关《治安维持法》，原是19世纪末，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开始传入日本，得到一定的研究和发展的成果。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一些主张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传播。当时日本政府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思想将影响和破坏现有天皇制和私有制度的日本国体，于是对于持有所谓过激思想的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加强了警戒和阻止，并开始制定禁止“紊乱朝政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结社和宣传等过激社会运动”法案，来防止因这一系列“过激”思想而引发的社会运动大众化的进展。几经波折，以制裁“组织以变更国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团体及个人”的《治安维持法》于1925年4月22日在日本公布，同年5月12日起开始施行，以防止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激化。这道法律也在满铁附属地的抚顺煤矿得以实施，暴露了日帝国主义在中国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也体现了当时中国那段无自主权可悲的历史。 而“陈子真”等人被“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后，经抚顺县法院所谓审理后，判为“全员有罪”，于1931年1月17日将全员送至东北张学良当局的辽宁高等法院。
在3月14日当时的辽宁“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庭审判长杨士庸，法官周鸿俊，法官严永恩和书记官陈鹤年组成的法庭上，“检察官”陈士杰陈述“陈子真”即林育英：自称张春山，是共产党员，民国19年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后由同会总部任其为满洲办事处代表而来满洲，并来抚顺和抚顺煤矿职工赵金山一同以搅乱民国为目的，组织抚顺煤矿工会，积极劝诱工人入会。并在11月10日万达屋华工街的同工会会员刘荣芝家中秘密集会。
“检察官”陈士杰继续指控“李贺年作为中国共产党抚顺特别支部委员，做成并散布共产主义宣传用的抚顺工人斗争纲领印刷物。刘荣芝加入工会，在其住所，陈子真，赵金山等秘密会合。李德禄受陈子真之指令，由奉天来抚顺，致力于募集会员，普及共产主义。”“同月11日在赵金山的送行下，陈子真乘车离抚，在深井子站被日本警察逮捕。查获隐蔽在帽子中的记有李鹤年，即李贺年，刘荣芝等人的名单，随即被带到抚顺警察署。”
面对“检察官”所谓指控，林育英在法庭上进行了彻底的斗争。林育英完全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受到林育英不屈精神的感染，其他人在法庭上也都相应坚决否认在抚顺组织煤矿组织工会和集会，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活动。
被起诉的安克臣等19人在林育英的影响下，全部矢口否认加入工会，强调虽然从日本警察署的引渡书中记载入会的年月日，但参加集会的事实证据不充分，只是在陈子真携带的名单里记载在刘荣芝家中集会的事实。而李德禄又证明“该集会只是研究可否要求提高工资问题，不是危害民国目的集会。”经过众人的斗争，法院不得已“以证据不充分”的理由释放了安克臣等19人。
可是“审判官”陈述道 “但依据抚顺公安局的送来的日本抚顺警察署的纪录，陈子真即张春山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满洲办事处代表而派遣来满洲，在9，10日两日潜在赵金山家，后在刘荣芝家中集合密会”，“日本警察引渡的资料记载表明：李贺年、刘荣芝、马德水、赵守木等秘密集会，会员的姓名都历然在目。并且作为共产主义宣传物，在赵金山家发现《告抚顺工友们》、《抚顺工人》第一期、《告抚顺煤矿工会及全体工友》、《中华全国总工会及满洲省委的通告》、《中国问题》、《抚顺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抚顺特别支部》等文献和其他通信资料。如非共产组织及工会成员，为何能在家中保有此等共产重要资料。”“且又查阅赵金山在10月28日接受的信件里面，有对抚顺特别支部要求其实行扩大共产主义宣传工作内容。”“李贺年假使非工会会员，为何家中藏有多数宣传抚顺工人斗争纲领传单。并在李的名字在陈子真随身携带的名单里记载。”
于是张学良东北政府的辽宁高等法院在列举“证据事实” 后，以所谓“从事组织参加反革命团体危害民国团体和集会等主犯和从犯等罪名，又据既已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从执行日开始，因废止《暂行反革命治罪法》，所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十五条，《刑法》第九条、第四十二条，《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十条，《刑法》第二条，《特别刑事法令》刑期计算标准条列第二条第二、第四项等”，判决陈子真（林育英）和赵金山有期徒刑五年 ，对李贺年、刘荣芝以参加危害民国集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对李德禄以参加危害民国集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法院并以徒刑确定前拘留日数二日来换算徒刑一日。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的林育英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但无结果，被久禁囹圄。
铮铮铁骨、威武不屈的陈子真——林育英到最后也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他虽不幸惨遭日本警察逮捕，但身为满洲省委常委的他没有投降背叛自己的信仰，表现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同时也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并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保住了满洲省委的秘密！
1932年1月，在伪满洲国成立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收买人心，宣布大赦。特别是对九一八之前按国民党刑法判刑的人可以出钱赎人。党组织抓紧时机，让满洲省委的徐克峻以家属名义，用300元作为赎金，将林育英从监狱中营救出来。以后，林育英同志又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
1942年3月6日，身患重病的林育英不幸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在他的葬礼上毛泽东亲自执绋抬棺，并题写了墓碑和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表达了对林育英最高的敬意和怀念。□
（作者单位：丁伟 ,日本株式会社 日本汉方创药;高群，抚顺市档案局）
责任编辑：褚永慧
1930年11月，林育英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职委书记兼全满铁总办事处书记。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对抚顺党的工作高度重视，在《满州省委工作计划1929年8月半—9月末》中强调“省委员会其活动的第一目标是致于职工运动，以哈尔滨、大连、奉天、抚顺为四大工作中心”。 抚顺的工运工作被作为满洲省委的工作重点，因为抚顺有中国东北最大的煤矿，即日本满铁附属地抚顺煤矿，那里有数万中国工人饱受着日
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榨，工人们的生活状况日趋恶化。
经过满洲省委的努力，在栉风沐雨中，秘密组建了抚顺矿区党的地下组织，并发展得颇有规模。为了更好地开展抚顺的革命工作，发展党组织，1930年11月9日，林育英化名陈子真，不畏风险悄悄地从奉天（今沈阳）乘火车来到抚顺，下车出站后，他白天便去视察各采矿区，晚上和抚顺地下党组织同志秘密相聚集会，探讨今后工作的方略。11月10日晚，在万达屋华工街的进步工人刘荣芝家中，他参加了抚顺党支部组织众多进步工人而召开的秘密会议，在会议上他宣传革命思想和党的方针并指导工人们开展今后的工作。
翌日11月11日清晨6点15分，林育英踏着寒霜，披着晨雾，在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赵金山的送行下，乘抚顺站发出的列车离抚回奉。可是在列车到达深井子车站时，突然日本的特高警察出现在他的面前，要求他下车，并将他带到了日本警察的派出所，面临突如其来的惊变，林育英却是临危不惧，对于日本特高警察的审问是一言不发。虽然特高警察从他的衣服、帽子里搜出共产党的文件和名单等所谓“物证”，但他对自己的活动是缄口不言，以保持沉默的态度来对抗。特高警察断定他是共产党重要人物，随即将他带回日本抚顺警察署。
为何他惨遭逮捕，落入魔掌呢？在战后日本的解密档案为我们揭开了谜底。原来日本抚顺警察署在过去的1929年8月30日逮捕了张贯一（笔者注：张贯一即杨靖宇）等11名共产党人之后，日本当局认为“抚顺拥有众多的华工，仍然是最适合共产主义宣传的好地方，不难预测中国共产党已着手第二阶段的组织建设”。因此日本抚顺警察署负责取缔共产主义运动的特高警察，对抚顺煤矿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活动丝毫不敢怠慢，使出浑身解数，内侦暗查。同时抚顺煤矿当局也特设了劳务系特别业务班经常与驻守抚顺的宪兵、警察联系，监视工人的思想动态，以加强对煤矿的殖民统治。
但在抚顺的共产党人没有屈服日本当局的淫威，1930年4月以后，在抚顺矿区等地两次出现地下共产党人散布的革命传单，震骇了日本当局。日本抚顺警察当局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依然潜在抚顺，因此日本抚顺特高警察不顾昼夜，密查共产党人潜伏所在，结果在8月初，探知到在抚顺矿区存在红色工会这一秘密结社，特高警察认为这可能就是共产党的正体！便极力搜查，可中共党员巧妙潜水式的秘密行动，实在令日本警察难以发现。在10月末，日本特高警察多少探索到抚顺存在的秘密红色工会的一点线索，又经过密探得知近期可能有重要人物来抚巡视工作，便加强了对车站、旅馆等地方的监视活动。11月9日，在抚顺车站的日本密探看到有一个“举动可疑的人”从抚顺车站下车，通过观测其行动，发现他有白天视察各采矿区、夜间和数名工人相聚密谈等可疑点，这一情形让特高机关“非常兴奋”，认定对抚顺共产党人的侦破有了重大推进，“以此来看，他一定是我警方自4月以来苦心搜寻的共产党”。在严密的监视下，发现他在11日清晨在一名工人的送行下，乘列车离抚，日本抚顺特高警察横畑等便随之尾行跟踪，于是便出现了前面林育英被捕的一幕。
在抚顺警察署内，特高警察们将详情报告给日人署长，并在署长室召开了秘密会议，部署了行动后，警察们便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警察署的岩崎高等带领警察在晚上8时许，包围了所探知的中共抚顺特别支部所在地，逮捕了满洲省委特派员李得禄、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兼联络员赵金山、支部共产党员赵金发，并在赵金山家中搜出共产主义宣传信件、宣传传单、各机关的通告、工会决议文等被日本警察视为证据物品。日本警察立即进行严厉“审问”，并对证据物品开始调查分析，又在被捕者供述下，获知各煤矿的工会成员所在。是夜在得到张学良抚顺当局“司法部门”及外勤人员的援助下，于11点开始进入第二逮捕阶段，各路分乘汽车，火速行动，继续大肆抓捕所存人员，疯狂扼杀革命力量，使抚顺陷入阴霾密布、天日无光的极端恐怖之中。到翌日清晨7点，逮捕抚顺支部委员李贺年等其他14人。又继续搜查，结果到16日，再逮捕多名中国矿工，此次行动合计共29人遭到逮捕，其后因证据不足而释放5人。
日本警察调查了被捕的赵金山等人的情况：赵金山，1930年3月由奉天来抚，一时在古城子及南昌洋行露天采煤场作为采煤工，8月参与中共抚顺特别支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抚顺煤矿工会的工作，被选为两团体的书记兼联络员，而后中止了采煤工作，专心致力于党的扩张工作。他本是原哈尔滨驻在员，1930年春转为奉天驻在员，被派来抚顺发展工作，有相当的学识，在抚顺的党务工作基本上都是此人掌管，在11月11日送陈子真（林育英）的就是赵金山。
李得禄，在奉天表面上是从事商业，1930年11月初，代替去吉林的王振兴而被派遣来抚，作为抚顺特别支部特派员来指导开展工作，以前他曾在山东入党，和其他四名同志一同被国民政府逮捕，但是他们逃出牢狱，另外四人再被捕后被国民政府杀害，而后李再入党，不料今日又被捕。
李贺年， 1926年由山东本籍来抚，曾在两、三个采煤场作采煤工，1930年4月加入抚顺工会，8月成立中共抚顺特别支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抚顺煤矿工会时，被选为委员，他致力于工会的发展，召集了许多工人参加工会，使他们接受革命教育，日本警察认为他是一位为共产党认真作事情的人。 虽然在被捕者中出现有人供述的被动局面，面对日本警察的审问，林育英表现出非凡的刚毅与冷静，他机智地回答自己的名字叫张春山，34岁，湖北夏口县人，曾在武昌上海方面的纺织物公司里作职员，去年在上海恒丰纺织厂在职时，加入总工会，8月被派遣来任中华总工会满洲代表以来，驻在奉天，致力于工人运动。可是日本警察经过对他的调查得知他“原名”是陈子真，虽然他说自己是工会人员，但日本特高警察认为他有相当的才能，是个人物。可是无论日本警察如何“审问”，林育英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始终守口如瓶，对党的工作坚不吐实，日本警察虽怀疑他可能是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要干部，可是在林育英面前却显得万般无奈。
这次逮捕行动并非局限于抚顺，也波及到了奉天（沈阳）。11月12日午夜2点30分左右，抚顺警察署长通报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通告称被捕者中有人供述，有力共产党员陈辉生、周柏华潜伏在当地北市场新预里，奉天的中华总工会满洲办事处也潜在数名有力的共产党。于是日本奉天总领事馆及奉天警察署和东北当局奉天公安局联络后，领事馆警察署与奉天警察署特高科全部出动，会同东北当局奉天第三区公安分区警察，于拂晓在新预里一带搜查，结果将居住在北市场的自动车公司职员陈喜亭逮捕，并得到确证。接着搜捕在奉天的中华总工会满洲办事处的奉天商业区北市场新预里沈岳生家和共产党员通信所——铁西民业市场中大街饮食店杨家饭馆，可是沈岳生一周前离开此处。从资料上看到被捕者中有人没能挺过日本警察的“审问”，供出了同志所在。多多少少可以看出日本警察的“审问”是残酷的。
以上是根据日本当局当时逮捕张浩等人的原始档案资料还原而成的，被捕党员吐露党组织及活动情况的内容，在解放后国内相关档案资料也有记载。王鹤寿、赵毅敏等中央老同志在1982年3月10日撰文发表了“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怀念张浩同志”一文，来深切怀念张浩的英雄事迹与英勇奋斗的精神以及他对革命坚贞不二的情操。文中提到有关张浩在抚顺这段被捕过程中“他还亲自做叛徒的工作。出卖同志的叛徒并没有得到敌人的信任，也被关在牢里。面对张浩这样的铮铮硬汉，他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张浩利用一切机会做他的工作，义正词严地说：‘既然丧失了党员的道德，难道连人的道德都不要了吗？’在他反复工作下，叛徒终于推翻了原来的口供。”
日本特高警察通过对中共抚顺特别支部组织的调查和没收的资料判断认为“中共的主要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军阀，中国国民政府，建立苏维埃工农政府。因而满洲省委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满洲扩展势力”。并得知中共抚顺特别支部是经上记被捕共产党人等人协议组建的，为奉天的满洲省委直属，在成立的同时赵金山被选为书记兼联络员、李贺年为委员、李得禄担任指导员。抚顺支部为了完成使命，四处奔走，召集会员，扩展党组织。日本警察惊叹抚顺支部同志间的行动极为机密巧妙，通信交通等难以查知，从没收的证据书籍中罗列了令日人战傈的计划，而且一部分机密资料不用化学药水难以检查出来，可见相当的周密。
最令抚顺日本当局震惊的是抚顺特别支部的计划“期于在12月11日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后，和中央相呼应，以哈尔滨，奉天，抚顺，大连作为暴动中心地，计划一齐举事。”“抚顺支部的使命就是执行中共中央及满洲省委的指示，鼓动抚顺煤矿矿工，在党的指导下，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其他待遇。并诱导群众组成同盟，开始罢工，再暴动组成红军，破坏抚顺八大煤矿、发电所、机械工厂、制油厂等，继而攻击日中主要官衙、交通通信机关，以致占领全抚顺，建立抚顺苏维埃政府。”抚顺共产党人的这些计划大大震动了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以致1931年3月24日当时在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给日本外务大臣男爵币原喜重郎的【机密第236号】机密文件中，以《有关在抚顺中国人共产运动者逮捕的新闻公表事项》题目详细报告了这次逮捕事件的经过。而现在抚顺档案局也保存了一部分相关资料，为后人了解张浩对敌斗争事迹提供了重要参考。
满洲省委得知林育英在抚顺被捕后，立即作了一些部署。其中一项就是满洲省委感到面临危险，下发了转移现所保存文件的命令。当时省委的一些文件存放于奉天大北门外文书科科长张世杰处，而执行此密令转移这些文件的则是一位满洲特科成员朝鲜族年轻党员郑昞淳。可不幸的是，1930年11月19日，提着装满满洲省委文件箱子的郑昞淳，在奉天城大北门外被东北当局警察所逮捕。因他是朝鲜人，11月25日由东北当局引渡给日驻奉总领事馆警察署。他在奉天总领事馆警察署自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党章及运动方针、满洲共产党分布状况、满洲省委组织状况、中华全国总工会满洲机关分布状况、中国共产党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满洲以外的分布状况。可是现在却难有资料表明有关这位郑昞淳的被捕是否招致满洲省委党组织的破坏。1931年6月24日郑昞淳在日本驻奉总领事馆内被日人审判。这次逮捕使满洲省委大量文件文献被日、东北当局所获取，损失惨重。这些折射着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共产党人的艰辛和革命的曲折。
日本警察当局其后又是如何处理林育英等人呢？日本警察审问“陈子真” 即林育英等人之后，在12月24日日抚顺警察署将陈子真等24名被捕人员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罪，引渡给抚顺县公安局。有关《治安维持法》，原是19世纪末，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开始传入日本，得到一定的研究和发展的成果。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一些主张废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传播。当时日本政府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思想将影响和破坏现有天皇制和私有制度的日本国体，于是对于持有所谓过激思想的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加强了警戒和阻止，并开始制定禁止“紊乱朝政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结社和宣传等过激社会运动”法案，来防止因这一系列“过激”思想而引发的社会运动大众化的进展。几经波折，以制裁“组织以变更国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团体及个人”的《治安维持法》于1925年4月22日在日本公布，同年5月12日起开始施行，以防止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激化。这道法律也在满铁附属地的抚顺煤矿得以实施，暴露了日帝国主义在中国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也体现了当时中国那段无自主权可悲的历史。 而“陈子真”等人被“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后，经抚顺县法院所谓审理后，判为“全员有罪”，于1931年1月17日将全员送至东北张学良当局的辽宁高等法院。
在3月14日当时的辽宁“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庭审判长杨士庸，法官周鸿俊，法官严永恩和书记官陈鹤年组成的法庭上，“检察官”陈士杰陈述“陈子真”即林育英：自称张春山，是共产党员，民国19年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后由同会总部任其为满洲办事处代表而来满洲，并来抚顺和抚顺煤矿职工赵金山一同以搅乱民国为目的，组织抚顺煤矿工会，积极劝诱工人入会。并在11月10日万达屋华工街的同工会会员刘荣芝家中秘密集会。
“检察官”陈士杰继续指控“李贺年作为中国共产党抚顺特别支部委员，做成并散布共产主义宣传用的抚顺工人斗争纲领印刷物。刘荣芝加入工会，在其住所，陈子真，赵金山等秘密会合。李德禄受陈子真之指令，由奉天来抚顺，致力于募集会员，普及共产主义。”“同月11日在赵金山的送行下，陈子真乘车离抚，在深井子站被日本警察逮捕。查获隐蔽在帽子中的记有李鹤年，即李贺年，刘荣芝等人的名单，随即被带到抚顺警察署。”
面对“检察官”所谓指控，林育英在法庭上进行了彻底的斗争。林育英完全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受到林育英不屈精神的感染，其他人在法庭上也都相应坚决否认在抚顺组织煤矿组织工会和集会，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活动。
被起诉的安克臣等19人在林育英的影响下，全部矢口否认加入工会，强调虽然从日本警察署的引渡书中记载入会的年月日，但参加集会的事实证据不充分，只是在陈子真携带的名单里记载在刘荣芝家中集会的事实。而李德禄又证明“该集会只是研究可否要求提高工资问题，不是危害民国目的集会。”经过众人的斗争，法院不得已“以证据不充分”的理由释放了安克臣等19人。
可是“审判官”陈述道 “但依据抚顺公安局的送来的日本抚顺警察署的纪录，陈子真即张春山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满洲办事处代表而派遣来满洲，在9，10日两日潜在赵金山家，后在刘荣芝家中集合密会”，“日本警察引渡的资料记载表明：李贺年、刘荣芝、马德水、赵守木等秘密集会，会员的姓名都历然在目。并且作为共产主义宣传物，在赵金山家发现《告抚顺工友们》、《抚顺工人》第一期、《告抚顺煤矿工会及全体工友》、《中华全国总工会及满洲省委的通告》、《中国问题》、《抚顺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抚顺特别支部》等文献和其他通信资料。如非共产组织及工会成员，为何能在家中保有此等共产重要资料。”“且又查阅赵金山在10月28日接受的信件里面，有对抚顺特别支部要求其实行扩大共产主义宣传工作内容。”“李贺年假使非工会会员，为何家中藏有多数宣传抚顺工人斗争纲领传单。并在李的名字在陈子真随身携带的名单里记载。”
于是张学良东北政府的辽宁高等法院在列举“证据事实” 后，以所谓“从事组织参加反革命团体危害民国团体和集会等主犯和从犯等罪名，又据既已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从执行日开始，因废止《暂行反革命治罪法》，所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十五条，《刑法》第九条、第四十二条，《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十条，《刑法》第二条，《特别刑事法令》刑期计算标准条列第二条第二、第四项等”，判决陈子真（林育英）和赵金山有期徒刑五年 ，对李贺年、刘荣芝以参加危害民国集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对李德禄以参加危害民国集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法院并以徒刑确定前拘留日数二日来换算徒刑一日。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的林育英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但无结果，被久禁囹圄。
铮铮铁骨、威武不屈的陈子真——林育英到最后也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他虽不幸惨遭日本警察逮捕，但身为满洲省委常委的他没有投降背叛自己的信仰，表现了对党的绝对忠诚，同时也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并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保住了满洲省委的秘密！
1932年1月，在伪满洲国成立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收买人心，宣布大赦。特别是对九一八之前按国民党刑法判刑的人可以出钱赎人。党组织抓紧时机，让满洲省委的徐克峻以家属名义，用300元作为赎金，将林育英从监狱中营救出来。以后，林育英同志又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
1942年3月6日，身患重病的林育英不幸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在他的葬礼上毛泽东亲自执绋抬棺，并题写了墓碑和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表达了对林育英最高的敬意和怀念。□
（作者单位：丁伟 ,日本株式会社 日本汉方创药;高群，抚顺市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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