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1963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这一般被认为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兴起的标志。霍加特的初衷是借以反对利维斯（F.R.Leavis）和以他为代表的“细绎”集团开创的文学研究方式，即只对按照他们的标准选取的“伟大经典”及由此构成的“伟大传统”表示尊重和关切，以此使文学研究成为牛津、剑桥等最高学府的正式课程，从而逐渐实现以“文学”来保证社会稳定并拯救传统没落的计划。而思想左倾的霍加特和另一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eymond Williams）对这种“保守”的研究方式不以为然，他们更强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联系及其能动作用，并开始关注英国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试图通过对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的研究参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最终恢复文学——社会——历史和文化的链条，并弥合横亘在英国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之间的话语鸿沟。显然，这种研究思路必然促使文学研究与它自身及其研究对象所处的文化政治语境紧紧地纠结在一起。
　　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又对文学研究形成了极大的反作用或威胁，无论那些既想投入文化研究的怀抱又要保持文学研究传统的学者们如何试图调和二者，文化研究依然以其强大的亲和力使文学研究注重“文学性”的基本立场受到轻视；另一方面，既有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在利维斯主义之外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以及那些带有强烈的民族寓言性的第三世界文学的研究，的的确确需要引入新的批评理论和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避免研究本身的狭隘性和自以为是。李欧梵早在1994年第8期的《读书》杂志上就对文学研究中盛行的“文本主义”表示了不满，“要分析女性主义问题，拿一篇丁玲的小说来解读；要分析帝国主义问题，拿一篇别的什么小说；至于为什么拿这篇而不拿那篇，”在方法论上根本没有做任何说明；“当女性主义最初影响中国学时，大家都去看丁玲、王安忆，那么为什么不看张爱玲呢？谈丁玲的女性主义，就选她的《莎菲女士日记》，没人谈她的《不是情书》。”李欧梵的意思是文学研究中的随意性和片面性或者还有纯文本性显然已不能满足新的研究的需要了，关注文本（text）绝不等于将该文本抽离文化、政治、历史的语境（context）及其叙事得以成立的那个空间，它们要求细读，它们能彰显出叙事意识形态形而下的根据，从而使文学研究变得确切而有规则。这些不满和疑问也许在他花费十数年工夫完成的力作《上海摩登》中得到了安抚和解答。
　　在《上海摩登》的“中文版序”中，李欧梵讲道，他从事此项研究的缘起是早年对现代主义文学及理论的兴趣，在研究的过程中又受到麻特·卡林奈斯库（Matei Calinescu）的深刻影响，开始以“两种现代性”探讨从晚清到五四、从现代到当代的中国文学，他认为“现代性一部分显然与都市文化有关”，“西方现代文学的共通背景就是都市文化；没有巴黎、柏林、伦敦、布拉格和纽约，就不可能有现代主义的作品产生。那么，中国有哪个都市可以和这些现代大都市比拟？最明显的答案当然是上海。”（本书中文版序第3页）李欧梵从传统的文学研究罕有涉足或一笔带过的领域入手，这便是上海的都市环境和都市生活，他对这一领域的诸多镜像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他的研究对象包括：上海外滩那些标存着西方霸权又兼有东方情调的建筑、由海外华人投资展现着消费主义文化激情的百货大楼、充满政治和文化意味的公共空间——咖啡馆、比前者文化声望低一点的歌舞厅、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存在的侮辱性标志的公共花园和跑马场、上海作家工作和生活的亭子间、城市的游手好闲者和漫游者；中层刊物《东方杂志》及商务出版的其他几类期刊、商务与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出版、商务推出的两套著名的“文库”系列丛书、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发行的画报《良友》、各类期刊上的广告和商业月份牌；上海都市文化的重要参与者电影、各类电影院、电影杂志和电影指南、电影的制作、电影明星、电影观众以及由此培养起来的电影文化和市民趣味等等。李欧梵还特意为该书寻找、配印了为数众多、原汁原味的照片和插图，它们一方面对文本的叙述起到一种确证的作用和推波助澜的效果，另一方面以其在视觉上造成的冲击力形成了独立的叙事功能，使文本的学术化语境更富于感性。这些照片和插图大多摘自1930至1940年代上海极为走俏的画报《良友》，其中有身穿旗袍袒露大腿形象妖艳的小姐、卡巴莱里的爵士乐队、新落成的二十二层高的摩天大楼、跑马场和贵宾看台、商业广告和电影海报、宽阔的街道和现代交通工具、电话和摄影机、百乐门的霓虹灯、歌舞团冶荡的表演、身着四季服装的模特儿和电影明星、典型的现代家居陈设和装饰以及上海的每一家电影院和戏院，李欧梵甚至提供了两份账单，一份记录着一个小舞女的月收入和她一月所需的生活费，另一份则是一个摩登女子春季在服装与化妆品上的最低开销。
　　李欧梵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镜像的不厌琐碎的描写和议论占据了该书一半的篇幅，这与较为传统的文学研究著作大相径庭。尽管李欧梵没有明确说明他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但显而易见，他借鉴了近年来颇有影响的文化研究的方法与策略，并融入了带有后殖民主义色彩的批评理论。据此，李欧梵试图展现中国（上海）社会内部新的都市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发生过程，这种新的都市文化与意识形态由表及里深刻而且是决定性地影响着当时的文学语境的生成与文学叙事的方向和特征。该书的一个基本的研究思路是，探讨这些构成新都市文化的都市镜像究竟是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现代文学的想象和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首先体现在他对《良友》的文化功能的研究之中。李欧梵认为，《良友》这份综艺生活杂志“在满足都会需求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也很可能这种都会需求是被杂志本身创造出来的”。（本书第73页）李欧梵在这里以实证触及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命题，即文本和语境的同一性。另一方面，李欧梵如此重视、牵挂这些都市镜像，跟他的这种看法不无关系，他认为，西方文明在“物质”层面上对中国的影响至今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尽管他同意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比它的精神层面更容易被中国人接纳，尽管他也很重视中国（上海）人在接受过程中表现出的“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的文化心态，但是他仍旧强调对西方文明的“物质”层面的研究，这也是他在《上海摩登》中身体力行的。李欧梵似乎在暗示这种文化心态形成了上海的一种后殖民地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通过控制作家们的写作来完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因而可以达成这样一种共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根源或最初的动力是对西方现代物质文化在恐惧和震惊的接受之后所进行的一种不完全的、想象化的模仿，而这种模仿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审美类型和维度上的严重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