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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电大”与“开大”的关系、办“大学”还是建“平台”、克隆“英开”还是创建“中开”这三个最为基本、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入手，通过步步演绎和层层思索得出：“电大”与“开大”不可分离，但“开大”更新更高；办开放大学就是办大学，与时俱进的大学精神需要坚守；学“英开”要学根本，关键在于立足本土，开放加包容，传承加创新，早日建成中国化的开放大学等结论。
【关键词】 开放；大学；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４５８ｘ（２０11）06—００08—０4
我所敬重的一位台湾学者傅佩荣先生这样说过：学者的责任在于引发兴趣。因此，学者首先要讲真话、讲实话。我在此主要想从学者个人的视角，就如何办好开放大学的三个话题，通过交流，引起大家的思考。这些话题是：第一，“电大”与“开大”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二，我们是要办一所“大学”，还是要打造一个“平台”；第三，我们究竟是要克隆“英开”，还是要创建“中开”即本土化的中国开放大学。
一、“电大”与“开大”
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个话题，反映了电大同行中一种“喜新”和“厌旧”的情结，注意学术中的这些词绝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因为“办好开放大学”是国家对我们提出的总体要求，而“依托电大办开大”，也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决策。于是，我们办好开放大学就有了非常好的前提和平台。但是在开放大学的创建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开放大学与电大的关系，如何创设开放大学成长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有这样几个观点想表达：
第一，现实中的“电大”和理想中的“开大”是密切相关的，不能分割。早在1988年5月16日，当时的国家教委在《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中就规定了电大“是利用广播、电视、印刷和视听教材等媒体进行远距离教学的开放性高等学校”。什么叫“开放性高等学校”？我认为，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办的开放大学。同时，电大三十年远程教育的拓荒历练，以及开展了为期十年的教育部批准的开放教育试点，成效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在建设开放大学的过程中，电大无论怎样都无法被舍弃。
第二，“开大”和“电大”有什么不同？我想可以这样理解：作为电大，我们专一从事远程教育，或称远程开放教育，也有说是开放式的远程教育，贯彻的是相对“有教无类”的办学宗旨，以学历教育为主，在学习型社会中培养大批的专门性人才；而作为开放大学来说，我们则应该致力于开放教育，也就是说在“有教无类”的基础上更要实行“因材施教”，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并重，在学习型社会中培养许许多多作为“人”的人，从而真正实现由“教育选择人”过渡到“人选择教育”的美好愿望。
从广播电视大学到开放大学，我们称之为转型，就很有象征性意义。因为这是“化学反应”，不是“物理变化”；这是“物种变异”，不是“基因克隆”。这就涉及它本身的结构、要素的调整和内涵的发展。我们把它说成是重新打造、脱胎换骨。所以，开放大学挂牌不应该是“翻牌”，也不应该是“加牌”，而应该是在开放教育的更高层次上，依托今日之“电大”、开创明日之“开大”，更好地展示和完善自己。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情况。
针对这些现实，我认为应有以下基本认知：
一是办好开放大学离不开现有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电大的历程，五十年也好、三十年也罢，以及今期的十年，三个重大阶段，风风雨雨走过来，的确不容易。“人爱自己的历史，就像鸟爱自己的翅膀一样，请勿撕破我们的翅膀”（瞿秋白）。如果没有过去的电大，也就不会有现在乃至未来的开放大学。历史将告诉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敬畏历史，才能珍惜历史，更能创造历史。就像英国开放大学那样，没有早期的“空中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Air），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英国开放大学当初也面临一个由表及里的转型问题。
二是办开放大学既然源于电大，就要高于电大、新于电大。这一点非常重要。高在哪里？首先应该明确开放大学办学的法律地位，即要有完整的开放大学法人地位。《高等教育法》第三十条虽然指定了 “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还规定了“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但大学作为法人，不能只规定民事权，而没有涉及行政权，也就是公法人地位的确立。在大学办学过程中，过去的广播电视大学和未来的开放大学，之所以产生一些不该有的问题，原因就是自主办学权没有落实。只有确立了完整的开放大学法人地位，我们才能够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七项办学自主权去办真正的大学。因此，作为开放大学，我们既要靠国家开放教育的条例或者终身教育的法规“安身”，同时也要靠开放大学自己的章程“立命”，再也不能仅仅靠决策、靠政策、靠机遇、靠争取来发展自己。开放大学“挂牌”究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方方面面都准备好了。在此我想到了英国开放大学，英国开放大学从构想到开学，耗时八年，可谓有相当的艰难和付出。有人曾问我办开放大学最担心什么？我说，就怕又“先上马、后备鞍”。我特别担心广播电视大学三十年前开办的困境，今天又在开放大学重演，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总而言之，开放大学源于电大，高在哪里？我认为就是电大过去应做、能做，但是又无法做成的事，在开放大学的建设过程当中应该都能够逐步做到。开放大学源于电大，新在哪里？我认为就是要从大学精神、大学使命出发，通过传承和创新，做传统大学没有想、不能做而应该想、可以做的事，从而办一所新型的、真正意义上的、与学习型社会相适应的开放大学。
二、办一所“大学”，还是
打造一个“平台”？
这个话题大家也考虑得比较多，我认为这体现了电大人的一种身份焦虑和价值纠结。前些时候我在阅读中发现，美国高等教育界曾就社区学院的定位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争论什么呢？这就是社区学院是美国精英大学的“开门人”还是“守门人”。于是我在想，我们办开放大学到底是担当现代大学的“开门人”还是充当“守门人”？所谓开门人，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门打开，让大家都进来，拥有高等教育的基本人权；而守门人就是把现有的大学门关起来，人们只能到某类大学去，在那里接受另一种类型的高等教育，同精英大学分道扬镳。今日之开放大学究竟应该是哪一个角色呢？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思考。
现代大学的形态是从早期的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模式逐步演化过来的。那时英国模式偏重于教学，德国模式在教学的基础上强调科学研究，美国模式则是三合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于是，就有了近代纽曼的学说，现代洪堡的学说，以及当代科尔的学说。因此我想说，时代在进步，尽管大学的功能属性在与时俱进，但是大学培养人的本质属性却从来没有改变。所以，有学者提出理性地捍卫大学，我理解就是要捍卫大学的本真。
在当今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制度的构建过程当中，清醒地认识并践行“如何办大学，怎样办好大学”，就是捍卫大学的本真，即捍卫大学应有的大学精神。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曾这样说过，“应该捍卫大学精神，走出‘象牙塔’并非是要告别‘象牙塔’甚至放弃‘象牙塔’，‘象牙塔’精神依然是大学的核心和灵魂。”当然，大学精神既不应是早期西方大学理念的仿制，也不只是古代儒家书院传统的回归，而应是当代大学的一种包容、进取、创新、富有生命力张扬的精神。何况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象牙塔”，又何来走出？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开放大学首先是一所大学”，这是中央电大杨志坚校长的原话，我认为非常正确。这就是说，开放大学要入流，要入高等教育的流，要入现代大学的流。在开放大学这个词汇中，大学作为名词，从来就是主语。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也想到了大学到底是什么，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著名的古典教育学家纽曼在19世纪中叶时曾经说过，“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地方。”尽管后来大学功能与时俱进，不断提升，但是传统大学本真的回归，以及人们所渴望的开放大学，我想除了有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之外，世界大学启蒙思想的发扬与光大也极其重要。因为大学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从来就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就是要以摆脱人类自身不成熟状态为己任的。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开放大学其实是一种“巨型的有机体”。“巨型多元化的大学”是科尔的观点，丹尼尔后来引用它。“有机体”则是弗莱克斯纳的观点，在这指的是一种弹性、网状结构的概念。两者的学术观点其实有些不同，但我将其整合了，这就是“巨型的有机体”的来由。“有机体”通常是有鲜活生命的实体，具有大学专有的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我不太喜欢用“大学制度”这个较为笼统的术语，因为讲其内核即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则更为明白。“巨型”展现了一种体系。我认为开放大学应该是一种联盟，根据国情、域情和校情，国家开放大学与地方开放大学结盟，开放大学与开放学院互补，各地的开放大学服务中心配套，这样一种开放大学的体系应该极富中国特色。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开放大学最终还是一所大学。这是我的想法，作为对杨志坚校长观点的呼应。因为大学就是大学，至于“平台”、“载体”、“立交桥”等等，无论有多少新的提法，它们都只不过是大学功能的承载体和支撑者而已，不可能与“大学”本身这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同日而语。不准确地说，如果“大学”是“属”的概念的话，那么“平台”、“载体”、“立交桥”等等最多只能是一“种”概念而已。
我的第四个观点是，作为大学，就要将“自主治理”和“学术自由”写在章程里，也就是要将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平等看待。这个观点在《教育规划纲要》中写得非常详尽，其内涵和外延都有具体的说明。比如“自主治理”，其内涵就是《教育规划纲要》中要求的“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学术自由”，其外延就是《教育规划纲要》中指出的“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习环境”。在今年征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时，温家宝总理曾有一段无比深情的话语，“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我想这应该就是对开放大学“自主治理”、“学术自由”最好的诠释吧。
三、克隆“英开”，还是创建“中开”？
我认为，这又是一个无奈而纠结的话题。毋庸置疑，英国开放大学既是国际开放教育的一面旗帜，也是国际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一个标杆。英国开放大学是依据英国大学传统，四十年来致力于大众高等教育的一所创新型大学。中国的电大则是三十年前借鉴英国开放大学而起步，但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土壤，三十年来一直开拓创新、服务社会、追求开放的发展中的大学。因此，基于国情和时代，我个人的体会有以下几点：
第一，英国开放大学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比如，它的办学理念特别清晰，“开放”所面对的，就是人、地点、方法和观念，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高度概括了各种开放的要素。但是大家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英国开放大学比较独特的地方。比如说学科研究，英国开放大学在这个问题上始终认为，既然是大学，就应该同传统大学保持一致，哪怕就一个学科也要做到极致。另外，专业框架、质量标准以及拨款方式等等也是如此，所以它一直要求并也能够上排行榜——参与传统大学的同类评估。所以，它的学科研究特别是在行星科学和航天学科领域一直领先，而不仅仅在专业开办上下工夫，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第二，英国开放大学的课程开放，乃至后来的开放学位，同西方的文化密切相关，也就是个人至上。在这方面，英国开放大学对传统精英大学的血脉似乎有所继承。个人至上的东西是不是能在中国这块土壤、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很快做到？我想这可能是个未知数。所以，学英国开放大学首先应该学什么，我们要很好地把握住。就是办开放大学，首先要靠合理布局的学科来支撑；其次课程一定要积极开放，而且不能仅仅是资源的开放，也要包括学习过程的落实、学习支持的跟进；最后学位再也不能只是传统的学术学位，而应是基础的（特指专科层次的）、专业的（相对于学术的），乃至开放的（相对于封闭的）学位，这都是我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因为唯有学位才是大学学科的标准，才是教育质量保证的依据所在。
学习英国开放大学，还有一条要注意。英国开放大学在秉承传统精英大学的基本特征、争取入流之外，还不断地努力张扬自己的特色，恰到好处地做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入学自由、课程开放、学习支持、办学体系、学科引领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简言之，英国开放大学开放加包容，传承加创新的精神，才真正应该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第三，坚持国际化。国家开放大学也好，地方开放大学也罢，中国的开放大学必须国际化。但国际化从来就是双向的，我特别赞同台湾学者龙应台的一个观点，她说，“国际化不是把我变得跟别人一样，而是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别人我如何不一样，所以国际化就是要找那个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在这里，国际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同时，大家提出要建“国际一流的开放大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在建校初期就提，往往又容易使我们变得躁动不安，难有发自内心的坚守，这是我们需要倍加注意的。我们要踏踏实实地努力，但是“千万别定时间表”。在此我特别赞同北京大学学者陈平原教授的这个观点。时间对于每一个人、对于每一件事都特别的公正。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我们可能永远在路上。
（本文系作者在“学者视角中的开放大学”专家论坛上的学术演讲整理稿）
作者简介：徐皓，研究员，上海电视大学副校长。
责任编辑 石 子
【关键词】 开放；大学；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４５８ｘ（２０11）06—００08—０4
我所敬重的一位台湾学者傅佩荣先生这样说过：学者的责任在于引发兴趣。因此，学者首先要讲真话、讲实话。我在此主要想从学者个人的视角，就如何办好开放大学的三个话题，通过交流，引起大家的思考。这些话题是：第一，“电大”与“开大”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二，我们是要办一所“大学”，还是要打造一个“平台”；第三，我们究竟是要克隆“英开”，还是要创建“中开”即本土化的中国开放大学。
一、“电大”与“开大”
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个话题，反映了电大同行中一种“喜新”和“厌旧”的情结，注意学术中的这些词绝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因为“办好开放大学”是国家对我们提出的总体要求，而“依托电大办开大”，也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决策。于是，我们办好开放大学就有了非常好的前提和平台。但是在开放大学的创建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开放大学与电大的关系，如何创设开放大学成长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有这样几个观点想表达：
第一，现实中的“电大”和理想中的“开大”是密切相关的，不能分割。早在1988年5月16日，当时的国家教委在《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中就规定了电大“是利用广播、电视、印刷和视听教材等媒体进行远距离教学的开放性高等学校”。什么叫“开放性高等学校”？我认为，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办的开放大学。同时，电大三十年远程教育的拓荒历练，以及开展了为期十年的教育部批准的开放教育试点，成效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在建设开放大学的过程中，电大无论怎样都无法被舍弃。
第二，“开大”和“电大”有什么不同？我想可以这样理解：作为电大，我们专一从事远程教育，或称远程开放教育，也有说是开放式的远程教育，贯彻的是相对“有教无类”的办学宗旨，以学历教育为主，在学习型社会中培养大批的专门性人才；而作为开放大学来说，我们则应该致力于开放教育，也就是说在“有教无类”的基础上更要实行“因材施教”，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并重，在学习型社会中培养许许多多作为“人”的人，从而真正实现由“教育选择人”过渡到“人选择教育”的美好愿望。
从广播电视大学到开放大学，我们称之为转型，就很有象征性意义。因为这是“化学反应”，不是“物理变化”；这是“物种变异”，不是“基因克隆”。这就涉及它本身的结构、要素的调整和内涵的发展。我们把它说成是重新打造、脱胎换骨。所以，开放大学挂牌不应该是“翻牌”，也不应该是“加牌”，而应该是在开放教育的更高层次上，依托今日之“电大”、开创明日之“开大”，更好地展示和完善自己。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情况。
针对这些现实，我认为应有以下基本认知：
一是办好开放大学离不开现有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电大的历程，五十年也好、三十年也罢，以及今期的十年，三个重大阶段，风风雨雨走过来，的确不容易。“人爱自己的历史，就像鸟爱自己的翅膀一样，请勿撕破我们的翅膀”（瞿秋白）。如果没有过去的电大，也就不会有现在乃至未来的开放大学。历史将告诉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敬畏历史，才能珍惜历史，更能创造历史。就像英国开放大学那样，没有早期的“空中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Air），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英国开放大学当初也面临一个由表及里的转型问题。
二是办开放大学既然源于电大，就要高于电大、新于电大。这一点非常重要。高在哪里？首先应该明确开放大学办学的法律地位，即要有完整的开放大学法人地位。《高等教育法》第三十条虽然指定了 “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还规定了“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但大学作为法人，不能只规定民事权，而没有涉及行政权，也就是公法人地位的确立。在大学办学过程中，过去的广播电视大学和未来的开放大学，之所以产生一些不该有的问题，原因就是自主办学权没有落实。只有确立了完整的开放大学法人地位，我们才能够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七项办学自主权去办真正的大学。因此，作为开放大学，我们既要靠国家开放教育的条例或者终身教育的法规“安身”，同时也要靠开放大学自己的章程“立命”，再也不能仅仅靠决策、靠政策、靠机遇、靠争取来发展自己。开放大学“挂牌”究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方方面面都准备好了。在此我想到了英国开放大学，英国开放大学从构想到开学，耗时八年，可谓有相当的艰难和付出。有人曾问我办开放大学最担心什么？我说，就怕又“先上马、后备鞍”。我特别担心广播电视大学三十年前开办的困境，今天又在开放大学重演，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总而言之，开放大学源于电大，高在哪里？我认为就是电大过去应做、能做，但是又无法做成的事，在开放大学的建设过程当中应该都能够逐步做到。开放大学源于电大，新在哪里？我认为就是要从大学精神、大学使命出发，通过传承和创新，做传统大学没有想、不能做而应该想、可以做的事，从而办一所新型的、真正意义上的、与学习型社会相适应的开放大学。
二、办一所“大学”，还是
打造一个“平台”？
这个话题大家也考虑得比较多，我认为这体现了电大人的一种身份焦虑和价值纠结。前些时候我在阅读中发现，美国高等教育界曾就社区学院的定位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争论什么呢？这就是社区学院是美国精英大学的“开门人”还是“守门人”。于是我在想，我们办开放大学到底是担当现代大学的“开门人”还是充当“守门人”？所谓开门人，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门打开，让大家都进来，拥有高等教育的基本人权；而守门人就是把现有的大学门关起来，人们只能到某类大学去，在那里接受另一种类型的高等教育，同精英大学分道扬镳。今日之开放大学究竟应该是哪一个角色呢？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思考。
现代大学的形态是从早期的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模式逐步演化过来的。那时英国模式偏重于教学，德国模式在教学的基础上强调科学研究，美国模式则是三合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于是，就有了近代纽曼的学说，现代洪堡的学说，以及当代科尔的学说。因此我想说，时代在进步，尽管大学的功能属性在与时俱进，但是大学培养人的本质属性却从来没有改变。所以，有学者提出理性地捍卫大学，我理解就是要捍卫大学的本真。
在当今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制度的构建过程当中，清醒地认识并践行“如何办大学，怎样办好大学”，就是捍卫大学的本真，即捍卫大学应有的大学精神。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曾这样说过，“应该捍卫大学精神，走出‘象牙塔’并非是要告别‘象牙塔’甚至放弃‘象牙塔’，‘象牙塔’精神依然是大学的核心和灵魂。”当然，大学精神既不应是早期西方大学理念的仿制，也不只是古代儒家书院传统的回归，而应是当代大学的一种包容、进取、创新、富有生命力张扬的精神。何况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象牙塔”，又何来走出？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开放大学首先是一所大学”，这是中央电大杨志坚校长的原话，我认为非常正确。这就是说，开放大学要入流，要入高等教育的流，要入现代大学的流。在开放大学这个词汇中，大学作为名词，从来就是主语。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也想到了大学到底是什么，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著名的古典教育学家纽曼在19世纪中叶时曾经说过，“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地方。”尽管后来大学功能与时俱进，不断提升，但是传统大学本真的回归，以及人们所渴望的开放大学，我想除了有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之外，世界大学启蒙思想的发扬与光大也极其重要。因为大学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从来就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就是要以摆脱人类自身不成熟状态为己任的。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开放大学其实是一种“巨型的有机体”。“巨型多元化的大学”是科尔的观点，丹尼尔后来引用它。“有机体”则是弗莱克斯纳的观点，在这指的是一种弹性、网状结构的概念。两者的学术观点其实有些不同，但我将其整合了，这就是“巨型的有机体”的来由。“有机体”通常是有鲜活生命的实体，具有大学专有的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我不太喜欢用“大学制度”这个较为笼统的术语，因为讲其内核即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则更为明白。“巨型”展现了一种体系。我认为开放大学应该是一种联盟，根据国情、域情和校情，国家开放大学与地方开放大学结盟，开放大学与开放学院互补，各地的开放大学服务中心配套，这样一种开放大学的体系应该极富中国特色。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开放大学最终还是一所大学。这是我的想法，作为对杨志坚校长观点的呼应。因为大学就是大学，至于“平台”、“载体”、“立交桥”等等，无论有多少新的提法，它们都只不过是大学功能的承载体和支撑者而已，不可能与“大学”本身这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同日而语。不准确地说，如果“大学”是“属”的概念的话，那么“平台”、“载体”、“立交桥”等等最多只能是一“种”概念而已。
我的第四个观点是，作为大学，就要将“自主治理”和“学术自由”写在章程里，也就是要将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平等看待。这个观点在《教育规划纲要》中写得非常详尽，其内涵和外延都有具体的说明。比如“自主治理”，其内涵就是《教育规划纲要》中要求的“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学术自由”，其外延就是《教育规划纲要》中指出的“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习环境”。在今年征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时，温家宝总理曾有一段无比深情的话语，“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我想这应该就是对开放大学“自主治理”、“学术自由”最好的诠释吧。
三、克隆“英开”，还是创建“中开”？
我认为，这又是一个无奈而纠结的话题。毋庸置疑，英国开放大学既是国际开放教育的一面旗帜，也是国际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一个标杆。英国开放大学是依据英国大学传统，四十年来致力于大众高等教育的一所创新型大学。中国的电大则是三十年前借鉴英国开放大学而起步，但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土壤，三十年来一直开拓创新、服务社会、追求开放的发展中的大学。因此，基于国情和时代，我个人的体会有以下几点：
第一，英国开放大学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比如，它的办学理念特别清晰，“开放”所面对的，就是人、地点、方法和观念，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高度概括了各种开放的要素。但是大家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英国开放大学比较独特的地方。比如说学科研究，英国开放大学在这个问题上始终认为，既然是大学，就应该同传统大学保持一致，哪怕就一个学科也要做到极致。另外，专业框架、质量标准以及拨款方式等等也是如此，所以它一直要求并也能够上排行榜——参与传统大学的同类评估。所以，它的学科研究特别是在行星科学和航天学科领域一直领先，而不仅仅在专业开办上下工夫，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第二，英国开放大学的课程开放，乃至后来的开放学位，同西方的文化密切相关，也就是个人至上。在这方面，英国开放大学对传统精英大学的血脉似乎有所继承。个人至上的东西是不是能在中国这块土壤、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很快做到？我想这可能是个未知数。所以，学英国开放大学首先应该学什么，我们要很好地把握住。就是办开放大学，首先要靠合理布局的学科来支撑；其次课程一定要积极开放，而且不能仅仅是资源的开放，也要包括学习过程的落实、学习支持的跟进；最后学位再也不能只是传统的学术学位，而应是基础的（特指专科层次的）、专业的（相对于学术的），乃至开放的（相对于封闭的）学位，这都是我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因为唯有学位才是大学学科的标准，才是教育质量保证的依据所在。
学习英国开放大学，还有一条要注意。英国开放大学在秉承传统精英大学的基本特征、争取入流之外，还不断地努力张扬自己的特色，恰到好处地做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入学自由、课程开放、学习支持、办学体系、学科引领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简言之，英国开放大学开放加包容，传承加创新的精神，才真正应该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第三，坚持国际化。国家开放大学也好，地方开放大学也罢，中国的开放大学必须国际化。但国际化从来就是双向的，我特别赞同台湾学者龙应台的一个观点，她说，“国际化不是把我变得跟别人一样，而是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别人我如何不一样，所以国际化就是要找那个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在这里，国际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同时，大家提出要建“国际一流的开放大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在建校初期就提，往往又容易使我们变得躁动不安，难有发自内心的坚守，这是我们需要倍加注意的。我们要踏踏实实地努力，但是“千万别定时间表”。在此我特别赞同北京大学学者陈平原教授的这个观点。时间对于每一个人、对于每一件事都特别的公正。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我们可能永远在路上。
（本文系作者在“学者视角中的开放大学”专家论坛上的学术演讲整理稿）
作者简介：徐皓，研究员，上海电视大学副校长。
责任编辑 石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