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改革试点对我国的城市改革发挥了巨大的启动作用。各种各样的发挥城市经济中心作用的研讨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展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在重庆、武汉、沈阳联合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研讨会，把我国城市理论和城市改革的研究推向一个空前的高潮。我的两篇关于城市改革的理论文章：《关于中心城市改革的几个问题》、《城市经济商品化与城市开放》于1984年、1986年连续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像重庆这样的大城市我国还有多个，如武汉、沈阳、西安、广州等。他们都要求进行综合改革，武汉最积极。武汉当时的市委书记叫王群，市长就是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王群带了队伍到重庆考察，找重庆市介绍经验，又把我找去给他们介绍重庆市改革的来龙去脉、改革模式和计划单列的政策等，请我到武汉给他们作报告，研究改革方案，又把我和蒋一苇同志聘为武汉市政府的经济顾问。
　　1984年国务院领导去武汉视察，在城市改革问题上作了重要讲话。中心思想就是要积极推进城市改革，发挥大中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那时候重庆的改革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从此武汉的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当时武汉基本上沿用了重庆的模式，也是和中央政府各个部门、省各厅(局)达成计划单列的协议，由中央下达文件加以肯定。事实上，武汉与重庆不同。武汉是省会城市，重庆是非省会城市。武汉改革中省、市的矛盾很尖锐，难度比重庆大得多。但当时正处在改革的热潮之中，改革的势头挡也挡不住。
　　武汉之后是沈阳，当时的市长是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我和蒋一苇同志一起到沈阳参加他们的会议，改革的模式和武汉差不多，因为沈阳也是省会城市。西安、广州改革难度更大。虽然实行了计划单列，但财政始终没有单列起来。后来成都、青岛、大连、宁波、深圳都成了计划单列市。因为这些城市都能和中央各部门直接联系，和省一起参加中央有关经济方面的会议，冲破了省一级的束缚，政策也比省上宽松，城市就活起来了，但跟省里的矛盾也加深了。因为这些城市行政上是省辖市，而财政则要直接交中央，省上感到吃亏，在投资上就投向其他城市，扯皮的事也多起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央取消了省会城市的计划单列，非省会城市的计划单列仍然保持至今。
　　现在看来，对中心城市实行计划单列，通过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了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增强了城市的辐射力、吸引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发挥了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意义是很大的。但因为行政管理体制、特别是财政体制一直没有理顺，城市经济中心作用的发挥比较局限。
　　经过这样一场改革，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很快。1996年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视察了重庆，江总书记的题词是：“发挥重庆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作用。”为了讨论如何贯彻江泽民总书记题词精神，重庆专门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从北京请了一些学者，我也被请去了。我被邀请在会上作了一场专题报告。我明确告诉重庆的同志，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不是哪一个人定的，是历史形成的。江总书记题词，不是讲要在重庆建立一个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而是要把已经是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重庆建设得更好。我把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中日《马关条约》被迫开埠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后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三峡工程建设时期。这五个时期，重庆扮演的都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角色，而且每个时期都从不同的侧面强化了重庆作为经济中心作用的地位。如解放后30年，尽管重庆的经济辐射和吸引作用有所削弱，但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基础大大增强了。现在重庆的任务是紧紧围绕三峡工程建设，在多个庞大市场中积极争取市场份额，把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作用发挥得更好。
　　1997年，经过中央批准，重庆成为直辖市。
　　重庆成为直辖市，四川的区划减少了一块，原来的战略布局需要调整。省委专门开了一次会，研究重庆划出去以后四川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在会上提出的建议是“建立成都平原经济区”。1986年，省委讨论四川的发展战略时，我的建议是“依靠盆地、开发两翼”。当时我把四川分作三块：大体上东经104度(在成都附近)以西是一块，东经107度(在重庆偏东)是一块，东经104度到107度之间是一块。中间这一块(包括重庆和成都)大体就是我们常说的四川盆地。四川盆地是人口、资源、工业、农业、城市最密集的地方，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东边一块大体是万县、涪陵一带，是三峡电站开发区；西边一块大体上是三州、雅安、攀枝花、宜宾地区，是川南、攀西能源、化工、黑色、稀有金属开发区。四川的发展后劲在两翼，但要开发两翼必须先发展盆地。后来四川实行了两条线战略，一条是以成都为中心，从绵阳到乐山一线，另一条是成都到重庆一线。重庆直辖后，四川的一翼划出去了，另一线不存在了，四川的战略布局怎么办?我和刘世庆同志一起研究了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经验：一个省要发展，必须集中力量让一个地区先发展，先富裕，然后带动全省的发展。广东是先发展珠江三角洲，江苏是先发展苏南地区，福建是先发展厦门、樟州、泉州三角区，山东是先发展胶东半岛。四川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是包括成都、德阳、绵阳、乐山在内的成都平原经济区，为此，我们向省委提出了依托成都平原经济区的概念，主张四川应先发展这个地区，以带动全省的发展。这个建议为省委所采纳。在重庆实行计划单列不久，中央领导到贵州考察，为了发挥重庆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作用，推进西南地区的开发，在贵阳召开了川、云、贵、藏、渝四省五方会议，在他的建议下，决定把这个会确定为西南地区经济协调会，每年召开一次，各省轮流坐庄。第一次协调会后，在重庆建立了西南经济协作大厦，成立了联络处，出版了报纸。现在这个协调会已召开了20余次，成员扩大为六省、市、区(增加了广西)，成为我国政府层面办得时间最长、效果最好的区域经济协调组织。在2002年召开的六省(市、区)七方(包括成都市)会议上，由四川坐庄主持。重庆市领导提出了川渝合作的建议，得到了四川省领导的积极响应。
　　2003年12月，国家发改委提出从“十一五”开始国家要把五年计划改为规划，并提出在长三角、京津冀试点，还提到成渝地区。接着在全国范围开展“十一五”规划重大课题的招标工作。四川省社科院和重庆市社科院组成联合课题组，由我牵头，向国家发改委投标。中标后，我们又开展了《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的课题研究，目的是为国家发改委编制“十一五”规划作一些前期准备工作。这个课题已于2004年10月完成，对重庆来说无疑又是一项重要改革。
　　重庆市由一个封闭的省辖市到国家计划单列城市，到中央直辖市，再到成渝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系列改革。给中国改革提供了许多理论和实践经验。
　　——在理论上，破除了我国城市经济理论和政策上的五个方面的失误，确立了新的理论观念。1破除了城市是一个行政区域的理论，确立了城市是区域经济中心的理论；2破除了城市封闭性的理论，确立了城市开放性的理论；3破除了片面强调建设生产性城市的理论，确立了城市的多功能性理论；4破除了把城市单纯看成是工业基地的理论，确立了城市一、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理论；5破除了动员城市居民和知识青年下乡的逆城市化理论，确立了让农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的城市化理论。
　　——在体制上，打破了计划经济下的条块分割体制，强化了城市经济的内在联系，建立了城市内外的专业化协作体系，为企业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确立了城市经济的商品性。通过城市改革的实践，打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传统观念，恢复了城市商品集散和交换的功能，使城市成为大小不同的中心市场，发挥了城市辐射、吸引和综合服务的功能。
　　——通过计划单列提高了中心城市的经济和行政地位。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已有15个计划单列市直接拥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力，可以参加中央召开的省一级的经济方面的会议，大大促进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和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
　　——扩大了城市的行政区域。实行市领导县的行政管理体制，为中心城市建城范围的扩大、辐射能力的增强、城乡一体化建设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