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开在树枝上”
　　
　　在早期（十五、十六世纪），西班牙想征服中国，可是当时的中国很强大。十九世纪末，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力衰落，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向西方学习，而西方人对我们的文化丧失了兴趣。我在格拉纳达教书时，该校一度想取消汉语，改成日语，因为他们和日本有经贸往来，和中国没有。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学西班牙语的人很多，西班牙学汉语的人也开始多了。西班牙至少有四个孔子学院，分别在马德里、巴伦西亚、巴塞罗那、格拉纳达。在加那利群岛还有孔子课堂，就是因为中国现在的国力强大了，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
　　西方对中国文化是很重视的，书店里常见的中国书有《论语》、《道德经》、《易经》，也有唐诗，还有一些小说，比如巴金的《家》，但译者是外国人，因此文章在翻译方面有一些问题，比如小说中写到鸣凤很漂亮，瓜子脸，译成了“葵花籽”。再比如“芙蓉”，如果是水芙蓉就是荷花，如果是木芙蓉，它就不是荷花，那是一种树，诗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说的是木芙蓉，结果翻译成了“荷花开在树枝上”，他不知道还有木本的芙蓉。我在西班牙格拉纳达翻译《红楼梦》里的“香菱”，就没有办法翻译了，因为那里没有菱角，要翻就得用拉丁文的学名，但是西班牙译文中，冒出个拉丁文，不合适。斟酌再三，就用了“睡莲”，香菱的小名是英莲，它们都是水生植物，但是需要加上注释，说明原委。注释时查植物学字典又有问题了，菱分为两角菱、四角菱、乌菱，那么香菱之菱，究竟是哪一种呢？当时在国外手边的资料有限，我只能采用最常用的了。
　　西班牙现在出版中国文学作品还很难改变“厚古薄今”的状况，据初步统计，例如儒家的经典，《四书》或《论语》的单行本，一共有21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只有3个是直接从汉语翻译的。《易经》有23个版本，只有一个版本是从汉语直接翻译的。《道德经》最多，40个版本，大概是因为相对来讲《道德经》字数少一些，其中有7个版本是从汉语直接翻译的。他们对我们的古典经学很重视，也有兴趣，去书店随时都可以买得到。
　　诗歌翻译的情况，按照译本数量来排序，依次是李白、杜甫、王维、苏轼、毛泽东。这其中的年代跨度较大，现在情况可能稍好，我知道西班牙有两个杂志曾经出过专刊，介绍中国现代诗歌，但是从这个排序情况来看，他们知道的诗人还是很少的，中国文化的介绍工作还是有大量空白，同时，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学也有大量作品没有译介过来。在这里需要提一下，拉丁美洲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可能是从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概念引来的），作为文学，还是叫做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比较好。
　　
　　传教士们
　　
　　在中西早期的文化交流中，西班牙传教士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西班牙传教士来华是出于政治和宗教目的，但他们的行动与著述引起了中西方的相互关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因此，我们将这一段交往看作中西文学交流的前奏。令人遗憾的是，西班牙人并未在此基础上开拓进取，而是渐渐销声匿迹，直至20世纪，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交流。
　　基督教最早于唐朝传入我国，当时称“景教”。到了元朝，蒙古大军的西征导致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基督教再次进入我国。随着世事的变迁，到14世纪下半叶，“马可·波罗时代”建立起来的中西文化的直接交往几乎完全中断。这段衰落的趋势一直保持了近两个世纪，直到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欧洲与远东之间的海上航线开通后，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在基督教第三次传入我国的过程中，葡萄牙和西班牙传教士应是先驱者。
　　据粗略统计，1600年以前，入华耶稣会士共有77人，其中葡萄牙籍40人，西班牙籍19人，意大利籍11人，中国籍6人，比利时籍1人。
　　下面介绍几位重要的西班牙传教士：
　　
　　高母羡与《明心宝鉴》。
　　高母羡的西班牙文全名叫胡安·科沃（Juan Cobo，约1546年～1592年），生于托莱多地区的孔苏埃格拉（Consoegra），成年后入多明我会，1587年赴墨西哥传教，1588年抵菲律宾。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有三：一是翻译了《明心宝鉴》（是当时的一本启蒙读物）；二是与另一位传教士—米格尔·贝纳维德斯（1550年-1605年）合作，用中文撰写了《基督教教义》；三是用中文撰写了《辩证教真传实录》（1593）。
　　西班牙文版的《明心宝鉴》于1593年在马尼拉出版，1595年由贝纳维德斯带回西班牙并呈献给国王菲利普二世。人们一般认为，最早翻译成欧洲文字的中文书籍是《论语》，于1662年被译成了拉丁文，却很少有人知道，此前70年，西班牙传教士胡安·科沃就把《明心宝鉴》翻译成了西班牙语。这是第一部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文书籍，它在欧洲的传播为后来的“适应性”传教策略（就是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他们适应中国本土的情况，戴儒巾，穿儒服，学中国文化）提供了理论根据，对西方人了解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母羡的译本，是一个手抄的双语本。正面是西班牙语，背面是汉语。这本书前两年已经在中国出版，《明心宝鉴》在国内流传不广，却曾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广为流传。
　　
　　马丁·德·拉达——西方第一位汉学家。
　　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1553年～1578年）出生于西班牙潘普罗纳的一个名门世家。青年时代，曾在巴黎学习达六年之久。1557年，作为一名奥古斯丁会士，他去了墨西哥。1565年，他自愿参加莱古斯比的远征军，来到菲律宾。在此期间，他不知疲倦地传教布道，并进行科学研究，而且在天文学、数学和语言学方面均有建树。但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他不仅是武力征服菲律宾的参与者，也是武力征服中国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为此，他于1575年带领一支西班牙使团前往中国。拉达的出使活动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却得到了难得的了解中国的机会。使团在中国待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拉达等人与福建当地的官员频繁接触，并有机会游览泉州和福州。1578年，他参加了菲律宾总督桑德远征孛尼的军事行动，病死在远征途中。
　　在出使中国之后，拉达撰写了大量的书信和报告，分别送回墨西哥和西班牙，作为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参考。我们现在所见的《菲律宾群岛奥古斯丁会神甫马丁·德·拉达与其同伴杰罗尼姆·马林以及随行士兵在中国体察到的事物》（简译为《中国纪行》）是后来重新搜集整理并编辑出版的。全书包括《出使福建记》和《中国即大明王国诸事写真》两部分。《中国即大明王国诸事写真》分12章，对明王朝的官僚等级、行政区划、军事编制、历史变迁、官场习俗、世间百态等均有涉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澄清了一个自马可·波罗以来常被西方人混淆的概念，即“契丹”和“震旦”是同一个地理概念、同一个国家即中国。除《中国纪行》外，拉达还著有《中国的语言与艺术》。所以，西方往往认为他是西方的第一位汉学家。
　　门多萨和《中华大帝国史》。
　　《中华大帝国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16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媒介，欧洲人想要了解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是通过伊比利亚人出版的书信、报告和专著，其中葡萄牙人的作用更加突出，但是，葡萄牙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并不高，欧洲主流社会懂葡萄牙语的人也不多，因此，虽然在16世纪中期之后曾经出版过多部有关中国的葡萄牙文著作，但它们在欧洲的传播范围并不广。相反，西班牙在16世纪的欧洲是举足轻重的大国，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命运。用西班牙文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材料方面是16世纪关于中国的集大成之作，它的出版受到欧洲公众的普遍关注，在短时间内便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出版，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欧洲公众对中国的了解。
　　
　　出类拔萃的汉学家庞迪我。
　　古往今来，在西班牙的汉学家中，庞迪我堪称出类拔萃。他的汉语著述主要有《七克》、《庞子遗诠》、《天神魔鬼论》、《人类原始论》、《受难始末》、《天主实义》、《天主实义续篇》以及《辩揭》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七克》（又名《七克大全》），于1614年在北京出版。当时的名士杨廷筠、曹于汴、郑以伟等曾为其作序，并得到著名学者徐光启的润色。《七克》是一部宣扬基督教道德修养的伦理学著作，其宗旨是要人们克服七种滋生罪恶的意念：傲、妒、贪、忿、饕、淫、怠。
　　纵观庞迪我在华传教的经历，始终是与利玛窦和他的“适应性”传教策略分不开的。在利玛窦生前，他是其得力的助手，也是制定和实施“适应性”传教策略的参与者；在利玛窦死后，在与龙华民的争论中，他始终坚持并维护利玛窦制定的“适应性”传教策略。虽然实践证明，利玛窦所制定并实施的“适应性”传教策略是有效的，但并不是每一位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都认同这种做法。
　　利玛窦死后，庞迪我向明朝争取来了一块墓地，在现在的北京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刘璐
　　
　　我原来认为中国对西班牙的了解远远超出西班牙对我们的了解，比如我们中国人学习西班牙语的人很多，但是西班牙的（有一定水平的）汉学家相对很少，他们对我们的了解比较差。后来我做了“中西文学交流史”的相关工作，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