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苏联政府为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在中国广州帮助创办了黄埔军校。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黄埔军校和1921年4月创办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养的干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苏联政府又决定在莫斯科再办一所专门训练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
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逝世。为了纪念这位对中国革命和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该校被取名为“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由精明强干的老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卡尔·拉狄克负责筹备建校。
大批共产党员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
拉狄克不负众望，只花了三四个月时间便把学校建立了起来。中山大学的主要办学目标是为中国有效地训练高度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使其毕业后立即回国从事革命斗争。只有少数人会被选送苏联正规的高等院校继续深造，成为学者和科学家。
1925年10月7日，在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山大学成立。根据他的建议，国民党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拔学生。由于广州是当时全国的革命中心，在委员会选拔的首批340名学生中，有180人来自这个城市，50名来自上海，50名来自京津地区。还有20名学生由鲍罗廷特别推荐，大多数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免予考试。广州选拔的学生，90%是国民党员，上海和京津地区选拔的学生则多数是共产党员。
除了经过考试选拔的之外，有些共产党方面的学员是由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转到中山大学的。前者如俞秀松、任卓宣（任为学生中最早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回国被捕叛变，改名叶青）等，后者如邓小平等。先后进入中山大学的共产党方面的学员有俞秀松、左权、傅钟、杨尚昆、张闻天、陈绍禹（王明）、陈昌浩、秦邦宪（博古）、王稼祥、沈泽民、何凯丰、李竹声、盛忠亮（李、盛在中共中央迁往瑞金后，先后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等人，他们都属于学校的正规班。
中山大学还设有特别班，学员主要是年龄较大、有卓越经历、受过高深教育、经验丰富的革命战士，如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叶剑英、江浩、方维夏、何叔衡、夏曦等。在预备班中，有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英雄李建玉、武汉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余杜三等。
校内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
在中山大学成立之初，它的第一任校长拉狄克就提议：“该校应置于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因此，中山大学有两个管理方：苏共和中国国民党。苏共同时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共。
学生中设有共产党支部局和国民党支部局。国民党党员占一半多一点，但两党采取国民党党内合作形式，共产党员可以跨党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支部局与国内有些支部相似，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
中山大学的办学风格是理论与实践并重，要求学生不仅要努力读书，而且要对俄国政府机构和党的组织作深入的现场考察。同时，学生还要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以成为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
1926年5月11日，冯玉祥一行，应中山大学学生邀请访问学校并发表演讲。他说：“我是工人的儿子。”“我将永远是资产阶级的叛徒！我已经把满洲皇帝赶出了皇宫，从而连根铲除了几千年的中国帝制！”最后，他高呼：“列宁主义万岁！无产阶级万岁！世界革命万岁！”冯玉祥的演讲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冯玉祥还请拉狄克给他讲解列宁主义。
1927年10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务中的秘书工作，主要由经过严格挑选的中山大学学生承担，任务包括翻译大会文件、接送大会代表、安排其食宿并担任随行译员、向导，等等。
学生强烈遣责蒋介石背叛革命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义成功，北伐军进入上海。消息传到苏联，中山大学学生一片欢腾，立即举行集会，发出两份热情洋溢的电报，一份发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一份发给上海工人。随后，中山大学学生举行了庆祝游行，沿途受到苏联人民的祝贺，《真理报》为此发表了社论。
可是，社论墨迹未干，人们喜兴未尽，却传来了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这事件来得如此突然，不啻给莫斯科和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当头一棒。4月13日晚，中山大学学生举行了另一次集会。与20天以前集会的欢庆气氛截然相反，悲愤的情绪笼罩着整个大厅。大家义愤填膺通过决议，以“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名义，致电武汉革命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电报说：
“当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反击。假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违背了党的原则和纪律，他们背叛了我们的革命，屠杀上海的革命工人，从而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他们成了我们革命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有信心，得到我们工人群众和我们革命军队支持的国民党中执会和国民政府一定会勇敢坚定地进行反对反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的斗争。我们确信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时刻，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想起了曾到学校访问、给他们留下极好印象的冯玉祥将军，希望他能力挽狂澜，救革命于失败。1927年6月9日，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致电武汉北伐军总司令冯玉祥和副总司令唐生智，敦促他们坚持革命路线。
然而，冯玉祥以及唐生智在权衡国内局势之后，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地盘，不再顾及革命的利益。当然，冯玉祥不同于蒋介石，他还惦念“旧情”，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采取了“礼送”出境的办法。
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5日，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也进行“分共”，屠杀革命者。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和邓演达发表声明，谴责汪精卫等人背叛革命，表示脱离武汉国民政府，不与其同流合污。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闻讯后，又致电宋庆龄和邓演达，支持他们二人的声明，呼吁他们留在武汉坚持斗争。不过，这个电报拍发时，宋庆龄和邓演达已秘密离开武汉，
莘莘学子心，拳拳革命情。中山大学学生，包括其中的国民党员，对“四一二”后中国革命局势的反应表明，他们身虽在异国他乡，心却与中国革命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 学校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
在“四一二”大屠杀后不久，作为国民党驻共产国际常驻代表兼中山大学理事会理事的邵力子因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不得不悄悄地收拾行装回国了。他的共青团员妻子傅学文与他一起回国。邵力子离开后，中山大学的国共合作和中苏合作模式，实际上已经解体。后来，邵力子一直保持着与共产党的良好关系。早在1920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时，他作为“星期评论社”的成员，曾参加了一些活动。后来，他又任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上海大学的副校长。1949年，他终于抛弃蒋介石，拥护中国共产党，留在大陆为建设新中国做了许多工作。
1927年7月8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丁维汾提出议案，指控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国民党旗号引诱我党党员及全国有为青年，一再破坏本党之主义与政策，假国民党之名，行出卖本党之实。吾人特昭告全世界谴责该校之阴谋并加以取缔。而且，不准国内任何组织再派学生去莫斯科，俾使吾侪青年不再受其欺骗”。这种指责，当然是对当初苏联提出、国民党同意的中山大学办学宗旨的莫须有诬蔑，说明了国民党本身的背信弃义。
接着，国民党中执会全体会议及第106次部长联席会议通过了这个提案，并在7月26日正式发表声明，决定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各地不得再选派学生。
在校的国民党学生，除少数人转向共产党之外，纷纷回国。这些人回国后成立了“留俄同学会”，多数人成为国民党中极端反苏反共的急先锋。如郑介民、邓文仪、谷正纲、谷正鼎、康泽、肖赞育、刘咏尧、吴家钰、张秀兰、何重汉、卜涛明等，均为国民党中坚分子。苏联培养训练了一批反苏反共的中国人，实非初衷。而共产党选派的学生，非但不能回国，而且由于南京、武汉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屠杀、追捕、通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因此大批革命者由组织安排，纷纷逃亡到莫斯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工农分子，也都进了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成为政治避难式的留学生。这两所大学的中国学生一时间达到六七百人。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并不能阻止国民党控制范围外的革命青年入学，也不能达到取缔中山大学的目的。不过，为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从1928年起，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仍然简称中山大学。
1927年9月，邓演达和宋庆龄先后到莫斯科访问，并应邀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讲。对国外第一所用她已故丈夫名字命名的中国人民的大学邀请她访问，宋庆龄深表感谢。她说，看到有这么多虔诚的年轻人，竭尽心力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衷心感佩。她勉勵同学们，要永远牢记：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要把孙中山最宝贵的遗训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坚持到底。宋庆龄的讲话，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她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和邓演达以及陈友仁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与国内的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这更给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痛苦和彷徨中的同学们以极大的鼓舞。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学生中出现了大批托派分子，追随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1930年秋天，中山大学宣布“停办”。
本栏编辑/牛泽群
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逝世。为了纪念这位对中国革命和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该校被取名为“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由精明强干的老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卡尔·拉狄克负责筹备建校。
大批共产党员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
拉狄克不负众望，只花了三四个月时间便把学校建立了起来。中山大学的主要办学目标是为中国有效地训练高度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使其毕业后立即回国从事革命斗争。只有少数人会被选送苏联正规的高等院校继续深造，成为学者和科学家。
1925年10月7日，在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山大学成立。根据他的建议，国民党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拔学生。由于广州是当时全国的革命中心，在委员会选拔的首批340名学生中，有180人来自这个城市，50名来自上海，50名来自京津地区。还有20名学生由鲍罗廷特别推荐，大多数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免予考试。广州选拔的学生，90%是国民党员，上海和京津地区选拔的学生则多数是共产党员。
除了经过考试选拔的之外，有些共产党方面的学员是由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转到中山大学的。前者如俞秀松、任卓宣（任为学生中最早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回国被捕叛变，改名叶青）等，后者如邓小平等。先后进入中山大学的共产党方面的学员有俞秀松、左权、傅钟、杨尚昆、张闻天、陈绍禹（王明）、陈昌浩、秦邦宪（博古）、王稼祥、沈泽民、何凯丰、李竹声、盛忠亮（李、盛在中共中央迁往瑞金后，先后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等人，他们都属于学校的正规班。
中山大学还设有特别班，学员主要是年龄较大、有卓越经历、受过高深教育、经验丰富的革命战士，如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叶剑英、江浩、方维夏、何叔衡、夏曦等。在预备班中，有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英雄李建玉、武汉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余杜三等。
校内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
在中山大学成立之初，它的第一任校长拉狄克就提议：“该校应置于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因此，中山大学有两个管理方：苏共和中国国民党。苏共同时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共。
学生中设有共产党支部局和国民党支部局。国民党党员占一半多一点，但两党采取国民党党内合作形式，共产党员可以跨党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支部局与国内有些支部相似，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
中山大学的办学风格是理论与实践并重，要求学生不仅要努力读书，而且要对俄国政府机构和党的组织作深入的现场考察。同时，学生还要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以成为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
1926年5月11日，冯玉祥一行，应中山大学学生邀请访问学校并发表演讲。他说：“我是工人的儿子。”“我将永远是资产阶级的叛徒！我已经把满洲皇帝赶出了皇宫，从而连根铲除了几千年的中国帝制！”最后，他高呼：“列宁主义万岁！无产阶级万岁！世界革命万岁！”冯玉祥的演讲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冯玉祥还请拉狄克给他讲解列宁主义。
1927年10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务中的秘书工作，主要由经过严格挑选的中山大学学生承担，任务包括翻译大会文件、接送大会代表、安排其食宿并担任随行译员、向导，等等。
学生强烈遣责蒋介石背叛革命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义成功，北伐军进入上海。消息传到苏联，中山大学学生一片欢腾，立即举行集会，发出两份热情洋溢的电报，一份发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一份发给上海工人。随后，中山大学学生举行了庆祝游行，沿途受到苏联人民的祝贺，《真理报》为此发表了社论。
可是，社论墨迹未干，人们喜兴未尽，却传来了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这事件来得如此突然，不啻给莫斯科和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当头一棒。4月13日晚，中山大学学生举行了另一次集会。与20天以前集会的欢庆气氛截然相反，悲愤的情绪笼罩着整个大厅。大家义愤填膺通过决议，以“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名义，致电武汉革命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电报说：
“当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反击。假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违背了党的原则和纪律，他们背叛了我们的革命，屠杀上海的革命工人，从而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他们成了我们革命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有信心，得到我们工人群众和我们革命军队支持的国民党中执会和国民政府一定会勇敢坚定地进行反对反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的斗争。我们确信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时刻，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想起了曾到学校访问、给他们留下极好印象的冯玉祥将军，希望他能力挽狂澜，救革命于失败。1927年6月9日，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致电武汉北伐军总司令冯玉祥和副总司令唐生智，敦促他们坚持革命路线。
然而，冯玉祥以及唐生智在权衡国内局势之后，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地盘，不再顾及革命的利益。当然，冯玉祥不同于蒋介石，他还惦念“旧情”，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采取了“礼送”出境的办法。
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5日，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也进行“分共”，屠杀革命者。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和邓演达发表声明，谴责汪精卫等人背叛革命，表示脱离武汉国民政府，不与其同流合污。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闻讯后，又致电宋庆龄和邓演达，支持他们二人的声明，呼吁他们留在武汉坚持斗争。不过，这个电报拍发时，宋庆龄和邓演达已秘密离开武汉，
莘莘学子心，拳拳革命情。中山大学学生，包括其中的国民党员，对“四一二”后中国革命局势的反应表明，他们身虽在异国他乡，心却与中国革命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 学校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
在“四一二”大屠杀后不久，作为国民党驻共产国际常驻代表兼中山大学理事会理事的邵力子因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不得不悄悄地收拾行装回国了。他的共青团员妻子傅学文与他一起回国。邵力子离开后，中山大学的国共合作和中苏合作模式，实际上已经解体。后来，邵力子一直保持着与共产党的良好关系。早在1920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时，他作为“星期评论社”的成员，曾参加了一些活动。后来，他又任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上海大学的副校长。1949年，他终于抛弃蒋介石，拥护中国共产党，留在大陆为建设新中国做了许多工作。
1927年7月8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丁维汾提出议案，指控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国民党旗号引诱我党党员及全国有为青年，一再破坏本党之主义与政策，假国民党之名，行出卖本党之实。吾人特昭告全世界谴责该校之阴谋并加以取缔。而且，不准国内任何组织再派学生去莫斯科，俾使吾侪青年不再受其欺骗”。这种指责，当然是对当初苏联提出、国民党同意的中山大学办学宗旨的莫须有诬蔑，说明了国民党本身的背信弃义。
接着，国民党中执会全体会议及第106次部长联席会议通过了这个提案，并在7月26日正式发表声明，决定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各地不得再选派学生。
在校的国民党学生，除少数人转向共产党之外，纷纷回国。这些人回国后成立了“留俄同学会”，多数人成为国民党中极端反苏反共的急先锋。如郑介民、邓文仪、谷正纲、谷正鼎、康泽、肖赞育、刘咏尧、吴家钰、张秀兰、何重汉、卜涛明等，均为国民党中坚分子。苏联培养训练了一批反苏反共的中国人，实非初衷。而共产党选派的学生，非但不能回国，而且由于南京、武汉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屠杀、追捕、通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因此大批革命者由组织安排，纷纷逃亡到莫斯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工农分子，也都进了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成为政治避难式的留学生。这两所大学的中国学生一时间达到六七百人。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并不能阻止国民党控制范围外的革命青年入学，也不能达到取缔中山大学的目的。不过，为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从1928年起，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仍然简称中山大学。
1927年9月，邓演达和宋庆龄先后到莫斯科访问，并应邀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讲。对国外第一所用她已故丈夫名字命名的中国人民的大学邀请她访问，宋庆龄深表感谢。她说，看到有这么多虔诚的年轻人，竭尽心力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衷心感佩。她勉勵同学们，要永远牢记：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要把孙中山最宝贵的遗训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坚持到底。宋庆龄的讲话，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她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和邓演达以及陈友仁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与国内的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这更给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痛苦和彷徨中的同学们以极大的鼓舞。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学生中出现了大批托派分子，追随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1930年秋天，中山大学宣布“停办”。
本栏编辑/牛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