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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环境问题上,英国《卫报》驻华记者华衷——“一位职业的担忧者”——认为，如果中国复制欧洲或美国的发展模式，这个世界就完了
还是个英国乡下孩子时,有人告诉Jonathan Watts,在地球的另一边,有个叫作中国的地方,那里生活着10亿人,如果这些人一起跳起来，地球就会受到冲击，偏离轨道，到那时候，人类就该灭绝了。这个故事把孩子吓坏了。自那之后，每天晚上，躺在床上，Watts会十指相扣，默默祈祷：“神奇的上帝呀，感谢您照看爸爸、妈妈、姐姐Lisa、狗狗Toby,以及我的朋友们和我自己。保佑世界和平，保佑那些贫穷和饥饿的人们能够得到帮助，再保佑10亿中国人不会一起跳起来。阿门。”
三十多年过去了，Watts来到了亚洲，来到了这个曾经让他忧心忡忡的地方，他给自己起了个挺有文化味的中国名字“华衷”，作为《卫报》的驻华记者在这里工作，从一个什么都写的记者变成了专职的环境记者。7年后，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
那是本厚重的大书，黑色的封面，绛红的书名，缀着绛红的五星。在后记里，华衷说,这个世界图景正在改变,而中国,也许正在决定着我们的未来,他甚至引用了一个经济危机后开始流行的段子：“1949，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79，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1989，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9，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书评作家Mirsky在《伦敦书评》在撰文表示：美国人弗里德曼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带来了飞速发展，但英国人华衷在他的书中记录了飞速发展的另一面——环境的恶化，“中国正在毁灭自己，并威胁到了我们所有的人”。但Mirsky同样认为：这本书并不是简单的中国威胁论，“当你读完50页之后，你会发现他经常表现出来的力图公平记叙的努力，正如他在常规结论中所说，他面临着两个‘极端’，‘而真理有可能在中间’。”
曾是西方为数不多的到过北朝鲜的记者，因一篇中国的拆迁故事《盗窃》得过2007年的世界媒体报道奖，又一直在关注中国最敏感的环境问题，然而,华衷不认为自己是个斗士，他说，“我是个担忧者，过去是天生的担忧者，现在是职业的担忧者。”这位英国记者个头高大,态度温和,目光有些深邃,笑起来嘴巴弯成很长的圆弧。
游历
在《卫报》北京办公室旁边的咖啡厅，华衷的一位助手说：“跟某些环境记者不同，华衷不仅写环境，自己也很注重保护环境，他几乎是个环境主义者。”然而，对于成为环境记者的历程，华衷认为:“那是一系列的意外。”
1990年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的英国文学系后，这位一无所有的穷学生决定去日本游历一番，“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只是想去游历，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进行某种冒险。”最初，他教当地人英语，并从当地人那里学习日语。后来，他回学校全时修读了日语和东亚文化。有个机会，他可以做其他记者的助理。做助理的第一个月里,华衷就参与了对前首相的采访，还与一位小说家共进午餐，这使他喜欢上了记者这职业的丰富性。他决定去夜校学新闻，努力成为一名记者。几年后，华衷成为了《卫报》的驻亚洲记者。
2003年，华衷来到中国，河南的艾滋村是他最初关注的题材。2006年，他决定进行一次中国之旅，这次旅行搭建了《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一书的框架。但事实上，最初，那场旅行的目的是寻找中国人的信仰。
华衷想知道，这里的人们相信什么，“过去，这里的人也许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现在，他们好像什么都不信了。”“我听有人说，现在信钱，相信那些拿在手里的物质的东西，但我不信，我要去确认一下。”
他的旅行从2006年开始，从香格里拉出发，到内蒙古的元大都（Xanadu）。 一路上，华衷向碰到的僧人、朝圣者、警察、卖煤商人、学生提相同的问题：你是做什么的？有宗教信仰吗？你相信什么？什么在你生命中最重要？与5年前相比，你觉得现在更好些吗？等等。
这次旅途中，华衷开始思考这个国家的飞速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发展？”把丰富的物种、文化多样性变成单一化是不是发展了？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运煤车算不算发展……这引起了他对中国飞速发展中带来的环境问题的兴趣。
在日本，华衷大约每两三个月会做一次环境方面的报道，而在中国，他几乎每周都在写环境相关的题目。这位《卫报》环境记者认为：解决这个飞速发展时期大国的环境问题，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间的矛盾，对中国和世界都极端重要。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中国飞速发展带来的重要问题。书中，华衷也提到了许多活跃在中国的本地环保者，他几乎认识那个团体中的大部分人，他认为，自己的中国环境之旅得益于这些本地人。但很显然，他的视角与这些人有所不同。
经过那些加工洋垃圾的村庄旁泛着异味的河流，他会悲伤地想起自己的母亲曾耐心地把旧衣物填满垃圾袋，送到固定的地方，她对此心满意足——让一件物品回收利用是对环境最好的事情。在他的家乡，人们甚至无法想象，某些废旧物品的回收和再利用，以及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怎么会有厄运灾难。
他提到中国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冲突。4个世纪前，一位中国大夫——李时珍写过一本《本草纲目》，这在当时是非常聪明的一本书，然而今天的环境变了，从“很少的人，很多的野生动植物”，变成了“人很多，野生动植物很少”。
华衷说：今天，那本书中的很多处方，正在成为很多珍稀动植物的“死亡通告”。
他去参观广西的一个熊虎庄园，虽然老板喜欢说自己在保护动物，但那是个以赚钱而不是动物保护为目的的商业项目。黑熊的胆囊上插根管子用来吸取胆汁——在中国传统的药典中，食用熊胆可以退热清心，平肝明目。而庄园中的老虎们目前只能奄奄一息地活着，等着死后拖进冰柜冻起来，那是因为1993年中国响应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号召，禁止了老虎贸易。
华衷提到在熊虎庄园餐厅旁看到的一个海报：“为什么国家要把老虎列为A类保护动物？因为（老虎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李时珍就说过：老虎全身都是宝。”——这是很荒谬的事情，这个国家的人们并不知道野生生物的意义何在。他觉得，相比野生动物保护,中国政府更重视保护文化传统。
华衷用了一个章节去讲河南，他觉得那个在中国人中极富争议性的地区很有意思，“当我提到我要去河南时，大部分人表现出了对那个地方的失望、厌恶，即使是我那些良善、宽容、受过良好教育的朋友。”
华衷去了河南，那里曾经是中原腹地，中国历史上有3个朝代定都于此（安阳、洛阳、开封）；那里是太极、功夫和中国禅宗的发源地；根据伊懋可教授的书，一千年前，那里曾有茂密的森林，大象比泰国还多。然而，自宋时起，这个中原腹地的环境每况愈下。
他看到那里的河流，还引用了一首当地的歌谣：“50年代，我们在河里洗菜；60年代，我们用河水灌溉；70年代，我们看着河水变黑；80年代，我们看见死鱼漂在河上；90年代，我们也病了。”
他去了一些著名的村庄，村里的人，为了能让一家人吃一个星期的饭而去卖血，然后感染艾滋死去。
在河南一章的结尾处，华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河南是个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实例，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越来越贫瘠的资源酿成了这个悲剧。他认为：“某些中国人对河南的反感类似于某些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反感，他们都觉得：那里脏乱、拥挤，不可信。”而事实上，河南不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绝望的、荒漠化威胁下的省份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中国和她的土地，还有过剩的人口威胁下的这颗星球。
最终，他说：“我们不要自暴自弃。”
中国该找条新路，这很重要
谈到写这本书的经历，作为一个外国记者，他如何去接近那些因关系重大而略显“敏感”的地区和事件？华衷认为，“对进行国际报道的记者而言，中国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这里不会有生命危险，不像海湾或者中东之类的地区。”然而，阻力同样是少不了的，他讲起某次采访，他们与受访者分手不久，警察出现了，还说到自己几次被请去“喝咖啡”的经历。他说，2008年之后，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空间已经大了很多。“在那之前，我们在中国采访，要先联系Waiban(外办)，2008年之后，就不需要了。”这个外国人对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一致与冲突深有感触，他认为，“目前，我们遇到的大部分阻力可能是来自地方政府。”
用一本将近500页的书去讨论荒漠化、污染、消逝的动物、被诅咒的土地……是件比较冒险的事情，毕竟，他的书，不仅英国人会读，中国人也会读。华衷并不知道这里的人会怎么看他，尽管在中国待了七年多，他仍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国家中大部分人的想法——他的前助手曾在博客上记录过华衷对陈冠希的态度：看到这个新闻时，他很茫然地问：“为什么？他犯了什么错？”陈不过是“跟无数人分享了他的快乐”。
而对于那个中国人质问西方的经典问题：既然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把污染转嫁给中国，让中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公平吗？
他带着歉意回答，“也许是不公平的，但中国太大，如果它重新复制欧洲或美国的发展模式，这个世界就完了。”他说，“中国该找条新路了，这个国家的决定对世界很重要，我们应该帮助中国做到这一点。”
还是个英国乡下孩子时,有人告诉Jonathan Watts,在地球的另一边,有个叫作中国的地方,那里生活着10亿人,如果这些人一起跳起来，地球就会受到冲击，偏离轨道，到那时候，人类就该灭绝了。这个故事把孩子吓坏了。自那之后，每天晚上，躺在床上，Watts会十指相扣，默默祈祷：“神奇的上帝呀，感谢您照看爸爸、妈妈、姐姐Lisa、狗狗Toby,以及我的朋友们和我自己。保佑世界和平，保佑那些贫穷和饥饿的人们能够得到帮助，再保佑10亿中国人不会一起跳起来。阿门。”
三十多年过去了，Watts来到了亚洲，来到了这个曾经让他忧心忡忡的地方，他给自己起了个挺有文化味的中国名字“华衷”，作为《卫报》的驻华记者在这里工作，从一个什么都写的记者变成了专职的环境记者。7年后，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
那是本厚重的大书，黑色的封面，绛红的书名，缀着绛红的五星。在后记里，华衷说,这个世界图景正在改变,而中国,也许正在决定着我们的未来,他甚至引用了一个经济危机后开始流行的段子：“1949，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79，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1989，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9，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书评作家Mirsky在《伦敦书评》在撰文表示：美国人弗里德曼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带来了飞速发展，但英国人华衷在他的书中记录了飞速发展的另一面——环境的恶化，“中国正在毁灭自己，并威胁到了我们所有的人”。但Mirsky同样认为：这本书并不是简单的中国威胁论，“当你读完50页之后，你会发现他经常表现出来的力图公平记叙的努力，正如他在常规结论中所说，他面临着两个‘极端’，‘而真理有可能在中间’。”
曾是西方为数不多的到过北朝鲜的记者，因一篇中国的拆迁故事《盗窃》得过2007年的世界媒体报道奖，又一直在关注中国最敏感的环境问题，然而,华衷不认为自己是个斗士，他说，“我是个担忧者，过去是天生的担忧者，现在是职业的担忧者。”这位英国记者个头高大,态度温和,目光有些深邃,笑起来嘴巴弯成很长的圆弧。
游历
在《卫报》北京办公室旁边的咖啡厅，华衷的一位助手说：“跟某些环境记者不同，华衷不仅写环境，自己也很注重保护环境，他几乎是个环境主义者。”然而，对于成为环境记者的历程，华衷认为:“那是一系列的意外。”
1990年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的英国文学系后，这位一无所有的穷学生决定去日本游历一番，“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只是想去游历，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进行某种冒险。”最初，他教当地人英语，并从当地人那里学习日语。后来，他回学校全时修读了日语和东亚文化。有个机会，他可以做其他记者的助理。做助理的第一个月里,华衷就参与了对前首相的采访，还与一位小说家共进午餐，这使他喜欢上了记者这职业的丰富性。他决定去夜校学新闻，努力成为一名记者。几年后，华衷成为了《卫报》的驻亚洲记者。
2003年，华衷来到中国，河南的艾滋村是他最初关注的题材。2006年，他决定进行一次中国之旅，这次旅行搭建了《当十亿中国人跳起来》一书的框架。但事实上，最初，那场旅行的目的是寻找中国人的信仰。
华衷想知道，这里的人们相信什么，“过去，这里的人也许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现在，他们好像什么都不信了。”“我听有人说，现在信钱，相信那些拿在手里的物质的东西，但我不信，我要去确认一下。”
他的旅行从2006年开始，从香格里拉出发，到内蒙古的元大都（Xanadu）。 一路上，华衷向碰到的僧人、朝圣者、警察、卖煤商人、学生提相同的问题：你是做什么的？有宗教信仰吗？你相信什么？什么在你生命中最重要？与5年前相比，你觉得现在更好些吗？等等。
这次旅途中，华衷开始思考这个国家的飞速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发展？”把丰富的物种、文化多样性变成单一化是不是发展了？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运煤车算不算发展……这引起了他对中国飞速发展中带来的环境问题的兴趣。
在日本，华衷大约每两三个月会做一次环境方面的报道，而在中国，他几乎每周都在写环境相关的题目。这位《卫报》环境记者认为：解决这个飞速发展时期大国的环境问题，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间的矛盾，对中国和世界都极端重要。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中国飞速发展带来的重要问题。书中，华衷也提到了许多活跃在中国的本地环保者，他几乎认识那个团体中的大部分人，他认为，自己的中国环境之旅得益于这些本地人。但很显然，他的视角与这些人有所不同。
经过那些加工洋垃圾的村庄旁泛着异味的河流，他会悲伤地想起自己的母亲曾耐心地把旧衣物填满垃圾袋，送到固定的地方，她对此心满意足——让一件物品回收利用是对环境最好的事情。在他的家乡，人们甚至无法想象，某些废旧物品的回收和再利用，以及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怎么会有厄运灾难。
他提到中国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冲突。4个世纪前，一位中国大夫——李时珍写过一本《本草纲目》，这在当时是非常聪明的一本书，然而今天的环境变了，从“很少的人，很多的野生动植物”，变成了“人很多，野生动植物很少”。
华衷说：今天，那本书中的很多处方，正在成为很多珍稀动植物的“死亡通告”。
他去参观广西的一个熊虎庄园，虽然老板喜欢说自己在保护动物，但那是个以赚钱而不是动物保护为目的的商业项目。黑熊的胆囊上插根管子用来吸取胆汁——在中国传统的药典中，食用熊胆可以退热清心，平肝明目。而庄园中的老虎们目前只能奄奄一息地活着，等着死后拖进冰柜冻起来，那是因为1993年中国响应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号召，禁止了老虎贸易。
华衷提到在熊虎庄园餐厅旁看到的一个海报：“为什么国家要把老虎列为A类保护动物？因为（老虎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李时珍就说过：老虎全身都是宝。”——这是很荒谬的事情，这个国家的人们并不知道野生生物的意义何在。他觉得，相比野生动物保护,中国政府更重视保护文化传统。
华衷用了一个章节去讲河南，他觉得那个在中国人中极富争议性的地区很有意思，“当我提到我要去河南时，大部分人表现出了对那个地方的失望、厌恶，即使是我那些良善、宽容、受过良好教育的朋友。”
华衷去了河南，那里曾经是中原腹地，中国历史上有3个朝代定都于此（安阳、洛阳、开封）；那里是太极、功夫和中国禅宗的发源地；根据伊懋可教授的书，一千年前，那里曾有茂密的森林，大象比泰国还多。然而，自宋时起，这个中原腹地的环境每况愈下。
他看到那里的河流，还引用了一首当地的歌谣：“50年代，我们在河里洗菜；60年代，我们用河水灌溉；70年代，我们看着河水变黑；80年代，我们看见死鱼漂在河上；90年代，我们也病了。”
他去了一些著名的村庄，村里的人，为了能让一家人吃一个星期的饭而去卖血，然后感染艾滋死去。
在河南一章的结尾处，华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河南是个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实例，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越来越贫瘠的资源酿成了这个悲剧。他认为：“某些中国人对河南的反感类似于某些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反感，他们都觉得：那里脏乱、拥挤，不可信。”而事实上，河南不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绝望的、荒漠化威胁下的省份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中国和她的土地，还有过剩的人口威胁下的这颗星球。
最终，他说：“我们不要自暴自弃。”
中国该找条新路，这很重要
谈到写这本书的经历，作为一个外国记者，他如何去接近那些因关系重大而略显“敏感”的地区和事件？华衷认为，“对进行国际报道的记者而言，中国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这里不会有生命危险，不像海湾或者中东之类的地区。”然而，阻力同样是少不了的，他讲起某次采访，他们与受访者分手不久，警察出现了，还说到自己几次被请去“喝咖啡”的经历。他说，2008年之后，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空间已经大了很多。“在那之前，我们在中国采访，要先联系Waiban(外办)，2008年之后，就不需要了。”这个外国人对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一致与冲突深有感触，他认为，“目前，我们遇到的大部分阻力可能是来自地方政府。”
用一本将近500页的书去讨论荒漠化、污染、消逝的动物、被诅咒的土地……是件比较冒险的事情，毕竟，他的书，不仅英国人会读，中国人也会读。华衷并不知道这里的人会怎么看他，尽管在中国待了七年多，他仍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国家中大部分人的想法——他的前助手曾在博客上记录过华衷对陈冠希的态度：看到这个新闻时，他很茫然地问：“为什么？他犯了什么错？”陈不过是“跟无数人分享了他的快乐”。
而对于那个中国人质问西方的经典问题：既然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把污染转嫁给中国，让中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公平吗？
他带着歉意回答，“也许是不公平的，但中国太大，如果它重新复制欧洲或美国的发展模式，这个世界就完了。”他说，“中国该找条新路了，这个国家的决定对世界很重要，我们应该帮助中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