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淡已久的市场最近被一股乐观情绪覆盖。
　　兴奋源来自大脑层面。5月16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权。与此同时，来自路透社的消息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主持起草经济改革计划，以重振经济。
　　容易联想到，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发改委手中的部分审批权将下移至地方政府，在乙烯改扩建、风电站、城市快轨等项目方面，企业对它们的投资将不必再经由中央政府层面。此外，税务总局、能源、水利及教育等多个部委手中的审批权也有相应削弱……
　　这恐怕是习李政府提出“中国梦”之后，最具有“行动力”的表现——几个月以来，新的政治口号连同政府下放权力的姿态，成功燃起了一些爱国主义情绪，这从电影《中国合伙人》的热映便可见一斑——据称，这部描述新东方创业故事的“主旋律”电影，在成都等地上映时，甚至出现了观众集体起立鼓掌的情况。
　　假如人们愿意稍微绕开一下视线，越过憧憬，理性看待政府的角色和行为，还会有更深层的思考。
　　新一届政府喜欢用放权来表达改革态度，而事实的另一面是，态度虽然很重要，改变政府的诸事包揽的管家婆身份更重要。而眼下我们看到的则是行政权力大到可怕。就像一些政协委员在两会上提到的，一个企业要投资一个项目，“要过53个处、室、中心、站，经100个审批环节，盖108个章，全程需799个工作日”。这种效率低下不仅为企业带来额外的资金链和工程质量问题，还往往会将成本转移给消费者，房地产业就是个例子。
　　回到权力下放这个话题本身，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政府第一次做出类似的决定了——这是12年以来政府第七次宣布权力下放，而每次类似的做法都会让媒体和民众激动不已。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最终政府手里的权力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因为在放权的同时往往还有收权的动作，并且会收得比原来更紧。从当前政府提出的下放和取消审批权来看，一些核心的权力仍没有任何改变。
　　市场，还是政府？即便是那些频繁提到市场缺陷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判断该由谁来主导的原则就是：效率和分配公平。比较而言，政府在公共管理之外的领域很难做到像市场调节的那样有效率——市场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而创新又往往能带来更低的成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表示：要实现今年的增长目标，“靠刺激政策”的空间已不大，需要“依靠市场机制”。
　　但我们看到眼下中国的情况是，政府对很多微观经济领域还存在着过度的行政干涉。抛开效率不谈，由于政府本身缺乏监督，权力过大的结果必然是不可遏制的腐败。很多领域都存在多部门交叉管理，层层揩油，而这一切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从2004年开始正式执行的《行政许可法》把行政机关对实体经济的干预权力写进法律，但显然它在范围的设定和对行政权力的限定等方面仍值得商榷，政府需要做得更加透明。
　　在老思维不变的情况下，难免会重蹈覆辙。比如，目前，中国正在从3G向4G时代让渡，传闻称，工业和信息化部可能会在年底发布4G牌照。与此同时，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也已展开。
　　4G如何避免3G纠结于利益分割而人为破坏技术创新？要知道，尽管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产业展现出勃勃生机，但中国却是世界上手机平均连接速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垄断、对自有技术TD的坚持和行政指派阻碍了3G时代的有效竞争。4G牌照仍存在TDD（TD的延续）和FDD（WCDMA等国际标准的延续）的分别。显然，在工信部做出决定之前，联通和电信都不敢轻举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