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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年以来，在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引导下，信贷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但在信贷结构方面，呈现七个特点。应当看到，信贷结构是中国经济结构、产业资本属性、商业银行风险选择的反映和必然结果，有其内在必然性和合理性。优化信贷结构关键是改变市场主体面临的经济环境和制度规则，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银行业;信贷结构;经济发展
2019年以来，货币政策发挥“逆周期”调节引导作用，金融机构积极有为，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持续发力，货币信贷保持平稳增长势头，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本外币貸款余额151.6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在信贷总量稳中向好情况下，信贷结构呈现七个特点，是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驱动力、金融机构经营选择等多种因素的镜像反映。
一、 中国信贷结构呈现七个特点
1. 分贷款主体看，住户贷款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贷款占比持续下降。当前住户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的3成左右，2016年以来持续保持上升势头;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的7成左右，近年来呈下滑态势。
2. 分贷款区域看，贷款向核心区域集中，涉农贷款占比持续回落。近年来信贷资源向东部核心区域集聚的现象越发明显，截至2018年末，东部10省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比重为55.3%，较上年末提高0.1个百分点。而从城乡角度看，代表县域信贷投放量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呈加速回落态势，目前涉农贷款仅占各项贷款余额的3成左右。
3. 分所有制看，国有企业贷款占比大幅提高，非国有企业贷款持续下降。国有企业贷款余额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比重约5成，较2016年上升逾10个百分点，而非国有企业贷款（包括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企业）余额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比重持续下降。
4. 分投向看，贷款仍主要投向房地产和基建领域，制造业贷款持续下滑。近年来房地产类贷款和基建类贷款持续攀升，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比重接近3成;基建类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比重逾2成，两类贷款占据了各项贷款存量的半壁江山。而制造业贷款余额仅占各项贷款比重10%左右，较2012年下降约8个百分点，显著低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0%左右）。
5.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贷款占比较高，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下降。大型企业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在4成左右，近年总体保持缓慢上升态势;中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成左右，中型企业贷款占比变化不大，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缓慢下滑，但“普惠标准”的小微贷款余额在中央支持民营小微系列政策引导和支持下，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19年较年初增速逾20%，高于各项贷款较年初增速10个百分点左右。
6. 分担保方式看，信用贷款占比低，保证、抵质押贷款占比高。信用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约2成，保证贷款占比接近4成，近年均呈下滑态势，而抵质押贷款占比超过4成，仍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7. 分贷款期限看，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上升，票据融资对短期贷款替代明显。企业中长期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5成左右，近年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而企业短期贷款余额占比回落明显。票据融资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10%左右，近年增长较快，除流动充裕背景下贴现利率下降较多因素外，商业银行大多倾向以低风险票据融资调剂贷款额度。
二、 当前信贷结构的形成原因
从整个经济体系来看，信贷结构既有内生性，也有外生性，但更主要的是内生性和被动性。“资金跟着政府规划走、跟着产业布局走，跟着需求走”这是必然规律。信贷结构体现了对经济发展规划的支持，也折射出当地经济的发展特点，是金融机构基于国家特定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下，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自发选择的必然结果。对照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有五大重点因素促成了当前信贷结构特征：
1. 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集中度不断提升，必然导致资金更加向核心区域集中。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随着城镇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发展向核心区域集聚现象越发明显。大城市经济集中度、人口集中度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资金高效利用更加迎合资金供需双方的诉求，客观上导致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大城市、核心区域流动，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城市化战略调整的需要。近年来全国信贷资源向长三角珠三角集聚的现象也较为明显，2019年上半年苏浙粤三省新增贷款合计占全国的34.3%，这些地区对金融资源的吸纳能力更强，也反映出金融机构对政府经济发展规划的支持。但中小银行机构受经营区域限制较全国性机构更大，非核心区域的地方法人机构面临发展困境。以山东省为例，2019年上半年，济南、青岛地区的中小银行机构贷款新增额占全省地方法人机构贷款新增额的41%，同比上升15个百分点;同比多增额占据了全省地方法人银行贷款同比多增额的89.2%。
2. 在新旧动能转换进程中经济短期需要基建、地产托底的背景下，资金必然向地产和基建集中。房地产、基建和制造业信贷的变化反映了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拉动力的变化，也是政策托底经济在金融上的反映。近年来中国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加上制造业贷款风险高、核销较多，导致制造业贷款占比下降。这两年国家鼓励二胎生育、棚户区改造、城市规划布局调整等造成房地产需求旺盛，房地产价格上涨，企业投资意愿较强，导致居民购房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长过快。不过随着近期销售回落，房地产信贷规模也将逐步缩减。基建投资这两年发挥了重要的托底支撑作用，预计仍将在支持经济、吸纳贷款上持续发力。房地产和基建领域贷款增长较快，也在贷款期限上体现为中长期贷款占比提升。
3. 国企隐含的政府信用和民企风险多发背景下，资金必然更加向国有和大型企业集中。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形成了信贷投放偏向国有和大型企业的历史格局。而近年来民营企业风险事件多发，不良比重较高，并且部分民企处于产能过剩领域，竞争力不强，特别是民企逃废债现象突出，金融机构有意识的收缩民营企业信贷，对民营企业集中的小微企业贷款趋于谨慎。在当前流动性宽裕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必然对政府信用的偏好强化，加上部分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等贷款主体都是国企，导致贷款向国有企业和综合实力相对较好的大型企业集中的现象有所加剧。 4. 在风险暴露加剧、银企不信任背景下，信贷主体必然向个人集中，担保方式更加偏重抵押。近年来，不良贷款增长较快，甚至出现企业逃废债现象，银行债权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被迫在经营战略和贷款投放担保方式上做出改变。一方面，多数金融机构有意识的向“零售战略”转型，包括借助推广ETC深挖高净值客户、将部分小企业贷款转换为企业主个人贷款等，以防范企业法人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对贷款抵质押物要求更加严格。近年来金融机构通过实践以及经验总结发现，在当前企业道德风险较高的情況下，抵质押依然是最有效的风险控制方式。金融机构正努力提高抵质押贷款比重，并通过退出传统行业、上收审批权限等方式不断收缩民企等高风险领域贷款。
5. 地方政府干预加剧了信贷投放的结构性缺陷。由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地方法人银行并非“完全自主”的市场主体，经其投放的信贷资源带有很强的政府偏好，因此，这种配置方式决定了相当部分的信贷资源，被不恰当地投向了本身并不具备市场自生能力的产业和企业，甚至还有相当部分，直接以平台贷款的形式转为了地方政府“第二财政”，在信贷结构上加剧了国企、大企业、平台支撑的基建等领域贷款的过度集中，一定程度上也大幅减缓了僵尸企业的出清过程。
三、 对信贷结构的认识及政策建议
信贷结构尽管总体上是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制度环境等的被动反映，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其一旦形成，也有独立性，对经济结构有主动性和互动反馈的功能。例如，当金融机构盲目“垒大户”，不顾企业实际需求把大量信贷资金投入大企业，必然助长大企业的盲目投资行为，短期内可能形成金融、经济的互动繁荣，但长期可能给经济结构带来破坏性后果。对于缺乏抵押物的企业不能进行信贷投入，也同样可能导致部分有潜力的企业难以发展，这也是一种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缺失的表现。同时，也应当看到，无论信贷结构如何，都是市场主体在特定经济结构、经济环境和制度规则下，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自我决策、自我选择的结果。因此，优化信贷结构，矫正其不合理性，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关键是要创新制度规则，从而优化金融运行环境，改变市场主体面临的风险、成本和收益结构，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让个体追求的目标与政策目标相一致。行政命令式的推动信贷投向，短期内可能取得一定成效，但并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度创新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优质客户、降低劣质客户的信贷可得性。
需要创新的制度规则是多方面的，首要的是经济运行中的产业、财政、土地、环保、招商引资等基础性政策。例如建立科学的房地产发展长效机制，完善土地供应制度，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支持自住性需求;纠正不合理的产业补贴政策，避免部分产业为取得补贴的一哄而上;纠正为招商引资而在土地、税收等方面随意减免补贴的政策，使得项目在公平竞争基础上真正符合当地比较优势，具有长远竞争力，避免企业短期行为;严格环保政策，明确环保标准，避免忽松忽紧，导致企业和银行对项目成本、收益和风险都缺乏稳定预期;纠正不合理的财政贴息政策，避免部分企业即使资金充裕也会为获取贴息而贷款;严格产能规划，发布产能信息，规范大型国有企业投资行为，避免产能过剩;推进市场化改革，对于某些基础设施、医疗、教育、养老服务等探索市场化机制等等。这些制度规则都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了，信贷结构优化才有坚实的基础。
从金融角度看，应健全完善以下制度和组织，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创造制度环境，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1. 着力加强银企信息对称性。金融业本质上是处理信息的产业，只有提高信息对称性，金融机构才敢于向一些市场主体发放贷款，敢于发放信用贷款。重点：一是推动社会信用信息共享。主要是推动各部门掌握的税收、环保、行政处罚、水电等社会主体信息共享，提高社会各类经济主体信息透明度;二是提高财务报表真实性。把财务报表真实性作为全社会基础性工程，加强检查，一旦发现造假严厉处罚;三是推动民间融资登记。从部分企业集团爆发风险状况看，部分企业民间集资严重，民间融资登记缺失，导致企业征信数据失真，严重影响了银行对企业的风险判断，必须加强民间融资风险登记。为鼓励登记，可推动立法明确，一旦融资主体破产清算，登记债权受偿顺序优于未登记债权。
2. 推动完善信贷管理体制。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对货币政策传导和信贷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当前银行内部信贷审批机制有待完善，在优化信贷审批制度，提高贷款审批效率，真正落地尽职免责机制方面，仍需要下大力气改进提升。如最了解企业真实经营情况的一线客户经理，职责权限只限于做好贷前调查和贷款分析报告，而掌握实际贷款审批权限的风险管理或授信管理部门，过于注重土地、房产等抵押担保条件，往往忽视对企业发展潜力、人才储备、技术能力等信息的评估和精细化分析，导致很多企业被排除在外。建议探索构建权责利相统一的信贷审批制度，赋予一线客户经理一定额度贷款审批权和相应激励约束措施，制定科学合理的尽职免责制度，充分利用客户经理掌握的企业发展潜力、人才储备、技术能力等“软信息”，真正让专注经营、有技术、有市场、诚实守信的企业获得信贷支持，形成“能贷、愿贷、敢贷”长效机制。
3. 鼓励商业银行创新投行类信贷产品。从商业银行角度看，一些创新型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贷款，主要是这个阶段企业整体风险较高，一旦企业发生风险，银行将承受贷款损失，而企业即使做大做强风险变低，银行也只能获得固定收益，这种风险收益的不对称性导致银行缺乏贷款积极性;而部分中小企业创业期又不能承受高利率成本和不愿意承受股权融资导致的股份稀释。在这个发展阶段，如果银行给予提供类似可转换债券的低利率含权类信贷产品可能更加符合企业实际。从美国硅谷银行的实践看，也是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建议研究推行这一做法。当然，这需要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风险识别和定价能力。
关键词：银行业;信贷结构;经济发展
2019年以来，货币政策发挥“逆周期”调节引导作用，金融机构积极有为，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持续发力，货币信贷保持平稳增长势头，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本外币貸款余额151.6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在信贷总量稳中向好情况下，信贷结构呈现七个特点，是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驱动力、金融机构经营选择等多种因素的镜像反映。
一、 中国信贷结构呈现七个特点
1. 分贷款主体看，住户贷款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贷款占比持续下降。当前住户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的3成左右，2016年以来持续保持上升势头;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的7成左右，近年来呈下滑态势。
2. 分贷款区域看，贷款向核心区域集中，涉农贷款占比持续回落。近年来信贷资源向东部核心区域集聚的现象越发明显，截至2018年末，东部10省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比重为55.3%，较上年末提高0.1个百分点。而从城乡角度看，代表县域信贷投放量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呈加速回落态势，目前涉农贷款仅占各项贷款余额的3成左右。
3. 分所有制看，国有企业贷款占比大幅提高，非国有企业贷款持续下降。国有企业贷款余额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比重约5成，较2016年上升逾10个百分点，而非国有企业贷款（包括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企业）余额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比重持续下降。
4. 分投向看，贷款仍主要投向房地产和基建领域，制造业贷款持续下滑。近年来房地产类贷款和基建类贷款持续攀升，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比重接近3成;基建类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比重逾2成，两类贷款占据了各项贷款存量的半壁江山。而制造业贷款余额仅占各项贷款比重10%左右，较2012年下降约8个百分点，显著低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0%左右）。
5.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贷款占比较高，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下降。大型企业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在4成左右，近年总体保持缓慢上升态势;中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分别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成左右，中型企业贷款占比变化不大，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比缓慢下滑，但“普惠标准”的小微贷款余额在中央支持民营小微系列政策引导和支持下，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19年较年初增速逾20%，高于各项贷款较年初增速10个百分点左右。
6. 分担保方式看，信用贷款占比低，保证、抵质押贷款占比高。信用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约2成，保证贷款占比接近4成，近年均呈下滑态势，而抵质押贷款占比超过4成，仍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7. 分贷款期限看，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上升，票据融资对短期贷款替代明显。企业中长期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5成左右，近年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而企业短期贷款余额占比回落明显。票据融资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10%左右，近年增长较快，除流动充裕背景下贴现利率下降较多因素外，商业银行大多倾向以低风险票据融资调剂贷款额度。
二、 当前信贷结构的形成原因
从整个经济体系来看，信贷结构既有内生性，也有外生性，但更主要的是内生性和被动性。“资金跟着政府规划走、跟着产业布局走，跟着需求走”这是必然规律。信贷结构体现了对经济发展规划的支持，也折射出当地经济的发展特点，是金融机构基于国家特定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下，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自发选择的必然结果。对照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有五大重点因素促成了当前信贷结构特征：
1. 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集中度不断提升，必然导致资金更加向核心区域集中。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随着城镇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发展向核心区域集聚现象越发明显。大城市经济集中度、人口集中度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资金高效利用更加迎合资金供需双方的诉求，客观上导致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大城市、核心区域流动，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城市化战略调整的需要。近年来全国信贷资源向长三角珠三角集聚的现象也较为明显，2019年上半年苏浙粤三省新增贷款合计占全国的34.3%，这些地区对金融资源的吸纳能力更强，也反映出金融机构对政府经济发展规划的支持。但中小银行机构受经营区域限制较全国性机构更大，非核心区域的地方法人机构面临发展困境。以山东省为例，2019年上半年，济南、青岛地区的中小银行机构贷款新增额占全省地方法人机构贷款新增额的41%，同比上升15个百分点;同比多增额占据了全省地方法人银行贷款同比多增额的89.2%。
2. 在新旧动能转换进程中经济短期需要基建、地产托底的背景下，资金必然向地产和基建集中。房地产、基建和制造业信贷的变化反映了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拉动力的变化，也是政策托底经济在金融上的反映。近年来中国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加上制造业贷款风险高、核销较多，导致制造业贷款占比下降。这两年国家鼓励二胎生育、棚户区改造、城市规划布局调整等造成房地产需求旺盛，房地产价格上涨，企业投资意愿较强，导致居民购房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长过快。不过随着近期销售回落，房地产信贷规模也将逐步缩减。基建投资这两年发挥了重要的托底支撑作用，预计仍将在支持经济、吸纳贷款上持续发力。房地产和基建领域贷款增长较快，也在贷款期限上体现为中长期贷款占比提升。
3. 国企隐含的政府信用和民企风险多发背景下，资金必然更加向国有和大型企业集中。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形成了信贷投放偏向国有和大型企业的历史格局。而近年来民营企业风险事件多发，不良比重较高，并且部分民企处于产能过剩领域，竞争力不强，特别是民企逃废债现象突出，金融机构有意识的收缩民营企业信贷，对民营企业集中的小微企业贷款趋于谨慎。在当前流动性宽裕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必然对政府信用的偏好强化，加上部分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等贷款主体都是国企，导致贷款向国有企业和综合实力相对较好的大型企业集中的现象有所加剧。 4. 在风险暴露加剧、银企不信任背景下，信贷主体必然向个人集中，担保方式更加偏重抵押。近年来，不良贷款增长较快，甚至出现企业逃废债现象，银行债权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被迫在经营战略和贷款投放担保方式上做出改变。一方面，多数金融机构有意识的向“零售战略”转型，包括借助推广ETC深挖高净值客户、将部分小企业贷款转换为企业主个人贷款等，以防范企业法人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对贷款抵质押物要求更加严格。近年来金融机构通过实践以及经验总结发现，在当前企业道德风险较高的情況下，抵质押依然是最有效的风险控制方式。金融机构正努力提高抵质押贷款比重，并通过退出传统行业、上收审批权限等方式不断收缩民企等高风险领域贷款。
5. 地方政府干预加剧了信贷投放的结构性缺陷。由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地方法人银行并非“完全自主”的市场主体，经其投放的信贷资源带有很强的政府偏好，因此，这种配置方式决定了相当部分的信贷资源，被不恰当地投向了本身并不具备市场自生能力的产业和企业，甚至还有相当部分，直接以平台贷款的形式转为了地方政府“第二财政”，在信贷结构上加剧了国企、大企业、平台支撑的基建等领域贷款的过度集中，一定程度上也大幅减缓了僵尸企业的出清过程。
三、 对信贷结构的认识及政策建议
信贷结构尽管总体上是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制度环境等的被动反映，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其一旦形成，也有独立性，对经济结构有主动性和互动反馈的功能。例如，当金融机构盲目“垒大户”，不顾企业实际需求把大量信贷资金投入大企业，必然助长大企业的盲目投资行为，短期内可能形成金融、经济的互动繁荣，但长期可能给经济结构带来破坏性后果。对于缺乏抵押物的企业不能进行信贷投入，也同样可能导致部分有潜力的企业难以发展，这也是一种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缺失的表现。同时，也应当看到，无论信贷结构如何，都是市场主体在特定经济结构、经济环境和制度规则下，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自我决策、自我选择的结果。因此，优化信贷结构，矫正其不合理性，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关键是要创新制度规则，从而优化金融运行环境，改变市场主体面临的风险、成本和收益结构，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让个体追求的目标与政策目标相一致。行政命令式的推动信贷投向，短期内可能取得一定成效，但并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度创新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优质客户、降低劣质客户的信贷可得性。
需要创新的制度规则是多方面的，首要的是经济运行中的产业、财政、土地、环保、招商引资等基础性政策。例如建立科学的房地产发展长效机制，完善土地供应制度，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支持自住性需求;纠正不合理的产业补贴政策，避免部分产业为取得补贴的一哄而上;纠正为招商引资而在土地、税收等方面随意减免补贴的政策，使得项目在公平竞争基础上真正符合当地比较优势，具有长远竞争力，避免企业短期行为;严格环保政策，明确环保标准，避免忽松忽紧，导致企业和银行对项目成本、收益和风险都缺乏稳定预期;纠正不合理的财政贴息政策，避免部分企业即使资金充裕也会为获取贴息而贷款;严格产能规划，发布产能信息，规范大型国有企业投资行为，避免产能过剩;推进市场化改革，对于某些基础设施、医疗、教育、养老服务等探索市场化机制等等。这些制度规则都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了，信贷结构优化才有坚实的基础。
从金融角度看，应健全完善以下制度和组织，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创造制度环境，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1. 着力加强银企信息对称性。金融业本质上是处理信息的产业，只有提高信息对称性，金融机构才敢于向一些市场主体发放贷款，敢于发放信用贷款。重点：一是推动社会信用信息共享。主要是推动各部门掌握的税收、环保、行政处罚、水电等社会主体信息共享，提高社会各类经济主体信息透明度;二是提高财务报表真实性。把财务报表真实性作为全社会基础性工程，加强检查，一旦发现造假严厉处罚;三是推动民间融资登记。从部分企业集团爆发风险状况看，部分企业民间集资严重，民间融资登记缺失，导致企业征信数据失真，严重影响了银行对企业的风险判断，必须加强民间融资风险登记。为鼓励登记，可推动立法明确，一旦融资主体破产清算，登记债权受偿顺序优于未登记债权。
2. 推动完善信贷管理体制。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对货币政策传导和信贷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当前银行内部信贷审批机制有待完善，在优化信贷审批制度，提高贷款审批效率，真正落地尽职免责机制方面，仍需要下大力气改进提升。如最了解企业真实经营情况的一线客户经理，职责权限只限于做好贷前调查和贷款分析报告，而掌握实际贷款审批权限的风险管理或授信管理部门，过于注重土地、房产等抵押担保条件，往往忽视对企业发展潜力、人才储备、技术能力等信息的评估和精细化分析，导致很多企业被排除在外。建议探索构建权责利相统一的信贷审批制度，赋予一线客户经理一定额度贷款审批权和相应激励约束措施，制定科学合理的尽职免责制度，充分利用客户经理掌握的企业发展潜力、人才储备、技术能力等“软信息”，真正让专注经营、有技术、有市场、诚实守信的企业获得信贷支持，形成“能贷、愿贷、敢贷”长效机制。
3. 鼓励商业银行创新投行类信贷产品。从商业银行角度看，一些创新型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贷款，主要是这个阶段企业整体风险较高，一旦企业发生风险，银行将承受贷款损失，而企业即使做大做强风险变低，银行也只能获得固定收益，这种风险收益的不对称性导致银行缺乏贷款积极性;而部分中小企业创业期又不能承受高利率成本和不愿意承受股权融资导致的股份稀释。在这个发展阶段，如果银行给予提供类似可转换债券的低利率含权类信贷产品可能更加符合企业实际。从美国硅谷银行的实践看，也是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建议研究推行这一做法。当然，这需要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风险识别和定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