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诗人灰娃拥有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和特殊的诗歌写作经验，有学者认为她及其诗歌创作已成为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诗坛现象——“灰娃现象”。诗歌评论家吴思敬较早提出“灰娃是当代诗歌创作中一个独特的现象”①，学者李兆忠则最早使用“灰娃现象”这一概括称谓，他认为：“灰娃的创作留给人们许多启示，她构成一个极为独特的艺术现象——‘灰娃现象’，是与‘何其芳现象’‘郭沫若现象’完全不同的、值得珍视的现象。”②10年后，诗人兼学者周瓒再一次肯定“灰娃现象”的意义，她认为“灰娃现象”是“人类精神自救的一个奇迹”③。可以说，灰娃的人生，尤其是她的精神状态与诗歌写作之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笔者尝试梳理灰娃的人生经历和诗歌写作历程，找出“灰娃现象”带来的启示。
一、延安时期播下了诗的种子
灰娃，本名赵翠娥，到延安后改名为理召④，意为理想的召唤⑤，1927年出生于陕西临潼，4岁时全家搬到西安，父亲在一个中学教书，尚未到学龄便被送入了当时的西安师范附属小学幼稚园，不久开始在附属小学读书。1936年西安事变前，灰娃接受了较为完整的启蒙教育。1937年父亲去世。七七事变后，母亲带着灰娃和弟弟先回了老家，后又至外公家生活。
1939年，灰娃被表姐带到了陕西泾阳的“安吴堡青训班”，开启了全新的集体生活。虽然军事化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但是“人们像大哥哥大姐姐似的待我，有的还像父辈一样”，“大同志们都爱护我、教导我、帮助我”⑥，灰娃头一次体会到了革命集体的温暖。1940年“青训班”从安吴堡撤回延安，灰娃跟着队伍来到延安，进入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被编入第六班（因为六班都是年龄小的学员，又被称为少年班）。学校为他们开设了语文、数学、英语、自然科学、音乐、戏剧、美术等课程。灰娃在班里成绩应该是最好的，她的同学回忆：“我们这群小鬼在家都没念过几天书。除赵翠娥（理召）念过几天简师外，其他都是小学生。斗大的字识不了一麻袋”，“每次考试成绩，人人都是良好以上。第一名总是陕西姑娘赵翠娥。”⑦1941年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解散，灰娃被编入延安青年艺术剧院下设的“儿童艺术学园”。1942年，“儿童艺术学园”撤销后，她到青年艺术剧院工作。“整风运动”后，灰娃被分配到新四旅文工团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灰娃听从组织安排，与新四旅司令部作战室的作战参谋武昭峰⑧结婚。婚后不久，二人跟随部队离开延安奔赴战场。
灰娃从小就展露了她的文艺天赋，在西安上学时喜爱音乐、善于作文，写的小诗和作文曾被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读，作文还被发表在儿童小报上。但年幼的她对诗歌完全没有概念：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时心中连“诗”为何物，一点儿也不知道，可是为什么会写成一行一行？完全下意识的，顺着心中那时轻松欢乐的节奏，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记录的是那种愉悦、欢喜的情绪感受。可当时我的意识里根本就不知“诗”是什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诗”这种文学样式。⑨
虽然不知“诗为何物”，但诗的韵律和节奏经常盘桓在她的头脑中。只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灰娃的诗歌天赋暂时被她的其他艺术才华所掩盖。
参加革命以后，灰娃在革命队伍中接受的教育更多偏向于艺术方面。在安吴堡时，“青训班十分重视文艺工作。凡来到安吴堡的，走进青训班驻地，就能听到不绝的歌声;在一幢幢房屋的墙壁上，就能看到一幅幅抗日标语和一张张抗敌的漫画。如果你要住下来，还能看到一台精彩的演出”⑩。她在青训班学会了很多革命歌曲，如训练班的班歌、毕业歌、《祖国进行曲》等。来到延安以后，虽然也继续学习了国文、算术、自然、英文等课程，但日常学习的重心还是在音乐、戏剧和形体训练等课程上。这一时期，她的表演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灰娃曾在童话歌舞剧《公主旅行记》中饰演主角公主，“儿童艺术学园”的音乐老师程云回忆这部儿童剧的排演过程：“开始排演的筹划工作，排出儿艺的‘最强阵容’（其实，就那么一批少年学员差不多都用上了）。主要角色由黄歌、赵翠娥、查玉瑛等扮演。”11语文老师胡沙是《公主旅行记》等儿童剧的编剧，他曾回忆道：“剧团中有几个为观众所喜爱的演员。如赵翠娥，她是很引人注目的一个少年演员，她演公主，一出台就吸引住观众。”12此外，灰娃还在《糊涂将军》《勇敢的小猎人》《小八路》等其他儿童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13。
尽管灰娃曾说自己在延安很少读书，“那时我年幼无知，战时军事生活，许多时间用来军训、下乡、劳动。阅读很少很少。到延安中山图书馆去借书，世界上有些什么书，一无所知。拿起目录随便指一本，借来看了也不懂”14，但是抗战时期的延安洋溢着浓郁活跃的艺术文化氛围，身在其中不受影响几无可能。当时，延安汇集了众多诗人，如赴延安之前已经成为著名诗人的艾青、何其芳、田间、柯仲平等;还有一大批在延安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如贺敬之、李季、陈学昭、天蓝等。这些诗人在延安展开了如火如荼的诗歌运动，相继成立诗歌团体、创办诗歌刊物、举办诗歌朗诵会、发动街头诗、印发诗传单等，掀起了诗歌创作与活动的高潮。这些诗歌活动的耳闻目睹，让灰娃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和感染。在自述中她多次提到在延安见到过艾青、李又然、高长虹等诗人，讲述艾青对她这样的孩童的关心与爱护。只是少年灰娃尚无法理解这些诗人的思想：“艾青和李又然在一起，总是谈法国艺术家的事。那时，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竄来窜去，总感觉艾青和李又然他们说话怎么总像蚊子似的。”15与此同时，灰娃还学习了一些古典诗词和现代新诗：“贺绿汀还逐句教我们背诵《长恨歌》《琵琶行》《桃花源记》《归去来辞》等。”16“有人给我们讲徐志摩的散文诗，其中有一句大意是：‘我们要盼望一个馨香的婴儿出现，你看母亲在产床上多么痛苦，她的眼睛就像冬月池塘的寒星。’说的是中国蜕变的过程。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徐志摩……有一个老师讲艾青的诗，其中的诗句：‘饥饿是可怕的，使年老的失去仁慈，使年幼的学会憎恨。’”17这些诗歌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1939年到安吴堡起，灰娃即开始接受党组织安排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并快速融入组织紧密、纪律严明的革命大集体中。“许多年都是如此，从来没有过写诗写文章的念头。特别是从小受党教育，在我心里，任何工作，只有党有权分配安排，个人只能服从，否则自己胡思乱想，那就是反党。”18因而当时的灰娃不可能写诗，但潜移默化之间，诗歌已经在她的心中播下了种子。 二、精神疾病触发了诗的创作
离开延安以后，恶劣的战争环境和新的战斗任务让灰娃迅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战士。不幸的是，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灰娃得了肺结核住进了医院，曾经一度病危。1951年，丈夫武昭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疗养中的灰娃经受不住打击，病情又一次恶化，一直到1953年她才基本痊愈出院。出院之后，她先是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一年多，又于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暂时安稳的生活让灰娃被压制的诗歌才情曾经偶尔展露。她的北大同学回忆大学生涯时曾说：“理召是位大姐，很注重仪表，衣着整洁，举止文雅。据说她很小在延安参加革命。她喜欢诗歌，在小型聚会上她为大家朗诵过诗歌，感情细腻，委婉动听。”19由此可以想见，和平年代里灰娃已经有余暇开始阅读和欣赏诗歌了。然而不久，她的内心开始焦虑不已。因为在部队时，灰娃有首长和战友们的呵护关怀，患病以后则长时间住院养病，很少有机会与外面的社会打交道，所以她的生活基本处于与社会脱节的状态。离开了这两个相对简单的空间进入真实的社会生活后，她非常不适应，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粗鄙庸俗的“怪诞世界”里，这里“人人怀着不可告人的心思：有的势利眼;有的卑微相;有的狡诈得自以为巧妙他人不知;有的一心抢风头、拔分子;有的假积极;有的自卑可怜……”20“社会氛围要求人的是，曲解马克思，盛行庸俗社会学，人们急于表现粗鄙化。这与我从小受的革命教育背道而驰。我对这一切太不理解，那种违心地迎合领导、迎合众人的日子实在痛苦不堪，度日如年。”21
在这种情形下，灰娃曾一度动过回延安的念头，被领导劝说后才作罢，但脑海中对延安时光的思念之情如何也挥之不去：“我只是害怕，不知为何如此，也不敢和人说，怕人们反而责怪我。于是，越发思念延安那些艰难岁月里的人和事……”22在她的记忆里，延安虽然物资极度匮乏但是洋溢着乐观和理想，她曾多次表达过对延安岁月的眷恋。在延安时，灰娃正处于生理发育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形成，红色革命理想的教育和乌托邦般的生活环境使她相对其他身世坎坷、经历复杂的诗人来说思想更单纯，对革命的艰难性、曲折性没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她目光中的延安被摒弃了事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是一个充满了浪漫而温馨的革命大家庭，北京则是一个功利世俗的“社会”，这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延安岁月的回忆成为她人生的重要精神支柱。
其实，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灰娃也曾经历了“整风运动”“抢救运动”和“三查三整”等运动。延安时期她年纪尚小，平时在集体生活中又备受长辈们的关爱，即使天性敏感，已经发现“人人脸孔大变样，像蒙了层阴云”23，感受到曾经活跃和谐的氛围变得严峻起来，但少年的心思大多在玩乐上，并未认真体察这种变化。再加上个人历史和家庭关系简单，她在“整风运动”中并未受到影响。1947年冬“三查三整”开始时，灰娃已经成年，且在部队工作了几年，思想上对审查运动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为了顺利过关，“我更尽量说上三代人比较穷苦，因为是胡编乱造，所以只怕前后说的有出入，被众人看出破绽找岔子，心中有些不安恐惧，精神也有些异常，讲话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健康状况也恶化了，竟发起高烧来”24。好在此次运动持续时间不长，随着肺结核病越来越严重，灰娃已经无暇他顾，因此精神上反而得到了暂时的解脱。
在北大学习期间，社会上开展的运动学校一样也没落下：高饶事件、反胡风、小土群炼钢、“大跃进”、批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学生自编讲义、反右……灰娃在这些运动中总是受到批判，内心感到委屈和害怕，以为自己成了革命的对立面，心中的情绪也不敢表达出来，慢慢出现了被虐狂的症状。再加上肺病复发，导致她的生理和心理状况都日渐恶化，以至于精神逐渐有些分裂。因害怕各种运动，恐惧人与人的争斗与批判，1960年灰娃从北大退学。1961年，她到北京编译社从事文字翻译工作。本以为换个环境精神状况会有所改善，没想到在编译社也不愉快：“我感觉这些干部非常虚伪，和他们打招呼不好，不打招呼也不好：见面表情笑又笑不出来，可又不能没有表情。弄得人草木皆兵，实在不习惯。”25
1964年，单身多年的灰娃与白天26结婚成家，并把一直寄養在外的儿子接回同住，这才算过上了正常稳定的家庭生活。不过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文革”开始后，灰娃先后经历了独生子下乡插队、红卫兵抄家、陪伴骨折的丈夫去单位挨批斗等诸多磨难。再加上她根本无法适应当时的大环境和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精神彻底分裂。“我的突出症状是极度恐惧，总觉得有人布置好了要害我，任何影像、声音我都害怕。”27“开会时不经允许，我任意发言插话。有人起来揭发批判，我马上大声说：‘没有啊！’见人扬起手臂，我以为是要打我，撒腿就逃。看人们的脸，觉得恐怖异常，心想：‘他怎么变成人了？’满处都是大字报，内容乱七八糟，在我脑里显像为城隍庙墙上画的十八层地狱。”回到家里，“听到窗外有任何声音，都认定是迫害自己，而且肯定是有人布置的。有时还看见许多死去的人变了形的脸，他们站在自己棺材旁，默然地居心叵测地环顾四周。又听见过宇宙运行的声音，朦胧的轰隆声。那声音伴我到自己的坟墓中，我掩埋好自己的担惊、悲伤，栽下些蒲公英、白头翁……”28各种千奇百怪的念头和想法不停地涌到头脑中，令她不堪重负。
从“文革”初期确诊到1972年治愈，灰娃的精神分裂持续了6年。晚年她曾分析自己精神崩溃的原因：“在革命的大家庭，多年下来，养成了我不善于思考、处处依赖环境的性格习惯。当日后进入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我极不适应，甚至造成心理崩溃、精神分裂的后果。”29“这一切与我从前长期受的革命教育完完全全转向一百八十度，我不理解，又反感又焦虑，精神分裂症自然就日趋严重，每天处于恐惧担忧之中。”30这种不适应在“文革”开始后达到了极致，内心世界与社会环境的互相抵触突破了精神的某种临界点，最终导致精神彻底失常。这次精神疾病导致灰娃的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她说：“直到‘文革’，残酷的事实教育了我，让我看清了一些人和事，引发了我的思想大解放，于是才有在个人的欢笑、痛苦、眼泪和思考之后的自我拯救。”31或者说是精神分裂使她摆脱了过去的心理包袱，让她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与理想。 疾病治愈后，灰娃的精神状况在医生和外人的眼中已经恢复了正常，不过她内心的恐惧、不解、愤恨、绝望、悲凉等种种复杂的情绪仍然充斥着整个身心。1972年的某一天，那些经历过的美好与苦难全都情不自禁地涌上心头，脑子里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层出不穷，她毫无征兆地开始写作：
在家里头脑就这样地继续思绪纷繁，忽然不由地拿起了笔，随便拿到什么纸，便乱写乱画。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一段文字，随意地写下当下纷乱思绪的一些碎片，像采下一片片花冠，零乱而不完整。写时心绪似乎宁静了片刻。但好景不长，写后一看，立时惊恐万状。心想这正是社会要灭杀的东西，是反动的东西。肯定已经有人用新式高科技仪器探测到了。这不是反动的证明吗？于是，赶紧撕碎，装进衣袋，偷偷走到卫生间，扔入马桶冲走。就这样反复地做着。32
这些挥之不去的情思不停地触发她的写作欲望，令她不由自主地写下来。这样边写边撕的状态直到被张仃发现才停止。“文革”后期，形势松动，朋友之间能够悄悄走动的时候，灰娃将自己写的东西拿给著名画家张仃看。张仃曾是“儿童艺术学园”的导师，解放后因同住北京，与灰娃经常来往。张仃看完灰娃写的东西之后，对她说：“不是人人对诗都有感悟，你心里有这么多美的感受，如果不写诗就没有一个美的出口。”33在得到了张仃的鼓励之后，灰娃将自己写的诗保存了下来。1977年春，社会生活渐渐稳定，她才敢把诗稿取出来示人。
在那个不许有自己思考的空间、不许表达自己观点的年代，灰娃灵魂里充溢着难以抑制的激情，这些激烈的情感在她的内心造成了强烈的矛盾与冲突，最终这些情感以文字、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出来，淤积在心中的愁思乱绪才逐渐得到了疏通、释放，焦灼不安的心灵在诗的世界里获得了平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歌写作是治疗灰娃精神病痛的良药，“是她生命深处的本能启动了自救程序，让她用一种自己都无法清醒意识到的方式进行‘自我谈疗’，借此升华‘存在的焦虑’，自我愈合心灵的创伤”34。灰娃自己也认识到诗歌写作对她精神病痛的重要性：“我写诗时，是完全脱离了现实，沉浸在其中了。但它们合乎美、合乎情感的逻辑。我的病的确慢慢好了。”35这可谓命运对灰娃的一种补偿，被禁锢在现实中的生命个体在诗歌写作中让心灵慢慢摆脱了现实环境的束缚，寻找到精神解脱的路径，从而获得了精神的自由。
三、真诚地展现内心世界
谢冕曾说灰娃写诗是“缪斯的神启”36。的确，是命运之神带着诗歌降临到了灰娃身上，让她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这是中国当代新诗史上的一个奇迹，与一般所理解的诗总与青春结缘是相悖离的。灰娃写诗的热情之火被点燃后就再也没有熄灭过，一直到如今90多岁高龄，她仍执着地在诗歌之路上辛勤耕耘。
初涉诗歌写作的灰娃进行的是一种非自觉性的文学创作，不是她主动想写诗，而是诗意自动浮现在她脑中。缘于这种非理性的写作方式，她写诗完全是倾吐心声的需要，她的每一首诗都来自灵魂深处，她对自己的创作方式和特点有着明晰的认识：
我是被命运逼到诗的森林，只能是顺乎自然，只可能用自己固有的、发乎自己生命的、潜意识的审美心态折射心魂深处的信息，又是以自己灵魂需要为对象倾诉，自然不必要迎合任何东西，唯一的就是自己乐意。只需直接诉诸自己心灵感觉，使苦闷、焦虑、激愤、疑惑等折磨我灵魂的思绪释放，把内心审美情结、焦虑不安诉求于文字。如此，不可能用违背自己心灵的调子。我也只会我的那种调子，心中只有我生命内部固有的那个调子。再说，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语言，悖理、霸道、杀气，还有所谓的大众化，化到流氓无产者趣味上去了。我就是由于对那些语气、语境不堪忍受，而病情迅速加重的。我的心性抗拒它、拒绝它，死也不能容忍。37
在此之前灰娃并无写作经验，也从未想过要去反抗什么，是特殊的历史环境成就了她。写作时，她更是从生活的切实感受出发，并没有刻意地与主流思想保持距离，但在诚挚地表达内心真实感受的时候，却彰显了她在那个时代的特异性：她从来不会让自己的心屈从权力、迎合什么。这种不媚俗的独立精神和真诚展露内心世界的写作态度一直贯穿于她的人生和诗歌创作中。
同样是年少时期在延安接受红色革命教育的诗人，如郭小川、贺敬之等，他們深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将文学为政治服务放在第一位，把诗歌当作宣传革命和政治的工具，注重诗歌的意识形态化，题材主要以重大的革命历史和政治事件为主，热情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光辉成就，诗歌中充溢着澎湃的革命激情。这些诗人成为革命的代言人，而灰娃的诗歌不是“那种抱有信仰的社会诊疗式写作，而是一种偶然找到的满足个人回忆、释放内心焦虑的‘自我谈疗’”，“更多面向个人回忆和内心世界。一种是自我与社会矛盾冲突的紧张，一种是自我与自我的交谈”38。无论是对故乡和延安的追忆，还是对当下生活的描述，灰娃更多的是充满深情地描摹曾经经历过的美好，对灵魂进行剖析，进而探讨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和在“文革”时期开始写作的食指、北岛等年轻诗人相比，灰娃也与他们大不相同。她用真挚决绝的语言毫无畏惧地对那个丧失了理性和人性的野蛮时代进行了否定与拒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当年轻诗人试图以自己的‘回答’表达与现实难以共存的同时，仍与现实保持一份依存关系。而灰娃则超越了这一依存，她对现实甚至拒绝‘回答’。”39
通过与这些诗人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灰娃的特殊意义：她行走在时代的前端，但却又自发地与时代流行的话语方式保持着距离。这不仅包括她诗歌表现的题材和内容，诗歌语言的表达方式同样也偏离了当时的话语规范。“文革”期间，文艺“为革命写作，为工农兵写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拿起文艺武器，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在此种思想的强力指导下，红色话语文学类型逐渐形成并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洪流。诗歌更是成了战斗的工具，除被用来进攻“走资派”、进行上纲上线地批判之外，歌颂“革命”也是这一时期的创作主题，这些写作者用粗简的语言方式来表达他们狂热的革命激情。然而，同样是写于“文革”时期，同样是写革命，灰娃的诗里却根本看不到那个时代流行的词语与腔调，她的诗与当时盛行的红色话语方式迥然有别，没有激昂情绪的直接宣泄，有的只是对苦难岁月及革命胜利的浅唱低吟。正是因为它充满了真情和诗意，所以获得了直白与粗简无法达到的意境。 张仃是灰娃走上诗歌写作之路的发现者与支持者。1986年夏，他们二人步入婚姻生活，灰娃得以开启人生的新阶段。婚后，灰娃曾陪伴张仃到祖国的名山大川写生，足跡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这些自然景观和历史遗址深深地震撼了她的心灵。自然风光的洗礼打开了她的视野和心胸，一种长久地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情绪自然而然地被激活，她情不自禁地用诗的形式和诗的语言记录下自己的所看所思，抒发内心激荡不已的心绪，从而抚平灵魂中那按捺不住的喷薄情感。如果说灰娃以前诗歌的显著特征是面向个人内心的独语式写作，那么这一时期独语式写作虽仍在继续，然而她已不再仅仅只局限于纠结于自我内心世界的挣扎，而是更为自觉地转向探索自然与人、宇宙洪荒与历史人文的关系与奥秘，写下了为数不少的佳作。组诗《塬上》《大漠行》以及诗歌《山鬼故家》等是此类诗歌的代表。这一阶段的生活不仅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式，更是影响了她对诗歌和人生的观念。受张仃的影响，灰娃对社会与民生、对自然灾害，比如印尼海啸、汶川地震等都表达了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声音，从《童声》《国旗为谁而降》等这些真挚感人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人性和生命的持续思索、对现实社会的密切关注。张仃去世后，灰娃写了一组纪念他的悼亡诗，这组极易打动人心的诗用大量的生活细节和淡定从容的口吻真实地再现了二人过去琴瑟和鸣的生活，倾诉了她对张仃无法释怀的思念之情。借由这些充满了真情实感的诗歌，灰娃内心悲痛的情绪得到了疏散调解，再次复发的抑郁症也慢慢恢复。
灰娃“真诚地面对自我，坚守自我，不戴人格面具，真心倾诉，勇于招供，顽强抵抗意识形态话语暴力，维护了精神的纯洁、灵魂的尊严、人格的统一、意志的独立、感情的真率以及话语表述的自由”40，她自发疏离了特定时代的流行话语方式，从自己内心情绪抒发的需要出发，不被题材内容、主题思想、谋篇布局等写作技巧所约束，不去违心地迎合权力话语，只愿无怨无悔地追求真善美。这种虽非理性但异常可贵的创作方式无意间脱离了主流话语的规范，用独特的语言方式构筑了另一方天地。
四、结语：“灰娃现象”的启示
灰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诗，80年代零星地发表了一些诗歌，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在诗坛默默无闻，诗作只在亲朋好友的小圈子里被传阅。1997年诗集《山鬼故家》出版以后，她才逐渐赢得了诗坛的一些关注。进入21世纪以后，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和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对灰娃及其诗歌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这标志着灰娃由民间写作者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成为诗歌史的书写范畴;还有学者将她的写作归入“潜在写作”41的行列中。近几年来，年逾90的灰娃笔耕不辍，诗名益彰。2016年，她获得了第24届柔刚诗歌奖荣誉奖，这是对她近半个世纪诗歌写作艺术成就的肯定，是对她“多年来在诗艺探索和精神探询所做出的不凡贡献”42的礼赞。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新诗集《不要玫瑰——灰娃自选集》出版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上海举办了一系列的新书发布活动。随后，在南京、南通等地举办了多场新书分享活动。传统媒体如《文汇报》《新民晚报》《南方人物周刊》等以及多家网络媒体对这些活动和灰娃进行了报道，使得灰娃逐步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
灰娃在几乎年过半百之际，在灵魂的驱动和缪斯的召唤之下，在毫无诗歌写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诗歌创作。最初，她的创作是自发的、无意识的，特殊的经历、时代的寄予、诗神的感召、长辈的鼓励、敏感的思维、执着的坚守等都成为她取得不俗艺术成就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她把故乡、革命、现实、内心的挣扎、灵魂的独语和思想的寄托尽情地书写下来，把对过去、现实、理想的观点和看法表述出来，在书写的过程中，她焦躁不安的情绪得到了安抚，困扰多年的精神疾病得到了救治。她的诗歌写作不经意间成为“灰娃现象”，向人们昭示着在任何年代里，即使微不足道的个人也可以通过诗歌挣脱现实的桎梏，找到灵魂的慰藉之地，完成精神的自我疗救。进而我们可以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在残酷现实重压之下的人们，可以通过诗歌，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文艺创作，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进一步认知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灰娃现象”带给我们的启示。
【注释】
①李兆忠：《“灰娃现象”的启示——〈山鬼故家〉研讨会纪要》，《诗探索》1997年第4辑。
②李兆忠：《〈山鬼故家〉的独特风光——兼说“灰娃现象”》，《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
③周瓒：《灰娃：“我可以一辈子凝望这片蓝色的雾”》，《传记文学》2018年第3期。
④灰娃曾说她现在的名字是部队的人开玩笑让她摸字摸出来的，解放战争以后，在正式的场合她用“理召”这个名字。见邢小群《我们曾历经沧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第52页。但该书误将“理召”写为“理昭”。
⑤李兆忠：《“不要玫瑰”——灰娃的婚姻与爱情》，《传记文学》2018年第3期。
⑥⑨18202223242728293132灰娃：《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42、20、21、123、123、82、117、186、137-138、42、185、187页。
⑦雪晓：《甜从苦中来》，载广州新四军研究会第三师分会编《军旅足痕》，[2003]粤准印字第0274号，2003，第520页。
⑧关于烈士武昭峰的名字有不同的版本，在《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中，灰娃将其写作“武昭峰”;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要事录》（张敏孝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第351页的《部分团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写的是“武肇峰”。本文选取了灰娃的写法。武昭峰（1923—1951），河北藁城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第35师第105团参谋长，1951年5月在朝鲜第五次战役中牺牲。灰娃与武昭峰烈士婚前已经相识，因年纪尚小，尚未考虑婚姻问题。 ⑩13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戏剧改革发展史》（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第636、641-642页。
11程云：《忆延安“儿艺”》，载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联政宣传队史料征集组编《高原·演出·六年——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联政宣传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第76页。
12胡沙：《记延安儿童艺术学园》，载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联政宣传队史料征集组编《高原·演出·六年——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联政宣传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第79页。
141621303337王伟明：《记忆敲响那命运的铜环——访灰娃》，《诗网络》2002年第2期。
15172535邢小群：《灰娃：传奇与美丽》，载《我们曾历经沧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第33、28、58、67页。
19姜汉光：《未名湖追忆》，载王大鹏主编《北京大学校友忆往录——梦萦未名湖》，黄海数字出版社，2014，第425页。
26白天，湖南省隆回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参加了北伐战争。1940年投入八路军总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7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3年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
3440兮父：《向死而生——灰娃诗歌解读》，《诗探索》1997年第3辑。
36谢冕：《缪斯的神启——诗人灰娃》，《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
38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614页。
39孟繁华：《在生命的深渊歌唱——读灰娃诗集〈山鬼故家〉》，《东方艺术》1998年第1期。
41灰娃的一些诗作曾被收入李润霞编选的《暗夜的举火者》（武汉出版社，2006），该书为陈思和主编的“潜在写作文丛”的一种;刘志荣在《潜在写作：1949—197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中专设一章《黑夜中漫游的灵魂：灰娃》，来讨论灰娃“文革”期间的诗歌。
42为该届柔刚诗歌奖荣誉奖授奖词的内容。
（马富丽，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7JJD750002）
一、延安时期播下了诗的种子
灰娃，本名赵翠娥，到延安后改名为理召④，意为理想的召唤⑤，1927年出生于陕西临潼，4岁时全家搬到西安，父亲在一个中学教书，尚未到学龄便被送入了当时的西安师范附属小学幼稚园，不久开始在附属小学读书。1936年西安事变前，灰娃接受了较为完整的启蒙教育。1937年父亲去世。七七事变后，母亲带着灰娃和弟弟先回了老家，后又至外公家生活。
1939年，灰娃被表姐带到了陕西泾阳的“安吴堡青训班”，开启了全新的集体生活。虽然军事化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但是“人们像大哥哥大姐姐似的待我，有的还像父辈一样”，“大同志们都爱护我、教导我、帮助我”⑥，灰娃头一次体会到了革命集体的温暖。1940年“青训班”从安吴堡撤回延安，灰娃跟着队伍来到延安，进入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被编入第六班（因为六班都是年龄小的学员，又被称为少年班）。学校为他们开设了语文、数学、英语、自然科学、音乐、戏剧、美术等课程。灰娃在班里成绩应该是最好的，她的同学回忆：“我们这群小鬼在家都没念过几天书。除赵翠娥（理召）念过几天简师外，其他都是小学生。斗大的字识不了一麻袋”，“每次考试成绩，人人都是良好以上。第一名总是陕西姑娘赵翠娥。”⑦1941年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解散，灰娃被编入延安青年艺术剧院下设的“儿童艺术学园”。1942年，“儿童艺术学园”撤销后，她到青年艺术剧院工作。“整风运动”后，灰娃被分配到新四旅文工团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灰娃听从组织安排，与新四旅司令部作战室的作战参谋武昭峰⑧结婚。婚后不久，二人跟随部队离开延安奔赴战场。
灰娃从小就展露了她的文艺天赋，在西安上学时喜爱音乐、善于作文，写的小诗和作文曾被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读，作文还被发表在儿童小报上。但年幼的她对诗歌完全没有概念：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时心中连“诗”为何物，一点儿也不知道，可是为什么会写成一行一行？完全下意识的，顺着心中那时轻松欢乐的节奏，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记录的是那种愉悦、欢喜的情绪感受。可当时我的意识里根本就不知“诗”是什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诗”这种文学样式。⑨
虽然不知“诗为何物”，但诗的韵律和节奏经常盘桓在她的头脑中。只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灰娃的诗歌天赋暂时被她的其他艺术才华所掩盖。
参加革命以后，灰娃在革命队伍中接受的教育更多偏向于艺术方面。在安吴堡时，“青训班十分重视文艺工作。凡来到安吴堡的，走进青训班驻地，就能听到不绝的歌声;在一幢幢房屋的墙壁上，就能看到一幅幅抗日标语和一张张抗敌的漫画。如果你要住下来，还能看到一台精彩的演出”⑩。她在青训班学会了很多革命歌曲，如训练班的班歌、毕业歌、《祖国进行曲》等。来到延安以后，虽然也继续学习了国文、算术、自然、英文等课程，但日常学习的重心还是在音乐、戏剧和形体训练等课程上。这一时期，她的表演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灰娃曾在童话歌舞剧《公主旅行记》中饰演主角公主，“儿童艺术学园”的音乐老师程云回忆这部儿童剧的排演过程：“开始排演的筹划工作，排出儿艺的‘最强阵容’（其实，就那么一批少年学员差不多都用上了）。主要角色由黄歌、赵翠娥、查玉瑛等扮演。”11语文老师胡沙是《公主旅行记》等儿童剧的编剧，他曾回忆道：“剧团中有几个为观众所喜爱的演员。如赵翠娥，她是很引人注目的一个少年演员，她演公主，一出台就吸引住观众。”12此外，灰娃还在《糊涂将军》《勇敢的小猎人》《小八路》等其他儿童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13。
尽管灰娃曾说自己在延安很少读书，“那时我年幼无知，战时军事生活，许多时间用来军训、下乡、劳动。阅读很少很少。到延安中山图书馆去借书，世界上有些什么书，一无所知。拿起目录随便指一本，借来看了也不懂”14，但是抗战时期的延安洋溢着浓郁活跃的艺术文化氛围，身在其中不受影响几无可能。当时，延安汇集了众多诗人，如赴延安之前已经成为著名诗人的艾青、何其芳、田间、柯仲平等;还有一大批在延安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如贺敬之、李季、陈学昭、天蓝等。这些诗人在延安展开了如火如荼的诗歌运动，相继成立诗歌团体、创办诗歌刊物、举办诗歌朗诵会、发动街头诗、印发诗传单等，掀起了诗歌创作与活动的高潮。这些诗歌活动的耳闻目睹，让灰娃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和感染。在自述中她多次提到在延安见到过艾青、李又然、高长虹等诗人，讲述艾青对她这样的孩童的关心与爱护。只是少年灰娃尚无法理解这些诗人的思想：“艾青和李又然在一起，总是谈法国艺术家的事。那时，我们小孩子就在里面竄来窜去，总感觉艾青和李又然他们说话怎么总像蚊子似的。”15与此同时，灰娃还学习了一些古典诗词和现代新诗：“贺绿汀还逐句教我们背诵《长恨歌》《琵琶行》《桃花源记》《归去来辞》等。”16“有人给我们讲徐志摩的散文诗，其中有一句大意是：‘我们要盼望一个馨香的婴儿出现，你看母亲在产床上多么痛苦，她的眼睛就像冬月池塘的寒星。’说的是中国蜕变的过程。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徐志摩……有一个老师讲艾青的诗，其中的诗句：‘饥饿是可怕的，使年老的失去仁慈，使年幼的学会憎恨。’”17这些诗歌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1939年到安吴堡起，灰娃即开始接受党组织安排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并快速融入组织紧密、纪律严明的革命大集体中。“许多年都是如此，从来没有过写诗写文章的念头。特别是从小受党教育，在我心里，任何工作，只有党有权分配安排，个人只能服从，否则自己胡思乱想，那就是反党。”18因而当时的灰娃不可能写诗，但潜移默化之间，诗歌已经在她的心中播下了种子。 二、精神疾病触发了诗的创作
离开延安以后，恶劣的战争环境和新的战斗任务让灰娃迅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战士。不幸的是，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灰娃得了肺结核住进了医院，曾经一度病危。1951年，丈夫武昭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疗养中的灰娃经受不住打击，病情又一次恶化，一直到1953年她才基本痊愈出院。出院之后，她先是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一年多，又于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暂时安稳的生活让灰娃被压制的诗歌才情曾经偶尔展露。她的北大同学回忆大学生涯时曾说：“理召是位大姐，很注重仪表，衣着整洁，举止文雅。据说她很小在延安参加革命。她喜欢诗歌，在小型聚会上她为大家朗诵过诗歌，感情细腻，委婉动听。”19由此可以想见，和平年代里灰娃已经有余暇开始阅读和欣赏诗歌了。然而不久，她的内心开始焦虑不已。因为在部队时，灰娃有首长和战友们的呵护关怀，患病以后则长时间住院养病，很少有机会与外面的社会打交道，所以她的生活基本处于与社会脱节的状态。离开了这两个相对简单的空间进入真实的社会生活后，她非常不适应，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粗鄙庸俗的“怪诞世界”里，这里“人人怀着不可告人的心思：有的势利眼;有的卑微相;有的狡诈得自以为巧妙他人不知;有的一心抢风头、拔分子;有的假积极;有的自卑可怜……”20“社会氛围要求人的是，曲解马克思，盛行庸俗社会学，人们急于表现粗鄙化。这与我从小受的革命教育背道而驰。我对这一切太不理解，那种违心地迎合领导、迎合众人的日子实在痛苦不堪，度日如年。”21
在这种情形下，灰娃曾一度动过回延安的念头，被领导劝说后才作罢，但脑海中对延安时光的思念之情如何也挥之不去：“我只是害怕，不知为何如此，也不敢和人说，怕人们反而责怪我。于是，越发思念延安那些艰难岁月里的人和事……”22在她的记忆里，延安虽然物资极度匮乏但是洋溢着乐观和理想，她曾多次表达过对延安岁月的眷恋。在延安时，灰娃正处于生理发育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形成，红色革命理想的教育和乌托邦般的生活环境使她相对其他身世坎坷、经历复杂的诗人来说思想更单纯，对革命的艰难性、曲折性没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她目光中的延安被摒弃了事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是一个充满了浪漫而温馨的革命大家庭，北京则是一个功利世俗的“社会”，这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延安岁月的回忆成为她人生的重要精神支柱。
其实，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灰娃也曾经历了“整风运动”“抢救运动”和“三查三整”等运动。延安时期她年纪尚小，平时在集体生活中又备受长辈们的关爱，即使天性敏感，已经发现“人人脸孔大变样，像蒙了层阴云”23，感受到曾经活跃和谐的氛围变得严峻起来，但少年的心思大多在玩乐上，并未认真体察这种变化。再加上个人历史和家庭关系简单，她在“整风运动”中并未受到影响。1947年冬“三查三整”开始时，灰娃已经成年，且在部队工作了几年，思想上对审查运动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为了顺利过关，“我更尽量说上三代人比较穷苦，因为是胡编乱造，所以只怕前后说的有出入，被众人看出破绽找岔子，心中有些不安恐惧，精神也有些异常，讲话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健康状况也恶化了，竟发起高烧来”24。好在此次运动持续时间不长，随着肺结核病越来越严重，灰娃已经无暇他顾，因此精神上反而得到了暂时的解脱。
在北大学习期间，社会上开展的运动学校一样也没落下：高饶事件、反胡风、小土群炼钢、“大跃进”、批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学生自编讲义、反右……灰娃在这些运动中总是受到批判，内心感到委屈和害怕，以为自己成了革命的对立面，心中的情绪也不敢表达出来，慢慢出现了被虐狂的症状。再加上肺病复发，导致她的生理和心理状况都日渐恶化，以至于精神逐渐有些分裂。因害怕各种运动，恐惧人与人的争斗与批判，1960年灰娃从北大退学。1961年，她到北京编译社从事文字翻译工作。本以为换个环境精神状况会有所改善，没想到在编译社也不愉快：“我感觉这些干部非常虚伪，和他们打招呼不好，不打招呼也不好：见面表情笑又笑不出来，可又不能没有表情。弄得人草木皆兵，实在不习惯。”25
1964年，单身多年的灰娃与白天26结婚成家，并把一直寄養在外的儿子接回同住，这才算过上了正常稳定的家庭生活。不过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文革”开始后，灰娃先后经历了独生子下乡插队、红卫兵抄家、陪伴骨折的丈夫去单位挨批斗等诸多磨难。再加上她根本无法适应当时的大环境和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精神彻底分裂。“我的突出症状是极度恐惧，总觉得有人布置好了要害我，任何影像、声音我都害怕。”27“开会时不经允许，我任意发言插话。有人起来揭发批判，我马上大声说：‘没有啊！’见人扬起手臂，我以为是要打我，撒腿就逃。看人们的脸，觉得恐怖异常，心想：‘他怎么变成人了？’满处都是大字报，内容乱七八糟，在我脑里显像为城隍庙墙上画的十八层地狱。”回到家里，“听到窗外有任何声音，都认定是迫害自己，而且肯定是有人布置的。有时还看见许多死去的人变了形的脸，他们站在自己棺材旁，默然地居心叵测地环顾四周。又听见过宇宙运行的声音，朦胧的轰隆声。那声音伴我到自己的坟墓中，我掩埋好自己的担惊、悲伤，栽下些蒲公英、白头翁……”28各种千奇百怪的念头和想法不停地涌到头脑中，令她不堪重负。
从“文革”初期确诊到1972年治愈，灰娃的精神分裂持续了6年。晚年她曾分析自己精神崩溃的原因：“在革命的大家庭，多年下来，养成了我不善于思考、处处依赖环境的性格习惯。当日后进入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我极不适应，甚至造成心理崩溃、精神分裂的后果。”29“这一切与我从前长期受的革命教育完完全全转向一百八十度，我不理解，又反感又焦虑，精神分裂症自然就日趋严重，每天处于恐惧担忧之中。”30这种不适应在“文革”开始后达到了极致，内心世界与社会环境的互相抵触突破了精神的某种临界点，最终导致精神彻底失常。这次精神疾病导致灰娃的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她说：“直到‘文革’，残酷的事实教育了我，让我看清了一些人和事，引发了我的思想大解放，于是才有在个人的欢笑、痛苦、眼泪和思考之后的自我拯救。”31或者说是精神分裂使她摆脱了过去的心理包袱，让她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与理想。 疾病治愈后，灰娃的精神状况在医生和外人的眼中已经恢复了正常，不过她内心的恐惧、不解、愤恨、绝望、悲凉等种种复杂的情绪仍然充斥着整个身心。1972年的某一天，那些经历过的美好与苦难全都情不自禁地涌上心头，脑子里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层出不穷，她毫无征兆地开始写作：
在家里头脑就这样地继续思绪纷繁，忽然不由地拿起了笔，随便拿到什么纸，便乱写乱画。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一段文字，随意地写下当下纷乱思绪的一些碎片，像采下一片片花冠，零乱而不完整。写时心绪似乎宁静了片刻。但好景不长，写后一看，立时惊恐万状。心想这正是社会要灭杀的东西，是反动的东西。肯定已经有人用新式高科技仪器探测到了。这不是反动的证明吗？于是，赶紧撕碎，装进衣袋，偷偷走到卫生间，扔入马桶冲走。就这样反复地做着。32
这些挥之不去的情思不停地触发她的写作欲望，令她不由自主地写下来。这样边写边撕的状态直到被张仃发现才停止。“文革”后期，形势松动，朋友之间能够悄悄走动的时候，灰娃将自己写的东西拿给著名画家张仃看。张仃曾是“儿童艺术学园”的导师，解放后因同住北京，与灰娃经常来往。张仃看完灰娃写的东西之后，对她说：“不是人人对诗都有感悟，你心里有这么多美的感受，如果不写诗就没有一个美的出口。”33在得到了张仃的鼓励之后，灰娃将自己写的诗保存了下来。1977年春，社会生活渐渐稳定，她才敢把诗稿取出来示人。
在那个不许有自己思考的空间、不许表达自己观点的年代，灰娃灵魂里充溢着难以抑制的激情，这些激烈的情感在她的内心造成了强烈的矛盾与冲突，最终这些情感以文字、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出来，淤积在心中的愁思乱绪才逐渐得到了疏通、释放，焦灼不安的心灵在诗的世界里获得了平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歌写作是治疗灰娃精神病痛的良药，“是她生命深处的本能启动了自救程序，让她用一种自己都无法清醒意识到的方式进行‘自我谈疗’，借此升华‘存在的焦虑’，自我愈合心灵的创伤”34。灰娃自己也认识到诗歌写作对她精神病痛的重要性：“我写诗时，是完全脱离了现实，沉浸在其中了。但它们合乎美、合乎情感的逻辑。我的病的确慢慢好了。”35这可谓命运对灰娃的一种补偿，被禁锢在现实中的生命个体在诗歌写作中让心灵慢慢摆脱了现实环境的束缚，寻找到精神解脱的路径，从而获得了精神的自由。
三、真诚地展现内心世界
谢冕曾说灰娃写诗是“缪斯的神启”36。的确，是命运之神带着诗歌降临到了灰娃身上，让她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这是中国当代新诗史上的一个奇迹，与一般所理解的诗总与青春结缘是相悖离的。灰娃写诗的热情之火被点燃后就再也没有熄灭过，一直到如今90多岁高龄，她仍执着地在诗歌之路上辛勤耕耘。
初涉诗歌写作的灰娃进行的是一种非自觉性的文学创作，不是她主动想写诗，而是诗意自动浮现在她脑中。缘于这种非理性的写作方式，她写诗完全是倾吐心声的需要，她的每一首诗都来自灵魂深处，她对自己的创作方式和特点有着明晰的认识：
我是被命运逼到诗的森林，只能是顺乎自然，只可能用自己固有的、发乎自己生命的、潜意识的审美心态折射心魂深处的信息，又是以自己灵魂需要为对象倾诉，自然不必要迎合任何东西，唯一的就是自己乐意。只需直接诉诸自己心灵感觉，使苦闷、焦虑、激愤、疑惑等折磨我灵魂的思绪释放，把内心审美情结、焦虑不安诉求于文字。如此，不可能用违背自己心灵的调子。我也只会我的那种调子，心中只有我生命内部固有的那个调子。再说，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语言，悖理、霸道、杀气，还有所谓的大众化，化到流氓无产者趣味上去了。我就是由于对那些语气、语境不堪忍受，而病情迅速加重的。我的心性抗拒它、拒绝它，死也不能容忍。37
在此之前灰娃并无写作经验，也从未想过要去反抗什么，是特殊的历史环境成就了她。写作时，她更是从生活的切实感受出发，并没有刻意地与主流思想保持距离，但在诚挚地表达内心真实感受的时候，却彰显了她在那个时代的特异性：她从来不会让自己的心屈从权力、迎合什么。这种不媚俗的独立精神和真诚展露内心世界的写作态度一直贯穿于她的人生和诗歌创作中。
同样是年少时期在延安接受红色革命教育的诗人，如郭小川、贺敬之等，他們深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将文学为政治服务放在第一位，把诗歌当作宣传革命和政治的工具，注重诗歌的意识形态化，题材主要以重大的革命历史和政治事件为主，热情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光辉成就，诗歌中充溢着澎湃的革命激情。这些诗人成为革命的代言人，而灰娃的诗歌不是“那种抱有信仰的社会诊疗式写作，而是一种偶然找到的满足个人回忆、释放内心焦虑的‘自我谈疗’”，“更多面向个人回忆和内心世界。一种是自我与社会矛盾冲突的紧张，一种是自我与自我的交谈”38。无论是对故乡和延安的追忆，还是对当下生活的描述，灰娃更多的是充满深情地描摹曾经经历过的美好，对灵魂进行剖析，进而探讨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和在“文革”时期开始写作的食指、北岛等年轻诗人相比，灰娃也与他们大不相同。她用真挚决绝的语言毫无畏惧地对那个丧失了理性和人性的野蛮时代进行了否定与拒绝，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当年轻诗人试图以自己的‘回答’表达与现实难以共存的同时，仍与现实保持一份依存关系。而灰娃则超越了这一依存，她对现实甚至拒绝‘回答’。”39
通过与这些诗人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灰娃的特殊意义：她行走在时代的前端，但却又自发地与时代流行的话语方式保持着距离。这不仅包括她诗歌表现的题材和内容，诗歌语言的表达方式同样也偏离了当时的话语规范。“文革”期间，文艺“为革命写作，为工农兵写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拿起文艺武器，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在此种思想的强力指导下，红色话语文学类型逐渐形成并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洪流。诗歌更是成了战斗的工具，除被用来进攻“走资派”、进行上纲上线地批判之外，歌颂“革命”也是这一时期的创作主题，这些写作者用粗简的语言方式来表达他们狂热的革命激情。然而，同样是写于“文革”时期，同样是写革命，灰娃的诗里却根本看不到那个时代流行的词语与腔调，她的诗与当时盛行的红色话语方式迥然有别，没有激昂情绪的直接宣泄，有的只是对苦难岁月及革命胜利的浅唱低吟。正是因为它充满了真情和诗意，所以获得了直白与粗简无法达到的意境。 张仃是灰娃走上诗歌写作之路的发现者与支持者。1986年夏，他们二人步入婚姻生活，灰娃得以开启人生的新阶段。婚后，灰娃曾陪伴张仃到祖国的名山大川写生，足跡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这些自然景观和历史遗址深深地震撼了她的心灵。自然风光的洗礼打开了她的视野和心胸，一种长久地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情绪自然而然地被激活，她情不自禁地用诗的形式和诗的语言记录下自己的所看所思，抒发内心激荡不已的心绪，从而抚平灵魂中那按捺不住的喷薄情感。如果说灰娃以前诗歌的显著特征是面向个人内心的独语式写作，那么这一时期独语式写作虽仍在继续，然而她已不再仅仅只局限于纠结于自我内心世界的挣扎，而是更为自觉地转向探索自然与人、宇宙洪荒与历史人文的关系与奥秘，写下了为数不少的佳作。组诗《塬上》《大漠行》以及诗歌《山鬼故家》等是此类诗歌的代表。这一阶段的生活不仅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式，更是影响了她对诗歌和人生的观念。受张仃的影响，灰娃对社会与民生、对自然灾害，比如印尼海啸、汶川地震等都表达了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声音，从《童声》《国旗为谁而降》等这些真挚感人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人性和生命的持续思索、对现实社会的密切关注。张仃去世后，灰娃写了一组纪念他的悼亡诗，这组极易打动人心的诗用大量的生活细节和淡定从容的口吻真实地再现了二人过去琴瑟和鸣的生活，倾诉了她对张仃无法释怀的思念之情。借由这些充满了真情实感的诗歌，灰娃内心悲痛的情绪得到了疏散调解，再次复发的抑郁症也慢慢恢复。
灰娃“真诚地面对自我，坚守自我，不戴人格面具，真心倾诉，勇于招供，顽强抵抗意识形态话语暴力，维护了精神的纯洁、灵魂的尊严、人格的统一、意志的独立、感情的真率以及话语表述的自由”40，她自发疏离了特定时代的流行话语方式，从自己内心情绪抒发的需要出发，不被题材内容、主题思想、谋篇布局等写作技巧所约束，不去违心地迎合权力话语，只愿无怨无悔地追求真善美。这种虽非理性但异常可贵的创作方式无意间脱离了主流话语的规范，用独特的语言方式构筑了另一方天地。
四、结语：“灰娃现象”的启示
灰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诗，80年代零星地发表了一些诗歌，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在诗坛默默无闻，诗作只在亲朋好友的小圈子里被传阅。1997年诗集《山鬼故家》出版以后，她才逐渐赢得了诗坛的一些关注。进入21世纪以后，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和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对灰娃及其诗歌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这标志着灰娃由民间写作者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成为诗歌史的书写范畴;还有学者将她的写作归入“潜在写作”41的行列中。近几年来，年逾90的灰娃笔耕不辍，诗名益彰。2016年，她获得了第24届柔刚诗歌奖荣誉奖，这是对她近半个世纪诗歌写作艺术成就的肯定，是对她“多年来在诗艺探索和精神探询所做出的不凡贡献”42的礼赞。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新诗集《不要玫瑰——灰娃自选集》出版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上海举办了一系列的新书发布活动。随后，在南京、南通等地举办了多场新书分享活动。传统媒体如《文汇报》《新民晚报》《南方人物周刊》等以及多家网络媒体对这些活动和灰娃进行了报道，使得灰娃逐步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
灰娃在几乎年过半百之际，在灵魂的驱动和缪斯的召唤之下，在毫无诗歌写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诗歌创作。最初，她的创作是自发的、无意识的，特殊的经历、时代的寄予、诗神的感召、长辈的鼓励、敏感的思维、执着的坚守等都成为她取得不俗艺术成就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她把故乡、革命、现实、内心的挣扎、灵魂的独语和思想的寄托尽情地书写下来，把对过去、现实、理想的观点和看法表述出来，在书写的过程中，她焦躁不安的情绪得到了安抚，困扰多年的精神疾病得到了救治。她的诗歌写作不经意间成为“灰娃现象”，向人们昭示着在任何年代里，即使微不足道的个人也可以通过诗歌挣脱现实的桎梏，找到灵魂的慰藉之地，完成精神的自我疗救。进而我们可以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在残酷现实重压之下的人们，可以通过诗歌，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文艺创作，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进一步认知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灰娃现象”带给我们的启示。
【注释】
①李兆忠：《“灰娃现象”的启示——〈山鬼故家〉研讨会纪要》，《诗探索》1997年第4辑。
②李兆忠：《〈山鬼故家〉的独特风光——兼说“灰娃现象”》，《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
③周瓒：《灰娃：“我可以一辈子凝望这片蓝色的雾”》，《传记文学》2018年第3期。
④灰娃曾说她现在的名字是部队的人开玩笑让她摸字摸出来的，解放战争以后，在正式的场合她用“理召”这个名字。见邢小群《我们曾历经沧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第52页。但该书误将“理召”写为“理昭”。
⑤李兆忠：《“不要玫瑰”——灰娃的婚姻与爱情》，《传记文学》2018年第3期。
⑥⑨18202223242728293132灰娃：《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42、20、21、123、123、82、117、186、137-138、42、185、187页。
⑦雪晓：《甜从苦中来》，载广州新四军研究会第三师分会编《军旅足痕》，[2003]粤准印字第0274号，2003，第520页。
⑧关于烈士武昭峰的名字有不同的版本，在《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中，灰娃将其写作“武昭峰”;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要事录》（张敏孝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第351页的《部分团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写的是“武肇峰”。本文选取了灰娃的写法。武昭峰（1923—1951），河北藁城人，1938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第35师第105团参谋长，1951年5月在朝鲜第五次战役中牺牲。灰娃与武昭峰烈士婚前已经相识，因年纪尚小，尚未考虑婚姻问题。 ⑩13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戏剧改革发展史》（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第636、641-642页。
11程云：《忆延安“儿艺”》，载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联政宣传队史料征集组编《高原·演出·六年——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联政宣传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第76页。
12胡沙：《记延安儿童艺术学园》，载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联政宣传队史料征集组编《高原·演出·六年——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联政宣传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第79页。
141621303337王伟明：《记忆敲响那命运的铜环——访灰娃》，《诗网络》2002年第2期。
15172535邢小群：《灰娃：传奇与美丽》，载《我们曾历经沧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第33、28、58、67页。
19姜汉光：《未名湖追忆》，载王大鹏主编《北京大学校友忆往录——梦萦未名湖》，黄海数字出版社，2014，第425页。
26白天，湖南省隆回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参加了北伐战争。1940年投入八路军总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7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3年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
3440兮父：《向死而生——灰娃诗歌解读》，《诗探索》1997年第3辑。
36谢冕：《缪斯的神启——诗人灰娃》，《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
38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614页。
39孟繁华：《在生命的深渊歌唱——读灰娃诗集〈山鬼故家〉》，《东方艺术》1998年第1期。
41灰娃的一些诗作曾被收入李润霞编选的《暗夜的举火者》（武汉出版社，2006），该书为陈思和主编的“潜在写作文丛”的一种;刘志荣在《潜在写作：1949—197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中专设一章《黑夜中漫游的灵魂：灰娃》，来讨论灰娃“文革”期间的诗歌。
42为该届柔刚诗歌奖荣誉奖授奖词的内容。
（马富丽，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7JJD7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