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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办得好，收入高，工作稳定，能够让大学毕业生趋之若鹜，居然会成为被取消的一种理由，这可以说是一种“神逻辑”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显示，我国高校今年应届毕业生达699万人，加上往届已经毕业没有就业的人员，就业压力显著增大，被称为“最难就业季”。
就业形势的空前严峻，这一点从某知名社会调查机构的跟踪调查中就能窥见一斑。据了解，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答卷10940份。结果显示，被调查的2013届高职高专毕业生签约率为35%，低于上届同期9个百分点；本科毕业生为38%，低于上届同期8个百分点；硕士毕业生为29%，低于上届同期7个百分点。
就业难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心。而关于为什么会出现就业难的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原因，是宏观经济发展速度放缓造成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就指出：“从中国经济和就业情况看，7%的增速是中国经济最低的增长底线，只有达到7%的增速才能创造出一千万的新增就业岗位。”而除了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之外，扩招、专业设置不合理、就业观念的不合时宜等，也被认为是导致就业难的重要原因。
不过，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国企居然也会因为就业难问题而“躺着中枪”。5月29日，张维迎在参加网易活动时把就业难归咎于国企太多。他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与他们就业期待过高有直接关系，大多数人认为只有进国企、外企等大企业才算是找到了好工作。张维迎表示，他接触过很多应届毕业生。他们普遍认为去民营企业只是临时身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有去国企才是“铁饭碗”。
据此，张维迎开出医治大学生就业难的药方：“应该减少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数量，其比重应该控制在10%以内。”
企业办得好，收入高，工作稳定，能够让大学毕业生趋之若鹜，居然会成为被取消的一种理由，这可以说一种“神逻辑”。如果这样的逻辑能够被认可，那世界上许多优秀的企业都会被取消。比如美国也存在严重的就业问题，许多大学生也渴望进入微软、苹果这样世界知名企业工作，学金融的大学生则渴望进入高盛、摩根大通之类的金融巨头工作，这些企业是不是也应该为美国的就业难负责呢？此外，张维迎教授也承认在华外企是“大多数”大学生希望进入的公司，那为什么不主张这些外企全部退出中国呢？
如果继续按照张维迎教授的逻辑推演下去，我们甚至还可以得出更为匪夷所思的结论。比如公务员考试在中国被称为“国考”，其竞争之激烈远胜于一般国企招新。据报道，目前“国考”的录取比例接近100∶1。2012年，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合川调查队招业务科室科员，竞争比竟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9411∶1！一般来说，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有机会成为公务员的话，那他是绝不会愿意进企业的。如此一来，为了解决就业难，我们是不是应该取消政府呢？
作为一个知名经济学家，面对大学生愿意去国企不愿意去民企工作的情况，合乎逻辑的做法，一是应该批评民企不应对员工过于苛刻，鼓励民企努力把员工待遇提升到国企的水平，二是要勉励大学生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端正自己的就业观念。而最不应该受到指责的就是向员工提供了优厚待遇的国企，难道员工的待遇越低，张维迎教授就越高兴吗？这又算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通观张维迎的全篇讲话，我们就会发现，谈论就业难的其实不过是个引子，他念兹在兹的还是要把国企比重“控制在10%以内”。就在今年4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张维迎教授还再次主张重启国企私有化进程。其主要表述是：“过去10年，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如果政府不逆转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经济将无法继续增长。未来10年，中国必须重启被打断的国企私有化进程，不把国企比例降到10%以下，中国就不能称为市场经济。”
不知张维迎教授有没有意识到，目前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就业难，国企占比下降过快，恰恰是重要原因之一。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国企改制尚未启动的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并不存在，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学生就业压力骤增，也是和国企大批破产改制的大背景有关。
如前所述，充分就业需要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经济的快速增长无非靠投资和需求两个动力。国企占比下降一是造成投资需求的减少，因为国有企业几十年一直是投资需求的主要源泉，私营企业虽然也热衷于通过银行贷款来造成投资需求，但是由于它们自有资金有限，银行商业化经营后害怕坏账风险而不敢多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国企的退出只能导致投资需求大幅度减少；另，国企改制大量导致原国企人员下岗失业，收入锐减，保障降低，又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拉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动力同时下降，经济自然就复苏乏力，就业难也就随之出现了。很明显，只有做大做强做优国企，增加国有企业的数量，才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基本消除就业难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国企的全民所有的性质，和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民企与外企不同的是，国企还常常会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这其中就包括扩大就业。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大部分国企承诺并切实做到了“企业不裁员，员工基本收入有保障”，为“保民生”做出了贡献并承担了成本。2009年，在宏观经济形势并未出现明显好转的情况下，国企仍然主动招收应届毕业生20多万人，比2008年增长7%。
与国企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民企往往会把员工当“包袱”甩，通过大量裁员来转嫁危机，政府对此无可奈何。在2009年发生的通钢事件中，私营建龙集团控制通钢后便开始大量解雇工人，建龙集团委派的代表陈国君的年薪高达300万元，却将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压低到了区区300元，其个人收入比工人的收入高距竟达近300倍，最终酿成惨剧。
总之，如果真的要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那么我们目前要做的，不是要继续降低国有企业的比例，而是应该大大提高国有企业的比例——不知张维迎教授是否同意？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显示，我国高校今年应届毕业生达699万人，加上往届已经毕业没有就业的人员，就业压力显著增大，被称为“最难就业季”。
就业形势的空前严峻，这一点从某知名社会调查机构的跟踪调查中就能窥见一斑。据了解，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答卷10940份。结果显示，被调查的2013届高职高专毕业生签约率为35%，低于上届同期9个百分点；本科毕业生为38%，低于上届同期8个百分点；硕士毕业生为29%，低于上届同期7个百分点。
就业难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心。而关于为什么会出现就业难的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原因，是宏观经济发展速度放缓造成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就指出：“从中国经济和就业情况看，7%的增速是中国经济最低的增长底线，只有达到7%的增速才能创造出一千万的新增就业岗位。”而除了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之外，扩招、专业设置不合理、就业观念的不合时宜等，也被认为是导致就业难的重要原因。
不过，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国企居然也会因为就业难问题而“躺着中枪”。5月29日，张维迎在参加网易活动时把就业难归咎于国企太多。他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与他们就业期待过高有直接关系，大多数人认为只有进国企、外企等大企业才算是找到了好工作。张维迎表示，他接触过很多应届毕业生。他们普遍认为去民营企业只是临时身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有去国企才是“铁饭碗”。
据此，张维迎开出医治大学生就业难的药方：“应该减少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数量，其比重应该控制在10%以内。”
企业办得好，收入高，工作稳定，能够让大学毕业生趋之若鹜，居然会成为被取消的一种理由，这可以说一种“神逻辑”。如果这样的逻辑能够被认可，那世界上许多优秀的企业都会被取消。比如美国也存在严重的就业问题，许多大学生也渴望进入微软、苹果这样世界知名企业工作，学金融的大学生则渴望进入高盛、摩根大通之类的金融巨头工作，这些企业是不是也应该为美国的就业难负责呢？此外，张维迎教授也承认在华外企是“大多数”大学生希望进入的公司，那为什么不主张这些外企全部退出中国呢？
如果继续按照张维迎教授的逻辑推演下去，我们甚至还可以得出更为匪夷所思的结论。比如公务员考试在中国被称为“国考”，其竞争之激烈远胜于一般国企招新。据报道，目前“国考”的录取比例接近100∶1。2012年，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合川调查队招业务科室科员，竞争比竟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9411∶1！一般来说，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有机会成为公务员的话，那他是绝不会愿意进企业的。如此一来，为了解决就业难，我们是不是应该取消政府呢？
作为一个知名经济学家，面对大学生愿意去国企不愿意去民企工作的情况，合乎逻辑的做法，一是应该批评民企不应对员工过于苛刻，鼓励民企努力把员工待遇提升到国企的水平，二是要勉励大学生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端正自己的就业观念。而最不应该受到指责的就是向员工提供了优厚待遇的国企，难道员工的待遇越低，张维迎教授就越高兴吗？这又算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通观张维迎的全篇讲话，我们就会发现，谈论就业难的其实不过是个引子，他念兹在兹的还是要把国企比重“控制在10%以内”。就在今年4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张维迎教授还再次主张重启国企私有化进程。其主要表述是：“过去10年，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如果政府不逆转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经济将无法继续增长。未来10年，中国必须重启被打断的国企私有化进程，不把国企比例降到10%以下，中国就不能称为市场经济。”
不知张维迎教授有没有意识到，目前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就业难，国企占比下降过快，恰恰是重要原因之一。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国企改制尚未启动的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并不存在，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学生就业压力骤增，也是和国企大批破产改制的大背景有关。
如前所述，充分就业需要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经济的快速增长无非靠投资和需求两个动力。国企占比下降一是造成投资需求的减少，因为国有企业几十年一直是投资需求的主要源泉，私营企业虽然也热衷于通过银行贷款来造成投资需求，但是由于它们自有资金有限，银行商业化经营后害怕坏账风险而不敢多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国企的退出只能导致投资需求大幅度减少；另，国企改制大量导致原国企人员下岗失业，收入锐减，保障降低，又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拉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动力同时下降，经济自然就复苏乏力，就业难也就随之出现了。很明显，只有做大做强做优国企，增加国有企业的数量，才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基本消除就业难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国企的全民所有的性质，和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民企与外企不同的是，国企还常常会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这其中就包括扩大就业。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大部分国企承诺并切实做到了“企业不裁员，员工基本收入有保障”，为“保民生”做出了贡献并承担了成本。2009年，在宏观经济形势并未出现明显好转的情况下，国企仍然主动招收应届毕业生20多万人，比2008年增长7%。
与国企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民企往往会把员工当“包袱”甩，通过大量裁员来转嫁危机，政府对此无可奈何。在2009年发生的通钢事件中，私营建龙集团控制通钢后便开始大量解雇工人，建龙集团委派的代表陈国君的年薪高达300万元，却将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压低到了区区300元，其个人收入比工人的收入高距竟达近300倍，最终酿成惨剧。
总之，如果真的要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那么我们目前要做的，不是要继续降低国有企业的比例，而是应该大大提高国有企业的比例——不知张维迎教授是否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