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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2日,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教授张惜阴病逝,享年92岁。半个多世纪以来,张惜阴与丈夫朱无难这对医学伉俪,携手同行,为我国医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这个曾亲手将无数小生命迎接到人世间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时,走得安详而宁静。但人们相信她没有走远,路过那幢老人曾日夜奋战的“红房子”时,仿佛依然能看到她矫健的身影。98岁的朱无难教授捧着老伴的照片,自言自语:“惜阴,你走好。”
上海闺女与湘伢子的爱情
“因为我的名字叫惜阴,所以常以爱惜光阴来自勉。”刚读小学时,扎着小辫、长相清秀的张惜阴,经常会这样勉励自己。1926年1月,张惜阴出生在江苏无锡,父母都是有学识的人,给女儿取的名字,饱含希冀。
张惜阴的启蒙老师是母亲,牙牙学语时,母亲就引导她读书識字。拿到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时,张惜阴能认识上面大部分的字,成绩也自然稳居全班第一。
1938年2月,正是抗战期间,12岁的张惜阴跟着父母逃难来到上海。动荡的时局,并没影响她的求知欲。1943年秋天,张惜阴考入上海医学院。一向很有主见的她,将学医作为自己的选择。她对父母说:“学医,就能掌握一门技艺,将来我可以不靠别人,独立生活。”父母觉得有道理,之后的日子,无论条件多艰苦,都全力支持女儿完成学业。
1949年,张惜阴读完医学院本科,进入上海西门妇孺医院(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人喜欢称其为“红房子医院”)。妇科,是张惜阴主攻的医学方向。勤奋好学的她,在工作上表现出色,30岁出头时,她就在医院组建了肿瘤病房,制定各种妇科手术及放疗、化疗规范。
1953年7月,张惜阴参加由哈尔滨医科大学主办的全国医学院教师俄语进修班,其间,她认识了一个名叫朱无难的同学。
“我来自上海,你呢?”张惜阴问。“我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来。”朱无难幽默地回答。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张惜阴睁大眼睛,看着面前这个一脸憨厚的小伙。
在进一步的交谈中,张惜阴得知,朱无难的话并非玩笑。朱无难比她大6岁,来自湖南长沙,在长沙湘雅医院(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一腔热血的朱无难主动要求参加抗美援朝联合医疗队,上战场救治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
张惜阴对眼前这个正气凛然的小伙钦佩不已,激动地说:“要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我一定和你一起去战场上救人。”朱无难没想到,眼前这个娇小的女孩,竟如男儿般义薄云天。
“我以前在长沙的湘雅医学院读书,1938年日本人打进湖南,我们学校搬到贵州贵阳一个叫‘石硐坡’的山上。那时候条件很差,没有电灯,晚自修看显微镜,全靠菜油灯。”学习之余,朱无难给张惜阴讲自己的求学经历,“不仅没有电,连水都很少。女同学每天有一瓢热水洗漱,男同学什么也没有。我们去提要求,老师说:‘你们也要热水?没问题,从明天起,所有实验课停了,省下经费,买煤烧水。’我们听了直摇头,还是不要热水了,做实验要紧。”
朱无难故意学老师说话的口气,一本正经地把音调抬高八度,张惜阴“扑哧”一声笑了。朱无难愈发讲得起劲:“那时候学校没那么多桌子、椅子,怎么办?老师把四条腿的白木板长凳从当中锯断,在断掉的一端装一条腿,一把四腿凳就成了两把三腿凳,每人一把,自管自用。三条腿不太稳,经常上课上到一半,有同学摔个四脚朝天……”
“日本人来轰炸,你们是不是也要抱着三条腿的凳子到处跑啊?”张惜阴觉得朱无难的经历虽然有趣,但更多的是心酸。
朱无难说:“我们会把三条腿板凳挂到肩膀上,这样跑起来快。”
非洲热土上的生死时速
在愉快而自然的交谈中,朱无难和张惜阴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他们确定恋爱关系后,1954年,朱无难被调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医院(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1955年,朱无难又被调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任职,开始了长期的、卓有成效的肝病学及胃肠病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
婚后,他们先后有了女儿朱文合和儿子朱希洛。1960年秋天,张惜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11月,张惜阴前往非洲多哥共和国,参加为期800多天的医疗援助工作。那些日子,张惜阴平均每天为20多位妇产科病人看病,先后迎接了1000多个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
有一次,一位非洲妇女产下一名女婴,女婴出生后1分钟内无自主呼吸,嘴唇出现暗紫色,全身皮肤呈现青紫色,情况十分危急。张惜阴保持镇定,立即对女婴的情况做出判断,清除完女婴口腔中的呼吸道黏液后,她又用温热的毛巾擦拭女婴头部及全身,然后用布将她的肩部垫高,使颈部伸展开来。见女婴的肤色渐渐转为正常,张惜阴拍打她的足底,摩擦其背部,女婴终于有了呼吸,“哇”地哭了出来。
一系列抢救措施,张惜阴是在半分钟内完成的。见女婴脱离危险,她长长地松了口气。在非洲的那些日子,她先后处理了大约130件新生儿窒息案例。
张惜阴的医术和品德,得到非洲当地人民的一致好评。虽然语言不通,但笑容是无国界的,很多非洲人见到张惜阴,都会报以灿烂的笑容,并竖起大拇指,有的还会送上一个热情的拥抱。让张惜阴在非洲医学界引起轰动的,是她为当时43岁的非洲女子希卜莱切除了巨大的腹部囊肿。在张惜阴完成使命离开非洲那天,希卜莱特意赶来送别。她拉着张惜阴的手,又哭又笑,还用心地学会了几句中国话:“张惜阴医生,谢谢您,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您。”
当张惜阴奋战在医学前线时,丈夫朱无难在攻克一道道医疗上的难关。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面临严重自然灾害期间,不少人出现肝脏肿大、转氨酶增高的症状。如要查出其中原因,必须提取一部分肝脏组织。在那个年代,医生通常是使用一根带有两片刀叶的粗针,插入肝脏,提取组织,进行活检。这种方式非常危险,容易导致病人肝脏出血不止。当时,朱无难得知国外有一种针,一秒钟就能进行肝脏穿刺操作,提取肝脏组织,同时很少出血。他辗转托朋友从国外带来这种针,然后跑到上海一家制针的工厂,和工程师探讨,能否做出一模一样的针。 一个多月里,朱无难几乎每天一下班就往制针厂跑。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根内径1.8毫米的穿刺针终于制成。在之后的临床应用中,这根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极大降低了操作的风险,并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很快,上海的一些儿童医院纷纷来讨教,朱无难又开始跑制针厂,和工程师共同研制出内径1.2毫米的儿科穿刺针,广泛应用于儿童的肝脏活检。
医生的本职就是“爱”
张惜阴常对年轻的后辈说:“医生的本职是什么?我认为就一个字——爱。你要时刻提醒自己,对待病人要有爱心。”每天查房时,张惜阴脸上总挂着温暖的微笑。
在多年的求学生涯和医学实践中,张惜阴熟练掌握了英语、俄语和法语三门外语。1979年,因参与编辑《百科全书》妇科部分内容的需要,她开始自学日语。
思维敏捷的张惜阴,在听日语教学录音带时,常常一边织毛衣,一边和家人聊天,一心三用,似乎一点也不妨碍她掌握日语的基本语法。
1986年9月,张惜阴成为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指导博士生时,她从来不训人,学生们很佩服她、尊敬她。大家都说,张惜阴教授“不怒而威”。
如今已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的徐丛剑常说,自己在张惜阴教授身上学到的,不仅是精湛的医术,还有可贵的医德。2001年春天,青岛的陈女士来上海求医,经张惜阴确诊为乳腺癌,之后,她把这个病人介绍给徐丛剑。陈女士第一次做化疗,感觉肩膀又酸又疼,当时的徐丛剑正准备下班,见此情形,立即从包里掏出一瓶药膏,说:“这是我给我妈准备的,效果还不错,你试试看。”陈女士非常感激。
多年来,张惜阴培养出20多名博士生和硕士生。同为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朱无难,也是桃李满天下。到了晚年,夫妻俩对教书育人的职责,依旧没懈怠。他们常受邀外出讲学,无论谁接到任务,夫妻俩都会一起出门,然后一起回家。
天气好的时候,张惜阴喜欢长跑,她沿着小区附近幽静的道路几圈跑下来,脸蛋红扑扑的,长跑让她充满活力。每当这时,朱无难总会打趣说:“越跑越年轻,你可别再跑了,要是跑成20岁,我这糟老头子怎么办?”
86岁高龄时,儿子要给张惜阴请保姆,但她拒绝了。她坚持自己洗衣、烧饭、打扫卫生,出门就坐公交车。
2016年,96岁的朱无难因多种器官衰老、功能退化,只能卧床,尽管这样,他的精神依然很好。有时,长沙老家的小辈亲戚带着当地特产来探望他,他特别开心。一个人时,他会发出“呼呼”的声音,他说:“我躺在床上,也要做运动,这样的‘呼呼’,是我在做呼吸运动。”
让朱无难无比悲痛的是,2018年11月22日早上7点9分,92岁的老伴张惜陰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病逝。无论孩子们在一旁如何安慰,老人依然泪流满面,捧着夫妻俩的照片,痛苦不已。
2018年11月24日下午,张惜阴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无数医学界人士前来悼念。
告别仪式上,一位62岁的上海老阿姨在一旁悄悄落泪,嘴里低声说道:“我妈当年生我时难产,是您保住了我们母女的命。张医生,您慢慢走,我来送送您……”
(大浪淘沙摘自《恋爱婚姻家庭·上半月》2019年第5期,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