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一名仅有中专学历的护士奋斗到拿下军事硕士的学位，她付出了超越常人的努力
弓滟说，军事文学作品的创作，基本精神在于弘扬革命英雄主义，但它绝不是单纯的生理行为和一时冲动，而是像基因一样被固定下来的、不易被察觉和发现的、流淌在血液当中、深入骨髓的军人情怀。
从西部城市部队大院成长到穿上军装成为一名战士，从担任军医到任职行政，军营和文学，是总参总医院宣保科科长弓滟生命中一直紧密交织的梦。一路走来，生活兜兜转转，梦想却未曾改变。暮春的和暖中，与弓滟坐在晨光里叙人生、谈文学，听她讲述一段段看似平凡，实则不寻常的创作故事。
文学梦，军营梦
1975年，弓滟出生在山西沁水。城市一隅的部队大院，是她儿时的天地。“父亲是个军人，人能吃苦，老实肯干，因此当兵后很快提了干，从排长直到军需仓库主任，一干就是20多年。我在部队家属院里长大，身边同龄的孩子大概二三十个，大家的理想出奇地一致，就是穿上绿军装入伍参军。只不过，我的梦想比他们多一片闪亮的嫩芽，因为我小时候唱歌好，经常代表学校出去表演节目，所以我想当一名文艺兵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学声乐。”
云淡风轻，无忧无虑，童年时光转瞬而逝。怀着对军营的憧憬，初中毕业，弓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第四军医大学护理系，成为大院中最早穿上军装的两个孩子之一。17岁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进入解放军第309医院（今总参谋部总医院）呼吸内分泌科工作。“毕业，进京，工作，当护士。不过17岁的我，已经完成了参军入伍、学历教育和分配工作的全过程。”
“护士工作的辛苦，我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只记得一年365天，我竟然上了280多天夜班。漫漫长夜里，遇到危重抢救病人，晚上六七个小时过得还算快，但更多时候，我会选择发呆和胡思乱想，然后跟着写一些带着苦恼，有些梦呓，数着伤痕，再给自己打气的小文章。显然，一旦写起来，有种东西就在自己体内复苏了。”弓滟曾在《我的文学生活》一文中，这样叙述自己文学梦在工作之后的接续。那是一段熬人的磨礪，周而复始的枯燥与紧张激起弓滟心中埋藏久矣的文学冲动，病房内的故事、医护姐妹之间的温暖情谊、面对患者康复的喜悦、因生命逝去而生发的感悟……文字如流，在弓滟笔下涓涓而出。
弓滟善学爱写，慢慢有了丰厚的积累，命运也开始垂青这个勤于思考笔耕不辍的年轻人。“一次晚上值夜班时，我利用空闲时间趴在护士站办公桌上写作，恰巧被一位在此住院的部队院校教授看到，教授看过我的小文章，竟然鼓励我：‘小姑娘写得不错啊！可以试试给报刊投稿。’我听后又高兴又忐忑，自己只给医院院报写过稿子，正规的报纸杂志能行吗？”把装着自己作品的第一个信封投到邮筒时，刹那间兴奋和紧张交织的感觉，弓滟说她难以忘怀。几经等待，几番努力，她的作品开始见诸报端，文章有长有短、有散文随笔也有短篇小说。
2001年，弓滟以一名业余创作者的身份参加了总后勤部举办的创作笔会。年轻的弓滟与总后系统近30名作家一起，在京郊某部队宾馆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研讨交流。“这是我第一次坐在专职作家的群体里，跟他们一起探讨写作。记得主办方总后创作室主任、《后勤文艺》主编、著名作家周大新老师还为我们请来专业作家讲课，看到那些我只在书上看到过名字，觉得与自己遥不可及的作家坐在自己面前，我所受到的鼓舞是巨大的。”
《非常禁区》，创作的转折
“由于工作太忙，我已很少有时间读文学作品了，军旅文学尤其少。当翻开《非常禁区》这部反映抗击非典这一特殊战场的小说，极平凡而普通的人类情感被作者用诗一般行云流水的语言娓娓道出时，我的阅读渐渐转化为聆听，它丰富的弦外之音和象外之意似乎带着某种暗示，传达着弓滟这位年轻的军人作家经过一场战争洗礼后的忧患和哲思，给读者留存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给弓滟反映“抗非”的长篇小说《非常禁区》所作的序言。
人生，有时是在不经意间改变的。对于弓滟而言，2003年早春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是她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时任解放军第309医院呼吸内分泌科护士的弓滟，在“非典”爆发初期，便成为北京首批投入非典战斗的医护人员。经历生与死的考验之后，她的文字也从此涂上深沉浓重的色彩，从天真浪漫的少女情怀转向一名军旅作家承载思想、富有感染力的哲思之作。
“我们从接到非典战斗通知到进入隔离区仅有半天的时间，在这短短的半天时间里，我们要准备好自己的生活用品，还要在心理上做足准备。”弓滟所在的医院开始接收非典病人时，大多数北京市民还不知道非典是什么。在呼吸科做了10年护士的弓滟，以丰富的护理经验成为第一批进入非典病区的护士之一。“因为当时知道的信息有限，业内传来的消息也都给这件事情蒙上阴影。在那种情况下，大家心里多少都有些害怕和担心。在这段非常的历史时期，医护人员承担着巨大的工作负荷和心理压力，完全封闭的环境里，和外界包括自己的家人切断了一切联系，有的护士甚至写好了遗书。有时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同屋住的几名护士会抱头痛哭。”
就在非典病区，生死之间、喜怒哀伤，震撼人心的故事天天都在发生。弓滟自己也经历了“二进”非典病区的惊险与抉择。“我刚进入非典病区半个月，就突然感冒发烧，只能被隔离。因为在疫情初期，医护人员感染比例比较高，因此我一病倒大家都十分紧张。经过严格的隔离观察，我幸运地被确诊没有感染非典病毒。出院后，我几经思考，觉得还是要再回‘战斗前线’，于是我写下‘请战书’，主动申请再进非典病区。这一次整整待了两个多月。”经历了“前线”的辛劳艰苦、隔离期的担忧无助，弓滟心中对这场战役的认知非比寻常。
在非典病区的日子，弓滟更深刻地理解了医护人员的使命与职责。“平日在医院里，我们也时常面对生死。但那时，患者身边往往是至亲好友的陪伴护送。而在非常时期，他们被隔离，送他们走完最后一程的只有我们这些医护人员，这种难过的心情无以言表。”至今想起这一幕一幕，弓滟依旧心中痛苦，泪水夺眶而出。 忙碌着，感受着，思索着。平时就热爱写作的弓滟想到，能这么早进入非典一线的人很少，而能有精力和能力写出来的人就更少，于是她开始利用晚间下班后的时间，以心灵告白的形式写战地日记，记录这段非常时期的生活。
当时非典隔离区里只有一名宣传干事有一台老式笔记本电脑，晚上弓滟要等这位宣传干事用电脑办公之后，她才能用上电脑，每晚10点写到凌晨1点，她坚持把每天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然后用隔离区里唯一一台传真机传给部队的报社。因为隔离区是按战地标准临时搭建的，条件很艰苦，睡觉的床是在砖头上搭一个木板，而弓滟写稿时，坐的也是几个摞起的牛奶纸箱。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她的纪实作品陆续发表在《解放军报》、《神剑》杂志等刊物上，尤其是长篇报告文学《在白色禁区的日子里》由《解放军报》整版刊载后，引起了军内外强烈反响，同年作品获“全军抗非题材优秀作品奖”。
非典结束后，弓滟被选派到南京政治学院继续深造，从一名仅有中专学历的护士奋斗到拿下军事硕士的学位，弓滟付出了超越常人的努力。“南京的冬天很冷，又没有取暖设备，我就怀里揣着热水袋，脚穿厚棉鞋，身上紧紧裹着军大衣，白天上课，晚上在自习室里复习到熄灯，再挪到通宵有灯的水房里挑灯夜读。终于考上研究生，查分时手都是颤抖的。”
在繁重的学业之余，弓滟以非典经历为背景，完成了长篇小说《非常禁区》。2007年，《非常禁区》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发行后虽然没有进行组织宣传，但南京先锋书店仍旧举行了签售会。活动当天，弓滟身着军装，端正地坐在桌前认真地为每一位读者签名，回答他们的问题，似乎在以这样的形式完成一个仪式。“2003年非典时期，我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通讯报道，让外界知道了309医院，了解了这样一家部队医院如何在特殊时期出色完成了医疗救治及防护任务，而且做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而时隔几年之后，再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则更多是对自己成长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这段历史的一个记录。这种创作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内省式的思考。如果说创作《非常禁区》的初衷是一种冲动，那么久而久之便酝酿成了理想，我希望有更多人记住这一段历史，更希望历史记住非常时期人们的精神、人性的善恶。”
“部队是我创作的源泉”
长篇小说《非常禁区》出版之后，弓滟顶着“抗非英雄”的光环结束了自己在南京政治学院的学习历程，回到总参总医院，成为一名政治机关宣传干部。繁忙工作之余，她依然笔耕不辍。2012年，散文集《心路》出版。
2013年3月，弓滟进入军艺文学系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进行为期半年的研修。在盎然春意中，走进这座中国培养军队艺术人才的高等艺术院校，她仿若看到若干年前，那个在军绿色环绕的部队大院里，凝望蓝天幻想远方的小姑娘稚嫩而执着的身影。那个口出“豪言”“我要上军艺”的孩子，在30年后梦想成真，弓滟不禁绕着校园走了又走，看了又看，并且在这里结识了李萧潇、冯骥、陈华、丰杰、王凯、王甜、李庆文等一批军中正在崛起的年轻作家。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系统的专业创作训练，我要跟大家好好学习。重新回到学校，让我有了再积累、再沉淀的过程。我们的校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等大师来给我们做讲座，各位老师都给了我很多启迪。”至今想起，依然津津乐道。弓滟难忘军艺那段宝贵的学习时光。她坦言，喜欢这份宁静和安心。然而也发现了一些让她感到困惑的问题。弓滟所在的高研班与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一同到某军事基地采风，塞外凛冽的风、大漠粗粝的沙、官兵豪迈的情，处处打动着这些军人作家的心，可是在实地采访官兵时，她发现，有些作家由于常年关起门来搞创作，渐渐离基层生活太久太远，不懂不了解官兵生活，不能深入人物内心，融入战场环境，进入事件本身，这样就会让作者缺乏思想的深度，视野和经历缺乏广度，作品缺乏温度，读起来不接地气。这让弓滟思索了很多：“作家的创作与自身经历有关，军事文学如果只是为了取悦读者，其深度、内涵都是远远不够的。而军事文学创作者，必须扎根军营，了解新时期部队的特点，才能发掘出符合时代，能引人思考的好题材，创作出合格的军事文学作品。”
这些年来，弓滟正是躬身践行着这一理念。虽然现在已经调整为正处级协理员，但她却依然在医院宣传保卫科科长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抓紧一切业余时间统筹安排好医院的宣传教育，晚上则是她最珍惜的创作时间。
谈及自己多年的创作感想，弓滟说，军事文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一块重要的思想阵地，应该如何用最美好的语言文字，讲述当代军队和军人的故事，把强大的正能量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传递给读者，是我们每个军事文学创作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正是被这种精神召唤着，弓滟在军事文学创作的路上孜孜以求、不断前行。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弓滟刚刚领受她的导师、军艺文学系主任、著名作家徐贵祥交派的任务：创作一篇以新时期部队医疗单位改革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说到这儿，弓滟说她不得不感谢她的这位前辈、师长。“文如其人，从徐贵祥身上，我能深刻感受到他的英雄情怀，就如同《历史的天空》里的梁大牙一样，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对于这半年军艺的学习，师生情、同学情、文学情，弓滟都十分珍惜：“参军二十四年，从医十年，部队医务战线是我的根脉所在。这里是我的‘富矿’，是我熟悉的環境、创作的源泉。离开了这里，我的作品将失去根基。”
弓滟说，军事文学作品的创作，基本精神在于弘扬革命英雄主义，但它绝不是单纯的生理行为和一时冲动，而是像基因一样被固定下来的、不易被察觉和发现的、流淌在血液当中、深入骨髓的军人情怀。
从西部城市部队大院成长到穿上军装成为一名战士，从担任军医到任职行政，军营和文学，是总参总医院宣保科科长弓滟生命中一直紧密交织的梦。一路走来，生活兜兜转转，梦想却未曾改变。暮春的和暖中，与弓滟坐在晨光里叙人生、谈文学，听她讲述一段段看似平凡，实则不寻常的创作故事。
文学梦，军营梦
1975年，弓滟出生在山西沁水。城市一隅的部队大院，是她儿时的天地。“父亲是个军人，人能吃苦，老实肯干，因此当兵后很快提了干，从排长直到军需仓库主任，一干就是20多年。我在部队家属院里长大，身边同龄的孩子大概二三十个，大家的理想出奇地一致，就是穿上绿军装入伍参军。只不过，我的梦想比他们多一片闪亮的嫩芽，因为我小时候唱歌好，经常代表学校出去表演节目，所以我想当一名文艺兵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学声乐。”
云淡风轻，无忧无虑，童年时光转瞬而逝。怀着对军营的憧憬，初中毕业，弓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第四军医大学护理系，成为大院中最早穿上军装的两个孩子之一。17岁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进入解放军第309医院（今总参谋部总医院）呼吸内分泌科工作。“毕业，进京，工作，当护士。不过17岁的我，已经完成了参军入伍、学历教育和分配工作的全过程。”
“护士工作的辛苦，我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只记得一年365天，我竟然上了280多天夜班。漫漫长夜里，遇到危重抢救病人，晚上六七个小时过得还算快，但更多时候，我会选择发呆和胡思乱想，然后跟着写一些带着苦恼，有些梦呓，数着伤痕，再给自己打气的小文章。显然，一旦写起来，有种东西就在自己体内复苏了。”弓滟曾在《我的文学生活》一文中，这样叙述自己文学梦在工作之后的接续。那是一段熬人的磨礪，周而复始的枯燥与紧张激起弓滟心中埋藏久矣的文学冲动，病房内的故事、医护姐妹之间的温暖情谊、面对患者康复的喜悦、因生命逝去而生发的感悟……文字如流，在弓滟笔下涓涓而出。
弓滟善学爱写，慢慢有了丰厚的积累，命运也开始垂青这个勤于思考笔耕不辍的年轻人。“一次晚上值夜班时，我利用空闲时间趴在护士站办公桌上写作，恰巧被一位在此住院的部队院校教授看到，教授看过我的小文章，竟然鼓励我：‘小姑娘写得不错啊！可以试试给报刊投稿。’我听后又高兴又忐忑，自己只给医院院报写过稿子，正规的报纸杂志能行吗？”把装着自己作品的第一个信封投到邮筒时，刹那间兴奋和紧张交织的感觉，弓滟说她难以忘怀。几经等待，几番努力，她的作品开始见诸报端，文章有长有短、有散文随笔也有短篇小说。
2001年，弓滟以一名业余创作者的身份参加了总后勤部举办的创作笔会。年轻的弓滟与总后系统近30名作家一起，在京郊某部队宾馆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研讨交流。“这是我第一次坐在专职作家的群体里，跟他们一起探讨写作。记得主办方总后创作室主任、《后勤文艺》主编、著名作家周大新老师还为我们请来专业作家讲课，看到那些我只在书上看到过名字，觉得与自己遥不可及的作家坐在自己面前，我所受到的鼓舞是巨大的。”
《非常禁区》，创作的转折
“由于工作太忙，我已很少有时间读文学作品了，军旅文学尤其少。当翻开《非常禁区》这部反映抗击非典这一特殊战场的小说，极平凡而普通的人类情感被作者用诗一般行云流水的语言娓娓道出时，我的阅读渐渐转化为聆听，它丰富的弦外之音和象外之意似乎带着某种暗示，传达着弓滟这位年轻的军人作家经过一场战争洗礼后的忧患和哲思，给读者留存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给弓滟反映“抗非”的长篇小说《非常禁区》所作的序言。
人生，有时是在不经意间改变的。对于弓滟而言，2003年早春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是她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时任解放军第309医院呼吸内分泌科护士的弓滟，在“非典”爆发初期，便成为北京首批投入非典战斗的医护人员。经历生与死的考验之后，她的文字也从此涂上深沉浓重的色彩，从天真浪漫的少女情怀转向一名军旅作家承载思想、富有感染力的哲思之作。
“我们从接到非典战斗通知到进入隔离区仅有半天的时间，在这短短的半天时间里，我们要准备好自己的生活用品，还要在心理上做足准备。”弓滟所在的医院开始接收非典病人时，大多数北京市民还不知道非典是什么。在呼吸科做了10年护士的弓滟，以丰富的护理经验成为第一批进入非典病区的护士之一。“因为当时知道的信息有限，业内传来的消息也都给这件事情蒙上阴影。在那种情况下，大家心里多少都有些害怕和担心。在这段非常的历史时期，医护人员承担着巨大的工作负荷和心理压力，完全封闭的环境里，和外界包括自己的家人切断了一切联系，有的护士甚至写好了遗书。有时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同屋住的几名护士会抱头痛哭。”
就在非典病区，生死之间、喜怒哀伤，震撼人心的故事天天都在发生。弓滟自己也经历了“二进”非典病区的惊险与抉择。“我刚进入非典病区半个月，就突然感冒发烧，只能被隔离。因为在疫情初期，医护人员感染比例比较高，因此我一病倒大家都十分紧张。经过严格的隔离观察，我幸运地被确诊没有感染非典病毒。出院后，我几经思考，觉得还是要再回‘战斗前线’，于是我写下‘请战书’，主动申请再进非典病区。这一次整整待了两个多月。”经历了“前线”的辛劳艰苦、隔离期的担忧无助，弓滟心中对这场战役的认知非比寻常。
在非典病区的日子，弓滟更深刻地理解了医护人员的使命与职责。“平日在医院里，我们也时常面对生死。但那时，患者身边往往是至亲好友的陪伴护送。而在非常时期，他们被隔离，送他们走完最后一程的只有我们这些医护人员，这种难过的心情无以言表。”至今想起这一幕一幕，弓滟依旧心中痛苦，泪水夺眶而出。 忙碌着，感受着，思索着。平时就热爱写作的弓滟想到，能这么早进入非典一线的人很少，而能有精力和能力写出来的人就更少，于是她开始利用晚间下班后的时间，以心灵告白的形式写战地日记，记录这段非常时期的生活。
当时非典隔离区里只有一名宣传干事有一台老式笔记本电脑，晚上弓滟要等这位宣传干事用电脑办公之后，她才能用上电脑，每晚10点写到凌晨1点，她坚持把每天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然后用隔离区里唯一一台传真机传给部队的报社。因为隔离区是按战地标准临时搭建的，条件很艰苦，睡觉的床是在砖头上搭一个木板，而弓滟写稿时，坐的也是几个摞起的牛奶纸箱。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她的纪实作品陆续发表在《解放军报》、《神剑》杂志等刊物上，尤其是长篇报告文学《在白色禁区的日子里》由《解放军报》整版刊载后，引起了军内外强烈反响，同年作品获“全军抗非题材优秀作品奖”。
非典结束后，弓滟被选派到南京政治学院继续深造，从一名仅有中专学历的护士奋斗到拿下军事硕士的学位，弓滟付出了超越常人的努力。“南京的冬天很冷，又没有取暖设备，我就怀里揣着热水袋，脚穿厚棉鞋，身上紧紧裹着军大衣，白天上课，晚上在自习室里复习到熄灯，再挪到通宵有灯的水房里挑灯夜读。终于考上研究生，查分时手都是颤抖的。”
在繁重的学业之余，弓滟以非典经历为背景，完成了长篇小说《非常禁区》。2007年，《非常禁区》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发行后虽然没有进行组织宣传，但南京先锋书店仍旧举行了签售会。活动当天，弓滟身着军装，端正地坐在桌前认真地为每一位读者签名，回答他们的问题，似乎在以这样的形式完成一个仪式。“2003年非典时期，我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通讯报道，让外界知道了309医院，了解了这样一家部队医院如何在特殊时期出色完成了医疗救治及防护任务，而且做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而时隔几年之后，再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则更多是对自己成长的一个交代，也是对这段历史的一个记录。这种创作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内省式的思考。如果说创作《非常禁区》的初衷是一种冲动，那么久而久之便酝酿成了理想，我希望有更多人记住这一段历史，更希望历史记住非常时期人们的精神、人性的善恶。”
“部队是我创作的源泉”
长篇小说《非常禁区》出版之后，弓滟顶着“抗非英雄”的光环结束了自己在南京政治学院的学习历程，回到总参总医院，成为一名政治机关宣传干部。繁忙工作之余，她依然笔耕不辍。2012年，散文集《心路》出版。
2013年3月，弓滟进入军艺文学系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进行为期半年的研修。在盎然春意中，走进这座中国培养军队艺术人才的高等艺术院校，她仿若看到若干年前，那个在军绿色环绕的部队大院里，凝望蓝天幻想远方的小姑娘稚嫩而执着的身影。那个口出“豪言”“我要上军艺”的孩子，在30年后梦想成真，弓滟不禁绕着校园走了又走，看了又看，并且在这里结识了李萧潇、冯骥、陈华、丰杰、王凯、王甜、李庆文等一批军中正在崛起的年轻作家。
“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系统的专业创作训练，我要跟大家好好学习。重新回到学校，让我有了再积累、再沉淀的过程。我们的校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等大师来给我们做讲座，各位老师都给了我很多启迪。”至今想起，依然津津乐道。弓滟难忘军艺那段宝贵的学习时光。她坦言，喜欢这份宁静和安心。然而也发现了一些让她感到困惑的问题。弓滟所在的高研班与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一同到某军事基地采风，塞外凛冽的风、大漠粗粝的沙、官兵豪迈的情，处处打动着这些军人作家的心，可是在实地采访官兵时，她发现，有些作家由于常年关起门来搞创作，渐渐离基层生活太久太远，不懂不了解官兵生活，不能深入人物内心，融入战场环境，进入事件本身，这样就会让作者缺乏思想的深度，视野和经历缺乏广度，作品缺乏温度，读起来不接地气。这让弓滟思索了很多：“作家的创作与自身经历有关，军事文学如果只是为了取悦读者，其深度、内涵都是远远不够的。而军事文学创作者，必须扎根军营，了解新时期部队的特点，才能发掘出符合时代，能引人思考的好题材，创作出合格的军事文学作品。”
这些年来，弓滟正是躬身践行着这一理念。虽然现在已经调整为正处级协理员，但她却依然在医院宣传保卫科科长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抓紧一切业余时间统筹安排好医院的宣传教育，晚上则是她最珍惜的创作时间。
谈及自己多年的创作感想，弓滟说，军事文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一块重要的思想阵地，应该如何用最美好的语言文字，讲述当代军队和军人的故事，把强大的正能量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传递给读者，是我们每个军事文学创作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正是被这种精神召唤着，弓滟在军事文学创作的路上孜孜以求、不断前行。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弓滟刚刚领受她的导师、军艺文学系主任、著名作家徐贵祥交派的任务：创作一篇以新时期部队医疗单位改革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说到这儿，弓滟说她不得不感谢她的这位前辈、师长。“文如其人，从徐贵祥身上，我能深刻感受到他的英雄情怀，就如同《历史的天空》里的梁大牙一样，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对于这半年军艺的学习，师生情、同学情、文学情，弓滟都十分珍惜：“参军二十四年，从医十年，部队医务战线是我的根脉所在。这里是我的‘富矿’，是我熟悉的環境、创作的源泉。离开了这里，我的作品将失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