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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收藏和藏品背后信息的研究往往让历史学者和收藏家们唏嘘不已，感慨万千。然而为了让这些精美绝伦的藏品和其背后的故事重见天日，传播给更多热衷于文化、历史的爱好者们，文物工作者和各方人士都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那些人·那些事：伯纳德·纳什（Bernard Rasch）
虽然大量收购中国文物的机会变得微乎其微，但仍然有一些零散的小型收购和个人捐赠为ROM的馆藏添砖加瓦。除了莱斯蕾夫人于1940年捐赠的三件玉器、包儿先生于1947年捐赠的一件红山时期玉器、弗雷德里克·蔻万夫人于1948至1961期間陆续捐赠的22件玉器，以及1920年通过伦敦“国家艺术收藏基金会”购入的若干中国艺术品之外，还有若干热衷于中国古董和艺术品的赞助人为ROM的收藏提供了帮助。
其中，赫曼·赫尔佐格·列维博士（Dr. Herman H. Levy， 1902-1990），一位加拿大犹太移民的后裔，同时也是名噪一时的钻石珠宝进口商之孙，于1983年向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捐赠了3件中国玉器。直至1990年去世之时，更为ROM远东部留下了价值一千五百多万加币的基金，用以资助往后5年的中国文物藏品购买计划。凭借这笔丰厚的资助，ROM又精挑细选地为博物馆添加了三百余件新品，其中包括玉器32件。
最近20年以来，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艺术博物馆馆长联盟的规则，西方博物馆对待古代艺术品的收藏愈加严格。为防止非法藏品混入博物馆，ROM对玉器的捐赠和购买都愈发谨慎。除非带有明确出处或能够证明其流传有序的文件和研究材料，否则无论藏品的美学价值多高都不会纳入馆藏的考虑之列。
2012年，ROM副馆长沈辰先生接到了一封来自退休建筑工程师伯纳德·纳什先生的邮件，表示希望捐赠一件玉璧。这件玉璧归他的的姑妈塞西莉·哈金斯所有，据说是大约20世纪40年代时从一位身在纽约的中国女士手中获得的。从玉璧的材质和制作风格看来当属良渚文化玉器无疑，然而当时ROM的玉器藏品中已有数十件良渚玉璧，而这件玉璧也并无特别之处，所以馆方对此次捐赠实则兴趣寥寥。直至这件玉璧被呈现在眼前，随其同来的木座倒是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线索，让沈辰先生为之眼前一亮。
原来，这个木座并不是古董商为了方便陈设而自己随便订制，而是玉璧的前几任主人——吴大澂所制。木座正面下方刻上的十五字铭文正与《古玉图考》第34页所书的内容完全一致，背面刻有“旧藏南浔顾子嘉处，徐翰卿以诸女方尊易得之，今归愙斋”。其中，愙斋便是吴大澂的字号，南浔既今属浙江湖州行政区，顾子嘉和徐翰卿这两个人名以及诸女方尊这一器物也是极为重要的线索，大体说明了该玉璧的来处和流转过程。接下来，沈辰先生通过对其进行的深入研究和调查，多次往返于南浔、上海和香港之间，终于将一段长达150多年风雨飘摇的藏玉历史画卷缓缓展开。
那些人·那些事：南浔四象之风雨顾氏
自明万历年开始，南浔的蚕丝业、手工业和缫丝业徒然兴起，直至清代中期进入了鼎盛时期，也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1851年，英国伦敦的首届世博会上，中国唯一获得金奖的产品就是湖州“荣记”的南浔辑里丝。这时离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943年上海开埠仅仅过了十年左右。南浔的商家看准时机，借上海开埠的机遇展开了水路贸易，创造了一个商业神话。直至光绪年间（1862-1875），南浔丝商迈入群体崛起的黄金时段。当地人以“象”彰显其家族经济实力的殷实，意指资产超过百万两以上的豪门。其中最为传奇的当属刘、庞、张、顾四家，合称“南浔四象”。三十年代有民谣云：“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指的就是这四大家族之雄厚实力而又各具优势。
刘家以银子之多被誉为“四象”之首，其代表人物刘镛在发迹后深感列祖以来家族中缺少文化，故极力劝诫儿子用心读书应试科举，并不惜一切尽心栽培，终使其四子都得以进入仕途，刘镛也因儿子的及第被恩封为通奉大夫，达到了荣宗耀祖之目的。自此，刘家挤入书香之家，其后代开始广罗天下古籍归纳收藏，成为近代中国古籍收藏的首家。现在作为文化遗产保留下来的刘家“嘉業藏书楼”原址，即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
张家的代表人物张颂贤在以丝业出口生意发迹后又着眼于盐务，终成就盐业界巨头。其长孙张钧衡自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后承袭祖业，经商有方，使张家的产业得以蓬勃发展。和刘家一样，他们的家产多成为国家和省市级文化遗产而被留存下来，今在南浔古镇仍鼎立一方。张家后代遍及全世界，名人辈出，其中之一便是国民党军元老张静江，即张颂贤次子张宝善之子。张静江早年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热心为革命捐款效劳。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文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但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四象中还有庞云镨（1833-1889）（字芸皋），亦是由丝业发家，后来开设了“庞怡泰行”，并在经营中结识了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店老板，人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开始合作经营。同时，二人还同做军火生意，为左宗堂向洋商购买军火。庞云镨有官场朋友的帮忙，后又通过李鸿章使儿子庞元济在光绪十七年（1891）得慈禧太后旨恩赏举人，特赏庞云镨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恩赠荣禄大夫，光禄大夫之称，故被誉为四象中“庞家的面子”之美称。庞云镨还仿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在南浔开设了规模较大的“庞滋德”国药店，并建有药栈和制药工场，直至现在老字号的“庞滋德”药店还开设在南浔宝善街上。
南浔四象中的顾福昌（1796-1868）早年家境清贫，不得已才弃学从商。起初顾只能摆个布摊，挣些银两勉强度日，后至南浔邻镇江苏震泽开小布店，同时兼营蚕丝，经数年苦心经营后终于发家。此后他意识到外贸经营有利可图，遂刻意加强与洋人往来，后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经理洋务的同时开设“顾丰盛丝号”，属南浔丝商中发迹最早的一家。顾福昌经营蚕丝致富后转道上海滩，开启了唯一的外洋轮船码——金利源码头，并成了怡和洋行买办和怡和打包公司经理，在家乡大肆买地建房，被誉为四象中“顾家的房子”之美称。据说当时南浔一半的地产都属于顾家。顾福昌有三个儿子：长子顾寿松，字容斋；次子顾寿藏，字子嘉；三子顾寿明，字颂三，都是有名的古物、金石、书画收藏家。 纳什先生捐赠的这件“苍璧”，在吴大澂之前的主人便是顾家二公子顾子嘉的收藏之一。
为了追溯这段历史的脉络，沈辰先生曾于2014年4月亲赴香港拜会了顾家麒先生（George Koo），既顾子嘉的嫡系曾孙，顾福昌的五世孙。通过顾家麒先生的描述，终于了解到了顾家最近百年来跌宕起伏的家史。原来，自光绪七年（1881）顾子嘉继承父业之后，家族生意经历了兴隆、衰败、重振的多次风风雨雨。顾乾麟先生17岁那年（1926年），父亲顾叔蘋在负债亏损等压力下苦苦经营，然而却英年早逝，撒手人寰，除了债台高筑的祖业外，仅留下一段祖训：“一个人不可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用得光明，不要被钱利用，要好好去利用钱。得诸社会，必须还之于社会。”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顾乾麟先生被迫从复旦实验国学辍学，弃文从商。凭借他的智慧、勤奋和一些机遇，终于在而立之年重振了顾家门楣的雄风。
事业有成后，顾乾麟先生谨记父亲的训导，认为是时候“得诸社会，还诸社会”了。直至他去世之时，公益事业就成为了他最为重视的项目。由于年少之时的辍学经历，致使他对教育和儿童相关的公益事业情有独钟。早先设立了“留念叔蘋公高初中学生助学金”，对德才兼备而家道清贫之中学生赞助全部学杂费和书杂费外，课业成绩尤其优良的还赞助膳宿费。到1949年为止便已经资助了20期约1100余名学子。改革开放之后，顾乾麟先生终于回到心系心念的祖国大陆，继续投身于慈善教育事业。自1986年起，在政府文化单位的支持下，先后于上海、北京、湖州三地设立“叔蘋奖学金”，资助德才兼备的家境困难的大中学生完成学业，迄今累计得奖学生已达4000人。
回过头来，玉璧木座铭文上提及的“诸女（?）”方尊绝非凡品，徐翰卿其人也绝非等闲。
徐翰卿（即徐熙），字翰卿，号斗庐，江苏吴县人，和吴大澂是同乡。徐翰卿工篆刻、精鉴定，被吴大澂视为文物鉴定鉴藏的知音。吴大澂在外地和京城为官时，多让徐翰卿在收藏家集聚的江南城镇为他扫货、鉴别。云朵轩藏《吴大澂致徐熙手札》二十六通信件，见证了两人之间常年的友谊和信赖。
“诸女（?）”方尊在金石学史上是相当有名的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查新近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知现存带“诸?”铭文的青铜器方尊一共只有两件，一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的那件也属清宫旧藏，是故宫南迁文物迁徙到台北的。尊腹内有两行九个字：“亚醜诸?以太子尊彝”，讲的是，商代晚期有个“亚醜”族裔建立的“诸”国，“?”姓女子以“太子”名义定制的这件方尊。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沈辰先生在库房观摩室看到了这件“亚醜诸?”方尊。台北的这件方尊底座残缺，以木托垫补修整。他发现，木托并非宫廷造办处所做，从其质地、工艺和纹饰风格上，倒是与玉璧底座如出一辙，应该就是吴大澂所定制的同一工匠或同一作坊的产品。至于这件铜器如何成为清宫旧藏的，如今已经很难考证。但从光绪十五年到宣统三年的这段时间，作为地方豪商通过官员向清宫进献贡品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沈辰先生根据铭文和相关证据推断，这次吴大澂和顾子嘉之间以金（青铜器）换玉的易手就是在徐翰卿的操盘下完成，事发于1889年《古玉图录》出版之前。
此后，根据怀履光和柯雷利博士的书信往来可以确信，吴大澂于1902年去世后，部分藏品被女儿吴本娴继承，并相继经由上海的古董交易商被售出。然而鉴于这件玉璧木座铭文对吴大澂名讳和其友人的尊称，以及对此玉璧过往历史的缅怀，很可能这件玉璧后来传给了吴大澂最喜爱的小女儿吴本静，进而又传给了她唯一的女儿费令宜。费令宜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20世纪20年代回国后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1943年，39岁的她举家迁往纽约。至此，沈辰先生大胆推测，后来成为纳什先生姑妈的年轻加国女士，机缘巧合下在纽约结识了费令宜，并推断纳什先生信函中所提及的神秘中国女士便是费令宜本人。
这块素面无纹玉璧的传奇之处在于，尽管辗转流传于若干传奇人物之手，然而原属吴氏玉藏“宝六瑞”之一的它最终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得以和那批1927至1928年间怀履光购得的其它27件礼玉再次团聚。这一晃，已是跨越了悠悠150载的光阴。
那些人·那些事：沈辰、古方
前文提及的沈辰先生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东亚考古与艺术资深研究员和策展人，现任副馆长。1997年获多伦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旧石器考古、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学。
在他的领导和策划中，ROM对于中国文物的保护和展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作为专业策展人，身兼专业知识和策展能力的他每每都能让博物馆的活动别具一格，精彩纷呈，另更多包括加拿大本国在内的西方人更多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波澜壮阔。对于博物馆中的藏品，他也亲自参与到各类调查和研究之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如同前文提及的那枚良渚玉璧，为理清它的来龙去脉，沈辰先生不辞艰辛，除了翻阅大量古籍资料外还多次往返于两岸三地，探访相关当事人。这一切都旨在追寻历史的蛛丝马迹，抽丝剥茧，最终为世人一层层揭开历史的面纱，将一段精彩绝伦的史实呈现在公众面前。
近代对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玉器研究起到关键作用的另外一位学者，古方先生，现任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主任，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玉器的鉴定与学术研究。曾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国出土玉器全集》（2005）、《中国古玉器图典》（2007）和《中国传世玉器全集》（2010）。
青年時的古方先生曾奋战在田野考古一线，经由出土文物的挖掘、观察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鉴定经验。此后他曾以访美学者的身份被派往坐落于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协助进行馆藏玉器研究和整理。如今，他作为全国最知名的玉器学者之一，在文物鉴定相关教育和文化传播等领域颇为活跃，相信读者们在电视上也经常能够看到他的讲座，亦或是现场鉴定等。 沈辰和古方老师相识多年，极为要好。二人在学术和艺术等领域具有很多共识，也对文物的保护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相同的目标。他们认为，要使更多人了解遗失海外的中华瑰宝，将祖先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展示在世人面前，博物馆起到的作用固然必不可少，但是目前仍然需要一种更加利于流传、保存的方法向社会公众传达各类研究成果。此外由于民众所周知各种历史原因，上百年来流失在海外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数量何止成百上千，恐怕为数上万甚至数十万也不足为奇，其中更是不乏绝世精美，意义独特的藏品。与全球范围内的博物馆合作，有计划有目的地整理并归档这些藏品，全面系统地梳理、抢救流失于海外的中国文物可谓是一项十分庞大，意义非凡且功在千秋的研究工程。
为此，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并参考了业界师友们的一件，最终希望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馆藏中国玉器编撰成册，并作为一个新的系列——《海外博物馆藏中国玉器图集》的首卷进行发表。这一想法诞生于大约十年前，遗憾的是一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直至大概五年前，古方先生才在一次私人聚会中无意间首次向笔者提及此事。
作为古方先生的弟子，笔者本人出身艺术和收藏世家，自幼留学美国。独特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让笔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玉器所蕴含的魅力如痴如醉。同时身兼东西方教育和文化的熏陶，笔者自然也能够深刻理解恩师的苦心以及此事对文化传承的重大意义。此后在古方先生的安排下与沈辰先生几经会面商议，最终于2013年初的一天，由笔者携弟子卢祺共同策划、出资，将此书的编撰和出版工作正式启动。
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沈辰与古方先生便全力投身于图册的编撰工作，这其中包含图片的拍摄、修订、文字撰写、中英双向翻译校对、查证、校色等各个复杂环节，工作量之大，学术严谨性的要求之高，可谓另参与编撰的众人历尽艰辛。在图册的编撰过程中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尤其文物出版社的张征雁老师为本书的设计和出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得以令图册达到精益求精的国际一流水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16年10月，《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玉器》一书正式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印刷，并在中、加两国同步发行，为广大文物和收藏爱好者带来了一场历史和文化盛宴！该书在编撰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中、英文读者对于语境、专业术语和阅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并非刻板地逐字逐句翻译而成，而是几乎为两种语言的读者独立撰写，并将史料有机结合，最终才形成对比文本。此外为了照顾西方读者对于中国历史时间轴的理解方式，将较为笼统的朝代划分辅助以公元年历进行区别。同时以西方学界的习惯，对我国清代（Qing dynasty）的结束按宣统皇帝退位的1912年计算，而民国（Republic of China）元年则以1911年辛亥革命起算。
最后，尽管这篇文章以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玉器入手，为读者介绍了他们背后的故事，但博物馆及其藏品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对于文化的需求一直在不断扩大和提升。博物馆和其它诸如艺术馆、文化馆、展览馆等设施所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存放、展示物品，更有大量各个专业的学者和专家对藏品所蕴含的学术和艺术价值进行研究，并以更加简单易懂、生动有趣的方法呈献给普罗大众。正如同法国艺术哲学家阿道夫·伊波利特·丹纳所说的，艺术与科学同等重要，它用最简单的方式将最复杂的道理展示给最普通的人。
右图：成书采用全铜版纸印刷，经过多次校色，保证了图片与实物色差的一致性。全数中英文对照，并在中、加两国同步发售。
在我国，博物馆的建设和运维尚处于初期阶段，社会各界对于博物馆教育的重视程度尚不及西方国家，而文博系统对整个国家乃至中华民族的影响力也尚待进一步挖掘。笔者作为一名玉文化學者，希望通过玉器这种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流传最为完整的器物作为载体，让更多读者有机会一窥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和伟大文明，位自己身为炎黄子孙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者为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研究员）
那些人·那些事：伯纳德·纳什（Bernard Rasch）
虽然大量收购中国文物的机会变得微乎其微，但仍然有一些零散的小型收购和个人捐赠为ROM的馆藏添砖加瓦。除了莱斯蕾夫人于1940年捐赠的三件玉器、包儿先生于1947年捐赠的一件红山时期玉器、弗雷德里克·蔻万夫人于1948至1961期間陆续捐赠的22件玉器，以及1920年通过伦敦“国家艺术收藏基金会”购入的若干中国艺术品之外，还有若干热衷于中国古董和艺术品的赞助人为ROM的收藏提供了帮助。
其中，赫曼·赫尔佐格·列维博士（Dr. Herman H. Levy， 1902-1990），一位加拿大犹太移民的后裔，同时也是名噪一时的钻石珠宝进口商之孙，于1983年向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捐赠了3件中国玉器。直至1990年去世之时，更为ROM远东部留下了价值一千五百多万加币的基金，用以资助往后5年的中国文物藏品购买计划。凭借这笔丰厚的资助，ROM又精挑细选地为博物馆添加了三百余件新品，其中包括玉器32件。
最近20年以来，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艺术博物馆馆长联盟的规则，西方博物馆对待古代艺术品的收藏愈加严格。为防止非法藏品混入博物馆，ROM对玉器的捐赠和购买都愈发谨慎。除非带有明确出处或能够证明其流传有序的文件和研究材料，否则无论藏品的美学价值多高都不会纳入馆藏的考虑之列。
2012年，ROM副馆长沈辰先生接到了一封来自退休建筑工程师伯纳德·纳什先生的邮件，表示希望捐赠一件玉璧。这件玉璧归他的的姑妈塞西莉·哈金斯所有，据说是大约20世纪40年代时从一位身在纽约的中国女士手中获得的。从玉璧的材质和制作风格看来当属良渚文化玉器无疑，然而当时ROM的玉器藏品中已有数十件良渚玉璧，而这件玉璧也并无特别之处，所以馆方对此次捐赠实则兴趣寥寥。直至这件玉璧被呈现在眼前，随其同来的木座倒是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线索，让沈辰先生为之眼前一亮。
原来，这个木座并不是古董商为了方便陈设而自己随便订制，而是玉璧的前几任主人——吴大澂所制。木座正面下方刻上的十五字铭文正与《古玉图考》第34页所书的内容完全一致，背面刻有“旧藏南浔顾子嘉处，徐翰卿以诸女方尊易得之，今归愙斋”。其中，愙斋便是吴大澂的字号，南浔既今属浙江湖州行政区，顾子嘉和徐翰卿这两个人名以及诸女方尊这一器物也是极为重要的线索，大体说明了该玉璧的来处和流转过程。接下来，沈辰先生通过对其进行的深入研究和调查，多次往返于南浔、上海和香港之间，终于将一段长达150多年风雨飘摇的藏玉历史画卷缓缓展开。
那些人·那些事：南浔四象之风雨顾氏
自明万历年开始，南浔的蚕丝业、手工业和缫丝业徒然兴起，直至清代中期进入了鼎盛时期，也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1851年，英国伦敦的首届世博会上，中国唯一获得金奖的产品就是湖州“荣记”的南浔辑里丝。这时离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943年上海开埠仅仅过了十年左右。南浔的商家看准时机，借上海开埠的机遇展开了水路贸易，创造了一个商业神话。直至光绪年间（1862-1875），南浔丝商迈入群体崛起的黄金时段。当地人以“象”彰显其家族经济实力的殷实，意指资产超过百万两以上的豪门。其中最为传奇的当属刘、庞、张、顾四家，合称“南浔四象”。三十年代有民谣云：“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指的就是这四大家族之雄厚实力而又各具优势。
刘家以银子之多被誉为“四象”之首，其代表人物刘镛在发迹后深感列祖以来家族中缺少文化，故极力劝诫儿子用心读书应试科举，并不惜一切尽心栽培，终使其四子都得以进入仕途，刘镛也因儿子的及第被恩封为通奉大夫，达到了荣宗耀祖之目的。自此，刘家挤入书香之家，其后代开始广罗天下古籍归纳收藏，成为近代中国古籍收藏的首家。现在作为文化遗产保留下来的刘家“嘉業藏书楼”原址，即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
张家的代表人物张颂贤在以丝业出口生意发迹后又着眼于盐务，终成就盐业界巨头。其长孙张钧衡自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后承袭祖业，经商有方，使张家的产业得以蓬勃发展。和刘家一样，他们的家产多成为国家和省市级文化遗产而被留存下来，今在南浔古镇仍鼎立一方。张家后代遍及全世界，名人辈出，其中之一便是国民党军元老张静江，即张颂贤次子张宝善之子。张静江早年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热心为革命捐款效劳。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文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但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四象中还有庞云镨（1833-1889）（字芸皋），亦是由丝业发家，后来开设了“庞怡泰行”，并在经营中结识了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店老板，人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开始合作经营。同时，二人还同做军火生意，为左宗堂向洋商购买军火。庞云镨有官场朋友的帮忙，后又通过李鸿章使儿子庞元济在光绪十七年（1891）得慈禧太后旨恩赏举人，特赏庞云镨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恩赠荣禄大夫，光禄大夫之称，故被誉为四象中“庞家的面子”之美称。庞云镨还仿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在南浔开设了规模较大的“庞滋德”国药店，并建有药栈和制药工场，直至现在老字号的“庞滋德”药店还开设在南浔宝善街上。
南浔四象中的顾福昌（1796-1868）早年家境清贫，不得已才弃学从商。起初顾只能摆个布摊，挣些银两勉强度日，后至南浔邻镇江苏震泽开小布店，同时兼营蚕丝，经数年苦心经营后终于发家。此后他意识到外贸经营有利可图，遂刻意加强与洋人往来，后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经理洋务的同时开设“顾丰盛丝号”，属南浔丝商中发迹最早的一家。顾福昌经营蚕丝致富后转道上海滩，开启了唯一的外洋轮船码——金利源码头，并成了怡和洋行买办和怡和打包公司经理，在家乡大肆买地建房，被誉为四象中“顾家的房子”之美称。据说当时南浔一半的地产都属于顾家。顾福昌有三个儿子：长子顾寿松，字容斋；次子顾寿藏，字子嘉；三子顾寿明，字颂三，都是有名的古物、金石、书画收藏家。 纳什先生捐赠的这件“苍璧”，在吴大澂之前的主人便是顾家二公子顾子嘉的收藏之一。
为了追溯这段历史的脉络，沈辰先生曾于2014年4月亲赴香港拜会了顾家麒先生（George Koo），既顾子嘉的嫡系曾孙，顾福昌的五世孙。通过顾家麒先生的描述，终于了解到了顾家最近百年来跌宕起伏的家史。原来，自光绪七年（1881）顾子嘉继承父业之后，家族生意经历了兴隆、衰败、重振的多次风风雨雨。顾乾麟先生17岁那年（1926年），父亲顾叔蘋在负债亏损等压力下苦苦经营，然而却英年早逝，撒手人寰，除了债台高筑的祖业外，仅留下一段祖训：“一个人不可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用得光明，不要被钱利用，要好好去利用钱。得诸社会，必须还之于社会。”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顾乾麟先生被迫从复旦实验国学辍学，弃文从商。凭借他的智慧、勤奋和一些机遇，终于在而立之年重振了顾家门楣的雄风。
事业有成后，顾乾麟先生谨记父亲的训导，认为是时候“得诸社会，还诸社会”了。直至他去世之时，公益事业就成为了他最为重视的项目。由于年少之时的辍学经历，致使他对教育和儿童相关的公益事业情有独钟。早先设立了“留念叔蘋公高初中学生助学金”，对德才兼备而家道清贫之中学生赞助全部学杂费和书杂费外，课业成绩尤其优良的还赞助膳宿费。到1949年为止便已经资助了20期约1100余名学子。改革开放之后，顾乾麟先生终于回到心系心念的祖国大陆，继续投身于慈善教育事业。自1986年起，在政府文化单位的支持下，先后于上海、北京、湖州三地设立“叔蘋奖学金”，资助德才兼备的家境困难的大中学生完成学业，迄今累计得奖学生已达4000人。
回过头来，玉璧木座铭文上提及的“诸女（?）”方尊绝非凡品，徐翰卿其人也绝非等闲。
徐翰卿（即徐熙），字翰卿，号斗庐，江苏吴县人，和吴大澂是同乡。徐翰卿工篆刻、精鉴定，被吴大澂视为文物鉴定鉴藏的知音。吴大澂在外地和京城为官时，多让徐翰卿在收藏家集聚的江南城镇为他扫货、鉴别。云朵轩藏《吴大澂致徐熙手札》二十六通信件，见证了两人之间常年的友谊和信赖。
“诸女（?）”方尊在金石学史上是相当有名的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查新近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知现存带“诸?”铭文的青铜器方尊一共只有两件，一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的那件也属清宫旧藏，是故宫南迁文物迁徙到台北的。尊腹内有两行九个字：“亚醜诸?以太子尊彝”，讲的是，商代晚期有个“亚醜”族裔建立的“诸”国，“?”姓女子以“太子”名义定制的这件方尊。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沈辰先生在库房观摩室看到了这件“亚醜诸?”方尊。台北的这件方尊底座残缺，以木托垫补修整。他发现，木托并非宫廷造办处所做，从其质地、工艺和纹饰风格上，倒是与玉璧底座如出一辙，应该就是吴大澂所定制的同一工匠或同一作坊的产品。至于这件铜器如何成为清宫旧藏的，如今已经很难考证。但从光绪十五年到宣统三年的这段时间，作为地方豪商通过官员向清宫进献贡品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沈辰先生根据铭文和相关证据推断，这次吴大澂和顾子嘉之间以金（青铜器）换玉的易手就是在徐翰卿的操盘下完成，事发于1889年《古玉图录》出版之前。
此后，根据怀履光和柯雷利博士的书信往来可以确信，吴大澂于1902年去世后，部分藏品被女儿吴本娴继承，并相继经由上海的古董交易商被售出。然而鉴于这件玉璧木座铭文对吴大澂名讳和其友人的尊称，以及对此玉璧过往历史的缅怀，很可能这件玉璧后来传给了吴大澂最喜爱的小女儿吴本静，进而又传给了她唯一的女儿费令宜。费令宜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20世纪20年代回国后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1943年，39岁的她举家迁往纽约。至此，沈辰先生大胆推测，后来成为纳什先生姑妈的年轻加国女士，机缘巧合下在纽约结识了费令宜，并推断纳什先生信函中所提及的神秘中国女士便是费令宜本人。
这块素面无纹玉璧的传奇之处在于，尽管辗转流传于若干传奇人物之手，然而原属吴氏玉藏“宝六瑞”之一的它最终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得以和那批1927至1928年间怀履光购得的其它27件礼玉再次团聚。这一晃，已是跨越了悠悠150载的光阴。
那些人·那些事：沈辰、古方
前文提及的沈辰先生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东亚考古与艺术资深研究员和策展人，现任副馆长。1997年获多伦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旧石器考古、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学。
在他的领导和策划中，ROM对于中国文物的保护和展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作为专业策展人，身兼专业知识和策展能力的他每每都能让博物馆的活动别具一格，精彩纷呈，另更多包括加拿大本国在内的西方人更多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波澜壮阔。对于博物馆中的藏品，他也亲自参与到各类调查和研究之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如同前文提及的那枚良渚玉璧，为理清它的来龙去脉，沈辰先生不辞艰辛，除了翻阅大量古籍资料外还多次往返于两岸三地，探访相关当事人。这一切都旨在追寻历史的蛛丝马迹，抽丝剥茧，最终为世人一层层揭开历史的面纱，将一段精彩绝伦的史实呈现在公众面前。
近代对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玉器研究起到关键作用的另外一位学者，古方先生，现任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主任，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玉器的鉴定与学术研究。曾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国出土玉器全集》（2005）、《中国古玉器图典》（2007）和《中国传世玉器全集》（2010）。
青年時的古方先生曾奋战在田野考古一线，经由出土文物的挖掘、观察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鉴定经验。此后他曾以访美学者的身份被派往坐落于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协助进行馆藏玉器研究和整理。如今，他作为全国最知名的玉器学者之一，在文物鉴定相关教育和文化传播等领域颇为活跃，相信读者们在电视上也经常能够看到他的讲座，亦或是现场鉴定等。 沈辰和古方老师相识多年，极为要好。二人在学术和艺术等领域具有很多共识，也对文物的保护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相同的目标。他们认为，要使更多人了解遗失海外的中华瑰宝，将祖先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展示在世人面前，博物馆起到的作用固然必不可少，但是目前仍然需要一种更加利于流传、保存的方法向社会公众传达各类研究成果。此外由于民众所周知各种历史原因，上百年来流失在海外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数量何止成百上千，恐怕为数上万甚至数十万也不足为奇，其中更是不乏绝世精美，意义独特的藏品。与全球范围内的博物馆合作，有计划有目的地整理并归档这些藏品，全面系统地梳理、抢救流失于海外的中国文物可谓是一项十分庞大，意义非凡且功在千秋的研究工程。
为此，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并参考了业界师友们的一件，最终希望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馆藏中国玉器编撰成册，并作为一个新的系列——《海外博物馆藏中国玉器图集》的首卷进行发表。这一想法诞生于大约十年前，遗憾的是一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直至大概五年前，古方先生才在一次私人聚会中无意间首次向笔者提及此事。
作为古方先生的弟子，笔者本人出身艺术和收藏世家，自幼留学美国。独特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让笔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玉器所蕴含的魅力如痴如醉。同时身兼东西方教育和文化的熏陶，笔者自然也能够深刻理解恩师的苦心以及此事对文化传承的重大意义。此后在古方先生的安排下与沈辰先生几经会面商议，最终于2013年初的一天，由笔者携弟子卢祺共同策划、出资，将此书的编撰和出版工作正式启动。
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沈辰与古方先生便全力投身于图册的编撰工作，这其中包含图片的拍摄、修订、文字撰写、中英双向翻译校对、查证、校色等各个复杂环节，工作量之大，学术严谨性的要求之高，可谓另参与编撰的众人历尽艰辛。在图册的编撰过程中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尤其文物出版社的张征雁老师为本书的设计和出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得以令图册达到精益求精的国际一流水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16年10月，《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玉器》一书正式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印刷，并在中、加两国同步发行，为广大文物和收藏爱好者带来了一场历史和文化盛宴！该书在编撰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中、英文读者对于语境、专业术语和阅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并非刻板地逐字逐句翻译而成，而是几乎为两种语言的读者独立撰写，并将史料有机结合，最终才形成对比文本。此外为了照顾西方读者对于中国历史时间轴的理解方式，将较为笼统的朝代划分辅助以公元年历进行区别。同时以西方学界的习惯，对我国清代（Qing dynasty）的结束按宣统皇帝退位的1912年计算，而民国（Republic of China）元年则以1911年辛亥革命起算。
最后，尽管这篇文章以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玉器入手，为读者介绍了他们背后的故事，但博物馆及其藏品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对于文化的需求一直在不断扩大和提升。博物馆和其它诸如艺术馆、文化馆、展览馆等设施所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存放、展示物品，更有大量各个专业的学者和专家对藏品所蕴含的学术和艺术价值进行研究，并以更加简单易懂、生动有趣的方法呈献给普罗大众。正如同法国艺术哲学家阿道夫·伊波利特·丹纳所说的，艺术与科学同等重要，它用最简单的方式将最复杂的道理展示给最普通的人。
右图：成书采用全铜版纸印刷，经过多次校色，保证了图片与实物色差的一致性。全数中英文对照，并在中、加两国同步发售。
在我国，博物馆的建设和运维尚处于初期阶段，社会各界对于博物馆教育的重视程度尚不及西方国家，而文博系统对整个国家乃至中华民族的影响力也尚待进一步挖掘。笔者作为一名玉文化學者，希望通过玉器这种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流传最为完整的器物作为载体，让更多读者有机会一窥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和伟大文明，位自己身为炎黄子孙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者为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