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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刚刚奏完。橘黄的太阳映照着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及城楼前的那对汉白玉华表，整个天安门广场显得格外静谧、祥和、寥廓、辉煌。人们在静静地、静静地等待着……
少顷，毛泽东同志用他那特有的湖南口音，向着聚集在广场上的30万军民，向着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还宣布了9月30日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秘书长林伯渠……
这份新中国领导机构的名单，是由中国共产党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来的。具体拟订者是周恩来，是同党内外广大人士经过长达近4个月的反复磋商、征求意见后拟就出来的。在9月21日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夕，周恩来将这份名单呈交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当即高兴地说：“好嘛!政务院4个副总理，民主人士占了两名。6个国家副主席，民主人士就占了3名。一半对一半啊!我们这个政府真正是联合政府啊!”
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副主席是宋庆龄。对于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孙中山夫人，早在解放军攻打上海前，毛泽东、周恩来就千叮咛，万嘱咐，要陈毅一定予以好好保护。当周恩来得到陈毅报告宋庆龄安然无恙的消息时，非常欣喜，立刻写信向宋庆龄祝贺：“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为了表示中国共产党对宋庆龄的尊重，特派邓颖超和廖梦醒去迎接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毛泽东欣然同意。
在上海，宋庆龄虽然对新中国即将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但却不愿去北平。她告诉邓颖超、廖梦醒说：“北平是我最伤心的地方。”邓颖超了解宋庆龄此时矛盾的心情，因为孙中山就是于1924年抱病北上，同当时的北洋政府“共商国是”，未果，于翌年3月12日逝世于此的。但邓颖超对宋庆龄说：“那是旧北平，现在北平即将改名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开国大典即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总理遗志即将实现，为了告慰总理在天之灵，天安门广场已立起了总理遗像。宋先生正应北上荣膺重任，以继续努力实现总理的遗愿，建设强大的新中国。总理在天有灵，一定会赞同先生北上的……”中国共产党的盛情邀请感动了宋庆龄。她终于决定赴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提出新中国领导机构人选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他们认为，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参与和努力，中国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都应该有所安排；何况在他们中间，人才济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才宝库。
开国大典后，周恩来即以政务院总理的身份组建政务院。其间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毛泽东、周恩来都尽量考虑到他们的特长而力请出山，以人尽其才。有三个突出的事例可说明这一点。
首先是对傅作义的安排。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包括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这样一批前国民党著名将军。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有特殊贡献——这是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一个大功劳。鉴于傅作义曾在绥远为兴修河套水利工程做过许多工作，有一定的经验。周恩来便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当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李葆华到水利部担任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他工作。
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在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请傅作义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出的人我们都要用。”很快，傅作义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另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平市市长。不久，张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其次是劝说德高望重的黄炎培担任公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社会曾多次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对此，有人说他故鸣清高，也有人说他茹素皈依，有出世思想。1949年3月他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晚会上，毛泽东问他：“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回答说：“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
鉴于这一情况，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前往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仍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回答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有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经过两个多小时恳谈，黄炎培“理屈词穷”，被说服了，但他表示还需要考虑考虑。
12日，黄炎培广泛征求了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江、杨等一致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参政的盛情邀请之下，黄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意见。这时，黄十分爽快地向周恩来表示，他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感召下，在旧社会也曾拒绝反动政府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森林学家梁希，也于10月间欣然受命担任林垦部部长。
第三是提议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有人为此大惑不解，提出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周恩来认为，李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投入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对党也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李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样安排，照顾到了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
周恩来深谋远虑，费尽心思，在他的综合平衡下，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知名社会贤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以及各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
在这项任命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4个副总理中，民主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15个是正职(郭沫若担任了2个正职)，他们是：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梁希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新中国政务院的人事安排就绪后，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会上，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指出：“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坚持统一战线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继续实行对民主人士进行联合的方针。第一是因为不能忘记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老朋友；第二是新中国需要全体中国人共同参与建设；第三是民主人士中不乏治国理政的行家里手，根据其不同特点，量才使用，方能使新中国的建设迅速走上正轨。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新中国领导机构的构成上，在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又尽可能地让民主人士在他们比较相称和得心应手的岗位上去发挥所长，心情舒畅地为新中国服务。这体现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选贤任能和知人善任的人才思想。
少顷，毛泽东同志用他那特有的湖南口音，向着聚集在广场上的30万军民，向着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还宣布了9月30日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秘书长林伯渠……
这份新中国领导机构的名单，是由中国共产党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来的。具体拟订者是周恩来，是同党内外广大人士经过长达近4个月的反复磋商、征求意见后拟就出来的。在9月21日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夕，周恩来将这份名单呈交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当即高兴地说：“好嘛!政务院4个副总理，民主人士占了两名。6个国家副主席，民主人士就占了3名。一半对一半啊!我们这个政府真正是联合政府啊!”
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副主席是宋庆龄。对于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孙中山夫人，早在解放军攻打上海前，毛泽东、周恩来就千叮咛，万嘱咐，要陈毅一定予以好好保护。当周恩来得到陈毅报告宋庆龄安然无恙的消息时，非常欣喜，立刻写信向宋庆龄祝贺：“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为了表示中国共产党对宋庆龄的尊重，特派邓颖超和廖梦醒去迎接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毛泽东欣然同意。
在上海，宋庆龄虽然对新中国即将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但却不愿去北平。她告诉邓颖超、廖梦醒说：“北平是我最伤心的地方。”邓颖超了解宋庆龄此时矛盾的心情，因为孙中山就是于1924年抱病北上，同当时的北洋政府“共商国是”，未果，于翌年3月12日逝世于此的。但邓颖超对宋庆龄说：“那是旧北平，现在北平即将改名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开国大典即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总理遗志即将实现，为了告慰总理在天之灵，天安门广场已立起了总理遗像。宋先生正应北上荣膺重任，以继续努力实现总理的遗愿，建设强大的新中国。总理在天有灵，一定会赞同先生北上的……”中国共产党的盛情邀请感动了宋庆龄。她终于决定赴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提出新中国领导机构人选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他们认为，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参与和努力，中国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都应该有所安排；何况在他们中间，人才济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才宝库。
开国大典后，周恩来即以政务院总理的身份组建政务院。其间对民主人士的安排，毛泽东、周恩来都尽量考虑到他们的特长而力请出山，以人尽其才。有三个突出的事例可说明这一点。
首先是对傅作义的安排。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包括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这样一批前国民党著名将军。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有特殊贡献——这是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一个大功劳。鉴于傅作义曾在绥远为兴修河套水利工程做过许多工作，有一定的经验。周恩来便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当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李葆华到水利部担任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他工作。
周恩来很尊重傅作义，在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请傅作义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出的人我们都要用。”很快，傅作义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另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平市市长。不久，张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其次是劝说德高望重的黄炎培担任公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社会曾多次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对此，有人说他故鸣清高，也有人说他茹素皈依，有出世思想。1949年3月他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晚会上，毛泽东问他：“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回答说：“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
鉴于这一情况，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前往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仍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回答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有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经过两个多小时恳谈，黄炎培“理屈词穷”，被说服了，但他表示还需要考虑考虑。
12日，黄炎培广泛征求了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江、杨等一致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参政的盛情邀请之下，黄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意见。这时，黄十分爽快地向周恩来表示，他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感召下，在旧社会也曾拒绝反动政府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森林学家梁希，也于10月间欣然受命担任林垦部部长。
第三是提议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有人为此大惑不解，提出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来担此大任?周恩来认为，李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投入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对党也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李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样安排，照顾到了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
周恩来深谋远虑，费尽心思，在他的综合平衡下，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知名社会贤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以及各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
在这项任命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4个副总理中，民主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21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15个是正职(郭沫若担任了2个正职)，他们是：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梁希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新中国政务院的人事安排就绪后，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会上，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指出：“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坚持统一战线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继续实行对民主人士进行联合的方针。第一是因为不能忘记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老朋友；第二是新中国需要全体中国人共同参与建设；第三是民主人士中不乏治国理政的行家里手，根据其不同特点，量才使用，方能使新中国的建设迅速走上正轨。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新中国领导机构的构成上，在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又尽可能地让民主人士在他们比较相称和得心应手的岗位上去发挥所长，心情舒畅地为新中国服务。这体现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选贤任能和知人善任的人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