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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斯通(IrvingStone)写的《起源》(TheOrigin)一书，副题为“达尔文传记小说”，是一部以达尔文历史为背景的文学作品。这部书一九八○年在美国出版，共七百三十一页，堪称巨著。多年以来，虽然出版了不少的达尔文传记，长篇的和短篇的；但以文学体裁来写达尔文一生的，这还是我所看到的描述得最全面、最引人入胜的一部。难怪出版以后即引起了读书界的注意，畅销颇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A.L.罗斯(Rowse)评论这部书说，“这是欧文·斯通的特殊成就，……现在我们至少可以从头到尾、正确地看到达尔文这个人和他的事业了”。
欧文·斯通用了五年时间进行搜集材料、调查研究，精心写作，才把这部巨著完成。他阅读了几乎达尔文的全部著作以及他的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书信；有关达尔文个人历史的书籍和文章；达尔文同时代有关人物的著作和传记；贝格尔号舰航海的历史资料；十九世纪英国生活情况的记载；伦敦和剑桥的历史资料；英国通史；还有各种杂志、报刊等。为了仔细勘查达尔文当年的各个活动场所，以增强他的感性认识，他还数次访问达尔文的达温故居并在其中住过几个星期。这样，欧文·斯通掌握了非常丰富的达尔文个人历史以及周围左右的材料，再加上他的文学修养，把达尔文的形象活生生地体现出来了。
欧文·斯通一九二三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毕业，攻读历史。在这部书之前，他已写过许多部传记小说，其中不少成名之作，如：关于美国著名小说家杰克·伦敦的《马背上的水手》(“SailoronHorseback”)；关于荷兰著名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温慎特·梵高的《对生活的热烈追求》(“LustforLife)；关于奥国精神分析学的创立者西格蒙得·弗洛伊德 的《心理上的激情》(“ThePassionsoftheMind”)；关于意大利雕刻家、画家、建筑家兼诗人米盖兰杰罗的《极度痛苦与欣喜若狂》(“TheAgonyandtheEstasy”)等等。其中《对生活的热烈追求》一书曾被译成六十种语言，受到了艺术工作者和一般读者的普遍赞赏。《马背上的水手》我国翻译家董秋斯早在四十年代已经译出，最近中国青年出版社即将重版。
欧文·斯通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他的作品尊重历史事实。在进行艺术加工时，他谨慎地不把个人的想象超越合理的推测范围。为了一件准确的事实，他不惜旅行几千英里。除了查阅大量的有关文字记载外，他还着重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如：为了查明玛丽·托德(MaryTodd)在肯塔基州的利克辛吞一条大街上来往行走的情况(《爱是永恒的》，“LoveisEternal”)，他翻阅了大量的旧日报纸来确定这条街的当时情景。为了获得关于杰克·伦敦的第一手资料，他同被杰克·伦敦誉为“闪亮的灵魂”的安娜·斯特兰斯基进行过多次谈话，她说欧文·斯通孜孜不倦地把她所知道的杰克·伦敦的一切情况汲取净尽。当他准备写林肯在白宫的时候，他坚持要弄清楚林肯在白宫二楼的家庭住室情况。但那里已经大变样了：隔墙移动了，房屋面积改变了，新设备安装了。谁也无法告诉他当时那里的情景，就连研究白宫建筑的专家也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资料。而欧文·斯通感到必须弄清楚威莉·林肯去世时所在的那间客室的大小和外貌，他还要弄清楚当林肯总统被战争重担压得难以直腰的时候，他来往踱步的那个门厅。于是，他征集回忆录、函件、报纸以及其他有关的原始材料，画出了一张这个大厦他认为相当准确的草图，在这张草图上他的想象力便驰骋起来了。又如：他写米盖兰杰罗传记小说时，不得不雇用许多助手来处理大量意、法、德文乃至拉丁文的材料。
《起源》一书是从达尔文二十二岁时写起的。当时达尔文刚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毕业，在他还没有确定作牧师之前，由于他的老师亨斯洛教授的推荐，参加了贝格尔号舰的环球探测航行，历时五载，通过对大自然的深入观察，达尔文终于背弃“特创论”，走入“进化论”。正如达尔文在“自传”中所说的：“贝格尔号舰的航海在我一生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的整个事业。”
他在剑桥大学虽然苦读神学方面的课程，但他的志趣却在博物学方面。一八三一年夏他随同著名的地质学权威塞奇威克去北威尔士进行地质调查，这次实践使他获益不浅，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这以前我虽然读了各种科学书籍，但不理解科学在于综合事实，从而才能从其中得出一般的法则或推论。”这部传记小说便是从这里开始的，现将第一篇的第一节摘译如次：
他站在红木刮脸架前，把小毛刷伸进用圆架子支着的蓝花白碗里搅了搅，端起一把铜壶往里掺了点热水，在自己白皙的脸上涂上肥皂沫，然后打开了那把黑檀木柄，磨得很快的钢制剃刀。
对于年方二十二岁的达尔文来说，刮脸是件轻松愉快的工作。他的褐中带红的鬓脚一直留到牙床骨的部位，只需要刮干净红润的脸颊和圆圆的下巴就行了。他的紫褐色的眼睛张得非常之大，总是在观察、记录着周围的一切事物；和这双张得大大的眼睛比起来，微红的嘴唇就显得有点小了。
他洗干净脸上的肥皂沫，拿起两把背面镶银的刷子，把橙红色的长发在右边刷地一分，盖住了大半个耳朵，然后把浓密的一绺头发横梳过大脑袋，垂在左耳上方，形成一道优美的曲线。他从胡桃木的五斗橱里取出一件干净的白衬衫穿上，扣上浆硬的高白领，领尖正好在他的两边鬓脚下面围成了一个圈。随后，他在高领外面系上一条深褐色领带，正面打上一个粗大的蝴蝶领结。他一般都是早晨起床时就刮脸的，但他打算今天到家里的专用小艇上去，沿着塞文河钓鱼、采集标本，所以等到该迎接亚当·塞奇威克教授时才开始梳洗。
宽敞的楼梯下，安娜做鹅肉馅饼的香味一阵阵地飘来。这是施鲁斯伯里镇的人最爱吃的一道菜，每次宴请贵宾安娜都做这个菜。查理小时候常看她如何做这道好菜，一直要看到放进八个喷火口的柴煤炉的烤妒里才罢。现在，尽管和宽敞的厨房还隔着好几间屋子，他的脑子里也能想象出她做菜的情形：先剔去大肥鹅的骨头，再把一只大鸡的骨头剔掉，塞进鹅肚子，然后在鸡肚子里塞上一根腌牛舌，最后撒上捣碎的豆蔻香料和胡椒，还要涂上半磅奶油。
查理的大姐玛丽安妮找了一个医生，二十六岁就出嫁了。虽然她十九岁就能管理家务了，可母亲死后她却不想接管家务，而是把这副担子放到了十七岁的二姐卡罗琳的肩上。卡罗琳心甘情愿地接了过来。玛丽安妮结婚后就随丈夫搬到欧弗敦去了，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她很少回来，只是和妹妹们经常通信。厨娘安娜身强力壮，是希罗普郡农民的女儿，卡罗琳非要她烧菜时关上厨房门，可她就是不干，她说：
“全家人都有权知道正餐要吃什么菜。一家之中，最要紧的就是厨房……”
罗伯特·达尔文医生劝女儿不必生气。
“安娜之所以是个高明的厨师，原因就在这里。她对她的馅饼里包的每样东西、对每种佳肴的香味都崇拜之至。我每次出诊之前都能知道她在炒鸡杂还是在做鸭馅饼、鸽肉馅饼或者青鱼土豆馅饼。这样，在从一家病人到另一家病人之间漫长的路上赶着马车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美滋滋的了。”
达尔文医生在吃饭上可是相当讲究的。他身高体胖，重达三百二十磅；不过，和他那巨人似的父亲伊拉兹马斯比起来，他还少二十磅呢。他父亲是个闻名全国的人物，一是由于他在诗歌、自然哲学、医学、有机界生命规律等等方面著述之多，二是由于他的肚子之大，使他不得不在自己餐桌的一端锯掉一个半圆形，否则就坐不进去。
查理从衣橱里拿出一件宽翻领的蓝色天鹅绒背心，一套咖啡色制服，还有一件翻领比背心还宽的高领长下摆大衣。他在衣橱底层挑了一双短靴，放在地毯上，衣服则搭在大球饰床杆的铜床架上。他把金怀表的细链子套在脖子上，怀表放在背心的下面口袋里。
穿戴整齐之后，他在一面高大的穿衣镜前打量着自己，心里不免有几分得意——他总算达到了日夜盼望的六英尺身高的目标。可他的鼻子倒是过分长了一点。他的自矜是不无理由的：他是一个身材修长、体态匀称、精力旺盛的青年男子，四个月前刚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一八三一级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在圆满结业但不想当优等生的候选人名单上，他排在第十位，即将在赫里福德大教堂接受牧师之职。那座教堂离达尔文家和亲戚韦奇伍德家的住址都不远。
下面是全书最后一篇的最后一节是，描述这位伟大人物临死前以及去世后的情景。他的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追述过他父亲在这段期间的情况。
“在其一生的最后十年中，他的健康状况使家里的人们感到了满意并且有了希望。他的情况在几方面都有改善的征候。痛苦和不适的次数减少了，并且能比较稳定地工作了。……纵使如此，他的体力还是一定程度地降低了，在他一生最后几年中，这是时时可以看得到的。……
十二月十三日，他到伦敦他女儿家住了一个星期。当他在那里的时候，曾去拜访过罗玛内斯先生；在门前的台阶上突然感到了不适，在下面一段叙述中，罗玛内斯谈到了其余的情形：
‘当时我恰巧不在家中，但我的仆人看出了达尔文先生感到了不适，所以我的仆人请他进来坐。达尔文先生说他还是回家去好。我的仆人曾劝他至少要等叫一辆马车后再走；虽然如此，达尔文先生还说他不愿意这样麻烦人。为了同样的理由，他不让我的仆人去伴送他。于是，我的仆人看着他以艰难的步伐向着可能遇到马车的方向走去；当他走到离我家约有三百码的地方，我的仆人看见他身体已在摇摆了，于是他抓住了花园的篱笆，好象要防止摔倒一样。我的仆人赶紧跑去照顾他；在几秒钟后，他看到达尔文先生转过身来，显然是想回到我的家中去。不过在他向回走了一段路以后，他似乎感到好些了，因此他再一次改变了主意，并且向前找马车去了。’
在二月末和三月初，他时常感到胸部疼痛，同时脉搏也不正常，这种情形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发生。约在三月七日，他又感到了这种不适，当时他正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独自散步，于是他勉强回到家中，这是最后一次到他所喜爱的‘沙径’去。此后，他的病状显然变得更加严重而且更加令人担心了。后来他逐渐由这种情形中复元了，而且变得比较高兴和有希望了。……
四月初，情形没有什么特别变化，但在十五日(星期六)他感到了晕眩；当时他正在进晚餐，他想走到沙发那里去，可是他昏过去了。十七日他的病情再度有所好转，并且在我临时外出的期间，他还替我纪录了我正在从事的一个试验的进展。十八日夜，时间大概是十一点三刻，他感到了严重不适，并且昏过去了；我们非常困难地使他苏醒过来。他似乎看到了死期的来临，他说，‘我一点也不怕死’。在第二天的整个早晨，他发生了可怕的反胃和晕眩，几乎没有恢复清醒便死去了。
他死于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三)四时左右。”
一八七九年他在自传底稿上加了几句回顾他一生的几句话如下；
“至于我自己，我曾不断地追随科学，并且把我的一生献给了科学，我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我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的罪，所以我不会感到痛悔；但使我时常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使人类得到更直接的好处。”
下面就是欧文·斯通描述达尔文在这一期间的情况：
“一八八一年初，查理和埃玛去伦敦看望伊拉司玛斯①。威廉在那里做面包生意，弗朗西斯在伦敦护送姐姐伊丽沙白②去剧院表演。查理向埃玛说道：
“你的安妮皇后大街的住宅似乎是达温住宅的扩大。”
“就是这样，正如达温住宅是蒙特住宅的扩大一样。”
达尔文夫妇在伦敦只住了三天。伊拉司玛斯似乎衰弱了；他已经七十七岁，但精神还很好。八月二十六日突然有一封电报打给达温住宅，说伊拉司玛斯在短期患病后去世，但死时没有严重痛苦；这使得达尔文夫妇大为震惊。
对查理来说，这好象英格兰的一部分沉入海底，而且一去不复返了。
“我不愿意把拉斯葬在伦敦”，他向家里的人说。“我要把他运到达温来，把他葬在教堂旁边的那块墓地。这样我将每天经过他的坟墓，他会知道我们没有忘记他。”
伊拉司玛斯按照查理的意愿埋葬了。在简短的葬礼之后，威廉向全家致辞，他说道：
“无论什么时候我在伦敦，我的最大快乐就是去看亲爱的伊拉司伯伯，这种快乐仅次于我来达温。对我来说，他似乎比一位伯父更亲热，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记得他的亲切和幽默，他一向知道如何会使我感到舒适和快乐。当我年复一年长大了的时候，前去看望他，使我感到更大的欢欣。对我来说，他的举止风度有一种我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魅力。”
当查理给托玛斯·法勒写信时，只能这样接着写：……我的哥哥伊拉司玛斯的去世是我们全家人的重大损失。他的心地非常善良而且富有深情。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能比他更使人愉快。无论同他谈什么问题，总会感到非常快乐。我永远不会再得到这种快乐了。我以为他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多年以来，他并不重视生活，虽然他从不诉苦。我非常高兴的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并没有感到严重的痛苦。我永远再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人了。
伊拉司玛斯给他的姐姐卡罗琳留下了一笔钱，足够她过舒适的生活。下余的遗产，包括安妮皇后大街的住宅留给了查理和埃玛。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查理向埃玛说道：
“我恐怕我们决不会动用拉斯的遗产。他要把这项遗产给我们孩子的。我们要给孩子们保存起来。”
查理的健康不及埃玛。他比她显得老，虽然他们的年纪不过差几个月，毕竟还是同岁。这恐怕由于他的长期患病；恐怕由于他在各个全力以赴的时期进行难以置信的艰苦工作；也恐怕由于在那黑色软帽下的全部雪白须发；不过查理·达尔文现在看起来就象全世界的一位大主教。他的双眼凹陷；他的面容就象一个人要永别了那样；而且他毫不在意于此。他的生命已经到了真正的边缘，或者用他一个早期的辞句来表示，已经到了真正的火山尖峰。
他在书房内埃玛的钢琴上养了一罐蚯蚓。埃玛心想最好不要提出把这罐蚯蚓放入温室。查理用口哨和其他噪音响器来测验蚯蚓有什么反应。它们毫不注意。于是他打击钢琴的低音键，蚯蚓很快钻入穴中。埃玛挖苦地说道：
“查理，用钢琴独奏来招待蚯蚓的，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是独一无二的人！”
他把一块大石头移到草地上。霍勒斯③在它上面拴了一个器具，可以准确地测计出蚯蚓用多长时间使这块石头下沉多少。弗朗西斯被这个试验迷住了；可是这个家庭中的妇女对此则漠不关心。
《壤土通过蚯蚓作用的形成及对蚯蚓习性的观察》的原稿于一八八一年送交约翰·默里④，该书于十月十日出版。二千部立即售罄，至同年底售出五千部。
蚯蚓的生活和季节成了当时议论的问题。查理高兴地大声说道：
“我的书几乎被读者以可笑的热情接受了。”
约瑟夫·胡克，这位世界最渊博的植物学家向查理坦白承认：“……我必须承认，我一向把蚯蚓看作是宇宙中最无用的和最无知的成员；我惊奇地发现它们竟有家庭生活和公共义务！现在我要尊重它们了，甚至对我们花盆中的蚯蚓也要如此，而且承认它们比作为鱼饵还有更多的用途。”
查理对于再做一个费时长久的试验已经没有什么胃口了。当然他还干一些零活：“花了几个月时间去观察碳酸铵对叶绿素和某些植物根部的作用，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太难了，我无法理解我所观察到的一些奇异事实。仅仅纪录新事实不过是一项单调的工作而已。”
他热烈祝贺霍勒斯和艾达生了第一个儿子。当小伯德的保姆结婚并离去的时候，查理擦干了这个孙子的眼泪。他叫富有经验的银行家威廉去处理他的财务。要他的这个儿子弄清楚他的财产共有若干，每个孩子可以承继多少。威廉估计他父亲的财产共值二十八万镑，外加他母亲的钱。于是威廉弄出一个公式，按照这个公式，两个女儿可得到三万四千镑，每个儿子得五万三千镑。如果实行节俭，达尔文的后代满可以这笔遗产来维持生活。
这是查理所渴望的。
他没有告诉埃玛和威廉，他的脉搏已经很弱了。弗朗西斯带他到伦敦去看克拉克大夫。大夫告诉他们：
“有点心律不齐，不过不严重。”
查理知道得更清楚些，但保守秘密。几天之后，当他在伦敦步行去一个朋友家的时候，他的病发作了。他还是尽力走到那家前门。他的朋友正好外出，但是男管家看到他病得这样厉害，所以请他进去。查理谢绝了。男管家问他是否要叫一辆出租马车，查理又谢绝了，他说：
“我不愿给人添这么多麻烦。”
他还拒绝那位男管家伴送他回去。他以艰难的步伐朝看可能遇到马车的方向走去，但是，走了三百码左右，他的身体摇晃起来了，于是不得不抓住花园篱笆，以免摔倒。
这是末日的开始。但他本身并不是末日。咳嗽把他拖倒了，使他痛苦。他还有时间为胡克的《索引》献出二百五十镑，计划在这个《索引》中将提供一份所有已经鉴定过的植物名称的权威性目录，并附有每一种植物的鉴定人，以及鉴定材料的发表场所。他还给遗嘱执行人和其他孩子们写了一个便条，叫他们给胡克二百五十镑，直到那部《索引》完成为止。
乔治⑤曾谋求剑桥大学数学和自然哲学的教授职务，每年薪俸八百镑，翌年他得到了这个位置，查理向他全家说：
“我相信乔治终有一日会成为大大了不起的科学人物。”
英国学术协会将于一八八二年在南安普敦举行年会，威廉觉得亏了他父亲的帮助，才得以担任安排这次会议的重大任务。查理告诫说：
“温驯的马永远被用得过分劳累的。”
作为生活意志的最后表示，他还给林纳学会写了两篇短文，论述他对植物根部和叶绿素体的研究。他还满意地看到伦纳德⑥娶了一位年轻的妇女，名叫伊丽沙白·弗雷泽。现在他的五个儿子中已有四个结婚了。
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三月初，心区的疼痛袭击着他，每天下午都脉搏不齐。在暖和的日子，他和埃玛坐在果园里，因为他喜欢听鸟的鸣唱和看藏红花的盛开。
三月七日他试着去“沙径”作一次充满情感的游览，但走到中途他的疾病发作了。他的病变得这样严重，以致埃玛把克拉克大夫请来出诊。还从圣巴塞洛缪医院和圣玛丽·克雷医院请来了专家。他们简直没有办法来减轻他的筋疲力尽和晕眩的感觉。他非常沮丧地认识到他的工作时代已经结束了。
四月十五日他在饭桌上感到晕眩，从椅子上站起来，试图向客厅的四轮坐椅走去，他昏过去了。两夜以后，他失去了意识。经过很大困难才使他恢复知觉。
埃玛、弗朗西斯和伊丽沙白看护着他。亨丽埃⑦得到了通知，她于十九日到达，查理在前一天中午病情更加严重。亨丽埃塔留在那里照顾他，埃玛到楼下稍为休息一下。亨丽埃塔和弗朗西斯在床的两侧守夜。查理清醒了片刻，凝视着他的女儿和儿子，温柔地说道：
“你们是最可爱的看护呵。”
他昏过去了。亨丽埃塔把她的母亲和妹妹叫来。查理最后一次睁开眼睛，尽力把手放在埃玛的手上，以微弱的声音说道：
“我并不怕死”。
埃玛吻他的额部，低声说道：
“你不应该怕死”。
片刻之后，他停止了呼吸。大夫中的一位合上了他的眼睛。
埃玛和她的孩子们下楼去会晤等候在客厅里的亲戚们。和亨丽埃塔比较起来，埃玛显得平静而自然。茶端上来了。埃玛用一些小事情来安慰自己，微笑了一会儿。亨丽埃塔问道：
“是什么秘密能使你平静和自我克制？”
埃玛踌躇了片刻，然后把那双富有同情的褐色眼珠儿转向她的女儿。
“父亲恐怕不相信上帝。可是上帝相信他。他将安静地在他所去的地方休息。”
全家决定举行一次肃穆的葬礼，把查理葬在与教堂毗连的那块墓地中，在他的死去的哥哥伊拉司玛斯以及他的孩子们玛丽·埃莉诺和查理沃林之侧。约翰·卢伯克却有另外的想法。他联合了二十名下议院议员向西敏斯特大教堂主教布雷德利提出如下申请：
下议院，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敬爱的主教阁下：请恕我等冒昧陈情，吾国之杰出人士达尔文博士业已
逝世，其遗体理应葬于西敏斯特大教堂墓地，此举当为吾国各阶层以及具有
各种主张之大多数人士所欢迎也。
约翰·卢伯克就此事致函达尔文家：
我十分同情你们的情感，我个人也非常愿意你们的父亲长眠于达温，使他常在我们中间……，再者，如从国家的观点来考虑，把他葬在西敏斯特大、
教堂显然是正确的。
葬礼于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举行。扶柩人为约瑟夫·胡克，查理把他称为最亲爱的朋友。托玛斯·赫胥黎，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阿尔弗雷德·华莱斯，他说“物种起源的学说完全属于达尔文”。约翰·卢伯克，宣称“达尔文是我的导师”。詹姆斯·拉塞尔·路厄尔，美国驻英大使，代表他的国家出席；威廉·斯波蒂斯伍德，皇家学会主席；牧师会成员法勒；德文郡公爵；德比伯爵；阿盖尔公爵。
大教堂挤满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的代表，还有各大学和学会代表，以及大批的朋友和敬慕者。
他从来没有受封，从来不是查理·达尔文爵士，但英格兰教会和大不列颠贵族们却在他最后一次露面时使他非常光荣。按照“葬礼列队的顺序”，王冠先行，其次为忏悔牧师，牧师，大学副校长……再次为扶柩人扶持的棺材，后面跟着死者的家属；然后为仆人们；再后为科学团体……。
作为天才的完美一幕，西敏斯特主教为查理选择的墓地位于教堂中部的北侧，距唱诗班的围栏角很近，同艾萨克·牛顿爵士墓仅有数英尺之遥。
这是一次庄严的葬礼。不穿丧服的人一律不准入内；然而那里很少悲哀的感觉。勿宁说大教堂里充满了一种胜利的气氛，表示应该有这样一个人曾经活在这世界上。
埃玛·达尔文认为这样做是最恰当不过了。她从来没有成为达尔文夫人，但四十三年来她对她的丈夫是满意的，“他真是扬名四海了”。
在返回达温住宅的途中，威廉向弗朗西斯说道：
“我希望这不是不敬的语言，当大教堂关闭之后一切都寂静的时候，你能想像父亲和艾萨克·牛顿爵士每晚会进行什么欢快的谈话吗？”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撰写达尔文的碑文。胡克和赫胥黎做过几次尝试，但发现要想用三盲两语来概括查理·达尔文的贡献简直是不可能的。赫胥黎提出：
“能够放在墓碑上的最好碑文是美国诗人埃默森那句壮丽的诗：
“要注意当伟大的上帝在这颗行星上释放一位思想家的时候。”
他们落后了一步。查理生前已经留下过遗嘱。他希望不要在墓碑上刻任何辞句。他的遗言已经深深地镌刻在墓碑上了。
盖在他坟上的石板刻着：
查理·罗伯特·达尔文
生于一八○九年二月十二日
死于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
他把世界翻了一个个。
虽然并不完全。
①查理是达尔文的名字，埃玛是他的妻子。伊拉司玛斯是达尔文的哥哥。——译者
②威廉是达尔文的长子，一八三九年生；弗朗西斯是三子，一八四八年生；伊丽沙白是三女，一八四七年生。——译者
③霍勒斯是达尔文的五子，一八五一年生。——译者
④约翰·默里为达尔文著作的出版家。——译者
⑤达尔文的次子，一八四五年生。——译者
⑥达尔文的四子，一八五○年生。——译者
⑦亨丽埃塔为达尔文的三女，一八四三年生。——译者
欧文·斯通用了五年时间进行搜集材料、调查研究，精心写作，才把这部巨著完成。他阅读了几乎达尔文的全部著作以及他的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书信；有关达尔文个人历史的书籍和文章；达尔文同时代有关人物的著作和传记；贝格尔号舰航海的历史资料；十九世纪英国生活情况的记载；伦敦和剑桥的历史资料；英国通史；还有各种杂志、报刊等。为了仔细勘查达尔文当年的各个活动场所，以增强他的感性认识，他还数次访问达尔文的达温故居并在其中住过几个星期。这样，欧文·斯通掌握了非常丰富的达尔文个人历史以及周围左右的材料，再加上他的文学修养，把达尔文的形象活生生地体现出来了。
欧文·斯通一九二三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毕业，攻读历史。在这部书之前，他已写过许多部传记小说，其中不少成名之作，如：关于美国著名小说家杰克·伦敦的《马背上的水手》(“SailoronHorseback”)；关于荷兰著名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温慎特·梵高的《对生活的热烈追求》(“LustforLife)；关于奥国精神分析学的创立者西格蒙得·弗洛伊德 的《心理上的激情》(“ThePassionsoftheMind”)；关于意大利雕刻家、画家、建筑家兼诗人米盖兰杰罗的《极度痛苦与欣喜若狂》(“TheAgonyandtheEstasy”)等等。其中《对生活的热烈追求》一书曾被译成六十种语言，受到了艺术工作者和一般读者的普遍赞赏。《马背上的水手》我国翻译家董秋斯早在四十年代已经译出，最近中国青年出版社即将重版。
欧文·斯通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他的作品尊重历史事实。在进行艺术加工时，他谨慎地不把个人的想象超越合理的推测范围。为了一件准确的事实，他不惜旅行几千英里。除了查阅大量的有关文字记载外，他还着重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如：为了查明玛丽·托德(MaryTodd)在肯塔基州的利克辛吞一条大街上来往行走的情况(《爱是永恒的》，“LoveisEternal”)，他翻阅了大量的旧日报纸来确定这条街的当时情景。为了获得关于杰克·伦敦的第一手资料，他同被杰克·伦敦誉为“闪亮的灵魂”的安娜·斯特兰斯基进行过多次谈话，她说欧文·斯通孜孜不倦地把她所知道的杰克·伦敦的一切情况汲取净尽。当他准备写林肯在白宫的时候，他坚持要弄清楚林肯在白宫二楼的家庭住室情况。但那里已经大变样了：隔墙移动了，房屋面积改变了，新设备安装了。谁也无法告诉他当时那里的情景，就连研究白宫建筑的专家也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资料。而欧文·斯通感到必须弄清楚威莉·林肯去世时所在的那间客室的大小和外貌，他还要弄清楚当林肯总统被战争重担压得难以直腰的时候，他来往踱步的那个门厅。于是，他征集回忆录、函件、报纸以及其他有关的原始材料，画出了一张这个大厦他认为相当准确的草图，在这张草图上他的想象力便驰骋起来了。又如：他写米盖兰杰罗传记小说时，不得不雇用许多助手来处理大量意、法、德文乃至拉丁文的材料。
《起源》一书是从达尔文二十二岁时写起的。当时达尔文刚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毕业，在他还没有确定作牧师之前，由于他的老师亨斯洛教授的推荐，参加了贝格尔号舰的环球探测航行，历时五载，通过对大自然的深入观察，达尔文终于背弃“特创论”，走入“进化论”。正如达尔文在“自传”中所说的：“贝格尔号舰的航海在我一生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的整个事业。”
他在剑桥大学虽然苦读神学方面的课程，但他的志趣却在博物学方面。一八三一年夏他随同著名的地质学权威塞奇威克去北威尔士进行地质调查，这次实践使他获益不浅，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这以前我虽然读了各种科学书籍，但不理解科学在于综合事实，从而才能从其中得出一般的法则或推论。”这部传记小说便是从这里开始的，现将第一篇的第一节摘译如次：
他站在红木刮脸架前，把小毛刷伸进用圆架子支着的蓝花白碗里搅了搅，端起一把铜壶往里掺了点热水，在自己白皙的脸上涂上肥皂沫，然后打开了那把黑檀木柄，磨得很快的钢制剃刀。
对于年方二十二岁的达尔文来说，刮脸是件轻松愉快的工作。他的褐中带红的鬓脚一直留到牙床骨的部位，只需要刮干净红润的脸颊和圆圆的下巴就行了。他的紫褐色的眼睛张得非常之大，总是在观察、记录着周围的一切事物；和这双张得大大的眼睛比起来，微红的嘴唇就显得有点小了。
他洗干净脸上的肥皂沫，拿起两把背面镶银的刷子，把橙红色的长发在右边刷地一分，盖住了大半个耳朵，然后把浓密的一绺头发横梳过大脑袋，垂在左耳上方，形成一道优美的曲线。他从胡桃木的五斗橱里取出一件干净的白衬衫穿上，扣上浆硬的高白领，领尖正好在他的两边鬓脚下面围成了一个圈。随后，他在高领外面系上一条深褐色领带，正面打上一个粗大的蝴蝶领结。他一般都是早晨起床时就刮脸的，但他打算今天到家里的专用小艇上去，沿着塞文河钓鱼、采集标本，所以等到该迎接亚当·塞奇威克教授时才开始梳洗。
宽敞的楼梯下，安娜做鹅肉馅饼的香味一阵阵地飘来。这是施鲁斯伯里镇的人最爱吃的一道菜，每次宴请贵宾安娜都做这个菜。查理小时候常看她如何做这道好菜，一直要看到放进八个喷火口的柴煤炉的烤妒里才罢。现在，尽管和宽敞的厨房还隔着好几间屋子，他的脑子里也能想象出她做菜的情形：先剔去大肥鹅的骨头，再把一只大鸡的骨头剔掉，塞进鹅肚子，然后在鸡肚子里塞上一根腌牛舌，最后撒上捣碎的豆蔻香料和胡椒，还要涂上半磅奶油。
查理的大姐玛丽安妮找了一个医生，二十六岁就出嫁了。虽然她十九岁就能管理家务了，可母亲死后她却不想接管家务，而是把这副担子放到了十七岁的二姐卡罗琳的肩上。卡罗琳心甘情愿地接了过来。玛丽安妮结婚后就随丈夫搬到欧弗敦去了，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她很少回来，只是和妹妹们经常通信。厨娘安娜身强力壮，是希罗普郡农民的女儿，卡罗琳非要她烧菜时关上厨房门，可她就是不干，她说：
“全家人都有权知道正餐要吃什么菜。一家之中，最要紧的就是厨房……”
罗伯特·达尔文医生劝女儿不必生气。
“安娜之所以是个高明的厨师，原因就在这里。她对她的馅饼里包的每样东西、对每种佳肴的香味都崇拜之至。我每次出诊之前都能知道她在炒鸡杂还是在做鸭馅饼、鸽肉馅饼或者青鱼土豆馅饼。这样，在从一家病人到另一家病人之间漫长的路上赶着马车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美滋滋的了。”
达尔文医生在吃饭上可是相当讲究的。他身高体胖，重达三百二十磅；不过，和他那巨人似的父亲伊拉兹马斯比起来，他还少二十磅呢。他父亲是个闻名全国的人物，一是由于他在诗歌、自然哲学、医学、有机界生命规律等等方面著述之多，二是由于他的肚子之大，使他不得不在自己餐桌的一端锯掉一个半圆形，否则就坐不进去。
查理从衣橱里拿出一件宽翻领的蓝色天鹅绒背心，一套咖啡色制服，还有一件翻领比背心还宽的高领长下摆大衣。他在衣橱底层挑了一双短靴，放在地毯上，衣服则搭在大球饰床杆的铜床架上。他把金怀表的细链子套在脖子上，怀表放在背心的下面口袋里。
穿戴整齐之后，他在一面高大的穿衣镜前打量着自己，心里不免有几分得意——他总算达到了日夜盼望的六英尺身高的目标。可他的鼻子倒是过分长了一点。他的自矜是不无理由的：他是一个身材修长、体态匀称、精力旺盛的青年男子，四个月前刚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一八三一级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在圆满结业但不想当优等生的候选人名单上，他排在第十位，即将在赫里福德大教堂接受牧师之职。那座教堂离达尔文家和亲戚韦奇伍德家的住址都不远。
下面是全书最后一篇的最后一节是，描述这位伟大人物临死前以及去世后的情景。他的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追述过他父亲在这段期间的情况。
“在其一生的最后十年中，他的健康状况使家里的人们感到了满意并且有了希望。他的情况在几方面都有改善的征候。痛苦和不适的次数减少了，并且能比较稳定地工作了。……纵使如此，他的体力还是一定程度地降低了，在他一生最后几年中，这是时时可以看得到的。……
十二月十三日，他到伦敦他女儿家住了一个星期。当他在那里的时候，曾去拜访过罗玛内斯先生；在门前的台阶上突然感到了不适，在下面一段叙述中，罗玛内斯谈到了其余的情形：
‘当时我恰巧不在家中，但我的仆人看出了达尔文先生感到了不适，所以我的仆人请他进来坐。达尔文先生说他还是回家去好。我的仆人曾劝他至少要等叫一辆马车后再走；虽然如此，达尔文先生还说他不愿意这样麻烦人。为了同样的理由，他不让我的仆人去伴送他。于是，我的仆人看着他以艰难的步伐向着可能遇到马车的方向走去；当他走到离我家约有三百码的地方，我的仆人看见他身体已在摇摆了，于是他抓住了花园的篱笆，好象要防止摔倒一样。我的仆人赶紧跑去照顾他；在几秒钟后，他看到达尔文先生转过身来，显然是想回到我的家中去。不过在他向回走了一段路以后，他似乎感到好些了，因此他再一次改变了主意，并且向前找马车去了。’
在二月末和三月初，他时常感到胸部疼痛，同时脉搏也不正常，这种情形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发生。约在三月七日，他又感到了这种不适，当时他正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独自散步，于是他勉强回到家中，这是最后一次到他所喜爱的‘沙径’去。此后，他的病状显然变得更加严重而且更加令人担心了。后来他逐渐由这种情形中复元了，而且变得比较高兴和有希望了。……
四月初，情形没有什么特别变化，但在十五日(星期六)他感到了晕眩；当时他正在进晚餐，他想走到沙发那里去，可是他昏过去了。十七日他的病情再度有所好转，并且在我临时外出的期间，他还替我纪录了我正在从事的一个试验的进展。十八日夜，时间大概是十一点三刻，他感到了严重不适，并且昏过去了；我们非常困难地使他苏醒过来。他似乎看到了死期的来临，他说，‘我一点也不怕死’。在第二天的整个早晨，他发生了可怕的反胃和晕眩，几乎没有恢复清醒便死去了。
他死于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三)四时左右。”
一八七九年他在自传底稿上加了几句回顾他一生的几句话如下；
“至于我自己，我曾不断地追随科学，并且把我的一生献给了科学，我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我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的罪，所以我不会感到痛悔；但使我时常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使人类得到更直接的好处。”
下面就是欧文·斯通描述达尔文在这一期间的情况：
“一八八一年初，查理和埃玛去伦敦看望伊拉司玛斯①。威廉在那里做面包生意，弗朗西斯在伦敦护送姐姐伊丽沙白②去剧院表演。查理向埃玛说道：
“你的安妮皇后大街的住宅似乎是达温住宅的扩大。”
“就是这样，正如达温住宅是蒙特住宅的扩大一样。”
达尔文夫妇在伦敦只住了三天。伊拉司玛斯似乎衰弱了；他已经七十七岁，但精神还很好。八月二十六日突然有一封电报打给达温住宅，说伊拉司玛斯在短期患病后去世，但死时没有严重痛苦；这使得达尔文夫妇大为震惊。
对查理来说，这好象英格兰的一部分沉入海底，而且一去不复返了。
“我不愿意把拉斯葬在伦敦”，他向家里的人说。“我要把他运到达温来，把他葬在教堂旁边的那块墓地。这样我将每天经过他的坟墓，他会知道我们没有忘记他。”
伊拉司玛斯按照查理的意愿埋葬了。在简短的葬礼之后，威廉向全家致辞，他说道：
“无论什么时候我在伦敦，我的最大快乐就是去看亲爱的伊拉司伯伯，这种快乐仅次于我来达温。对我来说，他似乎比一位伯父更亲热，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记得他的亲切和幽默，他一向知道如何会使我感到舒适和快乐。当我年复一年长大了的时候，前去看望他，使我感到更大的欢欣。对我来说，他的举止风度有一种我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魅力。”
当查理给托玛斯·法勒写信时，只能这样接着写：……我的哥哥伊拉司玛斯的去世是我们全家人的重大损失。他的心地非常善良而且富有深情。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能比他更使人愉快。无论同他谈什么问题，总会感到非常快乐。我永远不会再得到这种快乐了。我以为他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多年以来，他并不重视生活，虽然他从不诉苦。我非常高兴的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并没有感到严重的痛苦。我永远再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人了。
伊拉司玛斯给他的姐姐卡罗琳留下了一笔钱，足够她过舒适的生活。下余的遗产，包括安妮皇后大街的住宅留给了查理和埃玛。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查理向埃玛说道：
“我恐怕我们决不会动用拉斯的遗产。他要把这项遗产给我们孩子的。我们要给孩子们保存起来。”
查理的健康不及埃玛。他比她显得老，虽然他们的年纪不过差几个月，毕竟还是同岁。这恐怕由于他的长期患病；恐怕由于他在各个全力以赴的时期进行难以置信的艰苦工作；也恐怕由于在那黑色软帽下的全部雪白须发；不过查理·达尔文现在看起来就象全世界的一位大主教。他的双眼凹陷；他的面容就象一个人要永别了那样；而且他毫不在意于此。他的生命已经到了真正的边缘，或者用他一个早期的辞句来表示，已经到了真正的火山尖峰。
他在书房内埃玛的钢琴上养了一罐蚯蚓。埃玛心想最好不要提出把这罐蚯蚓放入温室。查理用口哨和其他噪音响器来测验蚯蚓有什么反应。它们毫不注意。于是他打击钢琴的低音键，蚯蚓很快钻入穴中。埃玛挖苦地说道：
“查理，用钢琴独奏来招待蚯蚓的，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是独一无二的人！”
他把一块大石头移到草地上。霍勒斯③在它上面拴了一个器具，可以准确地测计出蚯蚓用多长时间使这块石头下沉多少。弗朗西斯被这个试验迷住了；可是这个家庭中的妇女对此则漠不关心。
《壤土通过蚯蚓作用的形成及对蚯蚓习性的观察》的原稿于一八八一年送交约翰·默里④，该书于十月十日出版。二千部立即售罄，至同年底售出五千部。
蚯蚓的生活和季节成了当时议论的问题。查理高兴地大声说道：
“我的书几乎被读者以可笑的热情接受了。”
约瑟夫·胡克，这位世界最渊博的植物学家向查理坦白承认：“……我必须承认，我一向把蚯蚓看作是宇宙中最无用的和最无知的成员；我惊奇地发现它们竟有家庭生活和公共义务！现在我要尊重它们了，甚至对我们花盆中的蚯蚓也要如此，而且承认它们比作为鱼饵还有更多的用途。”
查理对于再做一个费时长久的试验已经没有什么胃口了。当然他还干一些零活：“花了几个月时间去观察碳酸铵对叶绿素和某些植物根部的作用，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太难了，我无法理解我所观察到的一些奇异事实。仅仅纪录新事实不过是一项单调的工作而已。”
他热烈祝贺霍勒斯和艾达生了第一个儿子。当小伯德的保姆结婚并离去的时候，查理擦干了这个孙子的眼泪。他叫富有经验的银行家威廉去处理他的财务。要他的这个儿子弄清楚他的财产共有若干，每个孩子可以承继多少。威廉估计他父亲的财产共值二十八万镑，外加他母亲的钱。于是威廉弄出一个公式，按照这个公式，两个女儿可得到三万四千镑，每个儿子得五万三千镑。如果实行节俭，达尔文的后代满可以这笔遗产来维持生活。
这是查理所渴望的。
他没有告诉埃玛和威廉，他的脉搏已经很弱了。弗朗西斯带他到伦敦去看克拉克大夫。大夫告诉他们：
“有点心律不齐，不过不严重。”
查理知道得更清楚些，但保守秘密。几天之后，当他在伦敦步行去一个朋友家的时候，他的病发作了。他还是尽力走到那家前门。他的朋友正好外出，但是男管家看到他病得这样厉害，所以请他进去。查理谢绝了。男管家问他是否要叫一辆出租马车，查理又谢绝了，他说：
“我不愿给人添这么多麻烦。”
他还拒绝那位男管家伴送他回去。他以艰难的步伐朝看可能遇到马车的方向走去，但是，走了三百码左右，他的身体摇晃起来了，于是不得不抓住花园篱笆，以免摔倒。
这是末日的开始。但他本身并不是末日。咳嗽把他拖倒了，使他痛苦。他还有时间为胡克的《索引》献出二百五十镑，计划在这个《索引》中将提供一份所有已经鉴定过的植物名称的权威性目录，并附有每一种植物的鉴定人，以及鉴定材料的发表场所。他还给遗嘱执行人和其他孩子们写了一个便条，叫他们给胡克二百五十镑，直到那部《索引》完成为止。
乔治⑤曾谋求剑桥大学数学和自然哲学的教授职务，每年薪俸八百镑，翌年他得到了这个位置，查理向他全家说：
“我相信乔治终有一日会成为大大了不起的科学人物。”
英国学术协会将于一八八二年在南安普敦举行年会，威廉觉得亏了他父亲的帮助，才得以担任安排这次会议的重大任务。查理告诫说：
“温驯的马永远被用得过分劳累的。”
作为生活意志的最后表示，他还给林纳学会写了两篇短文，论述他对植物根部和叶绿素体的研究。他还满意地看到伦纳德⑥娶了一位年轻的妇女，名叫伊丽沙白·弗雷泽。现在他的五个儿子中已有四个结婚了。
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三月初，心区的疼痛袭击着他，每天下午都脉搏不齐。在暖和的日子，他和埃玛坐在果园里，因为他喜欢听鸟的鸣唱和看藏红花的盛开。
三月七日他试着去“沙径”作一次充满情感的游览，但走到中途他的疾病发作了。他的病变得这样严重，以致埃玛把克拉克大夫请来出诊。还从圣巴塞洛缪医院和圣玛丽·克雷医院请来了专家。他们简直没有办法来减轻他的筋疲力尽和晕眩的感觉。他非常沮丧地认识到他的工作时代已经结束了。
四月十五日他在饭桌上感到晕眩，从椅子上站起来，试图向客厅的四轮坐椅走去，他昏过去了。两夜以后，他失去了意识。经过很大困难才使他恢复知觉。
埃玛、弗朗西斯和伊丽沙白看护着他。亨丽埃⑦得到了通知，她于十九日到达，查理在前一天中午病情更加严重。亨丽埃塔留在那里照顾他，埃玛到楼下稍为休息一下。亨丽埃塔和弗朗西斯在床的两侧守夜。查理清醒了片刻，凝视着他的女儿和儿子，温柔地说道：
“你们是最可爱的看护呵。”
他昏过去了。亨丽埃塔把她的母亲和妹妹叫来。查理最后一次睁开眼睛，尽力把手放在埃玛的手上，以微弱的声音说道：
“我并不怕死”。
埃玛吻他的额部，低声说道：
“你不应该怕死”。
片刻之后，他停止了呼吸。大夫中的一位合上了他的眼睛。
埃玛和她的孩子们下楼去会晤等候在客厅里的亲戚们。和亨丽埃塔比较起来，埃玛显得平静而自然。茶端上来了。埃玛用一些小事情来安慰自己，微笑了一会儿。亨丽埃塔问道：
“是什么秘密能使你平静和自我克制？”
埃玛踌躇了片刻，然后把那双富有同情的褐色眼珠儿转向她的女儿。
“父亲恐怕不相信上帝。可是上帝相信他。他将安静地在他所去的地方休息。”
全家决定举行一次肃穆的葬礼，把查理葬在与教堂毗连的那块墓地中，在他的死去的哥哥伊拉司玛斯以及他的孩子们玛丽·埃莉诺和查理沃林之侧。约翰·卢伯克却有另外的想法。他联合了二十名下议院议员向西敏斯特大教堂主教布雷德利提出如下申请：
下议院，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敬爱的主教阁下：请恕我等冒昧陈情，吾国之杰出人士达尔文博士业已
逝世，其遗体理应葬于西敏斯特大教堂墓地，此举当为吾国各阶层以及具有
各种主张之大多数人士所欢迎也。
约翰·卢伯克就此事致函达尔文家：
我十分同情你们的情感，我个人也非常愿意你们的父亲长眠于达温，使他常在我们中间……，再者，如从国家的观点来考虑，把他葬在西敏斯特大、
教堂显然是正确的。
葬礼于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举行。扶柩人为约瑟夫·胡克，查理把他称为最亲爱的朋友。托玛斯·赫胥黎，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阿尔弗雷德·华莱斯，他说“物种起源的学说完全属于达尔文”。约翰·卢伯克，宣称“达尔文是我的导师”。詹姆斯·拉塞尔·路厄尔，美国驻英大使，代表他的国家出席；威廉·斯波蒂斯伍德，皇家学会主席；牧师会成员法勒；德文郡公爵；德比伯爵；阿盖尔公爵。
大教堂挤满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的代表，还有各大学和学会代表，以及大批的朋友和敬慕者。
他从来没有受封，从来不是查理·达尔文爵士，但英格兰教会和大不列颠贵族们却在他最后一次露面时使他非常光荣。按照“葬礼列队的顺序”，王冠先行，其次为忏悔牧师，牧师，大学副校长……再次为扶柩人扶持的棺材，后面跟着死者的家属；然后为仆人们；再后为科学团体……。
作为天才的完美一幕，西敏斯特主教为查理选择的墓地位于教堂中部的北侧，距唱诗班的围栏角很近，同艾萨克·牛顿爵士墓仅有数英尺之遥。
这是一次庄严的葬礼。不穿丧服的人一律不准入内；然而那里很少悲哀的感觉。勿宁说大教堂里充满了一种胜利的气氛，表示应该有这样一个人曾经活在这世界上。
埃玛·达尔文认为这样做是最恰当不过了。她从来没有成为达尔文夫人，但四十三年来她对她的丈夫是满意的，“他真是扬名四海了”。
在返回达温住宅的途中，威廉向弗朗西斯说道：
“我希望这不是不敬的语言，当大教堂关闭之后一切都寂静的时候，你能想像父亲和艾萨克·牛顿爵士每晚会进行什么欢快的谈话吗？”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撰写达尔文的碑文。胡克和赫胥黎做过几次尝试，但发现要想用三盲两语来概括查理·达尔文的贡献简直是不可能的。赫胥黎提出：
“能够放在墓碑上的最好碑文是美国诗人埃默森那句壮丽的诗：
“要注意当伟大的上帝在这颗行星上释放一位思想家的时候。”
他们落后了一步。查理生前已经留下过遗嘱。他希望不要在墓碑上刻任何辞句。他的遗言已经深深地镌刻在墓碑上了。
盖在他坟上的石板刻着：
查理·罗伯特·达尔文
生于一八○九年二月十二日
死于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
他把世界翻了一个个。
虽然并不完全。
①查理是达尔文的名字，埃玛是他的妻子。伊拉司玛斯是达尔文的哥哥。——译者
②威廉是达尔文的长子，一八三九年生；弗朗西斯是三子，一八四八年生；伊丽沙白是三女，一八四七年生。——译者
③霍勒斯是达尔文的五子，一八五一年生。——译者
④约翰·默里为达尔文著作的出版家。——译者
⑤达尔文的次子，一八四五年生。——译者
⑥达尔文的四子，一八五○年生。——译者
⑦亨丽埃塔为达尔文的三女，一八四三年生。——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