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最初只是一个与海洋相连的浅海湾，南、西、北三面环山，东面出口与杭州湾相连。因江潮挟带泥沙长期堆积，日积月累，海湾与大海分离，形成泻湖以及周围大片的沙洲陆地。
　　江南充沛的雨量和湖周群山的溪涧之水，滋养着这个从海洋逃逸的小湖泊，又经历代人工疏浚建设，最终形成一湾美丽的西湖。
　　但整个西湖的历史，却几乎是用诗画写就的。

文人寻梦的开始

　　西湖成为西湖大概自唐朝始，首先是因为“西湖”的定名源于唐朝，这之前它曾有过许多其他名字：金牛湖、明圣湖、钱唐湖、石函湖，等等。更重要的是，此前的西湖与别的自然湖泊并无多大区别，但在此之后，它开始与文人结下不解之缘，开始蕴蓄自己的风雅气质，并从此开始书写自己真正的历史。
　　西湖历史的开始，也是文人寻梦的开始。西湖与文人天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许许多多的文人在西湖身上描绘着，也在自己心里描绘着，一代代地勾画着西湖的人文气韵，也勾画着自己的西湖情思，这是文人与西湖的对话。千百年来，这片小小的湖泊承接了数万篇赞美它的诗文，湖水中沉淀着化不开的风雅之气。
　　西湖已经走过了多少个朝代，无论翻到哪一页，总有一只只文人的手，将它温柔地拂拭，于是，它沾着历朝历代诗词文赋的露珠，蕴养着自己独特的风姿，这是一种优雅闲适的中国文人风姿。正是这种文人气息，使它区别于其他自然湖泊而自成一家。
　　一个自然湖泊经数千年而未淤塞湮没，得益于历代的疏浚，少则几年，多则数十年、上百年，西湖必有一次疏浚工程。而西湖的疏浚活动一直带有文人的色彩，不仅仅是挖泥扩湖，还同时进行文化建设，以文人的眼光修理这个自然湖泊。
　　这种文人化疏浚始于唐朝白居易和北宋苏东坡，这是两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人，他们领导的疏浚西湖便自然有了强烈的文化上的设计与效果，代表作就是著名的苏白二堤。这种充满了文化意味的浚湖后来成了历代杭州人的约定俗成，绵延不断。

白居易筑堤，一个诗意的范本

　　公元822年，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这肯定是一位负责的父母官，他看着西湖日渐壅塞，湖水干涸，于是大规模疏浚西湖，并在西湖东北面筑一长堤，名白公堤。因西湖东北角地势低洼，在此筑堤可以蓄湖水防干旱，灌溉农田。
　　不过，此白堤并非今天的白堤，这是一桩老杭州人都知晓的错案。现如今的白堤旧名白沙堤或沙堤，早在白居易筑堤之前就存在了，有白居易的诗为证：“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他在诗后自注道：“孤山寺路（注：即白沙堤）在湖州中，草绿时望如裙腰，旧志云不知所从始。”很明显，“谁开”自然非白公所开。何人所开，却是不知。
　　白公所筑之堤早已无迹可寻，而如今将西湖隔成里外湖的白沙堤却是无史可寻。是何人所开？为何称其为白沙堤？这条堤又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已无从知晓。两条白堤，一条是有名无实，一条是有实无名，而它们都与白居易有关，于是，后人很高兴地将这两条堤合二为一，指着白沙堤言之凿凿：这就是白公所筑之堤，这就是白堤。
　　其实这又有何不可？这是民间的认定，杭州人喜欢这么说，喜欢看得见的白堤，喜欢将诗人的功绩代代相传。白居易在杭州任职不到三年，却对西湖一往情深，“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千百年后，我们已无法将诗人的浪漫从那条长堤上剥离。
　　作为地方长官，白居易领导的挖湖泥以筑堤的工程是为了非常实际的保湖蓄水，但诗人并不知晓，他的疏浚西湖，就像为今后的西湖刻下了一个模子。
　　白居易筑堤，不仅是对西湖的治理，也为以后的西湖开创了一個诗意的范本——白堤，是千年西湖的序曲。从今以后，但凡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疏浚工程，在杭州人口中代代相传的疏浚活动，无不闪现着诗人的影子。西湖，从这里起步，走上了文人西湖的自我塑造。

堤柳而今尚姓苏

　　公元1089 年，西湖又一次交到了一位著名诗人的手里。
　　苏东坡浚湖不单单是挖泥清淤，他还筑长堤、堆小岛、修拱桥、建楼阁。苏东坡有两句诗在杭州家喻户晓：“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就像描摹一个东方女子的眉目那样，精心描画着心中的西湖。
　　那是苏东坡二度来杭出任知州。此时的西湖是葑草芜蔓，湮塞其半，不复往日的旖旎。于是苏轼奏请朝廷治理西湖，他在奏本里写道：“西湖如人之眉目，岂宜废之？”这是诗人的笔法，诗人的逻辑。诗人自有诗人的激情，他的激情甚至在官方公文中也肆意流淌，这句看似离题的文学语言，为西湖摹拟了一个文人心目中的形象。
　　疏浚西湖的计划获得批准，做起来却难，那么多的湖泥该如何处理？
　　苏东坡徘徊于湖上，思之良久，终于想出一个两全之计，将湖中葑泥筑成长堤，绵亘数里，堤上遍植花柳，又修建了六座石拱桥。堤成后，既达到了浚湖蓄水的目的，又沟通湖之南北，使行人便利。这一举措亦使西湖受益了近千年。苏东坡遂与苏堤一起永驻西湖——“堤柳而今尚姓苏”。

力排众议杨公堤

　　苏、白二人的治理不仅仅是记在志书上，还成为杭城百姓人人皆知信手拈来的佳话，这无疑与二人如雷贯耳的诗名有关，更因为二人对西湖不仅是治理也是描绘。
　　正是白苏二人的引导，使得以后的疏浚都带有了强烈的文化意味，比如明代知府孙孟，在湖中堆土筑就湖心亭，在小瀛洲前重建石塔成三潭印月；清代巡抚阮元则用湖泥堆筑成就阮公墩；甚至依样画葫芦，明代杨孟瑛领导疏浚时，就在湖西仿苏堤修筑了一条杨公堤，亦有六桥。
　　公元1503年，四川人杨孟瑛到杭州走马上任。当时的西湖已是一片荒芜景象，“市长”杨孟瑛认为，西湖对于杭州关系甚大，他决心疏浚西湖，并“力排众议”，一再上书，奏请朝廷批准。从上书到正式开工，足足用了五年的时间。1508年，杨孟瑛亲自指挥动工疏浚，历时152天，终于使西湖恢复旧观。 　　按杨孟瑛的设计，疏浚西湖时挖出的葑泥在湖西筑成一条长堤，从湖北岸的栖霞岭开始，绕过丁家山直至西湖南岸，杭人呼之为“杨公堤”。杨公堤的建成，装点了湖西一片，这一带的风光更为宁静风雅。

诗画调就的底色

　　湖因人存，湖因人名，西湖就这样一笔笔地描绘着，三岛两堤的基本格局渐渐成就，杭州果然有了一副绝佳的“眉目”。
　　这副眉目上最著名的就是“西湖十景”了。
　　说起西湖十景，杭州人即使是陋巷中的引车卖浆者也能琅琅上口，如数家珍，说那些风雅的“夕照”“晚钟”“残雪”“风荷”，就如同在说坊巷口的馄饨摊、墙门里的阿大奶奶一般顺口。正如日本学者宫崎法子所说：“十景的产生和闻名都依赖于杭州本地百姓，是一种极富庶民性的东西，它的背景是当时杭州文化的广泛普及，以及庶民文化的高度发达。”
　　几百年前的南宋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隔江的刀光剑影令这个千里南避的王朝摇摇晃晃，然而，当时的艺术却极为兴盛。北宋有宫廷画院，宋室迁都杭州后，又重建宫廷画院，盛况不减北宋，南宋名画家大都出于画院。南宋皇帝也很有雅兴，常常亲自命题或点评，这所存在了100多年的宫廷画院，领导着当时的艺术风尚，在绘画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跟着朝廷南来的大批文人聚集到了西湖，淡妆浓抹的西子湖令文人们情不自禁。且不管政局如何，江山是依旧的，文人也是依旧的，面对西湖的可人，画家们便要作画，诗人们便要写诗，这是压不住的雅兴。
　　将风景佳处点缀上精致的名号，这原本是文人墨客的风雅韵事。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里这样写道：“近者画家称湖山四时景色最奇者有十，曰苏堤春晓、曲院荷风、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落照、两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中国人喜欢“十”这个数字，又常常拿来定名胜之处的景名，谓之“十景”。于是南宋宫廷画院有了题名为“西湖十景”的西湖山水画，将西湖的点睛之处重笔勾勒，而吟诗赋词的更是从此开了先河，历代不绝。这著名的十景便是如此诞生的，便是如此地流传于世的，便是如此地将一湾山水附上了文人的气质，从此再也抹不掉了。
　　最早记录西湖十景景目的古籍大概是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距今已有八百年。元代時，仿“西湖十景”创“钱塘十景”（西湖有钱塘湖之称）；清代则有“西湖十八景”“杭州二十四景”；上世纪80年代又有“西湖新十景”，杭州人对这个自然湖泊的文化诠释从来没有断过。所谓十景，只是西湖的点睛之笔，西湖之美，又岂是“十”可以穷尽的。
　　西湖有一个悠长而浪漫的昨天，那是它割不断的生命。今天，我们重读西湖，读西湖千年的妩媚，读西湖今天的灿烂，西湖十景已经不再是文人的笔下游戏，而是一座城市的文脉，古老的西湖延续着千年情韵。
　　几百年前的明朝，有一位日本使臣到了西湖，久闻杭州西湖大名，终于得见，果然妩媚旖旎，入乡随俗，写诗一首：“昔日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还欠著工夫。”据说日本画坛曾有一种“西湖图”， 以西湖山水作为固定题材作画，不过那些画家并未来过西湖，只是读过中国文人的西湖诗画。研究南宋绘画的日本学者宫崎法子说：“日本人对西湖图的爱慕，在当时朝廷士人、僧侣等知识阶层中已根深蒂固，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西湖，演绎了多少个春夏秋冬，却仍然是一个风花雪月千年不变的梦，一直保持着它的传统风貌，这大概是世界上少有的。因为，唐诗宋词是西湖建设的起点，它氤氲出一个诗意的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