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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3日凌晨，美军动用1架MQ-9“收割者”无人机发射“地狱火”导弹，炸死位于巴格达机场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少将。
关于此次行动的性质，美国等西方国家称为“精确打击”（PrecisionStrike），包括伊朗在内的反美国家称为“暗杀”（Assassination），新闻媒体则简称为“杀害”（Killing）。实际上，按照正规军事术语讲，此次行动应称为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起源于以色列。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精通定点清除战术的国家，以色列已将定点清除纳入国家政策和军事条令。2003年，美军专门派出人员到以色列学习反游击战战术，主要内容是定点清除战术。在某种意义上讲，以色列是美国实施定点清除的老师——
政策演变：从秘密报复性暗杀到公开预防性打击
目前，国际社会对定点清除并无统一界定。以色列是世界上首个公开使用定点清除并将之合法化的国家。以色列学者认为，所谓定点清除，就是“以色列政府授权强力机构，用最有限的军事行动，杀死危害以色列特定目标的行动”。2010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将定点清除定义为“国家、法律授权的国家代理人（包括合法以及非合法的）或武装冲突中有组织的武装团体，针对没有被他们所监管的特定个体，蓄意实施的致命性武力行动”。
尽管以色列在2000年9月以后才正式使用定点清除这个专业术语，但其运用定点清除战术的历史则可追溯至1970年代初期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报复性行动。
近50年来，以色列定点清除政策在实践上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从有争议到国内合法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2～1987年）：报复性暗杀
该阶段是定点清除的雏形，主要由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组织打击“慕尼黑惨案”恐怖事件的直接参与者，采取的是枪击、炸弹、投毒、撞车等传统暗杀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追杀，带有明显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报复色彩。
“慕尼黑惨案”发生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1972年9月5日凌晨，来自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下属激进武装派别“黑色九月”的8名激进分子，闯入慕尼黑奥运村的以色列代表团驻地，打死2名以色列运动员，将其余9人劫为人质。“黑色九月”发表声明，要求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政治犯。这一要求遭到以色列政府的拒绝。随后，联邦德国组织的营救人质行动失败，枪战过程中导致9名人质全部丧生。
犹太教圣经《旧约全书》中《申命记》记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为了报仇雪恨，以色列将“黑色九月”11名犯罪嫌疑人列为清除名单，发起代号“上帝之怒”的大规模清除行动。由摩萨德派出暗杀小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复仇式追杀。
1972 年10月16日，“黑色九月”在意大利的负责人、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表兄弟瓦埃勒·兹怀伊特在罗马身中12枪，被摩萨德特工暗杀。1972年12月8日，摩萨德特工使用电话炸弹，在巴黎炸死“黑色九月”在法国的负责人马赫穆德·哈姆沙里。1973年1月24日，摩萨德特工在塞浦路斯刺杀“黑色九月”在塞浦路斯的负责人、巴解组织与苏联克格勃之间的联系人侯赛因·阿巴德·希尔。1973年4月6日，摩萨德特工在法国巴黎街头枪杀被认定为给“黑色九月”提供军火的贝鲁特大学教授巴希尔·库拜希，紧接着“黑色九月”与克格勃之间的新联络员赛义德·穆查西以及“黑色九月”在法国巴黎的新负责人穆罕默德·布迪亚也被暗杀。1973年4月9日夜晚，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总参谋部侦察营的突击分队联合发起代号“青春之泉”的突袭行动。他们攻击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打死被以色列认为是“慕尼黑惨案”的3名法塔赫高层领导人：法塔赫三号人物阿布·尤素福、公共关系负责人兼巴解组织发言人卡马勒·纳赛尔、负责在以色列占领区活动的凯马勒·阿德万。1973 年6月28日，“慕尼黑惨案”参与者、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驻欧洲分支头目穆罕默德·布迪亚，被摩萨德特工在其汽车底部安放的炸弹炸死。1978年，摩萨德特工利用巧克力将位于东德的“慕尼黑惨案”参与者瓦迪·哈达德毒死。1979年1月22日，摩萨德特工在汽车底部安放炸弹，炸死“黑色九月”组织领导人、“慕尼黑惨案”主要策划者阿里·哈桑·萨拉马。
在以色列11个清除目标中，唯一躲过追杀的是阿布·达乌德。他在“慕尼黑事件”后仍不消停，1973年2月策划绑架约旦内阁成员，被判死刑。临刑前约旦国王将死刑改为有期徒刑，后来又赦免放了他。1981年8月1日，阿布·达乌德在华沙一家酒店大厅遭到摩萨德特工枪击，但只是受伤，被辗转送到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专属医院救治，大难未死。直到2010年7月3日，他才在大马士革离世，活到73岁。
2005年，美国好莱坞将“慕尼黑惨案”以及摩萨德全球追杀过程拍成大片《慕尼黑》，获得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奖，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获得最佳导演提名奖。
第二阶段（1988～1999年）：预先性打击
该阶段行动以情报机构为主、国防军为辅，目标主要是未来可能制造恐怖事件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手段包括暗杀、特种部队袭击和直升机空袭，地域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属于“先发制人”打击。与第一阶段相比，其清除对象从“恐怖活动”犯罪嫌疑人转变为激进组织领导人，打击时机由“事后报复”转变为“事先预防”。
在此次大起义中，以色列不仅要面对参与对抗活动的众多巴勒斯坦民众，还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政治派别。以色列不仅受到法塔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等老牌巴勒斯坦政治派别的威胁，还受到1982年成立的黎巴嫩真主党、1987年成立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1980年代后期成立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等多个组织的威胁。尽管暴力程度不高，但抵抗活动此起彼伏，涉及地域广泛，持续时间漫长，参与的组织和人员复杂，以色列深感力不从心，担心暴力升级。
针对这一形势，以色列决定先发制人，采用“定点清除”手段，对“未来可能发动恐怖袭击”的巴勒斯坦各派武装组织的领导人实施预先清除，以此震慑潜在对手。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辛贝特的一位前局长在解读这一政策时说：“这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在别人约你吃晚饭前，先约他吃个午饭。”这也正好印证了犹太先知麦蒙尼德的理念：“敌若欲杀你，你应先杀敌。”
1988年4月16日，摩萨德暗杀小组化装成突尼斯特种部队人员，进入突尼斯，杀害法塔赫创始人、阿拉法特的副手阿布·杰哈德。1992年2月16日，以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炸死真主党总书记阿巴斯·穆萨维夫妇及其儿子和随从人员。1995年，摩萨德特工在马耳他街头枪杀“杰哈德”组织的创始人法特希·什卡其。199 6年，绰号为“工程师”的哈马斯炸弹制造专家叶海亚·阿亚什在使用手机时，被安装在手机中的爆炸物炸死。
当然，摩萨德也不是常胜将军。1997年，摩萨德特工在约旦企图使用致命毒药喷射到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马沙尔的耳朵里，被马沙尔的保镖发现，两名特工当场被捕，其余特工随即逃到以色列驻约旦大使馆避难。约旦国王侯赛因勃然大怒，以色列被迫交出解药，并释放关押的哈马斯创始人兼精神领袖谢赫·艾哈迈德·亚辛。
第三阶段（2000～2005年）：争议公开化
该阶段以色列公开采用定点清除手段，引发国内外强烈谴责，并在国内诉诸公堂。以色列一方面积极寻求法律支持，另一方面我行我素，大力开展定点清除行动。在组织指挥上，转变为以国防军为主、情报部门为辅，不再实行暗杀，而是公开动用国防军特种部队、无人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F-16战斗机，在情报部门的情报支援引导下，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领导人实施定点清除。
该阶段的背景是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2000年9月28日，利庫德集团领导人沙龙（2001年当选以色列总理）前往被占领的耶路撒冷东区并登上圣殿山，引发巴勒斯坦人大规模反抗。与第一次起义不同，此次起义参加的人数更多，手段更加暴力，组织性更强，次数更加频繁。哈马斯组织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广泛使用人体炸弹、狙击步枪、短程火箭炮、迫击炮和自制枪支等武器抵抗以色列。
以色列当时研判，他们面临的威胁已经由自发的、零星的、低烈度的袭击活动转变为有组织的、频繁的、高烈度的袭击活动。实施定点清除，消灭巴勒斯坦武装头目，可造成对方群龙无首、组织涣散。同时，可有效震慑对方，打击对方士气，迫使其忙于保存实力而不是发动袭击。此外，与战争和武装冲突相比，定点清除自主性强、规模可控、速战速决，可有效减少双方人员的伤亡，引发的国际社会关注相对较小。
2000年12月31日，以色列狙击兵在大街上射杀巴勒斯坦卫生部高官、法塔赫图勒凯尔姆分支的秘书长萨比特·艾哈迈德·萨比特。与以往“不承认、不否认”的态度不同，以色列政府首次公开表态对这一事件负责。此后，每当国防军运用飞机执行定点清除，以色列均会宣布负责。
为了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和严谨性，2001年年初，以色列制定实施定点清除的五条指导原则：一是只有激进组织头目和恐怖活动实施者才能被清除，其他辅助恐怖袭击的人员、舆论宣传者和财政支持者不列入清除之列。二是只有无法逮捕恐怖分子时才可对其进行清除。三是以色列国防军实施打击时要坚持比例原则。当实施定点清除会造成不合比例的平民伤亡时应停止行动。四是定点清除只能在以色列有安全控制权以外的地方进行。五是每一起定点清除行动必须由总理和国防部长授权。
在清除名单确定上，以色列很慎重。通常由总统以及内阁高层集体确定定点清除名单。列为定点清除名单上的目标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高级领导人或骨干;另一类是制造重大恐怖事件或袭击事件的一线参与者和幕后主使。这两类人数量众多，清除名单常常多达数百人，有时甚至超过1000人。
2001年7月，哈马斯在伯利恒的军事领导人奥马尔·萨阿达在策划一起马加比厄运动会闭幕式武装袭击时被清除。2001年9月6日，以色列出动阿帕奇直升机在巴勒斯坦的图勒凯尔姆城向法塔赫分支领导人卡米乘坐的吉普车发射3枚导弹。第1枚导弹没有命中目标，卡米和他的司机跳车逃脱。第2枚导弹命中目标，将后排准备跳车的2名士兵炸死。2002年7月22日，一架以色列F-16战斗机在加沙城向哈马斯领导人、被以色列列为头号清除目标的萨拉赫·谢哈德的住所，投掷一枚1吨重的炸弹，炸死谢哈德及其助手，另有13名平民（其中9名儿童）死亡、170人受伤。
国际社会对此事件强烈抗议，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过度使用武力，造成大量平民伤亡。2002年下半年，以色列非政府组织“反对酷刑公共委员会”向以色列高等法院控告以色列政府，被告人包括总理、国防部长、国防军总参谋长和以色列法律中心等20多个机构及其负责人，要求作出两项判定：一是定点清除属于非法行动;二是国防军对定点清除的处置不当。 这场诉讼进展缓慢，前后历时近4年。期间，以色列仍然强力推行大规模定点清除行动。根据非政府组织“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人权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2000～2010年，以色列实施了213次定点清除行动，杀死239名巴勒斯坦人。
特别是2004年3月22日，以色列国防军使用阿帕奇直升机发射3枚“地狱火”导弹炸死哈马斯创始人兼精神领袖亚辛。不到1个月，也就是2004年4月17日，哈马斯另一位创始人兰提西也被以色列炸死，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这种超越国际司法的处决行为，呼吁立即停止。除美国外，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对以色列这种极端做法纷纷予以谴责。
第四阶段（2006年～现今）：战术规范化
该阶段，以色列将定点清除上升为国内合法的“反恐”政策，努力减少附带伤亡，战术流程逐渐规范化。
2006年，以色列高等法院判决宣称：“我们無法认定每一起定点清除案都是国际法禁止的，就像我们无法认定每一起案件都是国际法允许的那样。”同时，法院规定了实施定点清除的条件，并决定成立一个外部司法委员会，对每一起定点清除案件进行审查。简而言之，以色列国内正式赋予定点清除合法地位。
2008年底至2009年初“铸铅行动”期间，以军对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实施数起定点清除。2009年1月1日，哈马斯在加沙北部地区的最高领导人扎尔·拉扬在以军的空袭中被炸身亡。1月2日夜间，哈马斯武装组织高级指挥官阿布·扎卡里亚·贾迈勒在以军的空袭中被炸受重伤，次日不治身亡。1月4日，以色列在汗尤尼斯城的空中打击，将哈马斯高级军事指挥官胡萨姆·哈姆以及驻扎在该城的特种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伊洛炸死。
2012年11月14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开展代号为“防务之柱”的军事行动。开战伊始，以军就出动阿帕奇直升机炸死哈马斯最高军事指挥官哈迈德·贾巴里。贾巴里是以色列自2008年以来被打死的最高级别哈马斯领导人，长期以来名列以色列定点清除名单之首。
2013年，真主党负责无人机项目的高级指挥官哈桑·拉基斯在贝鲁特被枪杀。2名枪手伪装成游客，接近拉基斯乘坐的汽车后，使用微声手枪将其杀害。此事发生在黎巴嫩境内，以色列保持沉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2014年“护刃行动”期间，8月19日，以军两架F-16战斗机轰炸哈马斯领导人、卡桑旅指挥官和精神领袖穆罕默德·戴夫位于加沙城谢赫拉德万地区的公寓楼，将戴夫夫妇及其8个月大的儿子炸死。两天后，以色列动用无人机在加沙地区南部小城拉法，炸死哈马斯南部地区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沙马拉和哈马斯高级指挥官拉伊德·阿塔尔，当时他们正在进行会面。
自2008年以色列发动“铸铅行动”至2014年“护刃行动”结束，以色列共定点清除153名巴勒斯坦人。
2019年5月5日，以色列军方摧毁哈马斯内政部长阿布纳姆的办公室，炸死哈马斯负责财务的指挥官艾哈迈德·胡达里。这是2014年巴以和谈中断后以军首次实施的定点清除。
2019年11月12日凌晨，以色列战机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炸死杰哈德指挥官巴哈·阿布·阿塔及其妻子，2个孩子受伤。与此同时，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杰哈德领导人政治局委员阿克拉姆·阿朱里的住所实施空袭，发射3枚导弹，其中1枚导弹在命中目标前被摧毁，2枚导弹击中楼房。袭击造成建筑损毁，阿克拉姆·阿朱里未受伤，但其子穆阿斯和孙女芭图勒身亡，另有10人受伤。
战术演变：从搞突袭到“敲屋顶”
目前，以色列定点清除已经演变成由飞机通过投放炸弹或发射导弹等袭击方式，对巴勒斯坦政治派别领导人、骨干分子和恐怖袭击实施者进行的猎杀行动。其基本流程可概括为3F，即“发现（Find）—锁定（Fix）—猎杀（Finish）”。
第一步：发现目标，情报是定点清除的前提
以色列情报机构主要是辛贝特、摩萨德和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摩萨德全称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任务局，是以色列专门负责收集境外情报、在境外执行特殊任务的秘密情报组织。摩萨德局长兼任以色列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是总理的首席情报顾问，因此摩萨德相当于中央情报机构，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情报机构。辛贝特是以色列情报安全系统中的反间谍与国内安全机构，主要负责以色列国内安全事务和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的安全防范，隶属总理办公室管辖。军事情报局隶属以色列国防部总参谋部，主要负责军方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
以军定点清除主要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在太空，借助光学侦察卫星和间谍侦察卫星上配备的外层空间侦察设备，对目标经常出没的地方进行定点侦察。在空中，利用无人侦察机和有人侦察机进行巡逻侦察。在地面，辛贝特特工和以军特种侦察分队实施人力和技术侦察。以色列还建有代号为“黑鹰眼”的手机监控网，24小时监听巴方重要人物的通话。最终，所有情报信息汇总至军事情报局情报研究处，由情报分析员将多种信息源获取的海量数据进行筛选，综合分析目标的生活习惯、住所、经常去的地方，有时还包括他们的幽会之处等等，确定目标的位置动向。
辛贝特拥有一支数目庞大的“民间眼线”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类是辛贝特特工。辛贝特培训特工的课程称为拉卡兹课程，招生对象为25～30岁的以色列公民，实行全程淘汰，能够毕业的寥寥无几。首先，学员要过“语言关”。在辛贝特语言学校进行42周阿拉伯语言文化强化训练，要求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能熟背《古兰经》，熟知希伯伦地区巴勒斯坦人的习俗和文化，了解不同地区巴勒斯坦人的特点。其次，学员要过“专业关”。在辛贝特情报学校进行为期10个月的专业培训。学员统一使用化名，学会如何发展线人，培养巴勒斯坦奸细;要对责任区情况了如指掌、烂熟于心，不仅熟悉人口结构、政治经济、军事武装和社会文化等宏观情况，还要熟悉每个片区、重点目标等微观情况，比如不同部族、非政府组织的成员、部分街道重点居民的姓名、街道地形和附近地貌，甚至包括哈马斯激进分子家中厨房暗门后藏着什么，昨天谁结婚了，谁在父亲病逝后能得到一大笔遗产等等。 辛贝特“民间眼线”的另一类人是“巴奸”。以色列长期侵占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并在部分地区建立以色列居民点，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用这种人文地理特点，辛贝特在巴勒斯坦人中培养了一支人数过万的“第五纵队”，他们随时可以通过手机向以色列告密，提供即时性、内幕性情报信息。
为获取定点清除情报，以色列国防军专门成立两支侦察分队——“翠鸟”侦察队和“樱桃”侦察队。“翠鸟”侦察队来自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在地面用激光照射器指示目标，引导空军飞行员投下激光制导炸弹或空对地导弹对目标进行攻击。
“樱桃”侦察队，又称为阿拉伯突击队。队员要求不仅在长相、着装和语言等方面像阿拉伯人，而且在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上也要像阿拉伯人。他们在靠近巴控区的犹太人定居点接受长期系统培训，由巴勒斯坦奸细充当“老师”，不仅学习阿拉伯语和巴勒斯坦方言，而且还学习巴人的穿着打扮、传统习惯，以及怎么卷阿拉伯烟等生活细节。“樱桃”侦察队的主要任务是化装成阿拉伯人潜入巴勒斯坦人中间，深入被占领土对重点目标实施清除。
2011年12月，以色列组建“深度部队”，下辖陆军参谋部侦察队、空军“翠鸟”侦察队和海军第13突击队，负责特种作战和定点清除等反恐行动。“深度部队”是一个行动指挥部，直接对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负责，类似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上述3支部队实行“战建分离”，平时部队建设由各军种负责，战时归“深度部队”统一指挥。
第二步：锁定目标
地面侦察队员获得目标位置后，以军通常出动无人机完成锁定目标任务。该阶段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项任务是持续跟踪目标动向，防止“跟丢了”。
预定清除的目标反侦察、反清除意识很强，防范措施比较严密，比如拥有多处住所、不在一个地方长期久留，属于典型的时敏目标。无人机体积小、滞空时间长、造价低，携带有侦察、指示和打击等多种载荷，可有效发现各种目标，并为直升机和战斗机指示目标;无人机声音小，低空飞行时其噪声与城市交通噪音融为一体、不易识别，高空飞行几乎听不到声音。这些特点决定了无人机是跟踪锁定目标的理想选择。
以色列无人侦察机技术世界领先，从大型长航时无人机“苍鹭”TP、“赫尔墨斯”900，到中型无人机“赫尔墨斯”450、小型无人机“侦察兵”，以及微型无人机“云雀”等等，各种型号一应俱全。“苍鹭”无人机侦察载荷不仅包括昼夜摄像机、红外夜视仪、激光指示器，还有可识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地下火箭发射器的特殊传感器。以军微型无人机可放进单兵背包中，用手抛向空中即可飞行。“云雀”无人机质量仅6kg，可在900m高度持续侦察3小时。以色列研制的“黑豹”微型无人机是世界上第一款倾转旋翼无人机，由单兵携带，可垂直起降，在目标上空3km续航6小时。2012年11月14日，以色列阿帕奇直升机炸死哈马斯最高军事指挥官哈迈德·贾巴里，就是在无人机引导下完成的。
第二项任务是核实确认目标，防止“认错了”。
很多目标外出时采取化装、伪装等多种手段规避被人认出来，因此，利用无人机获取的视频和照片识别确认目标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
无人机锁定目标后，将视频和照片连续通过通信链路发往位于帕尔玛希姆空军基地的色列空军无人机地面控制站，情报分析人员通过目标数据库分析比对目标的身高、长相、衣着等外貌特征，及其随员的各种目标要素特征。通过长时间观察、分析、研究，确保目标的准确性，防止发生误伤误击事件。
第三项任务是等待“最佳地点”和“最佳时间”，减少“附带伤亡”。
在地点上，空旷无人的野外是最佳选择;在时间上，夜晚或晨昏外出活动的人少，适宜攻击。但目标常常避免在人少的地方活动，因此，以军常常需要花很长时间等待合适的战机。2019年11月，在清除杰哈德指挥官巴哈·阿布·阿塔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行动早已得到批准，但为了减少平民伤亡，以军耐心等候“最佳战机”，整整等待了10天。
第三步：实施猎杀
与美国以无人机袭击为主不同，以色列定点清除的火力打击力量以有人机为主、无人机为辅。主要原因是目标情况不同。以色列定点清除的目标大部分位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楼房建筑内，少部分位于汽车内。而美军打击的目标大部分位于越野车内。此外，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缺乏区域预警和防空手段，以色列拥有绝对制空权，并不担心有人机被击落。
在火力上，战斗机最强，直升机次之，无人机载弹量少、火力弱。以军定点清除的主力战斗机是F-16系列战斗机，现有F-16C、F-16D和F-16I等多种型号。其对地精确打击火力主要包括GBU-12激光制导炸弹、GBU-31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和AGM-65“小牛”空对地导弹。
AH-64阿帕奇直升机最多可挂载16枚专门用于攻击地面坦克和装甲车辆的“地狱火”导弹，而目前世界最先进的MQ-9“捕食者”无人机仅可载4枚“地狱火”导弹和2枚GBU-12精确制导炸弹或GBU-38联合直接攻击炸弹。阿帕奇直升机使用“地狱火”导弹或30mm机炮，可对楼房的单个房间、甚至某一窗户实施精确打击。
通常，当目标位于坚固建筑内时，使用F-16战斗机;当目标位于强度一般的房屋内或者车辆内时，使用阿帕奇直升机，这是最常见的攻击手段。当目标位于车辆内时，偶尔也使用无人机。
为了躲避袭击，许多目标被以军无人机锁定后，立即逃入医院、清真寺甚至私人住宅等民用设施中，導致以军投鼠忌器、左右为难——不炸则失去战机，炸则可能造成平民伤亡。
针对这一情况，2009年以军发明“电话警告战术”：在行动前搜集目标建筑内居民的电话号码，然后通过打电话向居民发出警告，让他们在轰炸前撤离。这种战术在前54次使用有效，但第55次时失败了——居民接完电话后，爬到屋顶静坐，向以军抵近侦察的无人机挥手，以军被迫取消空袭行动。
为了应对这一新情况，以军在“电话警告战术”的基础上增加了俗称为“敲屋顶”的“警示打击战术”：先打电话，若居民不听劝告爬到房顶静坐，阿帕奇直升机使用机枪向建筑旁的空地实施警示射击。若居民仍不愿离开，则向房顶的角落发射弹头很小、弹片散布面有限的小型导弹。通常，居民迫于火力威慑不得不离开现场。
使用“电话警告+警示打击”新战术后，以色列定点清除带来的平民附带伤亡率明显下降。2002年，平民和战斗人员的死亡比例为1∶1，也就是说，以军每消灭1名巴勒斯坦战斗人员，就会有1名平民丧生。2009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1∶30。
从1970年代至今，以色列实施定点清除已有近50年的历史，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打击目标上，由恐怖事件参与者转变为激进组织领导人、骨干和恐怖事件参与者;在组织指挥上，由摩萨德为主转变为国防军为主;在打击方式上，从地面暗杀转变为空袭猎杀;在打击手段上，从爆炸、枪击、投毒转变为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精确打击;在力量使用上，从单打独斗转变为军地联合。唯一不变的是，定点清除作为一项以色列对付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国家政策，在巴以和平真正到来之前，以色列是不会轻言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