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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时尚芭莎》总编辑苏芒晒出一组参加邓文迪派对的照片，图中有邓文迪小男友Bertold Zahoran、邓文迪、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总编梁朝辉、名媛洪晃，影星李冰冰等。这个宾客名单具有典型的“邓文迪风格”：东西合璧，老少齐聚，文理兼备。
名媛的餐桌上，女主人并不好当，既要有需要掌控大局的能力和周旋其中的风度，还要“将各种资源巧妙的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礼仪，使人想起一条著名的时尚法则：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毫无疑问，邓文迪是一位称职的“社交女皇”。
“永远追逐热点和成功”
福楼拜曾说“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真正的名媛，无论住在花园洋房还是身陷囹圄，都能够优雅如一。
邓文迪晚宴上的名流们，且不说是否个个优雅有风度，却是一定大有来头。在这场晚宴中，不论是耀眼的明星，还是家世显赫的名媛，抑或是邓文迪，他们身着高级定制，颈挂璀璨珠宝，举着香槟红酒在人群中巧妙周旋、优雅社交。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一个华裔富太太不断融入名利场主流，一方面或者是她不断地找回自己的努力。不管是哪一种揣测，邓文迪已经坐稳了“社交女皇”的宝座。
当然，宴会上的邓文迪绝对不是花瓶。宴会要办得成功，需要极高的技巧和手段，才能赢得喜怒无常的知识分子和名流们的尊重。百科全书派最早就是在乔芙兰夫人的沙龙上成型的。狄德罗就曾经赞美这些名媛的作用：“女性让我们养成了好习惯，把最枯燥棘手的话题说得清晰有趣，因为我们总要对她们说话……慢慢地我们获得了一种表达能力，并且从对话渗入到写作风格中。”可以说，这些名媛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引导，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引导着法国人民。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反映大革命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画中引导人民的就是一个半裸的女性，她成为自由的象征。虽然从启蒙主义到大革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但女性的“引导力”可见一斑。
邓文迪就有这样的“引导力”，她有着极高的情商和智商。虽然三级跳般的人生经历给她带来的是“机关算尽、工于心计”等负评价。但在英国议会听证会上，出手护夫的行为让她扭转了一切。那一巴掌扇出了中国女性的气势，挡住了外界对新闻集团排山倒海的攻击，也让她与默多克的婚姻终于有了合理性。
刚嫁给默多克的时候，邓文迪的存在感是带有民族性的，并且迎合着西方人对东方女人的想象的。直到有一天，邓文迪如梦初醒，开始有意识地摆脱那个贴在她身上的中国标签。此后，她的变化就像50年代的大跃进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在邓文迪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家中，她就如同一位社交女皇。讲究的装潢，餐厅里的大理石壁炉的上方悬挂着美国抽象派画家艾格尼丝·马丁的作品，天花板上装饰着象征好运的银杏枝浮雕。这一切告诉人们，邓文迪对很多事情充满热情：艺术、科技、时尚、电影和投资。而她最擅长的事情，是依靠她广阔的人脉网，为不同圈子的人搭建起联系。“把不同的人对接在一起，很多好事都有可能发生。”
川普曾评价邓文迪，“她会把自己拥有的一切资源给予朋友，相信我，这样的人很少见。所有事情都能引起她的兴趣。跟她对话如同置身旋风中心，因为她可以在短短35秒的谈话中涉及多达五个主题。每次跟她聊天，我基本上总能认识四个可能成为朋友或达成商业合作的人。”
邓文迪只不过把名媛圈里的某种人设做到了极致。她永远都在追逐热点和成功，永远充当了一个餐桌上总能恰到好处提议大家共同举杯的角色。
流水线上的“名媛”
名媛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应当是“宋氏三姐妹”那样集才气、财气、权势地位于一身的女人，她们高雅、尊贵周旋于上流社会。不过，现在的名媛从职业到造型都已和旧时大相径庭。在搜索引擎中搜关键词“名媛培训班”，有八十多万条结果。名媛变成了商业时代的产物。
陈丹青曾公开发文称，“有教养的女子，有资望的名媛，没有一个毕业于培训班……咱们这个社会不要说没有名媛了，就是模特走出来我看都很自卑，毫无内容的一张脸。”陈丹青所说内容，无外乎一个人的出身、学养、阅历和态度。从这个标准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名媛”，大多速成。
章诒和老师在《最后的贵族》里对康有为女儿康同璧的描写，来衬托当下批量生产的名媛：“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做个真正的社交名媛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成为社交名媛同样需要资格认证。很多时候，“上流社会”不只是个阶级概念，更是一种强势的人生态度。
可以肯定的是，时下的各种名媛培训班，绝对不是通往名媛的一种路径。现代女性选择这样的培训班，学习打扮的技巧，西餐的吃法，交往的礼仪，这其实是一种社会需求的产物。对那些学员来说，她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培训，提升自己的气质和“逼格”，提高自己在社交场合的竞争力，并最终抬升自己的身價。“名媛”与“培训”本来是相互矛盾的两个词，社会通过对女性的异化，把这两个词结合起来。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批判背后，似乎有一种更为严肃、也更值得追求的名媛定义。除了章诒和笔下的康同璧，人们能想到的大概还有林徽因，她是绝对的“淑女”，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端庄，长相靓丽，最好懂得琴棋书画。
这样的女子，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让人非常怀疑。即使是林徽因，她的完美形象，也得益于公共舆论长期的塑造，与她的本来面目相距甚远。巴金的长篇小说《雨》中曾描写大都市糜烂的夜生活：“在大赌场里……绅士和名媛们正在一掷千金地纵欲狂欢。”巴金心目中的“名媛”，其实是大上海的夜场生活达人，丝毫看不出人们对名媛所期盼的那种气质。
这种抽象出来的气质，出身、才色、道德，三者缺一不可，这大概就是中国男性对女性最完美的想象了，某种程度上，这纯属男权社会的意淫。她出身高贵，可以帮助夫君成就大业；长得漂亮，又严守妇德；德才兼备，可以教育下一代……这种虚构中，藏着男性的阴谋。 由此看来，名媛之称，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相对于男人的独立性。在私有财产权还没有完全确立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名媛的。那些想依附于男人的，不管是男权社会幻想的淑女，还是商品社会中想提高自己逼格的培训班学员，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名媛”。
“只是个诱人的TITLE”
在苏芒晒出的聚会合影中，洪晃被“裁掉了”。之后，洪晃在自己的微博中打趣“也许是因为自己颜值不达标”。这可能只是一个误会，毕竟洪晃显赫的家世是她打入社交圈最有用的一张名片。
洪晃由北京史家胡同51号里走出来，这栋漂亮的老四合院的主人们都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人物。洪晃外祖父是大学者、大律师、曾和鲁迅打过笔墨官司的著名文人章士钊（其实章士钊是洪晃母亲的养父，洪晃的外祖父是陈度，陈度为军阀陈调元之子）；母亲是著名外交官章含之，一度是毛泽东身边的英语老师，有“中国最后一个名媛”之称；生父为洪君彦，北大教授，经济学者。继父是中国前外长乔冠华，曾经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神采飞扬。在中国，洪晃毫无疑问是个名人，除了自己是杂志出版人、作家、知名博主等，她的前夫之一是名导演陈凯歌。
名媛和名人却是有差别的，名媛只用来形容那些象牙塔尖上的女人，她们是女人精华中的精华，是淑女中的淑女。是绝对讲究阶级、讲究出身的。民国时期的名媛，既有高贵族谱，又有后天中西文化的教育。因此，她们都持有著名女子学校的文凭，在她们的家庭名师中，有前朝的遗老遗少举人学士，也有英国或俄国没落贵族的夫人；她们讲英文，读诗词；学跳舞钢琴，又习京昆山水画。她们还可以飞车、骑马、打网球、玩女子棒球、甚至开飞机。她们的祖辈、父辈和他们的朋友圈都是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她们的丈夫，也几乎都是欧美留学生，这些先生们都需要一位中西融通、娘家有广博关系网的太太相助开拓事业，所以，只有高贵宗谱的名门之女才是他们新娘目标。虽然她们的婚姻不一定美满，但名媛的婚礼，百分之百令城市的小市民们震撼，有的甚至已载入史册代代相传。
如今，名媛只是个诱人的TITLE，是通用于社交圈的一张名片。只是因为历史原因，名媛的血脉在内地被切断了60多年。如今，时尚杂志、电视专题铺天盖地的名媛故事告诉我们，如今的名媛已经和上世纪的大不相同，她们可以是名門之后，可以是富商之女，她们追求个性、热衷社交，她们的生活依然不是普通人可以企及的，但她们未必再是普通家世之流“消费不起的名牌”，洪晃即是如此。
洪晃曾在姜文的《一步之遥》中客串，一个非常外露的名媛贵妇形象跃然荧屏之上。这像极了她在演自己，应了她曾经形容自己的那句话“时尚圈中最有文化的，文化圈中最懂时尚的”。只不过，名媛，在中国迅速扩散之时，也消失了当初其所赋予的矜贵、优雅与大家闺秀之气。
名媛的餐桌上，女主人并不好当，既要有需要掌控大局的能力和周旋其中的风度，还要“将各种资源巧妙的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礼仪，使人想起一条著名的时尚法则：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毫无疑问，邓文迪是一位称职的“社交女皇”。
“永远追逐热点和成功”
福楼拜曾说“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真正的名媛，无论住在花园洋房还是身陷囹圄，都能够优雅如一。
邓文迪晚宴上的名流们，且不说是否个个优雅有风度，却是一定大有来头。在这场晚宴中，不论是耀眼的明星，还是家世显赫的名媛，抑或是邓文迪，他们身着高级定制，颈挂璀璨珠宝，举着香槟红酒在人群中巧妙周旋、优雅社交。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一个华裔富太太不断融入名利场主流，一方面或者是她不断地找回自己的努力。不管是哪一种揣测，邓文迪已经坐稳了“社交女皇”的宝座。
当然，宴会上的邓文迪绝对不是花瓶。宴会要办得成功，需要极高的技巧和手段，才能赢得喜怒无常的知识分子和名流们的尊重。百科全书派最早就是在乔芙兰夫人的沙龙上成型的。狄德罗就曾经赞美这些名媛的作用：“女性让我们养成了好习惯，把最枯燥棘手的话题说得清晰有趣，因为我们总要对她们说话……慢慢地我们获得了一种表达能力，并且从对话渗入到写作风格中。”可以说，这些名媛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引导，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引导着法国人民。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反映大革命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画中引导人民的就是一个半裸的女性，她成为自由的象征。虽然从启蒙主义到大革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但女性的“引导力”可见一斑。
邓文迪就有这样的“引导力”，她有着极高的情商和智商。虽然三级跳般的人生经历给她带来的是“机关算尽、工于心计”等负评价。但在英国议会听证会上，出手护夫的行为让她扭转了一切。那一巴掌扇出了中国女性的气势，挡住了外界对新闻集团排山倒海的攻击，也让她与默多克的婚姻终于有了合理性。
刚嫁给默多克的时候，邓文迪的存在感是带有民族性的，并且迎合着西方人对东方女人的想象的。直到有一天，邓文迪如梦初醒，开始有意识地摆脱那个贴在她身上的中国标签。此后，她的变化就像50年代的大跃进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在邓文迪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家中，她就如同一位社交女皇。讲究的装潢，餐厅里的大理石壁炉的上方悬挂着美国抽象派画家艾格尼丝·马丁的作品，天花板上装饰着象征好运的银杏枝浮雕。这一切告诉人们，邓文迪对很多事情充满热情：艺术、科技、时尚、电影和投资。而她最擅长的事情，是依靠她广阔的人脉网，为不同圈子的人搭建起联系。“把不同的人对接在一起，很多好事都有可能发生。”
川普曾评价邓文迪，“她会把自己拥有的一切资源给予朋友，相信我，这样的人很少见。所有事情都能引起她的兴趣。跟她对话如同置身旋风中心，因为她可以在短短35秒的谈话中涉及多达五个主题。每次跟她聊天，我基本上总能认识四个可能成为朋友或达成商业合作的人。”
邓文迪只不过把名媛圈里的某种人设做到了极致。她永远都在追逐热点和成功，永远充当了一个餐桌上总能恰到好处提议大家共同举杯的角色。
流水线上的“名媛”
名媛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应当是“宋氏三姐妹”那样集才气、财气、权势地位于一身的女人，她们高雅、尊贵周旋于上流社会。不过，现在的名媛从职业到造型都已和旧时大相径庭。在搜索引擎中搜关键词“名媛培训班”，有八十多万条结果。名媛变成了商业时代的产物。
陈丹青曾公开发文称，“有教养的女子，有资望的名媛，没有一个毕业于培训班……咱们这个社会不要说没有名媛了，就是模特走出来我看都很自卑，毫无内容的一张脸。”陈丹青所说内容，无外乎一个人的出身、学养、阅历和态度。从这个标准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名媛”，大多速成。
章诒和老师在《最后的贵族》里对康有为女儿康同璧的描写，来衬托当下批量生产的名媛：“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做个真正的社交名媛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成为社交名媛同样需要资格认证。很多时候，“上流社会”不只是个阶级概念，更是一种强势的人生态度。
可以肯定的是，时下的各种名媛培训班，绝对不是通往名媛的一种路径。现代女性选择这样的培训班，学习打扮的技巧，西餐的吃法，交往的礼仪，这其实是一种社会需求的产物。对那些学员来说，她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培训，提升自己的气质和“逼格”，提高自己在社交场合的竞争力，并最终抬升自己的身價。“名媛”与“培训”本来是相互矛盾的两个词，社会通过对女性的异化，把这两个词结合起来。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批判背后，似乎有一种更为严肃、也更值得追求的名媛定义。除了章诒和笔下的康同璧，人们能想到的大概还有林徽因，她是绝对的“淑女”，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端庄，长相靓丽，最好懂得琴棋书画。
这样的女子，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让人非常怀疑。即使是林徽因，她的完美形象，也得益于公共舆论长期的塑造，与她的本来面目相距甚远。巴金的长篇小说《雨》中曾描写大都市糜烂的夜生活：“在大赌场里……绅士和名媛们正在一掷千金地纵欲狂欢。”巴金心目中的“名媛”，其实是大上海的夜场生活达人，丝毫看不出人们对名媛所期盼的那种气质。
这种抽象出来的气质，出身、才色、道德，三者缺一不可，这大概就是中国男性对女性最完美的想象了，某种程度上，这纯属男权社会的意淫。她出身高贵，可以帮助夫君成就大业；长得漂亮，又严守妇德；德才兼备，可以教育下一代……这种虚构中，藏着男性的阴谋。 由此看来，名媛之称，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相对于男人的独立性。在私有财产权还没有完全确立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名媛的。那些想依附于男人的，不管是男权社会幻想的淑女，还是商品社会中想提高自己逼格的培训班学员，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名媛”。
“只是个诱人的TITLE”
在苏芒晒出的聚会合影中，洪晃被“裁掉了”。之后，洪晃在自己的微博中打趣“也许是因为自己颜值不达标”。这可能只是一个误会，毕竟洪晃显赫的家世是她打入社交圈最有用的一张名片。
洪晃由北京史家胡同51号里走出来，这栋漂亮的老四合院的主人们都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人物。洪晃外祖父是大学者、大律师、曾和鲁迅打过笔墨官司的著名文人章士钊（其实章士钊是洪晃母亲的养父，洪晃的外祖父是陈度，陈度为军阀陈调元之子）；母亲是著名外交官章含之，一度是毛泽东身边的英语老师，有“中国最后一个名媛”之称；生父为洪君彦，北大教授，经济学者。继父是中国前外长乔冠华，曾经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神采飞扬。在中国，洪晃毫无疑问是个名人，除了自己是杂志出版人、作家、知名博主等，她的前夫之一是名导演陈凯歌。
名媛和名人却是有差别的，名媛只用来形容那些象牙塔尖上的女人，她们是女人精华中的精华，是淑女中的淑女。是绝对讲究阶级、讲究出身的。民国时期的名媛，既有高贵族谱，又有后天中西文化的教育。因此，她们都持有著名女子学校的文凭，在她们的家庭名师中，有前朝的遗老遗少举人学士，也有英国或俄国没落贵族的夫人；她们讲英文，读诗词；学跳舞钢琴，又习京昆山水画。她们还可以飞车、骑马、打网球、玩女子棒球、甚至开飞机。她们的祖辈、父辈和他们的朋友圈都是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她们的丈夫，也几乎都是欧美留学生，这些先生们都需要一位中西融通、娘家有广博关系网的太太相助开拓事业，所以，只有高贵宗谱的名门之女才是他们新娘目标。虽然她们的婚姻不一定美满，但名媛的婚礼，百分之百令城市的小市民们震撼，有的甚至已载入史册代代相传。
如今，名媛只是个诱人的TITLE，是通用于社交圈的一张名片。只是因为历史原因，名媛的血脉在内地被切断了60多年。如今，时尚杂志、电视专题铺天盖地的名媛故事告诉我们，如今的名媛已经和上世纪的大不相同，她们可以是名門之后，可以是富商之女，她们追求个性、热衷社交，她们的生活依然不是普通人可以企及的，但她们未必再是普通家世之流“消费不起的名牌”，洪晃即是如此。
洪晃曾在姜文的《一步之遥》中客串，一个非常外露的名媛贵妇形象跃然荧屏之上。这像极了她在演自己，应了她曾经形容自己的那句话“时尚圈中最有文化的，文化圈中最懂时尚的”。只不过，名媛，在中国迅速扩散之时，也消失了当初其所赋予的矜贵、优雅与大家闺秀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