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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科学、捍卫科学除了需要知识的支撑，还需要勇气
新中国建立以来，于光远同志在从事科学管理的过程中，一直为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如1956年参与和指导对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工作，积极倡导和支持新学科的创立，填补了科学领域的一些空白，他还亲自创办或指导创办一些民间科学社团，等等。光远同志在科学管理工作和他所从事的经济学、自然辩证法等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始终以科学的精神，以坚持科学、捍卫科学为己任，这是科学界、学术界敬佩光远同志的重要原因，也是光远同志的魅力所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国生物学界发生过一场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争论，这就是在遗传学上支持摩尔根理论还是支持米丘林学说之争。
当时，有的科学家发表意见甚至写文章肯定和支持摩尔根理论，认为摩尔根遗传学是科学的。在“学习苏联”的大环境下，这种主张很快就遭到科学界一些人士的反对和批判，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学习和应用米丘林学说，并给摩尔根理论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只能批判，课堂上不许讲摩尔根遗传学；而米丘林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应该学习和应用的。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1952年6月29日）。
“斗争”，这是当时对待摩尔根遗传学的整个氛围。这显然是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对这种做法，光远同志是不认同的。1956年8月，光远同志提议召开并主持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都到会并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实际上，摩尔根遗传理论和米丘林遗传理论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成果。摩尔根因借果蝇研究而建立遗传的染色体学说并获1933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他创造了三百多个果树新品种，在此基础上提出植物遗传性的理论，人们称之为米丘林遗传学。很明显，这两派学说无所谓“对”与“错”之分，根本谈不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在青岛座谈会上，于光远同志也作了发言，强调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要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发言可以说是这次座谈会的总结。这个座谈影响广泛而深远，被认为是科学战胜反科学的胜利，几十年来不断被人提起。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刊登传遍中华大地的一条消息，说大足县一个儿童“能用耳朵认字”。“耳朵认字”很快被各种媒体转发，许多人都信以为真，许多地方争相邀请这个小孩去表演。不久，北京也出现一个女孩具有类似“耳朵认字”的功能。受“耳朵认字”的启发，一些地方还出现如有人能隔墙“看”出物体、凭意念可以使物体发生人要它发生的那种移动即“意念移动”等。
“耳朵认字”、隔墙“看”物等功能被称为“人体特异功能”。从报道“耳朵认字”的宣传开始，光远同志就持反对的态度，认为这种“特异功能”绝不可能存在，而是一种“戏法”或叫“魔术”，因而“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但在一段时间内，“耳朵认字”的宣传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人体特异功能”被称为“人类神秘现象破译”，科学界、医务界一些人士也表示支持，不少相关单位还参加研究、考察和试验，而揭露和批评“耳朵认字”骗局的文章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更为出奇的是，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一本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在出版前竟然加进一段肯定“人体特异功能”的文字，把完全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耳朵认字”等“人体特异功能”看作是意识能动作用的新“发现”。光远同志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不把类似这样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删去，这本书就说不上是什么普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书籍”。
虽然有光远同志以及科学界许多人的抵制和反对，“耳朵认字”等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还是在中国闹腾了七、八年，这说明在中国还有反科学的迷信的宣传的空间。最后，“耳朵认字”等“人体特异功能”还是被其宣传者的拙劣表演所戳穿，再骗不了人了，只能败下阵来。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于光远同志等一批人士的反对，“耳朵认字”这类闹剧还不知演到什么时候。中国仍然存在产生“耳朵认字”这样闹剧的土壤，只是表现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有于光远同志这样的专家、学者来揭穿那些弄虚作假的所谓科研成果。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法轮功”曾风靡全国，修炼者上亿人，李洪志的《转法轮》成为畅销书，他还成立了“法轮大法研究会”，迷信“法轮功”的人有病不去医院看病，不吃药，以至有些修炼者病死，还有不少修炼者“走火入魔”而自杀。“法轮功”修炼者还以到中南海“集体练功”为名包围中南海。更使人想不到的是，科学研究机构有些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也相信和支持“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并写出《不是迷信，而是博大精深的科学》这样的文章，力图从科学的角度来论证“法轮功”的科学性。对“法轮功”的所作所为和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于光远同志实在忍无可忍，从一开始他就表示坚决反对，不断指出“法轮功”是反科学的，是伪科学，而且危害极大。对此，“法轮功”的创始人、倡导者以及信徒气急败坏，他们把于光远列为四大“恶人”中的一个，还说于光远领导的老中宣部科学处摧残了中国科学，妨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面对他们的攻击和辱骂，光远同志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直到“法轮功”的失败。
以上讲的是于光远同志坚持科学、捍卫科学的三个故事，这些故事也说明，坚持科学、捍卫科学除了需要知识的支撑，还需要勇气。为科学而生，为科学而死，这就是勇气，光远同志的一生，为我们做了榜样。
新中国建立以来，于光远同志在从事科学管理的过程中，一直为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如1956年参与和指导对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工作，积极倡导和支持新学科的创立，填补了科学领域的一些空白，他还亲自创办或指导创办一些民间科学社团，等等。光远同志在科学管理工作和他所从事的经济学、自然辩证法等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始终以科学的精神，以坚持科学、捍卫科学为己任，这是科学界、学术界敬佩光远同志的重要原因，也是光远同志的魅力所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国生物学界发生过一场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争论，这就是在遗传学上支持摩尔根理论还是支持米丘林学说之争。
当时，有的科学家发表意见甚至写文章肯定和支持摩尔根理论，认为摩尔根遗传学是科学的。在“学习苏联”的大环境下，这种主张很快就遭到科学界一些人士的反对和批判，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学习和应用米丘林学说，并给摩尔根理论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只能批判，课堂上不许讲摩尔根遗传学；而米丘林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应该学习和应用的。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1952年6月29日）。
“斗争”，这是当时对待摩尔根遗传学的整个氛围。这显然是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对这种做法，光远同志是不认同的。1956年8月，光远同志提议召开并主持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都到会并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实际上，摩尔根遗传理论和米丘林遗传理论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成果。摩尔根因借果蝇研究而建立遗传的染色体学说并获1933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他创造了三百多个果树新品种，在此基础上提出植物遗传性的理论，人们称之为米丘林遗传学。很明显，这两派学说无所谓“对”与“错”之分，根本谈不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在青岛座谈会上，于光远同志也作了发言，强调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要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发言可以说是这次座谈会的总结。这个座谈影响广泛而深远，被认为是科学战胜反科学的胜利，几十年来不断被人提起。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刊登传遍中华大地的一条消息，说大足县一个儿童“能用耳朵认字”。“耳朵认字”很快被各种媒体转发，许多人都信以为真，许多地方争相邀请这个小孩去表演。不久，北京也出现一个女孩具有类似“耳朵认字”的功能。受“耳朵认字”的启发，一些地方还出现如有人能隔墙“看”出物体、凭意念可以使物体发生人要它发生的那种移动即“意念移动”等。
“耳朵认字”、隔墙“看”物等功能被称为“人体特异功能”。从报道“耳朵认字”的宣传开始，光远同志就持反对的态度，认为这种“特异功能”绝不可能存在，而是一种“戏法”或叫“魔术”，因而“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但在一段时间内，“耳朵认字”的宣传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人体特异功能”被称为“人类神秘现象破译”，科学界、医务界一些人士也表示支持，不少相关单位还参加研究、考察和试验，而揭露和批评“耳朵认字”骗局的文章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更为出奇的是，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一本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在出版前竟然加进一段肯定“人体特异功能”的文字，把完全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耳朵认字”等“人体特异功能”看作是意识能动作用的新“发现”。光远同志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如果不把类似这样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删去，这本书就说不上是什么普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书籍”。
虽然有光远同志以及科学界许多人的抵制和反对，“耳朵认字”等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还是在中国闹腾了七、八年，这说明在中国还有反科学的迷信的宣传的空间。最后，“耳朵认字”等“人体特异功能”还是被其宣传者的拙劣表演所戳穿，再骗不了人了，只能败下阵来。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于光远同志等一批人士的反对，“耳朵认字”这类闹剧还不知演到什么时候。中国仍然存在产生“耳朵认字”这样闹剧的土壤，只是表现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有于光远同志这样的专家、学者来揭穿那些弄虚作假的所谓科研成果。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法轮功”曾风靡全国，修炼者上亿人，李洪志的《转法轮》成为畅销书，他还成立了“法轮大法研究会”，迷信“法轮功”的人有病不去医院看病，不吃药，以至有些修炼者病死，还有不少修炼者“走火入魔”而自杀。“法轮功”修炼者还以到中南海“集体练功”为名包围中南海。更使人想不到的是，科学研究机构有些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也相信和支持“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并写出《不是迷信，而是博大精深的科学》这样的文章，力图从科学的角度来论证“法轮功”的科学性。对“法轮功”的所作所为和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于光远同志实在忍无可忍，从一开始他就表示坚决反对，不断指出“法轮功”是反科学的，是伪科学，而且危害极大。对此，“法轮功”的创始人、倡导者以及信徒气急败坏，他们把于光远列为四大“恶人”中的一个，还说于光远领导的老中宣部科学处摧残了中国科学，妨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面对他们的攻击和辱骂，光远同志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直到“法轮功”的失败。
以上讲的是于光远同志坚持科学、捍卫科学的三个故事，这些故事也说明，坚持科学、捍卫科学除了需要知识的支撑，还需要勇气。为科学而生，为科学而死，这就是勇气，光远同志的一生，为我们做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