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资银行一系列的海外出击震惊了国际金融界。
2007年10月25日，中国工商银行以约54.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这次并购让工行稳稳地坐上了迄今为止中国国有企业并购的“头把交椅”，也让近两年来的中资银行海外并购达到了高潮。
自2006年8月24日，中国建设银行正式与美洲银行签署协议，以971亿港元收购其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美洲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国际金融的舞台上开始涌入更多的中国表演者：中国银行100%收购新加坡金融租赁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印度尼西亚哈林银行90%的股权，国家开发行高调参股巴克莱银行，民生银行竞购美国银行联合控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并购澳门诚信银行79.9%的股份。
就在十年前，中国的银行业几乎没有跨海梦，甚至还被外国金融寡头们打上了“技术上破产”、“一文不值”的标签。入世承诺的“胁迫”，国际金融资本的悄然渗入，“资”临城下的外国金融寡头们的“跑马圈地”，这些“门口的野蛮人”倒逼着中资银行硬着头皮改革：不良资产剥离、股改、上市。
时过境迁，当年被逼上梁山的中资银行现在或许能够跟“野蛮人”较一较力了。
银行并购的三大“拦路虎”
即便这样的试水性动作，中资银行的高层依旧绷紧了谨慎的那根弦。
在中资银行发力的同时，人们也开始频繁发问：并购外资银行时机对吗？并购的条件是否成熟？并购会遭遇哪些风险……一连串的问题直指并购的中资银行和银行监管当局：你们是不是头脑发热？
“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权宜之计，是我们海外建设的重大战略。”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话语坚定。在他看来，银行的国际化战略是一个既定战略，需要不断自我完善和实践，相反则不适合在“早上河东、晚上河西”这一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立足“谋生”。
“作为拥有8万多亿总资产的工商银行来说，只有400多亿美元的境外资产，比重还是太低。”工行行长杨凯生显然不满意周边的质疑。不仅如此，作为有力的支撑，董事长姜建清更是高调提出：工行国际业务经营份额要提高到10%的战略目标。10%的国际业务比例属于业内公认的“天花板”，但敢于放言的姜却有着一整套成熟的战略规划予以支撑。
其实，深入采访便会发现，并购没有媒体渲染得那样轰轰烈烈。从目前实行了海外并购的银行看，仅仅涉及到了建行、中行、工行等几家银行；并购的时间跨越两年之久；并购规模除工行并购南非标准银行具有一定代表性外，几乎都是“小打小闹”。从业务整合上协同效应发挥还不明显；而并购的对象几乎是清一色的“远亲”或“近邻”，唯一的“欧美”美国联合控股也流淌着华人的血液。
即便这样的试水性动作，中资银行高层依旧绷紧了谨慎的弦。中行副行长朱民在允许回答记者一个问题的前提下，笑着回绝了《英才》记者抛出去的并购话题，他选择了沉默。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陈彩虹则表示，出于身份敏感不便多透露内幕信息，不过，他提醒记者关注一下“大洋彼岸的事情”（次级债危机），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有意思的是，郭树清在随后参加的《财经》年会上将这一谜底揭开：“次贷危机还没有见底，我们不敢出钱去收购海外企业。”在他看来，次级债问题、并购风险包括利率和汇率的风险以及自身的管理能力带来的风险，成了银行并购的三大“拦路虎”。
银行家们没有想象中的脆弱和大意，并购外资银行时，他们表现出了耐心、冷静和理性。
刘明康传递的信号
面对众说纷纭的中资银行海外并购口水战，身为银行业监管“一把手”的刘明康扔给大家的是一个公式、一句话和一个问候。
“当人们在乎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我关注你飞得累不累。”面对中资银行大规模的海外并购，刘明康态度是谨慎得多。
尽管作为银监会主席，他是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坚定支持者。但他更多的是着眼全球来评估风险。“世界经济整体在未来还将保持增长的趋势，但外围的次按问题还未结束。而当经济处在上行周期的时候，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就会有明显弱化。”因此，刘明康提醒中资银行的海外并购必须要量力而为。
“Back To Basics”，“He laughs best who laughs last”（“回归基础”，“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刘明康在反复对中国银行家们说着这两句英文。
他在清晰地传递一个信号：投资有风险、操作需谨慎。务求银行将精力集中到基本的业务上去。
而面对众说纷纭的中资银行海外并购口水战，身为银行业监管“一把手”的刘明康扔给大家的是一个公式、一句话和一个问候。
公式：“在我看来，如果中资银行并购1+1=2那是没有必要干的事，1+1＜2那是在干愚蠢的事，1+1＞2那是要问你能不能达到的事。”
一句话：“现在看来，一部分商业银行具备了走出去的最基本条件，我讲的只是最基本条件。”为了厘清讲话内容，他解释说，并购成功需要达到至少两个层面，基本盘面的资本充足率和市场化选择的要求；深层次条件则是：并购后要创造出合成效应，辅之相关的战略管理、法律、财务、人才等通盘考虑。
一个问候：“银监会在看银行高飞的同时，更关注它会不会飞得很累。”除了告诫了银行界并购不要盲目，似乎更带有并不轻松的监管意味。
“黑石事件”引发过敏反应
“国际化是趋势，而出现的收购兼并是永恒的话题，但不能为了扩张而扩张。”
旁观者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因为他们最擅长“挑刺”。尽管面对媒体、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的煽动和鼓舞，股市开始格外垂青中资银行，并导致其市值迅速膨胀。
“国际化是趋势，收购兼并是永恒的话题，但不能为了扩张而扩张。”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认为。她甚至指名道姓地说中投投资黑石“投资时机就是不对”，或许这也是中国银行界对“次贷危机”的风险反应过敏的根源。
不管从时机、管理、人才还是整合，旁观者敏锐的眼光和思维甚至渗透到了银行并购的每一个层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担忧并购后的整合难题，直接点击了银行的海外经验欠缺的“软肋”：包括管理水平、经营理念、人员素质等，基本还停留在本土企业的层次。
“中资银行海外投资并购最大的挑战是人力资源的制约，拥有什么样的国际化人才将是今后中资银行海外拓展的瓶颈问题之一。”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念鲁表示。
2007年10月25日，中国工商银行以约54.6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这次并购让工行稳稳地坐上了迄今为止中国国有企业并购的“头把交椅”，也让近两年来的中资银行海外并购达到了高潮。
自2006年8月24日，中国建设银行正式与美洲银行签署协议，以971亿港元收购其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美洲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国际金融的舞台上开始涌入更多的中国表演者：中国银行100%收购新加坡金融租赁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印度尼西亚哈林银行90%的股权，国家开发行高调参股巴克莱银行，民生银行竞购美国银行联合控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并购澳门诚信银行79.9%的股份。
就在十年前，中国的银行业几乎没有跨海梦，甚至还被外国金融寡头们打上了“技术上破产”、“一文不值”的标签。入世承诺的“胁迫”，国际金融资本的悄然渗入，“资”临城下的外国金融寡头们的“跑马圈地”，这些“门口的野蛮人”倒逼着中资银行硬着头皮改革：不良资产剥离、股改、上市。
时过境迁，当年被逼上梁山的中资银行现在或许能够跟“野蛮人”较一较力了。
银行并购的三大“拦路虎”
即便这样的试水性动作，中资银行的高层依旧绷紧了谨慎的那根弦。
在中资银行发力的同时，人们也开始频繁发问：并购外资银行时机对吗？并购的条件是否成熟？并购会遭遇哪些风险……一连串的问题直指并购的中资银行和银行监管当局：你们是不是头脑发热？
“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权宜之计，是我们海外建设的重大战略。”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话语坚定。在他看来，银行的国际化战略是一个既定战略，需要不断自我完善和实践，相反则不适合在“早上河东、晚上河西”这一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立足“谋生”。
“作为拥有8万多亿总资产的工商银行来说，只有400多亿美元的境外资产，比重还是太低。”工行行长杨凯生显然不满意周边的质疑。不仅如此，作为有力的支撑，董事长姜建清更是高调提出：工行国际业务经营份额要提高到10%的战略目标。10%的国际业务比例属于业内公认的“天花板”，但敢于放言的姜却有着一整套成熟的战略规划予以支撑。
其实，深入采访便会发现，并购没有媒体渲染得那样轰轰烈烈。从目前实行了海外并购的银行看，仅仅涉及到了建行、中行、工行等几家银行；并购的时间跨越两年之久；并购规模除工行并购南非标准银行具有一定代表性外，几乎都是“小打小闹”。从业务整合上协同效应发挥还不明显；而并购的对象几乎是清一色的“远亲”或“近邻”，唯一的“欧美”美国联合控股也流淌着华人的血液。
即便这样的试水性动作，中资银行高层依旧绷紧了谨慎的弦。中行副行长朱民在允许回答记者一个问题的前提下，笑着回绝了《英才》记者抛出去的并购话题，他选择了沉默。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陈彩虹则表示，出于身份敏感不便多透露内幕信息，不过，他提醒记者关注一下“大洋彼岸的事情”（次级债危机），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有意思的是，郭树清在随后参加的《财经》年会上将这一谜底揭开：“次贷危机还没有见底，我们不敢出钱去收购海外企业。”在他看来，次级债问题、并购风险包括利率和汇率的风险以及自身的管理能力带来的风险，成了银行并购的三大“拦路虎”。
银行家们没有想象中的脆弱和大意，并购外资银行时，他们表现出了耐心、冷静和理性。
刘明康传递的信号
面对众说纷纭的中资银行海外并购口水战，身为银行业监管“一把手”的刘明康扔给大家的是一个公式、一句话和一个问候。
“当人们在乎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我关注你飞得累不累。”面对中资银行大规模的海外并购，刘明康态度是谨慎得多。
尽管作为银监会主席，他是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坚定支持者。但他更多的是着眼全球来评估风险。“世界经济整体在未来还将保持增长的趋势，但外围的次按问题还未结束。而当经济处在上行周期的时候，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就会有明显弱化。”因此，刘明康提醒中资银行的海外并购必须要量力而为。
“Back To Basics”，“He laughs best who laughs last”（“回归基础”，“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刘明康在反复对中国银行家们说着这两句英文。
他在清晰地传递一个信号：投资有风险、操作需谨慎。务求银行将精力集中到基本的业务上去。
而面对众说纷纭的中资银行海外并购口水战，身为银行业监管“一把手”的刘明康扔给大家的是一个公式、一句话和一个问候。
公式：“在我看来，如果中资银行并购1+1=2那是没有必要干的事，1+1＜2那是在干愚蠢的事，1+1＞2那是要问你能不能达到的事。”
一句话：“现在看来，一部分商业银行具备了走出去的最基本条件，我讲的只是最基本条件。”为了厘清讲话内容，他解释说，并购成功需要达到至少两个层面，基本盘面的资本充足率和市场化选择的要求；深层次条件则是：并购后要创造出合成效应，辅之相关的战略管理、法律、财务、人才等通盘考虑。
一个问候：“银监会在看银行高飞的同时，更关注它会不会飞得很累。”除了告诫了银行界并购不要盲目，似乎更带有并不轻松的监管意味。
“黑石事件”引发过敏反应
“国际化是趋势，而出现的收购兼并是永恒的话题，但不能为了扩张而扩张。”
旁观者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因为他们最擅长“挑刺”。尽管面对媒体、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的煽动和鼓舞，股市开始格外垂青中资银行，并导致其市值迅速膨胀。
“国际化是趋势，收购兼并是永恒的话题，但不能为了扩张而扩张。”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认为。她甚至指名道姓地说中投投资黑石“投资时机就是不对”，或许这也是中国银行界对“次贷危机”的风险反应过敏的根源。
不管从时机、管理、人才还是整合，旁观者敏锐的眼光和思维甚至渗透到了银行并购的每一个层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担忧并购后的整合难题，直接点击了银行的海外经验欠缺的“软肋”：包括管理水平、经营理念、人员素质等，基本还停留在本土企业的层次。
“中资银行海外投资并购最大的挑战是人力资源的制约，拥有什么样的国际化人才将是今后中资银行海外拓展的瓶颈问题之一。”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念鲁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