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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突发高产出猛增长势头，经典作家研究热度不减，尤其对那些世界顶级的研究对象各个层面的研究，几乎是全方位无空白覆盖，研究的视角辐射到了研究对象的各个角落和细部。所以，时至今日，对史上经典作家的研究，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或者再收获引人注目的成果，实在是越来越难。虽然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学术研究也要不斷与时俱进，但是，举世公认的经典作家的价值认定，内涵挖掘，确实很难再有规模化高端化的学术性推进。然而，李建军的《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却别开生面，另当别论。这部完全是学者型专家以学术眼光和理论思维完成的比较研究大著，可说在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
一
在我看来，《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这部近四十万字的大著，首先是一部纯粹的比较文学学术专著。虽然近年来这样的比较研究也并不乏见，但李建军的比较排除了那种通常比较研究的常规思路，即一定要比出，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或者是中国的太阳升起得早，还是外国太阳升起得早？包括对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比较，其实很多人都是存有偏见的！一方面觉得既要比就要把汤显祖比高，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认为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潜台词就是汤氏根本比不过莎翁。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情绪化态度和完全机械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李建军一开始就将其比较研究确定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关于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应该着眼于他们的‘伟大’之同与‘风格’之异，而不必在他们之间强分轩轾，妄别高下”①。于是，摆脱了高低优劣比较的惯常思路之后，书中将分析的重点放在风格的对比上，其各自不同的文化艺术价值也就更加清晰。关于多年来人们纠缠不清的汤圣莎翁孰高孰低的问题，作者一语道明，指出：“汤显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汤显祖却不太可能成为世界的汤显祖。”这样的定位，就使国人心中潜在的让汤显祖“为国争光”的心理得到释放，从而明白“兰有秀兮菊有芳”，汤显祖并不逊色，无须汲汲于“走出去”。
在艺术风格和个性的比较上，李建军首先在书中的第二章特别比较了汤、莎各自的巅峰之作《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方面揭示了两部爱情经典的共同主题“为爱而死，为爱复生”，并重点分析两者的叙事策略“现实的与象征的”。书中从细节真实等角度，有理有据地论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氤氲着诗意和浪漫的情调，但它本质上却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戏剧。基本符合事理逻辑和细节真实”。而汤显祖则是“一个唯情主义”者，“一生爱好是天然”。而且在汤显祖笔下，所谓“梦”与“死”，都不过是修辞意义上的事象。这样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而最重要的是，在汤、莎高低问题上，其实一直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性问题。为了能够从道理上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书中用一节的篇幅专门对此进行讨论，阐述了悲剧与喜剧的不必也不能区分高低的美学规则。书中此后的几章，充分展开地剖析汤圣的心意状态和精神向度，以及莎翁的意义世界和修辞效果。真的是各有千秋。
其次，《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也是一部完整的中西莎学史、汤学史。莎翁汤圣，在人类艺术史上光耀四百余年。汤学莎学，四百年成果汗牛充栋。由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均处艺术巅峰塔尖，对其研究的学者当然也多学界翘楚，这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有大利也有大不利。大利，是说当今学者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对象世界；大不利，则是说，如果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水平和能力，大概就只能屈居前人脚下，所谓的研究，也很可能会囿于浅见，贻笑大方。李建军在其研究中游刃有余地梳理、分析了梁实秋、王国维等大师级的研究家们对汤显祖的研究成果，并对英、法、德、俄、美，包括我国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概括和评价，高屋建瓴，脉络清晰，评点精准。在此仅举一例。由于“去政治化”成为20世纪的重要文学趋向，而作为莎士比亚重要研究者之一的阿兰·布鲁姆则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着与这股强势思潮完全不同的见解，所以，李建军在书中对他的独特观念进行了这样的概述和评析：
阿兰·布鲁姆试图通过阐释莎士比亚的文学经验，来恢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他看来，政治是人类生活中的核心内容，是许多充满梦想和激情的人物的舞台，也是最能产生诗性激情和传奇故事的地方：“在政治生活中，不仅普通的品德被投射到更大的背景之上，全新的才能亦被搬上舞台。政治为所有人性提供自由发展的框架，吸引着最有趣的激情和人物。因此，渴望完美描绘人类的剧作家往往选择政治英雄作为他的对象。”正因为这样，政治一直就是诗歌重要的主题，“在古典的意义上，它是演绎最广阔、最深沉、最高贵的激情与美德的舞台，而政治人物似乎也曾是诗歌最有趣的主题”。在他看来，莎士比亚是很懂政治的人，甚至简直就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只有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的人，才能深刻理解莎士比亚和他的伟大作品：我们认为富有政治激情、受过政治教育的人比纯粹的个体化的人更能理解莎士比亚。伴随着这种认知，一个全新的视角被开启了，它观察的对象不仅是戏曲，还有我们的政治信念。布鲁姆的观点，证明了这一个阐释学规律的有效性：一个批评家如果与作家差距太大，便很难发现和评价他的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谁若想准确而深刻理解但丁，就首先要努力把自己提高到接近但丁的水平。②
这里不仅是在评价莎士比亚，也在评价莎士比亚的一位重要研究者阿兰·布鲁姆，甚至还延伸到了但丁，更延伸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研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从这样的意义上看，李建军这部著作，又是在21世纪这样一个时代的高点上，对四百年来莎学汤学、莎评汤传以及对于莎翁汤圣研究与评论的再批评。
二
通过具有深厚历史眼光的研究，作者不仅对研究对象进行非常恰如其分的学术评判，而且升华了甚至是发展了很多文艺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美学观点，澄清了多年来对传统艺术理论方面的许多模糊的学术观念。例如，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文学“走出去”，以及纯粹悲剧与悲喜剧的艺术价值问题，书中都有不同凡俗的真知灼见。在分析人们总是纠结于汤显祖缺乏世界性经典意义，不够莎士比亚那样足够巅峰的问题时，李建军指出：“越是虚弱的文化，越是渴望他者的认同。一方面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一方面是对他者文化的傲慢……文学上的‘走向世界的焦虑’，其实反映的是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严重的自卑和不自信。”③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悲剧高于喜剧的观念占据强势，所以，很多人为了抬高汤显祖的价值，为了能够让汤显祖不次于莎士比亚，就千方百计论证《牡丹亭》的彻底悲剧性。甚至，为了证明汤显祖即使不比外国人高，起码也有地方比外国人“早”，于是提出，汤显祖可以称为“社会问题剧”的先驱，因为《牡丹亭》里面反映的社会问题，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早了三个世纪。总之，这些刻意抬高的动作，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把别人比下去。而由于王国维先生曾经狠批过《牡丹亭》的“大团圆”结局，并对20世纪的悲剧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建军根据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研究，从美学角度把悲剧与喜剧两种类型，进行了各自特征和意义的分析，提出了“悲剧与悲喜剧”和“彻底性与未完成性”等概念，并具体阐述了喜剧的社会批判意义绝不低于悲剧的道理： 当然，喜剧也很重要。它将讽刺的锋芒指向人性的残缺和社会的丑恶，通过夸张和对照等手段，激发出一种嘲笑的力量，使人们看见被假象掩盖的虚伪和败坏。喜剧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也是一种肯定性的力量——它通过否定丑来肯定美，通过嘲笑恶来肯定善。高级形态的喜剧，从来都不排挤抒情性和诗意性。在果戈理的喜剧中，抒情性是一种明显的特点，而其中所表现的诗意的感伤，包含着强烈的感染力，也赋予整个的讽刺以庄严的性质和深沉的力量。第一流的喜剧不单单惹人笑，也会让人心情沉重，甚至悲从中来。事实上，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也存在这种将悲和喜、哀伤和欢快两种情绪调和起来的倾向，“他所理解的喜剧掺杂着痛苦、失落和死亡的威胁，而他所理解的悲剧中也有滑稽和欢笑的容身之地。”④
这样，一直被认为只能算是插科打诨的喜剧价值，就得到了深刻的阐释和充分的揭示，所得出的结论，也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事实上，这部《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也是又一部高格调的别具一格的莎翁评传、汤圣的比较性质的评传；按照我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作者对莎翁汤圣的研究，对其身世背景和社会环境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从而深入地揭示了两位并世巨星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读到李建军在评述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所处历史的时候，你会惊异地感觉到，他既对很多历史细节了如指掌，又能从宏观视野对历史指点评说。关于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时代因素，李建军分析得极为透彻：“就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和写作条件来看，莎士比亚无疑要比汤显祖幸运得多。莎士比亚已经在‘现代语境’中自由地想象和写作；而汤显祖却困在‘前现代语境’中，不得不通过一种高度象征化和隐喻形式展开写作。换句话说，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虽然身处同一时代，但却生活在两个世界。也就是说，从物理从时间上看，他们确乎是同时代人；但是，从文明程度上看，他们则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湯显祖的时代落后莎士比亚的时代，何止四百年！”⑤这才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比较，这才是令人惊叹的结论，这才是真正的知人论世。
三
任何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都应该是学术发现，应该是理论发现，甚至应该是哲学的发现。所谓学术发现，当然首先是要对研究对象在意义价值方面有新的发掘和阐释；而且这样的新的阐释，一定是要在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上进行发现和分析，而更重要的，是要在研究和分析中，重新发现某些理论观点，从而形成新的理论概括以及价值建构。这所有的学术发现和理论总结，在更高的层次上，都应该是哲学的提升，应该是在哲学层面上进行思考与求索、研究与概括。
这部《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更是充分地显示了李建军的学术功力。面对这样两位并世巨星，李建军的研究达到了应有的高度，因而，他的这部研究著作，便在理论发现上能够一步一景，令人读来有一种振奋甚至陶醉的感觉。
例如，在评论《奥赛罗》时，李建军认为这是“一部充满心理内容和哲理深度的关于爱的叙事”：“如果说，李尔王的爱的低能，表现在缺乏纯真的态度和慷慨的无私，那么，作为一部同样从背面揭示‘爱’的真谛的作品，《奥赛罗》则表现了理性的匮乏可能带来的灾难。”⑥而在讨论莎士比亚与政治的关系时，他又表达了这样的论断：“人类是一种政治性的动物。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代，政治都占据着人类生活的重要位置，甚至核心位置。政治意味着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也意味着积极的参与和建构——它是人们实现自我价值和建构理想生活的重要途径……”⑦这种高屋建瓴的哲学化阐述，有力地驳斥了“去政治化”的错谬，纠正了“唯美主义”的偏颇。至于在重新审视莎士比亚的世界意义时，针对柯尔律治、黑格尔、席勒等大师们的“莎学”理念，李建军的反思，都是站在哲学层面，理性地与他们对话讨论，处处表现出理论超越的自觉和勇气。
四
《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是成熟的，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跨越数百年历史，在精读原著中，采用倾听“心语”的方式，真正领悟两位巨星的作品真谛。其实，作为学术研究也好，文学批评也好，归根结底还是要从读懂作品出发。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许多研究者经常是不过关的。有的虽然关注文本，但却只会死抠字面的阅读，根本读不出作品的真正内涵和精神。李建军的这种倾听“心语”的策略和方法，是我们的文学艺术研究者人人都应该严格训练的基本功。
就写作方法和表现手段来看，李建军的这部专著，可以说就是献给对两位并世巨星的赞美诗：他是用充满激情的诗的语言，创作了一部诗情洋溢的学术专著。开篇的“小引”和书末的“后记”，简直就是两首爽心悦目的好诗。加之通篇研究的也都是戏剧的唱词等，所以，读起来满篇皆诗。由于现在的很多学术研究著作，往往是故作深奥，佶屈聱牙，令人生厌，所以，李建军的这部专著，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次莎学汤学学术领域的重大突破，更是一部具有雅俗共赏风格的学术论著。
面对这样一部研究莎学和汤学的作品，所有喜爱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普通读者和一般爱好者，以及希望更深刻理解莎翁汤圣的专业研究者，都可以轻松阅读，产生共鸣。就此而言，这部《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完全称得上是莎学汤学的一座名副其实的里程碑。■
2016年末，完稿于上海同济医院病房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李建军：《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12、194-195、16、62、18、192、193页，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年10月版。
（郝雨，原名郝一民，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一
在我看来，《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这部近四十万字的大著，首先是一部纯粹的比较文学学术专著。虽然近年来这样的比较研究也并不乏见，但李建军的比较排除了那种通常比较研究的常规思路，即一定要比出，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或者是中国的太阳升起得早，还是外国太阳升起得早？包括对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比较，其实很多人都是存有偏见的！一方面觉得既要比就要把汤显祖比高，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认为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潜台词就是汤氏根本比不过莎翁。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情绪化态度和完全机械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李建军一开始就将其比较研究确定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关于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应该着眼于他们的‘伟大’之同与‘风格’之异，而不必在他们之间强分轩轾，妄别高下”①。于是，摆脱了高低优劣比较的惯常思路之后，书中将分析的重点放在风格的对比上，其各自不同的文化艺术价值也就更加清晰。关于多年来人们纠缠不清的汤圣莎翁孰高孰低的问题，作者一语道明，指出：“汤显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汤显祖却不太可能成为世界的汤显祖。”这样的定位，就使国人心中潜在的让汤显祖“为国争光”的心理得到释放，从而明白“兰有秀兮菊有芳”，汤显祖并不逊色，无须汲汲于“走出去”。
在艺术风格和个性的比较上，李建军首先在书中的第二章特别比较了汤、莎各自的巅峰之作《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方面揭示了两部爱情经典的共同主题“为爱而死，为爱复生”，并重点分析两者的叙事策略“现实的与象征的”。书中从细节真实等角度，有理有据地论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氤氲着诗意和浪漫的情调，但它本质上却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戏剧。基本符合事理逻辑和细节真实”。而汤显祖则是“一个唯情主义”者，“一生爱好是天然”。而且在汤显祖笔下，所谓“梦”与“死”，都不过是修辞意义上的事象。这样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而最重要的是，在汤、莎高低问题上，其实一直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性问题。为了能够从道理上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书中用一节的篇幅专门对此进行讨论，阐述了悲剧与喜剧的不必也不能区分高低的美学规则。书中此后的几章，充分展开地剖析汤圣的心意状态和精神向度，以及莎翁的意义世界和修辞效果。真的是各有千秋。
其次，《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也是一部完整的中西莎学史、汤学史。莎翁汤圣，在人类艺术史上光耀四百余年。汤学莎学，四百年成果汗牛充栋。由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均处艺术巅峰塔尖，对其研究的学者当然也多学界翘楚，这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有大利也有大不利。大利，是说当今学者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看对象世界；大不利，则是说，如果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水平和能力，大概就只能屈居前人脚下，所谓的研究，也很可能会囿于浅见，贻笑大方。李建军在其研究中游刃有余地梳理、分析了梁实秋、王国维等大师级的研究家们对汤显祖的研究成果，并对英、法、德、俄、美，包括我国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概括和评价，高屋建瓴，脉络清晰，评点精准。在此仅举一例。由于“去政治化”成为20世纪的重要文学趋向，而作为莎士比亚重要研究者之一的阿兰·布鲁姆则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着与这股强势思潮完全不同的见解，所以，李建军在书中对他的独特观念进行了这样的概述和评析：
阿兰·布鲁姆试图通过阐释莎士比亚的文学经验，来恢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他看来，政治是人类生活中的核心内容，是许多充满梦想和激情的人物的舞台，也是最能产生诗性激情和传奇故事的地方：“在政治生活中，不仅普通的品德被投射到更大的背景之上，全新的才能亦被搬上舞台。政治为所有人性提供自由发展的框架，吸引着最有趣的激情和人物。因此，渴望完美描绘人类的剧作家往往选择政治英雄作为他的对象。”正因为这样，政治一直就是诗歌重要的主题，“在古典的意义上，它是演绎最广阔、最深沉、最高贵的激情与美德的舞台，而政治人物似乎也曾是诗歌最有趣的主题”。在他看来，莎士比亚是很懂政治的人，甚至简直就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只有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的人，才能深刻理解莎士比亚和他的伟大作品：我们认为富有政治激情、受过政治教育的人比纯粹的个体化的人更能理解莎士比亚。伴随着这种认知，一个全新的视角被开启了，它观察的对象不仅是戏曲，还有我们的政治信念。布鲁姆的观点，证明了这一个阐释学规律的有效性：一个批评家如果与作家差距太大，便很难发现和评价他的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谁若想准确而深刻理解但丁，就首先要努力把自己提高到接近但丁的水平。②
这里不仅是在评价莎士比亚，也在评价莎士比亚的一位重要研究者阿兰·布鲁姆，甚至还延伸到了但丁，更延伸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研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从这样的意义上看，李建军这部著作，又是在21世纪这样一个时代的高点上，对四百年来莎学汤学、莎评汤传以及对于莎翁汤圣研究与评论的再批评。
二
通过具有深厚历史眼光的研究，作者不仅对研究对象进行非常恰如其分的学术评判，而且升华了甚至是发展了很多文艺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美学观点，澄清了多年来对传统艺术理论方面的许多模糊的学术观念。例如，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文学“走出去”，以及纯粹悲剧与悲喜剧的艺术价值问题，书中都有不同凡俗的真知灼见。在分析人们总是纠结于汤显祖缺乏世界性经典意义，不够莎士比亚那样足够巅峰的问题时，李建军指出：“越是虚弱的文化，越是渴望他者的认同。一方面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一方面是对他者文化的傲慢……文学上的‘走向世界的焦虑’，其实反映的是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严重的自卑和不自信。”③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悲剧高于喜剧的观念占据强势，所以，很多人为了抬高汤显祖的价值，为了能够让汤显祖不次于莎士比亚，就千方百计论证《牡丹亭》的彻底悲剧性。甚至，为了证明汤显祖即使不比外国人高，起码也有地方比外国人“早”，于是提出，汤显祖可以称为“社会问题剧”的先驱，因为《牡丹亭》里面反映的社会问题，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早了三个世纪。总之，这些刻意抬高的动作，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把别人比下去。而由于王国维先生曾经狠批过《牡丹亭》的“大团圆”结局，并对20世纪的悲剧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建军根据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研究，从美学角度把悲剧与喜剧两种类型，进行了各自特征和意义的分析，提出了“悲剧与悲喜剧”和“彻底性与未完成性”等概念，并具体阐述了喜剧的社会批判意义绝不低于悲剧的道理： 当然，喜剧也很重要。它将讽刺的锋芒指向人性的残缺和社会的丑恶，通过夸张和对照等手段，激发出一种嘲笑的力量，使人们看见被假象掩盖的虚伪和败坏。喜剧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也是一种肯定性的力量——它通过否定丑来肯定美，通过嘲笑恶来肯定善。高级形态的喜剧，从来都不排挤抒情性和诗意性。在果戈理的喜剧中，抒情性是一种明显的特点，而其中所表现的诗意的感伤，包含着强烈的感染力，也赋予整个的讽刺以庄严的性质和深沉的力量。第一流的喜剧不单单惹人笑，也会让人心情沉重，甚至悲从中来。事实上，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也存在这种将悲和喜、哀伤和欢快两种情绪调和起来的倾向，“他所理解的喜剧掺杂着痛苦、失落和死亡的威胁，而他所理解的悲剧中也有滑稽和欢笑的容身之地。”④
这样，一直被认为只能算是插科打诨的喜剧价值，就得到了深刻的阐释和充分的揭示，所得出的结论，也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事实上，这部《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也是又一部高格调的别具一格的莎翁评传、汤圣的比较性质的评传；按照我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作者对莎翁汤圣的研究，对其身世背景和社会环境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从而深入地揭示了两位并世巨星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读到李建军在评述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所处历史的时候，你会惊异地感觉到，他既对很多历史细节了如指掌，又能从宏观视野对历史指点评说。关于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时代因素，李建军分析得极为透彻：“就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和写作条件来看，莎士比亚无疑要比汤显祖幸运得多。莎士比亚已经在‘现代语境’中自由地想象和写作；而汤显祖却困在‘前现代语境’中，不得不通过一种高度象征化和隐喻形式展开写作。换句话说，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虽然身处同一时代，但却生活在两个世界。也就是说，从物理从时间上看，他们确乎是同时代人；但是，从文明程度上看，他们则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湯显祖的时代落后莎士比亚的时代，何止四百年！”⑤这才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比较，这才是令人惊叹的结论，这才是真正的知人论世。
三
任何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都应该是学术发现，应该是理论发现，甚至应该是哲学的发现。所谓学术发现，当然首先是要对研究对象在意义价值方面有新的发掘和阐释；而且这样的新的阐释，一定是要在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上进行发现和分析，而更重要的，是要在研究和分析中，重新发现某些理论观点，从而形成新的理论概括以及价值建构。这所有的学术发现和理论总结，在更高的层次上，都应该是哲学的提升，应该是在哲学层面上进行思考与求索、研究与概括。
这部《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更是充分地显示了李建军的学术功力。面对这样两位并世巨星，李建军的研究达到了应有的高度，因而，他的这部研究著作，便在理论发现上能够一步一景，令人读来有一种振奋甚至陶醉的感觉。
例如，在评论《奥赛罗》时，李建军认为这是“一部充满心理内容和哲理深度的关于爱的叙事”：“如果说，李尔王的爱的低能，表现在缺乏纯真的态度和慷慨的无私，那么，作为一部同样从背面揭示‘爱’的真谛的作品，《奥赛罗》则表现了理性的匮乏可能带来的灾难。”⑥而在讨论莎士比亚与政治的关系时，他又表达了这样的论断：“人类是一种政治性的动物。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代，政治都占据着人类生活的重要位置，甚至核心位置。政治意味着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也意味着积极的参与和建构——它是人们实现自我价值和建构理想生活的重要途径……”⑦这种高屋建瓴的哲学化阐述，有力地驳斥了“去政治化”的错谬，纠正了“唯美主义”的偏颇。至于在重新审视莎士比亚的世界意义时，针对柯尔律治、黑格尔、席勒等大师们的“莎学”理念，李建军的反思，都是站在哲学层面，理性地与他们对话讨论，处处表现出理论超越的自觉和勇气。
四
《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是成熟的，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跨越数百年历史，在精读原著中，采用倾听“心语”的方式，真正领悟两位巨星的作品真谛。其实，作为学术研究也好，文学批评也好，归根结底还是要从读懂作品出发。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许多研究者经常是不过关的。有的虽然关注文本，但却只会死抠字面的阅读，根本读不出作品的真正内涵和精神。李建军的这种倾听“心语”的策略和方法，是我们的文学艺术研究者人人都应该严格训练的基本功。
就写作方法和表现手段来看，李建军的这部专著，可以说就是献给对两位并世巨星的赞美诗：他是用充满激情的诗的语言，创作了一部诗情洋溢的学术专著。开篇的“小引”和书末的“后记”，简直就是两首爽心悦目的好诗。加之通篇研究的也都是戏剧的唱词等，所以，读起来满篇皆诗。由于现在的很多学术研究著作，往往是故作深奥，佶屈聱牙，令人生厌，所以，李建军的这部专著，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次莎学汤学学术领域的重大突破，更是一部具有雅俗共赏风格的学术论著。
面对这样一部研究莎学和汤学的作品，所有喜爱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普通读者和一般爱好者，以及希望更深刻理解莎翁汤圣的专业研究者，都可以轻松阅读，产生共鸣。就此而言，这部《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完全称得上是莎学汤学的一座名副其实的里程碑。■
2016年末，完稿于上海同济医院病房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李建军：《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12、194-195、16、62、18、192、193页，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年10月版。
（郝雨，原名郝一民，上海大学影视学院）